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胡適：左右不討好的開路先鋒（4）

在這裏，他對梁氏的頌揚或許有些過分，但其所說，卻也有很大部分是實話。他很關注梁啟超的學術動向，1916年在美期間，還寫了《駁梁任公<管子>》和《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等文章，認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謬誤。這時的胡適已經不是十幾年前的少年，經過七年的留學美國，不僅眼界大開，而且，接受了歐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學術訓練，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1917年初，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於《新青年》二卷五號上，吹響了文學革命的第一聲號角，他也儼然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顆新星。這一年的6月，他離開美國，取道溫哥華途徑日本回到上海，時為7月10日，陳獨秀正打算專程到上海見他。9月，他即應蔡元培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古代哲學史”。於是，胡適與梁啟超會面的機會也就來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適動了要見梁啟超的念頭。此時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學，這是個很好的理由，因為他知道，梁啟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請好友徐振飛（新六）致信梁啟超，徐在11月7日^H小說給梁啟超的信中說：

任公年丈總長：胡適之先生現任北京大學掌教，主撰《新青年》雜誌，其文章學問久為鈞座所知，茲有津門之行，頗擬造譚，敢晉一言，以當紹介。（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872頁）

為表示鄭重其事，胡適在赴津前兩日（11月20日），又專門寫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訪的意思：

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飛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學》頗蒙先生嘉許，徐先生並言先生有墨學材料甚多，願出以見示。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於《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已復理文字舊業，適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機會趨謁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餘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紹介，擬於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同上，872－8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