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怎樣成了反間諜人員的（2）

我還記得1908年的一件事，事情雖小，卻意味深長。那時我十八歲，和一位同學去黑森度假。火車進入德國境內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檢票員走進車廂。我們忘記把車票放在哪裏了，找了兩三分鐘。檢票員很不耐煩，氣急敗壞地對我們又喊又罵，彷彿我們不是他國家的客人，倒是兩名在逃的罪犯。我用德語請他安靜點，別這樣粗暴無禮，他卻聲嘶力竭地嚷道：

“IchtragedesKaisersRock！”（德語：“我穿的是德皇發的制服！”）

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番，回答說：

“D#小說eristaberschmutzig.”（“可惜已經髒了。”）

後來我們聽到的無法用語言形容的驕橫咆哮，我至死也不會忘記：“我禁止你對德國皇帝陛下進行任何影射攻擊！”

這就是德國檢票員對批評他制服不幹凈的一個荷蘭青年的訓斥。

第二年，即1909年，父親考慮到每個年輕人都應當儘早學會自立的本領，把我送到巴黎大學攻讀語言學。當時我十九歲，已經顯示出學習語言的天賦，這對我的前程大為有用，可惜我沒有加以開拓。

在塞納河左岸看到的巴黎同《波希米女人》上畫的充滿生命活力的巴黎大同小異。依然是那些充滿浪漫色彩的學生，放蕩不羈的藝術家和他們的模特兒，人們通宵達旦地談論愛情、藝術和享樂，一切都顯得那麼真誠坦率，親密無間。

巴黎也有它的政治生活，而這種生活的傾向在我早就對德國的那一套相當反感的心靈里引起共鳴。整個法國，特別是巴黎學生，厭惡德國人，仇視德國。1870年的失敗，巴黎被圍困——數以萬計的成年男女都還記得他們孩提時代經受的苦難，阿爾薩斯和洛林被吞併以及法國給侵略者的巨額賠款，這一切都在他們心靈里留下了痛苦的回憶。戰爭的失敗永遠不會使一個有血氣的民族一蹶不振，而只能激起它更大的勇氣去報仇雪恨，從而播下更多仇恨的種子，產生更多仇恨的浪潮。法國人正是這樣。“Onlesaura！”（法語：“我們不會輕饒他們！”）是巴黎各階層男女老少，特別是巴黎大學學生們的口頭禪。在音樂會上，針對德國人的民歌一個接一個，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首叫“Merci,BonsAllemands”（“謝謝你，德國佬”），這指的是將來德國人把阿爾薩斯和洛林歸還法國的那一天。

他們這種情感在我心靈中紮根之深，同我的想法如此吻合，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只要談到對德國人的仇恨，我馬上就像今天法國人常說的那樣，成了一個“比國王還激進的王權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