第一章:國家意識、文學敘事與學者參政（6）..

而且，自由主義所主張“論政而不從政”的參政主張，以及在政治上對於個人主義、理性主義、非暴力的漸進、寬容、民主由於自由的推崇，在文化上要求新聞、學術與教育三種領域走向自由的呼籲，既與國民政府當時所推行的“以黨代政”、“黨化教育”的政策發生着嚴重的意識形態衝突，也與中國的暴力革命、反帝國主義思潮有着強烈的抵觸，遂引起了國民政府當局與中國、左翼政治黨派的雙重批判，自然，宣傳自由主義理念的《新語》雜誌日子也不會好過了。

但單從歷史地位上講，對《新語》的解讀，確實有助於對當時學者轉向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激情心態的重新認識。短暫的和平假象使得他們都暫時放棄了自己主業，投身到“建國大業”中，這與1949-1957年中國大陸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心態極其類似。而對於這種心態的解讀，實際上也是對於現代知識分子面對政治、面對社會變革時的意識——在他們看來，黨派之爭是低於國家、人民的利益的，這也是秉承“自由主義”英美派知識分子共同的政治觀。

二．政治話語中的文學敘事倫理

政論一直是中國近現代期刊的重要文體，但是目前中國大陸近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始終未曾將政論列入其中，這也是為何“新月派沒有羅隆基”的原因。

公允地說，《新語》雜誌雖然以政論為主，但其撰稿者並非是政客或是政治理論研究者，而是當時非常重要的翻譯家、作家與文學學者，其文筆的流暢程度、敘事技巧的純熟與多樣化，使得《新語》所刊發的政論有了一定的文學價值。

若是只是從文藝、學術這兩個分類來窺探《新語》的文學性，那麼可研究性的範疇是極其有限的。但是從時評來看，作為政論的文學敘事卻頗具新意和文學性。除卻上述周煦良兩篇論著之外，其餘的時評文章讀起來也頗為有趣，一改當時報章的時評風格，使得政治話語呈現出了被文學敘事所表達的徵兆。（左下圖為《新語》刊登的整版廣告，充滿了政治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