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湯達（10）

然而，根據司湯達極為形象的闡述，關於幸福的巨大矛盾之處就在於：對幸福的追求加速了不幸的來臨。拉馬丁這樣評價巴爾扎克：“他似乎不可能不做好人。”吉洛杜宣稱：

“我與我的星座同在。”可是，就算必須成為好人，就算不可能不與某物同在，就算需要感受各種激情，還是不得不為馬雅可夫斯基的詩句所動容：“我隨處可見痛苦的幽靈/一滴淚光足可讓我身心俱焚。”司湯達為幸福而寫作，同樣也是描繪生存悲劇的大師。不過幸福對他而言分量更重，他之所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正是因為他將幸福置於所有價值的頂端。一日，一個左派批評家寫道：“奇怪的是，對於幸福的追求一百年前就已經過時。”為何過時？我們與羅傑-瓦揚一起給他作出了如此回答：“1789年大革命以及其後一系列革命都是以幸福之名而存在的。”聖茹斯特說：“在歐洲，幸福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政治被看做是社會人獲取幸福的工具。另外，新的道德觀並不是在司湯達去世第二天才誕生的。革命道德觀的產生先於革命。無論是聖茹斯特、馬拉，還是羅伯斯庇爾，沒有一位是司湯達的後世之人。

事實上，關於幸福一事對司湯達的控訴與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控訴不謀而合；後者正是有關文學本身的控訴。因為幸福與文學有共通之處，即二者看起來都“百無一用”。

公元前213年，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小說秦始皇下令查禁了所有無直接實用價值的書籍，第二年，他又殺害了幾百位寫過無實用價值書籍的文人。另一位中國皇帝為了懲罰一把古箏而將琴弦全部斬斷，原因是它發出的音樂令他太過痴迷。公元前5世紀末，1姜子牙向文王一一列舉墮落的曲調，說什麼“這種樂曲會激起肉慾而有損美德”。就像薩伏那洛拉等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學者一樣，文王絲毫未能誠服。他認為子牙推崇的音樂乏味無趣，子牙批評的音樂倒是美妙動人。

中國的故事其實並不遙遠。在幾年前發現的普魯斯特一份未出版的手稿中，他設計了一個場景，講述了一位叫德-凱爾西先生，此人歌頌生活而詆毀文學：“文學的價值……只在於激發普遍的激情和愛國熱情，好比德魯萊得的詩歌，這原本就是古詩的作用，包括柏拉圖流傳在其理想國中的詩歌。”其實李斯、秦始皇、薩伏那洛拉、德-凱爾西先生是同一個人，一個在思想上沒有繼承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