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胡適:左右不討好的開路先鋒(3)

梁啟超與胡適:左右不討好的開路先鋒(3)

他承認:

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於世界整個的新眼界。(胡適:《我的信仰》,89頁)

而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用歷史的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也給了胡適新的見解和啟發,使他知道了在“《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然而不幸的是,這部規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後,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全擱下了,只注了一個‘缺’字。他後來只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餘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胡適:《四十自述》,50頁)他後來寫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把“這一點野心”當作種子,埋藏在心裏,慢慢長成了一株參天大樹。

很顯然,在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中,始終存在着一種承前啟後的關係。青少年時代的胡適是把梁啟超當作精神、學術方面的導師或引路人的。從以上的敘述便可以看出,“梁啟超對胡適的影響是多麼重大,這種影響成了胡適‘日後思想的濫觴,平生所學的抉擇,終身興趣的所在’,無怪乎在十多年後,胡適要寫信給梁啟超,要去天津拜訪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了”。(李敖:《胡適評傳》,96頁)

雖然胡適一直很仰慕梁啟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們無緣相見。胡適考取庚款留美官費生,入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是在宣統二年(1910年7月)間,此時梁啟超還在日本過着他的流亡^H小說生活。1912年10月,梁啟超啟程回國,而胡適卻正在康奈爾準備做他的農學家。爾後,他先轉入該校文理學院,主修西方哲學;1915年10月,又往哥林比亞(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就學於杜威教授。這期間,他對活躍於國內的梁啟超仍十分關注。1912年11月初,他讀了國內報紙對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的報道,在《日記》中寫道:

閱報時,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唯梁氏可以當之無愧。(耿雲志:《胡適年譜》,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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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客1201·一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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