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司湯達（8）

《阿爾芒斯》中的奧利維爾最好地代表了他們批判的那個社會，此人患上的正是這種生存的痛苦，然而無論是呂西安-法布里斯還是於連，都未曾被這種病痛所傳染，司湯達同樣沒有。但司湯達不論多麼幽默，多麼具有喜劇感，也永遠不會成為所謂的“風趣者”。他最為欣賞的是（在他對羅西尼和莫扎特的評價中，我已經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一種必要的憂鬱，為了創造出自己的幸福和世界的幸福，以此情感作為起跳和反應的起點。

“藝術最大的頭號敵人就是人們用以發財致富的習性，”他寫道，“（……）在我驅逐名單上列為第二號的敵人，就是隨便和簡單的思想。搞藝術的人必須得有些憂鬱和不幸的氣質。”

一個總是痛哭的人和一個成天歡笑的人同樣不值得信任。司湯達既非前者又非後者，因為悲傷和快樂都揭示了同一種精神弱點，即與現實的分離，與人群的隔閡。拜倫對司湯達的評價大錯特錯，而司湯達則正確無誤地領會了拜倫，他認為後者的傲慢與狂妄中缺少一種“人類真正的體驗……他的傲慢、他的出身、他的榮譽，使他不能平等地看待他人。他的地位和疑慮總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無法對其進行觀察，他慣於放棄激烈的戰鬥而獲取戰利品。然而，一旦人們談及他所了解的女人，他便冒出若干一針見血的細膩想法，因為他需要取悅於她們，並將其欺騙。他同情英國女人、日內瓦女人、訥沙泰勒女人，等等。拜倫爵士這位天才所缺少的就#小說是與同類人商討、談論的機遇”。

以下是司湯達的補充，說得一點不假：

我堅信，從希臘回來之後，他的才華增添了一半之多。在試圖調停馬弗羅考達托和科羅科托尼矛盾的過程中，他積累了一些有關人心的實用知識。這樣一來，拜倫爵士也許上升到了真正的高度。

才華的首要條件便是與人進行深刻、廣泛而持續的接觸，是與自己的同輩“平起平坐”，必要時（甚至）要“取悅他們並將其欺騙”。而對社會，人們只需保持一段距離，但並不是孤獨或不屑一顧。這是歡笑和憂愁建立在他人和我們自己之間距離，為我們帶來快樂並引發我們傷悲的距離，也是由我們自己感興趣和喜歡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