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直道（2）

辛亥革命爆發，清廷遜位，共和建立，梁濟辭職家居。民國的內務部總長一再邀請他出山，他拒絕，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變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瀾是巨大的，對梁濟（他的字即是巨川）來說，這一變易是難濟未濟了。他認為，“中國每個朝代滅亡都有人或許多人為之殉，清亡無一人殉，這在歷史上是可恥的，既然如此，我來做這件事。”因此在民國元年，梁濟就向神明、父靈起誓殉清，並着手寫遺書。

但梁濟絕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與積貧積弱，他的視野極為廣泛，讀過嚴復翻譯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創辦北京最早的白話報《京話日報》，對這一新事物，他從物質和精神上也給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發后，梁濟的態度是旁觀。次子梁漱溟參加反清的京津同盟會，他只是以“謹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勸，並未表示強烈反對。他自己曾明確表示，內心“極贊共和”。

因此，從他計劃殉清，到實現，整整七年，他都在觀察新的時代社會，他對民國寄予過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為“革命更新，機會難得”，可藉機舒緩社會矛盾。雖說“國粹莫大於倫常”，不能輕易更改；但若使“全國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則價值相抵，可以“不惜犧牲倫常以為變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換得人民安泰，開千古未有之奇，則拋棄固有之綱常，而應世界之潮流，亦可謂變通之舉”。但他痛心地發現：“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子弟對於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義之說者。家庭不敢以督責施於子女，而雲恃社會互相監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濟甚至知道人們會怎樣看待他的自殺，也許他知道有人會稱他為“梁瘋子”。他說，只有那些“注重須先有良好人民而後國可以立，不專靠死板法律以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濟60歲生日前夕，為準備給他祝壽，家人進行大掃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說生日那天回來。結果生日前三天即民^H小說國七年十一月十日，梁濟自沉於別墅附近的“凈業湖”，即今天的積水潭。他留下遺書《敬告世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

可以說，梁濟絕非遺老，也毫不糊塗，他說：“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於一家一姓之義狹，效忠於世界之義廣，鄙人雖為清朝而死，而自以為忠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