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六月的廣東，下着神經質的雨，一下起來就像牛繩一樣粗，野茫茫一片白。草樹吸飽了水，長瘋了，墨一樣的濃綠肥葉子，地上蒸出裹腳的濕熱，全是蠻暴之氣。
我們在找阿文。
她是一個吸毒的女人，被捕後送去強制戒毒。戒毒所把她賣了，賣去賣淫。她逃出後向記者舉報，記者向警察舉報，之後戒毒所換成精神病院繼續開，領導都沒換。
我們想找到她，但沒有地址和電話，最後的消息是三個月前，她曾經在赤崗附近出現。我們去那一帶，一家髮廊一家髮廊地問，深一腳淺一腳的泥水路。到今天，我最熟的一句廣東話還是“阿文有無系呢度”。
開車的本地司機笑嘆：“你要能找着她，我明天就去買六合彩。”
找到了阿文家，姐姐說她偷家裏的錢太多，已經兩年沒見到。遲疑了半天，她才說：“她也打過電話來說被戒毒所賣了，我們不相信，沒理她。在廣州這樣的城市，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我們只好去阿文賣淫的康樂村找。一個不到五十米的巷子，被幾座灰濁的騎樓緊夾着，窄而深，幾乎沒有光線，滿地惡臭的垃圾直淹到小腿。三五個皮條客穿着黃色夾腳塑料拖鞋，赤着精瘦的上身，從我身邊擠過去。窄破的洗頭店門口，拉着一半的窗帘，女人們穿着帶亮片的廉價弔帶衫張腿坐着，沒有表情地看我一眼，去招呼我身後的男同事。不知道哪裏的污水，每走幾步，就滴在我的頭髮里。
每去一次回來，我都得強壓把頭髮剪掉的衝動，不是臟，是一種女人本能的污穢感。但我只不過待幾個晚上，阿文必須每天在那裏站街。筆錄里說，如果她想逃走，可能會被打死。
沒人會在意一個吸毒的人的生死。
找不到她，我們只好進戒毒所暗訪。好在非典剛過，戴個大口罩也沒人奇怪。為了配合錄音師呼和的東北腔，我只能以他大妹子的身份出現，說要送親戚進精神病院，先來看看。我像個拙劣的電視劇演員，表演過火，話多且密，幸好廣東人對我一口山兩腔的東北話不敏感。
開了鎖，打開柵欄門，我看到了阿文住過的倉房，銹成黑色的鐵床，枕頭髒得看不出顏色。怎麼說呢？那個味兒。
再往前走是水房，筆錄里說戒毒人員挨打的時候就跪在這裏，用腳後跟砸，打完灌一碗水，如果不吐血，繼續打。冬天的話，要脫光衣服跪在水龍頭下，開細細的水柱，從頭頂淋下來。
“你，出去！”三十多歲的男人忽然重重拍了一下呼和的肩膀，我們倆都怔住了。
“沒事，”跟我們進來的護士不耐煩地說，“病人。”
七天了。我們必須走了。但沒有阿文的採訪，就沒有核心當事人的證明。可我不知道還能去哪裏找她。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我在北京廣播學院的圖書館看到過一本舊雜誌，封面都掉了，是一個女孩從背後摟着一個男子的照片——那是海南一個十六歲的三陪女，她掙錢養活男朋友，穿圓點裙子，喜歡小貓，發高燒，給媽媽打電話……最後一張，是她躺在只有一張板的床上，月光照着她，她看着我。
看完這些照片，我給編輯部寫信，寫了一篇評論叫《生命本身並無羞恥》，說我願意給他們無償做記者，唯一的期望，是能和拍這些照片的攝影師趙鐵林合作，很快我得到機會和他一起去拍孤獨症兒童。
那時我二十二歲，老趙拿着相機在培訓中心咔咔拍完了，但是我要採訪的母親一直不接受我：“我不想跟別人談我的生活。”我獃頭獃腦不知道怎麼辦。
老趙說：“我走了，先。”
我眼巴巴望着他。
他說了一句：“你想採訪弱者。就要讓弱者同情你。”看我不明白，又補了一句：“當初我拍那些小姐，因為我比她們還窮，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她們可憐我，讓我拍，拍完了，她們請我吃飯。”說完走了。
不知道該怎麼做，我就跟在那媽媽的後面，她去哪兒我去哪兒，隔着十米左右。她看都不看我，進了一個院子，沒關門，我愣一下，也進去了。她進了屋子，我站在院子裏頭，天慢慢黑了，屋子裏垂着帘子，我看不到她和孩子在做什麼，大概在吃飯。約莫一個小時之後，孩子先吃完，到院子裏來了，下台階的時候一個踉蹌，我下意識地扶了他一下，跟他在院子裏玩。
過了一會兒，他媽媽出來，牽着條狗，看着我：“我們去散步，你也來吧”
回北京之前。我們決定再去趟阿文姐姐家，留個信給阿文。她姐不想再見我們，沒開門。雨驟然下起來，沒有傘，我拿張報紙頂着頭，往裏張望，她姐在屋子裏能看到，一直沒出來。
第二天的飛機。晚上已經睡了，我接到阿文姐姐的電話：“她今晚到你們酒店來，十一點四十。”
她原來不信這事，認為我們想加害她妹妹，看到大雨里淋得稀濕的人，覺得不太像，又去找當地媒體確認我們的身份，找了一天，通過毒販找到她妹妹。
“我也希望她能跟你們談一談，好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說。
大家把大床搬開，開始布燈，誰也不說話。
但十一點四十，沒人來。十二點四十，也沒人。小項安慰我：“吸毒的人都不靠譜。”我不死心，站在酒店門口等着。
阿文來的時候是凌晨一點。她在我對面坐下，我遞給她一瓶水，很近地看着她，年輕人的樣子，但低垂的直發下，雙頰可怕地凹陷下去，嘴唇青紫，只有眼睛，烏黑的，非常大。她穿着廉價的淡黃色的確良套裙，腿上幾乎沒有任何肌肉。
她嗓子喑啞，聽起來像是囈語，不斷重複某些句子。採訪差不多凌晨四點才結束，司機聽得睡過去了。我不想打斷她，這一年多的生活，她一直沒機會說，說出來也沒人信。她說：“我可以這樣厚顏無恥！我都覺得自己厚顏無恥……現在想起來也還是。你可以到那條街上站在那裏跟別人討價還價。不是說賣別人，賣什麼，是賣自己呀！那是跟別人討價還價賣自己！”
她說在噩夢裏，還會一次次回到那個地方——穿着從戒毒所被賣出來時的那條睡裙，天馬上就要黑了，她就要開始站在那條街上，等着出賣自己。
“你戒毒所是挽救人，還是毀滅人？”她渾身顫抖地說。
深夜非常安靜，能聽到枱燈“噝噝”的電流聲。她說：“我也希望做一個有用的人，希望社會給我一個機會，不要把我們不當人。”
告別時我送她到門口，問她去哪，她猶豫了一下，沒直接回答，說送她來的朋友會來接她。說完頓一下，看了我一眼。這一眼像是有點愧意，又像是詢問我對她的看法。我攬了她一下，這才知道她瘦成了什麼樣子。她吸毒，偷東西，但她是一個人，她受侮辱，做噩夢，受了她本不該受的罪。
節目播后原戒毒所所長被捕。但有人說：“自從柴靜去了新聞調查，節目就墮落到了去拍網站新聞的最底下一行。”意思是你們不去拍時政新聞，卻去關心邊緣人群，無非為了聳動，吸引眼球。
趙鐵林當年拍三陪女的時候，也被人這麼說過。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對這個題材也不關心，我知道這些女性存在，但覺得她們與我無關。
但通過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歲的阿V抱着小貓嬉樂，不顧排隊等着的男子，她發高燒的時候坐在板凳上舉着虛弱的頭，托着腮聽老嫖客講人生道理，看着她掙了一筆錢去跟自己供養的男朋友吃飯，張開雙臂興高采烈的樣子，她在月光下側臉看我的眼神，讓我感覺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覺到，是兩回事。
當年看照片時我寫過：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讓我感到疼痛的親切來到“新聞調查”后，我下意識里尋找像阿V這樣的人——那些我知道，但從沒感到他們存在的人。
我們在廣西找一個被超期羈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裏，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頭曬着，走到一半，豪雨兜頭澆下，沒遮沒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鮮紅點子。攝像的皮鞋底兒被泥粘掉丫，扛着機器斜着身子頂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謝洪武，父親當年因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歲一直沒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蔣介石投反動傳單啦。大隊裏有人說，看見他撿了一張。從此他一直被關押在看守所。從調查卷宗看，除了一張一九七四年六月由當時縣公安局長簽發的拘留證外，無卷宗，無判決，無罪名，無期限。
他被關了二十八年。
我們去的時候，謝洪武已經在人大幹預下，解除關押，被送到一家複員軍人療養院。關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長滿到我膝蓋的瓜蔓，漆綠的大葉子上刺手的絨毛，野氣森森。地基還在，我撥開雜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寬，不到兩米長，剛夠躺下一個人吧。這樣的牢房有三個，都是關押精神病人的。我問看守所工作人員，這個牢室有窗嗎？他們說大約兩米高的地方有過一個窗。從這個窗看出去，是另一堵牆。
從看守所出來之後，謝洪武獲得六十多萬元的國家賠償。但他年過六十，沒有親人，村裏的房子拆了蓋了學校，只能在複員軍人療養院過下去，屬於他的物品是一隻瓷缸子。醫生說剛出來時謝洪武的腰彎得像一隻球，各個關節都萎縮了，他不願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於駝背，四肢肌肉萎縮，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沒有與外界說過話，語言能力基本喪失了，但醫生說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療養院的服務項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飯，病人的碗都是醫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總洗得乾乾淨淨才送去。採訪的時候，我給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進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遞給我，讓我喝。
我想跟他在紙上談談，可他只會寫“毛主席”三個字了。
沒有辦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臉又小又皺，牙掉得沒有幾顆了，只有眼睛是幾乎透明的淡綠色，像小孩兒一樣單純。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讓我摸他的膝蓋，中間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個，空的。
我吃驚地看着他。
旁邊的人說，這是當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這個牢房裏頭，沒有出來過，沒有放風，沒有書報，大便小便也在裏面，他被認為是精神病，但檔案里沒有鑒定記錄，我採訪看守所所長，他說：“都說他是神經病，再說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關押，所長說：“他已經沒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裏，他七十多歲的哥哥還在世，只是謝洪武當年是“管制對象”，哥哥不敢過問他的下落，認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頭燒把紙。
我問所長：“他在你這兒已經關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張拘留證，你不關心嗎？這個人為什麼被關，為什麼沒放出去？”
“如果關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為什麼不關心他呢？”
“我說了，沒有那個精力，不問那個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麼說，好像合法一樣。以前幾個所長都把他放在瘋人室里，我上來還照樣。我又管這麼一攤子，管他們有吃有喝，不凍死、餓死。早沒有想，如果想了早就處理了，有那麼高境界，我們早就先進了。”
黃昏採訪完夕陽正好，謝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療養院規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員拉來一批椅子，讓老人們整齊地背對滿天紅霞坐成一排，謝洪武彎在藤椅里直視前方，看上去無動於衷，沒有意願。但我還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員說：“能不能把他們的椅子轉一下，換成另一個方向？”
他有點莫名其妙，但還是換了。
聚會上，朋友說，你現在做的這些題目太邊緣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碰到這些問題。作家野夫說：“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大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免於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記者，有公務員，都沉默不語。
王小波說過，你在家裏，在單位，在認識的人面前，你被當成一個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個沒人認識你的地方，你可能會被當成東西對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當成人，不是東西，這就是尊嚴。
有人半開玩笑半擠兌，說：“你們這麼拍黃賭毒，再下去的話就該拍同性戀了。”
我說：“確實是要拍他們了。”
他愣一下說：“這節目我看都不要看，噁心。”
旁邊有人聽到了，脫口說：“你要去採訪同性戀患者？”
有朋友說，他喜歡《費城故事》裏律師事務所的那個合伙人：“他可以那麼得體地把那個感染愛滋的同性戀開掉。”他看了看我：“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你不能去要求別人寬容。”
我問：“你理解他們嗎？”
“怎麼不理解？”他說，曾有一個同性戀男子向他表白，他從此再不理這人。“就是覺得噁心。”
“為什麼你會覺得噁心？”
“反正從小的教育就是這樣的。”他可能不太願意多談這個話題，臉轉過去了。
同性戀者就這樣隱身在這個國家之中，將近三千萬人，這個群體之前從來沒在央視出現過。
“我可以對別人說我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說自己是同性戀者。”二十一歲的大瑋說，“在感染愛滋的人裏頭，有血液傳播的，吸毒的，還有嫖娼的，同性戀是最底層的，最被人瞧不起。”
“醫生問起，你就說是找了小姐。”張北川教授對已感染愛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戀者說。他擔心會有麻煩。
他是中國對同性戀研究最早、最有成績的學者。
他的話不多慮。
我在青島見到一個男孩子，他說他有過兩百多個性伴侶，患性病後從外地來治療，當地醫院的醫生知道他的同性戀身份后拒絕醫治。醫生說，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給你治：“你不嫌丟人啊，你這種人在社會上將來怎麼辦？”
他在醫生面前跪下了。
沒有用。
一個母親帶着剛剛二十歲的孩子來找張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戀者，那個母親說：“早知這樣生下來我就該把他掐死。”
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工作、上學，努力活着，但他們不能公開身份，絕大多數不得不與異性結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場所是在公廁或是浴池，但那樣的地方不大可能產生愛情，只能產生性行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間。
“和陌生人發生性關係，對於同性戀者來說有巨大的好處，這個好處就是安全。”張教授說。
安全？我很意外，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兩個人完了關係大家互相都不認識，不用擔心身份的泄露。”
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的地方，愛活不下來，只有性。
“我曾經說過，只要自己不是那種人，我願意一無所有。”翼飛坐在我對面，長得很清秀。他拿“那種人”來形容自己，連“同性戀”這三個字都恥於啟齒，“我覺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個人不正常。因為我覺得自己那種現象是一種不健康，是一種病態。我強迫自己不去接觸任何一個男孩子，盡量疏遠他們，盡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對自己壓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為自己的性傾向人獄，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戀是先天基因決定的，幾十種羚羊類動物裏面，也觀察到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了，在靈長類動物裏邊，還觀察到了依戀現象，人類的依戀現象，在某種程度我們就稱之為愛了。”張北川說。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不再將同性戀者統稱為精神病人，但“同性戀”還是被歸於“性心理障礙”條目下。
翼飛拿家裏給他學鋼琴的錢去看心理醫生，接受治療。像庫布里克的電影《發條橙》，一個人被強制性地喚起慾望，同時用藥物催吐或電擊的方式，讓你感到疼痛、口渴、噁心。“這是健康人類的有機組織正在對破壞規則的惡勢力作出反應，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體健康。”電影裏，穿着一塵不染白大褂的醫生說。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體就像看到毒蛇一樣，對自己的慾望作出迅速而強烈的厭惡反應。
張北川說他認識一個接受這種治療的人，最後的結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會有選擇同性戀的慾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慾望了。”
“你好了。”
他們坐在我對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沒見過這樣的場景，稍有錯愕，看的時間稍長一點兒，心裏微微的不適感就沒了。
我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怎麼形容你們之間的關係？”
“愛情。”他們毫不遲疑。
他們當中更活潑愛笑的那個說：“每次看到婚禮的花車開過，我都會祝福他們，希望我將來也能這樣。”
當下對他們來說，只能是幻想。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最終會選擇與異性結婚，成立家庭。
我們採訪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兒，但丈夫幾乎從不與她親熱。她說：“我覺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兒？”
“他從來沒吻過我。”
“比如說你想跟他很親密的時候，你表達出來，他會什麼反應？”
“我覺得他經常很本能地把身體縮成一團，很害怕、很厭惡的那種樣子。”
“厭惡？”
她凄涼一笑：“對。”
我停了一會兒，問：“那你當時……”
“挺自卑的，就是覺得自己真是沒有吸引力吧。從孩子三歲的時候，我就開始看心理醫生。”
她的丈夫說：“等你到了五十歲，成為性冷淡就好了。”
他們維持了九年這樣的婚姻。她看到丈夫總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網以後，都把上網的痕迹清除掉她當時以為他是陽痿，在上面查什麼資料，也不好意思問。後來，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兩三點鐘，看他還在上網。過了一會兒他去睡了，她去把電腦打開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戀的網站。她閉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間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過了幾天，她做了一些菜給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時候，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認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戀了。”
他當時就愣了，就是一瞬間，眼淚嘩嘩往下流。
晚上，她突然聽到樓上好像有個什麼東西掉下來了。“我以為他自殺了，拔腿就往樓上跑，我當時就想，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他能活着就行了。”她上樓后，“看到閣樓上燈全都滅了，他一個人躺在那個地方，我就很難過，一下子撲在他身上。”
濃重的黑暗裏，她用手一摸，他滿臉是淚水。他們抱在一起哭。“他當時就說，我這個人不應該結婚的，我傷害了一個女人，這是我一輩子的痛。”
她說：“我恨他，我也很可憐他。”
我說：“從你的描述當中我想像你丈夫內心的經歷，他過得也很痛苦。”
她說：“他每天都在偽裝。每次我跟他一塊兒要是參加個應酬什麼的，他都拚命給大家講黃色的笑話，給人造成的感覺，他這個人特別黃，特別好女色。他每天很累，不停在偽裝自己。”
我問過翼飛，“你們為什麼還要跟女性結婚？”
他說：“有個朋友說過，我父母寧願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戀這個事情存在。”
很多同性戀者只能在浴池和網上尋找性夥伴。我們對浴室經營者的調查顯示，這種方式中主動使用安全套的人非常少。一個提供性服務的男性性工作者說，多的時候一天他大概與四五個人有性接觸，大部分顧客都有婚姻。
“在這個狀況下，如果他從這個群體中感染了疾病的話，就意味着……”
他說：“傳播給他的家人。”
大瑋是發生第一次性關係之後，就感染愛滋的。
“你為什麼不用安全套？”我問他。
“我連安全套都沒見過。”大瑋說。
他在做愛前像每個稚嫩的孩子一樣。“我以為只是親吻和擁抱。”他鼓起勇氣說，聲音小小的。
沒有人告訴他什麼是安全的，怎麼避免危險，就算他知道，他說也不敢把安全套帶在身邊，怕別人發現。
“安全套對國人來說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公開同性戀身份的北京電影學院老師崔子恩說。
採訪結束的時候，張北川送了我們每人十個安全套和一本宣傳冊。我當時提的是一個敞口的包，沒有拉鎖。到了吃飯的地方，沒有地方放包，我把它放在椅子上用背靠着，身體緊張地壓了又壓。結果服務員經過時一蹭，這隻可惡的包就掉在地上了。
全餐廳的人，都看到很多小方塊的安全套從一個女人的包里滾落到地上。
所有人都盯着看，張北川俯下身，一隻一隻，慢慢地把它們撿起來，就好像他撿的不過是根筷子。
我問張北川：“我們的社會為什麼不接納同性戀者？”
他說：“因為我們的性文化里，把生育當作性的目的，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
他前前後後調查過一千一百名男同性戀。他們百分之七十七感到極度痛苦，百分之三十四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百分之十自殺未遂，百分之三十八的人遭到過侮辱、性騷擾、毆打、敲詐勒索、批判和處分等傷害。
“每年自殺的那些同性戀者，他們就是心理上的愛滋病患者，心理上的絕症患者。這個絕症是誰給他的？不是愛滋病毒給他的，是社會給他的。”崔子恩說。
我問：“有一些東西對同性戀者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麼？”
“對。”
“是什麼？”
“愛情、自由，公開表達自己身份的空氣、空間。”
“假如不能提供呢？”
“不能夠提供，這種壓制，這種痛苦、絕望就會一直持續下去，就成為社會的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痼疾。”
拍攝的時候，男同事們都很職業，對採訪對象很客氣，但與往常不同，一句不多說，吃飯的時候也一句議論都沒有。
我跟老范私下不免猜測他們怎麼想的，他們都笑而不答。小宏說起當年遇到過一個同性騷擾，“那個感覺……”他這樣的老好人也皺了下眉頭。我說我在電台工作時同事說對面有人拿望遠鏡在看我，一抬頭，那人從對面樓窗口閃開了。我下樓吃飯，又是這個人，閃到花叢背後，是個短髮女人。我也有不適感，不是因為她是女性，而是被窺伺之感。一個人對性和愛的態度“不在於男男、女女、男女”，只在於這個人本身。
我採訪那對男性情侶的時候，兩位男性手握手，談了很久，餘光看到小宏和老范正在一邊傳紙條。我以為他是反感這兩人，聽不下去採訪。後來，他把小紙條抄在電腦里發給我：
范：你現在怎麼理解男同性戀呢？
宏：我不相信快感之於同性和異性之間有什麼差異，一樣的慾望。
范：我和柴昨天晚上也還討論來着。但有一點仍然是堅持的，性應該是有美感的。過於放縱與揮霍的性多少讓人覺得有些猥褻。完全脫離了愛，豈不是又退化成了動物？
宏：同意你們的觀點。當饑渴都解決不了，又何談精神上的詩意？歸根結底。沒有一個寬容的制度可以海納五光十色的生存狀態。讓人自由地愛吧，愈自由愈純潔。
錄製節目時，大瑋堅持要以本來面目面對鏡頭，這讓我很意外。我們的習慣是用隱身的方式來保護這樣的採訪對象，他是同性戀，也是愛滋感染者，我認為他需要保護。
“不，我不需要。”他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我認為他太年輕了，“你知道自己會付出的代價嗎？”
“知道。”他很肯定。
“那你為什麼一定不用保護性的畫面處理呢？”
他的眼睛直視鏡頭，笑容爽朗：“因為我想告訴大家，我是個同性戀，我想和每個人快樂地生活在一起，我想得到真愛。”
是，這並無羞恥。
翼飛是舞者，採訪間隙李季拍他跳舞，他面部需要保護，只能拍影子。
投射在牆上的巨大剪影，變形，誇張，用力跳起，又被重力狠狠扯下。現場沒有設備，放不了音樂，他只是聽着心裏的節奏在跳。
老范在節目最後用的就是這一段舞蹈，她配上了張國榮的《我》，那是他在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后的演唱：
IAMWHATIAM
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
快樂是快樂的方式不止一種
最榮幸是誰都是造物者的光榮
不用閃躲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
這個片子送審的時候，我們原不敢抱指望。這是二〇〇五年，中央電視台的屏幕上第一次出現同性戀的專題，他們正視鏡頭，要求平等。
審片領導是孫冰川，老北大中文系的，銀白長發披肩。
我給他添過無數麻煩，他一句怨言和批評都沒有。他不見得贊成，但他容忍。我和老范做中國音樂學院招生內幕，三個學生遇到不公正對待導致落榜。這節目播出壓力大，採訪時需要喬裝打扮，戴上帽子眼鏡，藏好攝像機進學校拍攝。審片時，我、草姐姐、老范三個姑娘一起去。我剛從西北出差回來，專門捎了條孫總家鄉的煙，坐在邊上遞煙倒水，生怕他皺眉頭。他聽到學生拉二胡的時候隨口說一句“這曲子是《江河水》啊”，老范劈手按了暫停的鈕，盯着他，眼神里是赤裸裸的驚喜：“您懂的真多。”
他早看出來我們用意，莞爾一笑。
看完節目，他讓停下帶子，把煙點了，就問了一句話：“這個節目播了，能不能改變這三個孩子的命運？”
“能。”
他再沒多說，在播出單上籤了字。
但是，同性戀這一期，我連陪着去審的勇氣都沒有。這期通不通過，不是改幾個段落，或者放一放再說，就是一眼之下，播，還是不播。我一直攥着手機等結果，一直等到老范短訊：“過了，一字未改。”孫總從中宣部新聞局調到央視第一天，人人都在觀望。他沒說什麼，大會上只笑眯眯引了句蘇東坡的詩：“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他退休的時候，我在留言簿上寫上了這首詩，送還他。
我和趙鐵林很長時間沒有聯繫。有天朋友說起，才知道二〇〇九年他已經去世。我半天說不出話來。
當年他給過我一張名片，名字上有一個黑框。別人問，他就笑：“我死過很多次了。”
他說：“生死尋常之事。”
趙鐵林出生在戰場上，寄養在鄉下，“文革”中母親自殺，他去礦山挖礦，從北航畢業后，做生意失敗，在海南租處就是三陪女住的地方。一開始也有文人心理，想找個“李香君”或者“杜十娘”之類的人，滿足“救風塵”的願望。後來發現“根本沒那回事兒”。老老實實地給她們拍“美人照”，一張二十塊錢，養活自己。“她們知道我是記者，我靠拍照片吃飯，她們靠青春吃飯，你也別指責我，我也不指責你，能做到這樣就行。我如實告訴她們我的目的，這對她們來說就是尊重，她們知道我不會扭曲她們。”
有人認為他的照片“傷害”了她們，或者在“關懷”她們。“無所謂傷害也談不上關懷，”他說，“當她們認為你也是在為生存而掙扎的時候，咱們就是平等的了。”
六十年間他顛沛流離，臨終前住着四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騎着自行車來去，他遇上了中國紀實攝影“也許是最好的時代”，他也知道選擇這條路就是“選擇了貧困”。看到他臨終前的照片，我心裏不能平靜。他像他拍攝的人一樣，承受命運施加於自己的一切，不粉飾，也不需要虛浮的憐憫。
生和死，苦難和蒼老，都蘊涵在每一個人的體內，總有一天我們會與之遭逢。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