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4）

公共理性、民主與公正的全球性

儘管本書採用的視角不是從制度角度來界定公正原則，而是從人們的生活與自由方面入手，但制度因素在尋求公正方面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經恰當選擇的制度，將與個體及社會行為的決定因素一道，對推動公正具有重大意義。制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發揮作用。制度能直接有助於讓人們按照其珍視的方式生活。在增強人們對能夠納入考量的價值與優先性進行審思的能力方面，制度，尤其是在公共討論的機會方面（這包括對言論自由、知情權，以及對支持這些討論的具體設施的安排），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本書從公共理性（publicreasoning）的角度來看待民主（見第15～第17章）。這使得民主被詮釋為“協商式治理”（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對推動這一概念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時，我們也需要從更廣泛的角度，即通過加強信息可得性與加強互動討論的可行性，來豐富合理參與的內容，進而考察民主。民主不僅要從現有的正式制度這一角度，而且要從來自不同階層的呼聲是否都能被傾聽來加以評判。

此外，這種民主觀會有助於促進全球範圍，而非某一國家內部對於民主的追求。如果不將民主簡單地視為設立一些具體的制度（貌似一個民主化的全球政府或全球選舉），而是視為能有多大可能、在多大的範圍內體現公共理性，那麼推進--不是追求完美的--全球民主與全球公正將會極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由此也將有效地鼓舞和促進跨國範圍的實際行動。

歐洲啟蒙運動與全球性遺產

我在本書中提出的方法是否有其淵源？對於這個問題，我將在引言部分作更全面的討論。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本書對於公正的分析沿襲了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那些對現實不滿的知識分子所探索出的思路。但這裏*我需要說明幾個問題，以免讀者產生誤解。

第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本書與歐洲啟蒙運動的傳統具有聯繫，這一點並不意味着本書的思想背景是“歐洲中心論的”。事實上，與其他關於公正理論的著述相比，本書的突出特點之一（有人可能會認為是怪異的）是，我從非西方社會中汲取了大量的思想，尤其是從印度的思想史，當然還包括其他地方。在印度及其他許多非西方社會中，理性的論辯，而非依賴於宗教和非理性信仰的思想，源遠流長。我認為，當代--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政治哲學，尤其是在關於公正訴求的問題上，由於一直將注意力放在西方著述上，因而多有局限，從某種程度上說甚至是褊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