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
二〇〇三年九月，張潔搞改革，“調查性報道”成為“新聞調查”的主體，以開掘內幕為特徵，採訪會很剛性，開會的時候他發愁：“柴靜跟我一樣，太善良了，做不了對抗性採訪。”
老范接下茬：“都不見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張見過我怯懦的時候。
“她？”天賀笑得直喘。
這幫壞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時才認識我，那時我剛從爛泥境地拔出腳，沾了點輕度躁狂，帶着矯枉過正的活潑，上樓都一步兩級，沿着樓梯上指向“新聞調查”的箭頭一路跳上去。還是我爸最理解我，說：“就像我們手術台上的病人，麻藥勁兒過去了，話特別多，抑鬱很容易轉成亢奮。”
這種虛亢上陣交手，一招就潰敗。
一個醫院監聽120電話，違規出車搶病人，病人死亡，取證時只拿到一段出車搶人的錄音。家屬一直懷疑延誤了治療時機導致死亡，但病歷拿不到，時間緊任務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須一試。機器架起來，我坐在醫院負責人的對面。
他四十多歲，見了鏡頭不躲也不緊張：“坐，問吧。”
他渾身都是破綻，但我就是點不到要害。他承認違規出車，但認為違規出車和病人死亡之間沒有必然關係。醫療是非常複雜的專業問題，你可以無限懷疑，但事實弄不清，這節目就是廢的，說什麼都沒用。我只是一個記者，沒有他的允許，不能掀開他家裏的帘子去看看後面有沒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術手段，雖然他左口袋的手機里可能就有那個事關秘密的號碼。
採訪了一會兒，他直接把胸口的麥克風拔下來，站起來說：“我沒時間了，需要去休假，車就在樓下。”
我失魂落魄走到樓梯口。他把我叫住，從樓梯高處把我落在桌上的採訪本遞過來，突然一笑：“你忘東西了……怎麼，比我還緊張？”
失敗感比口含硬幣還苦。
史努比當時主持評論部內刊的一個“圓桌討論”，大家談我，最集中的意見就是能不能做好剛性採訪：“她的神態時刻在告訴對方，坐在你對面的是一個林妹妹，但也許這是她個人的特點，我說不好。”另一人說：“是，老覺得她像個電台夜間節目主持人，要向你傾訴點什麼。”
史努比落井下石：“她的一些動作我倒是記得挺牢。忽閃大眼睛也好，一顰一笑也好，捋個頭髮什麼的，她可能是沒意識的，但是觀眾能意識到，就被這些干擾，我覺得在這些細微的地方應該有意識地收斂。”氣得我——誰忽閃你了誰忽閃你了？我那是隱形眼鏡老乾澀行么？但別人沒看錯，非典的時候冒死不難，提一口氣就夠了，生活卻是呼吸不絕。天性里的那點怯弱，像釘子一樣釘着我。小時候看到鄰居從遠處走過來，我都躲在牆角讓他們過去，打招呼這事讓我發窘。我媽看着我直嘆氣。
一直到長大成人，生活里碰到厲害的人，我就走避，不搭訕，不回嘴，不周旋，只有跟孩子、老人、弱者待在一起，我才覺得舒服。我覺得我就像《史努比》漫畫裏的圓頭小子查理·布朗，連條小狗也管束不了，每次上完露西的當，下次還吃虧。明知“吱吱叫的車輪才有油吃”，就是開不了口。
電視台新聞組有自己的女性傳統，前輩介紹的經驗是：“除了去廁所的時候，永遠不要意識到自己是女人。”同事們老拿我在雙城的採訪開玩笑，說這是“泣聲採訪”，他們觀望我：“這種路數能不能幹好硬新聞？”
史努比倒又說回來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種對人的關注方式，她的成長會有個不變應萬變的過程，也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問題不硬的根本原不是頭髮和表情，是我不儲，不懂就被糊弄，穩不住。
一開始採訪農村征地問題。我連農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適用的是不同法律條款都不清楚，張潔不管我，也不教我，出發前不開編前會，也不問我要採訪提綱，出差在外都不打電話問一聲進展怎麼樣。我真不知道他怎麼敢冒這個險，調查性報道全靠現場挖掘，但凡有一點記者問得不清楚，後期怎麼補救也沒用。
我自己沉不住氣問他：“你也不擔心啊？”
“你們不求助就說明順着呢。”他笑。
“那我丟了調查的人怎麼辦？”
他又一笑：“大節不虧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頭腦里的疙瘩一點點揉開，揉出勁道。
別無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專家聯絡表，脖子夾着手機，右胳膊按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趴在滿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關的法律法規要像小學生一樣，一條一條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記住，青苗補償費的數據挨家挨戶算一遍，問題列出來，想像對方會如何答，一招一式怎麼拆解，笨拙地雙手互搏。
看一會兒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過一會兒，鳥叫了，越叫越密，我氣急敗壞，忍着心裏刺動往下看，再抬頭天色薄明，清晨六點，街聲都起來了。胳膊撐在床上已經打不了彎，齜牙咧嘴地緩一陣子麻痛，洗臉吃碗熱米線去採訪，知道這麼青面獠牙地上鏡不好看，顧不上了。
史努比老說我有“塑料感”，跟現實隔着朦朦一層。但這層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錯的生活上，切開皮膚，直入筋骨。
不說別的，進了農村，跟狗打交道都是個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圓眼，討好它也不理你，拿個傘嚇唬它也沒用，它反正閑得很，有的是時間，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橫，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過我一個看看”。
比狗更難的是大嫂。
在山西採訪兩個村委會主任候選人賄選的事，一進村才知道什麼叫陷入人民群眾的汪洋大海，雙方都懷疑我們是對方花錢請來的，每方都有一隊人馬跟着我們。想講理，說什麼客觀公正，沒人理這一套，我們正在採訪，另一方在高坡上大聲叫罵，接受採訪的大嬸從炕上一躍而起，推窗高叫還罵。
我們被直接堵在大門口，領頭的是個三十多歲的短髮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選人的老婆，上來一言不發先扯住我前襟。我覺得好笑，想掙脫，掙不開，場面就有點狼狽了。女人背後有二十多個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個上來干預，場面就會失控。
好笑的感覺沒了，被扭住的時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臉，想喊“你要幹嘛”，不過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種挑釁，我剋制着沒去掰她的手，說：“你要什麼吧？”
“不能採訪他們。”
談新聞平衡是沒用了，我只能說：“行，那就採訪你們。”她愣了一下，回頭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鬆開了：“每個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來，要這麼采會沒完沒了，但不採訪走不了，我說：“好，把機器打開。”
“你們站好。”我說。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幹嘛，但能感覺到他們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們莫名其妙地有些順從，不說話了。
“排成三排。”
沒人動，他們有些不滿。我說：“攝像機只能拍到一定的範圍，你們要想被拍進去，必須排成三排。”接着點了一下那個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對“最前面”這幾個字似乎很滿意，立刻站了過去，指揮其他的人排了起來。
我面對着他們，很奇怪，聲音沒有從喉嚨里出來，是從胸腔里來的，這個聲音比我平常的聲音要低要慢，像個三四十歲女人的聲音，有點像……我媽的聲音：“我們是中央電視台記者，客觀記錄這個村子裏的實際選舉情況，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有零散的聲音，其他人不說話。
“選舉是嚴肅的事情，請負責任地表達。”我用了書面語，再問：“你們保證你們的態度是真實的嗎？”
“保證！”他們齊聲大喊。
“現在請你們舉手表決，支持王玉峰的請舉起手。”王玉峰是他們一方的候選人。
都舉起了手。
我緩慢地清點，在這種電視上才有的正式口氣里，現場寂靜無聲：“……二十三，二十四，好，請把這個數字記錄下來，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老窯頭村，二十四人參與，二十四人舉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當選。”
“現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這種口氣對人說話。
所有人馴順地放下。
“原地，”我說，“解散。”
“嘩”一下，都散了，帶着滿意的神情。
最練人的都是遭遇戰。
偷拍機派上了用場，但歲數跟我差不多，沒有專門的話筒，機身已經老得不行了，轉起來“嘎啦嘎啦”響，錄下來的都是它自己轉的聲音。用的是老式磁帶，過一會兒就得換帶子。磁頭接觸不良，只能拿膠布貼上，每過十分鐘，就得神經質地去看一趟到底錄上了沒有。偷拍的時候，我只要看到攝像席鳴臉色一變，站起身說“請問洗手間在哪裏”，就知道話筒又掉了，只能向對方解釋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產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鐘，回來一聽，只有電流聲，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見我，叫得很親熱：“姐，你怎麼又來了？”讓人難受的，不是冒風險，而是面對這個熱情，還得把問過的問題變着法再問一遍，還不能讓他起疑心——哪本教科書上教這個？
也有丟人的時候，有次去重慶調查公交車連續事故，拿着這機器去交警隊，他們說事故調查報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鳴把報告拿過來，裝模作樣地看，拿夾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機晃着拍。
交警隊政委託着腮幫子看了我們一會兒，一臉憐憫，忍不住說：“你們這個機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們的借給你吧。”
但關鍵時候，它還是能頂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調查外貿詐騙公司，公司老總拖住我們，進屋打了個電話。十幾分鐘後上來七八個人，都是平頭，黑T恤，大金鏈子，肚子走在人前頭：“哪兒來的？”我跟老范對視一眼，想的一樣：老大，換換行頭嘛，這套已經過時了呀。
金鏈子問我：“你們幹嘛的？”
“記者。”
“來幹什麼？”
“接到新聞線索來調查。”我看了一眼攝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誰給你的線索？”他肚子快頂着人了。
“觀眾。”我問他：“您是誰？”
他愣了一下。
“誰讓您來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聞線索的人說過，這些黑社會背景的人有槍，他見過。但我知道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傷害我們，只是要趕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當場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來。
扯平
這一小會兒，經理已經在掩護下撤退了，他們也準備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盡主人之誼，客氣送他們到電梯口：“知道經理去了哪兒告訴我們一聲。”他們相互對視，哈哈大笑，電梯關上了。
以前這些可能被視為無關的花絮舍掉，老范編輯時把這段和《無間道》裏的電梯鏡頭對接，我問熬夜編片感覺如何，她說“太快樂了”。
做調查性報道，出發時能不能做成沒一點着落，回來后能不能播出沒一點把握，但出差回到辦公室圍坐一圈，攝像老陳強給我們泡鐵觀音，一把壺摸得油亮油亮，銀白的水高拋一線，燙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綠的茶葉在沸水下寸寸掙開赭紅的邊。他慢悠悠地說：“你看玩電腦遊戲的孩子，什麼時候說過自己累？有樂趣的人從不說累。”
這工作跟剝筍一樣，一層一層，把女學生式的怯弱剝掉了，你不得不作出決斷，躲開追趕，藏起帶子，坐在各種會議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綠茶上的內沫，互相摸虛實，探真假，連說帶笑語帶機鋒，還不能拉下臉。
在河北時有位副縣長，上來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靜吧。”
“喲，柴主任不給面子。”
“叫柴記者吧。”
“柴主任是央視名記呀，那就叫柴記吧。”
“名記”這兩個字加一個重音，桌上的幾個男人都撲哧笑了，擠眉弄眼。
到了採訪現場，我採訪的是他下屬，結束后，旁觀的他又上來按我的肩膀：“柴記，別起來別起來，坐在椅子上跟我合個影。”
他幾個下屬拿着相機說：“來來，美女，照一個。”我說：“請坐。”
他在對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記，別那麼嚴肅。”
我笑了一下，說：“把機器打開。”
他說：“對對，亮着燈，更像真的。”
我問他分管的領域在此事上的責任，他張口結舌。問了四五個問題，我說：“可以了，謝謝。”
我們坐車離開，他的車跟在後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記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剛才那段了……柴記者……”
調查性報道大旗一張，多來剛猛之士。
小項從安徽來，善良近於訥，線條至剛，兩隻大眼直視，走路也都是直線，走到折角處拐一個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辦公室最內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拋下一歲多的兒子來京只為做調查性報道，選的題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調查現任官員洗錢時，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裏門窗被砸爛，弟弟每天把斧頭放在枕邊睡覺，在與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打鬥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們去上海取證知情人當初曾被脅持的經歷，證據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說當地有人不久前說過，這個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現，要立刻通知他們來帶人。警察起身要打電話，一出門，小項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來，從後門走了。在最近的長途汽車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車。一直到夜裏，繞了百里路，才回到我們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歷史的飯店，層高四米，長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蠟。一到晚上地板開始變得吱吱呀呀的，遠遠的好像聽不清的人的呼叫，還有老房子裏奇奇怪怪的各種聲音。臨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讓人不能安心。
夜裏，我坐在床上，靠着牆，聽見知情人在隔壁沖洗的聲音，才覺得安心一些。突然水聲停了，一秒鐘后，我認為自己聽到了清楚的槍聲，又是一聲。
我陡然從床上坐起身，第一反應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覺得沒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乾的。我打電話給小項，他穩穩噹噹說了聲“我去看看”，核實她安全之後，我嘴裏的乾燥還久久不去。
這個節目挫磨得很。小項後來為了省經費，向領導要求自己花錢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濕淋淋地來台里，問他才知道，連坐公共汽車的錢都不捨得了，就這樣他還帶樓下來反映情況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餃子，又買了十幾張大餅讓人家帶在路上吃，說：“調查這樣的節目，不能做得讓人汗顏。”
我偶爾路過機房，看見三十多盤帶子堆在床上，小項一臉濃鬍子，一杯殘茶，已經不眠不休熬了幾個通宵。那時候用的還是編輯機，屏幕上是採訪的畫面，為了把一句採訪剪輯好，得反覆用旋鈕擰來擰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臉和話就這麼前前後後，快退快進，很長時間才能剪好一句話。我正問到“那你認為哪裏安全”，坐我對面的知情人說：“你們的鏡頭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這段採訪，能不能採訪準確，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樂趣這麼簡單，這事關人的性命，我要是問得不準確，不配坐在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她的採訪錄被我翻得軟塌塌，在我看來她是史達琳的現實版——一個從不害怕的女人。
二戰，美國飛機轟炸佛羅倫薩時，她還是個小孩子，蜷縮在一個煤箱裏，因為恐懼而放聲大哭。父親狠狠地摑了她一耳光，說：“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後寫：“生活就是嚴峻的歷險，學得越快越好，我永遠忘不了那記耳光，對我來說，它就像一個吻。”
採訪伊朗宗教領袖霍梅尼，談到婦女不能像男人一樣上學、工作，不能去海灘，不能穿泳衣時，她問：“順便問一句，您怎麼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這不關您的事，我們的風俗習慣與您無關，如果您不喜歡伊斯蘭服裝您可以不穿，因為這是為正當的年輕婦女準備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這麼說了，那麼我馬上就把這愚蠢的中世紀破布脫下來。”她扯掉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風，把它扔在他的腳下。
他勃然大怒，衝出房間。
她還不肯罷休：“您要去哪兒？您要去方便嗎？”她長坐不走，連霍梅尼的兒子乞求也沒用，直到霍梅尼以《可蘭經》的名義發誓他第二天會再次接見她，她才同意離去。
真帶勁。
她採訪以色列的沙龍，指控他轟炸平民：“我親身經歷了咱們這個時代所有的戰爭，包括八年的越戰，所以我可以告訴您，即使在順化或河內，我也沒有見過像在貝魯特發生的那麼慘無人道的轟炸。”
他抗辯說他的軍隊只轟炸了該市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基地。
她說：“您不僅轟炸了那些地區，而且轟炸了鬧市區！”她拉開皮包，取出一張照片，是一堆從一歲到五歲兒童的屍體，“您看，最小的孩子身上沒有腳，最大的孩子失去了小胳膊，這隻無主的手張開着，像在企求憐憫。”
沙龍在這次採訪結束時對她說：“您不好對付，極難對付，但是我喜歡這次不平靜的採訪，因為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您一樣帶着那麼多資料來採訪我，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像您一樣只為準備一次採訪而甘冒槍林彈雨。”
張潔總擔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剛性調查。其實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剛性。
像天賀這樣柔善的胖子，如果能選，更願意待在家跟金剛鸚鵡一起聽交響樂，但他報道山西繁峙礦難，冒着漆黑的夜雨走山路進去，連個接應的人都沒有。三十八位礦工死亡，被瞞報成二死四傷，遺體被藏匿或者焚毀。此事中有十一個記者收了現金和金元寶幫助隱瞞事實，被披露出來后，開會時領導表揚大鬍子有職業操守，讓他談兩句感想。他胖胖地一樂：“沒人給我送啊。”大夥鬨笑了事。
事後他說起那個礦井，一百三十米深，罐籠到底時，一聲巨響，他的膝蓋一陣哆嗦，抬起頭，看不見洞口的藍光。“生和死真他媽脆弱，就這麼一百米，這些人天天這麼過，超負荷地工作。我難過的是，他們很知足，覺得這麼比在村裡種地強多了。”他拍到那些被藏的屍體遺骸，聞了被燒過的裹屍布，“你要是真見過他們的樣子，就不可能為幾個錢把靈魂賣了。”
善良的人做“對抗性”採訪，不會躍躍欲試地好鬥，但當他決定看護真相的時候，是絕不撤步的對峙。
我倆去一個地級市採訪。一位民營企業家被雙規，因為他“不聽話”，在“市長和市場之間選擇市場”。企業家腿中間夾張白紙，對牆站着，紙掉了就被打。他被判了三年，“挪用資金罪”，每天在監舍里原地跑五千步來督促自己“不能垮，要活着”。採訪的時候，天賀不像平常盯着鏡頭看，而是圓圓地窩在那裏，埋着頭聽。
去採訪市領導，說出差了，過兩天就回來，過了兩天還有兩天，知道我們等不了那麼久。
這種事情急不得，也無處發作。
大鬍子讓我去把樓里每一層的門都假模假式敲了一遍，他坐在樓下台階上，見着人就挨個兒問：“請問您見着書記了么？我們找他，有這麼個事兒，我給您說說……”
這兩句相當有用，二十分鐘后，秘書來了：“領導請你們去辦公室。”這位企業家被判了三年，主要證據是一個複印的手寫材料。複印的證據是不能被採信的，但法官就這麼判了，我走進法官辦公室，鏡頭在我身後，我問：“這個案子，您明明知道這份意向書不是原件，為什麼還要採用它？”
法官愣了一下，嗚嚕嗚嚕說了幾句：“不是原件……有些沒有原件。也不是我們非要這個證據不可。”
我沒聽懂，問：“不是原件為什麼要採用它？”
“我認為它是原件。怎麼不是原件呢？”
我把紙放在桌上：“您認為它是原件？我們看到的明明是手寫的一個複印件。”
他嗓門高起來：“我沒有看到。你在哪裏看到手寫的？”
我指指二審的判決：“中院都說了，這不是原件。”
他把手揮得我臉上都是風：“不是原件，你相信就行了。”
我問：“那您為什麼採用一個不是原件的……”
“我沒有採用，我哪有採用了？”
我指指判決上的字：“法官，這兒，這兒，第六點。”
他急了：“我還有一二三四五七八。你為什麼只查我第六點？”
“您別激動。”
他臉都扭曲了：“我沒激動啊。”
我讓聲音柔和一些：“您還是採用了它？”
他喊了出來：“我至今還認為他是有罪的。”他轉身往外走，一邊揮舞着手：“你不要成為別人的工具。”
我緊跟在他身後，鏡頭在我身後：“法庭辯論的時候，辯護律師說司法不要成為工具，您怎麼看？”
他跳得真高。
採訪完，張天賀叼個大煙斗，定了會兒神，說：“這溫柔的小刀兒，左一刀右一刀，一會兒就剩下骨頭了。”又嘆氣：“一個姑娘家這麼厲害，誰敢娶？”
過了一陣子，就沒人說我厲害了，因為組裏來了新人。
第一次見面，嚯，這姑娘，剪短髮，一條背帶牛仔褲。眼清如水，一點笑意沒有。
我倆下班回家，發現走的是一條路，租的房子緊挨着。過馬路的時候，她對我說：“以前你在湖南衛視的時候我挺喜歡的。”
我剛想扭捏一下，她接著說：“你在‘東方時空’主持的那是什麼爛節目呀？”
“嗯……”
她轉過頭毫不留情地看着我：“那個時候，我很討厭你。”
姑娘叫老郝。後來對我比較容忍了，大概覺得我笨，我好不容易領點錢，姚大姐千叮萬囑，逼着我當面裝在信封里包好，又怕我掉，拿訂書機訂上，又怕包沒有拉鏈，讓我用手按着，臨走我還是把黃澄澄的信封丟在辦公桌上了。第二天，老郝把錢帶給我，押着我在路上存進銀行。櫃枱小姐問，活期還是定期？
就那麼幾千塊錢，我裝模作樣地想了一會兒，說，定期。
老郝仰天大笑，笑得都跑出去了。
她知道我搞不太清楚定期活期有多大區別，醫療、保險……她都得惦記着，我和老范從此有人管，蹭在老郝的小房子裏，廚房小得進不去人，老郝一條熱褲，兩條長腿，圍個圍裙，做泰國菜給我們吃，拿只小銀剪剪小紅尖椒圈，腳底下放着一盆鮮蝦：“今天好不容易買着魚露。”我和老范倒在藤搖椅上，喝着蜂蜜水，手邊水晶碗裏是金絲棗，硬紙疊的垃圾盒讓我倆放核。
“老郝。”
“嗯？”她在廚房應。
“我要娶你。”
“滾。”
採訪的時候她總冷眼看我，剛開機她就叫“停”。
“你那個——”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細一支的銀鐲子，我穿着白襯衣，想着沒人會看見。“你不戴，沒人不高興，”她說，“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歡。”
我摘下，之後不在工作時候戴首飾。
老郝眼底無塵，她來之後，選題就更硬更難。我們去江西找個失蹤的販賣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車熄火了，兩人凍得抖抖索索，在後頭推車，身上都是泥點子。滿天星斗亮得嚇人。找到嫌疑人家，一進家門，正對着桌板上放一個黑白鏡框，是個遺像。
家屬一攤手：“死了。”
這人是當地公安局長的弟弟，我們去了公安局。
局長戴一個大墨鏡，見面寒暄，拿出上百萬字文學作品集送我們，聊了半天文學，才開口說案子，說嫌疑人被山東警方帶走了，再沒見過，說可能在監獄裏病死了。
我狐疑：“聽說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說：“是啊，我大義滅親，親自把他交給山東警方的。”
我們打電話問山東警方，這死人到底怎麼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們。也是，隔着幾千里，打電話哪兒成啊。
五個人回到賓館，愁眉苦臉，像吃了個硬幣。
老郝說：“我去。”每次，她決心已定時，都是嘴往下一抿，一點表情沒有，眼裏寒意閃閃。
她看了下表，沒收拾行李，從隨身小黑包里拿出個杯子，接了一杯熱水，擰緊蓋，插進側包，下樓打車，三小時後到了車站，一跳上去火車就開動了。到車上打電話跟我商量去了找誰，怎麼辦。一個多小時后，電話沒電了，突然斷掉，不知道車到了哪兒。
我放下“嘟嘟”空響的電話。那天是聖誕節，手機關了聲音，一閃一滅都是過節的短訊，北京上海，都是遠在天邊的事兒，我對牆坐着，小縣城裏滿城漆黑，無聲無息。
滿是霉味的房間裏，深綠色地毯已經髒得看不出花紋，水龍頭隔一會兒就“咔啦啦”響一陣子，流一會兒銅黃色的水。我在紙上寫這件事的各種可能，如果真是局長私放了他弟弟，他會怎麼做？……這樣做需要什麼程序，誰能幫助他？這些程序會不會留下痕迹？……我亂寫乩畫，證據不夠，腦子裏像老汽車一遍遍拿鑰匙轟，就是差那麼一點兒打不着火，又興奮又痛苦。
不成，這麼想沒用。
我必須變成他。
我趴在桌上繼續在白紙上寫：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我會需要誰來幫助我？……我的弱點會是什麼？腦子裏像有燈打了一下閃，我打電話問公安局的同志，閑聊幾句后問：“你們局長平時戴眼鏡么？”
他猶豫了一下：“不戴”
掛了電話，我繼續寫：“見記者的面要戴墨鏡遮自己的眼睛……是個寫詩的文學青年……他的弱點可能是什麼？”
我寫：“意志。”
陳虻有一次跟我講，日本橫綱級的相撲選手，上台的時候。兩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據說勝敗在那時候就決定了。兩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們沒有出賓館的門，敲門也不開，當天的日記里我寫：“交戰之前，明知他腰裏有銀子，但被衣衫蓋着，不知道該怎麼出劍，但經驗告訴我，那就別動。風動，樹梢動，月光動，你別動，就會看到端倪。”
第二天傍晚，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來：“他向組織坦白了。”
再見局長的時候，他的眼鏡已經摘了，眼球上一抹一抹的紅絲，他說我想抽根煙。給了他一根。他抽完，承認了，他弟弟和另一個嫌疑人是他從山東警方手裏以江西有案底為由接回，之後私放，讓家屬對外宣稱死亡。
我問到跟他同去山東接的還有哪位警察，他久久地沉默。一個人是不能辦這個手續的，我再問：“有沒有人跟你去山東？”
“沒有。”
膝蓋上的手機響了，是老郝發來的短訊：山東警方提供了介紹信號碼。我把這個號碼寫下來，遞給對面的人：“這是你開的介紹信號碼，信上有兩個人的名字。”
他嘆口氣：“他年輕，我不想他卷進這件事。”
我說：“那你當時為什麼讓他卷進來呢？”
他再長嘆一聲。
採訪完，老郝正立在山東瀟瀟大雪裏，攥着手機默等我的消息。跌跌撞撞的土路盡頭，看到一段赤金灼灼的晚霞，李季下車去拍它，我給老郝發了一個短訊：“贏了。”
這樣的節目做多了，有陣子我有點矯枉過正，用力過猛。我媽說：“跟你爸一樣，有股子牛黃丸勁兒。”
在深圳採訪詐騙案時，公安局的同志可能被媒體採訪得煩了，不讓我們進門。
窮途末路，錄音師小宏想起來他有個同學在深圳市局上班，一聯繫還在。對方念舊，幫忙找來他的上級，端着一個玻璃瓶當茶杯，悠悠喝一口，把茶葉再吐回杯子裏：“跟你們走一趟吧。”
安排了經偵大隊一位警官接受採訪，黑瘦，兩眼精光四射，說話沒一個廢字。
我問：“為什麼這類案件當事人報警后警方不受理？”
警官說，因為合同糾紛和合同詐騙的區別，法學家都說不清楚。我追問：“不清楚？說不清楚你們怎麼判斷案件性質？”
他說：“這個公司之前沒有逃逸，就只能算經濟糾紛。”
我說：“你們不受理之後，他不就跑了么？”
……一來一回，話趕話，忘了這採訪是靠人情勉強答應的，好歹表情語氣上和緩一點兒，我倒好，橫眉豎目，問完起身就走，都不知道打打圓場，找補找補。
出來到車上，自己還神清氣爽的，小宏坐我右手邊，扭頭一看，他大拇指鮮血淋淋，我說：“喲，這是怎麼啦？”老范笑：“你剛才採訪太狠了，人家同學站邊上，上級繃著臉端着玻璃瓶一聲不吭，小宏哥哥沒法對人家交代，也不能打斷你採訪。你還一直問，一直問，他就把拇指放在門上夾，夾了一下又一下……”
慚愧。
《紅樓夢》裏寫賈寶玉討厭“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句話，覺得市儈。我原來也是，一腔少年狂狷之氣，講什麼人情世故？採訪時萬物由我驅使，自命正直里有一種冷酷：這根流血的手指要不是來自親人一樣的同事，我恐怕也不會在意，他對我一句責備沒有，也正因為這個，我隱隱有個感覺，為了一個目的——哪怕是一個正義的目的，就像車輪一樣狠狠輾過人的心，也是另一種戾氣。
節目播后，收到一箱荔枝，由深圳寄來，我發短訊謝那位黑瘦警官。
他回：“我一直尊敬‘新聞調查’，其實很多人心裏都明白，只是不太說話。不要客氣，一點心意，你們受之無愧。”
二〇〇六年，一家雜誌採訪我，封面照片看得我嚇一跳——怎麼變這樣了我？穿一件男式咖啡色襯衫，卷着袖子，叉着胳膊，面無表情看着鏡頭。好傢夥，鐵血女便衣。底下標題是“新聞戲劇的主角”。崔永元勸過我一次：“你不適合調查，跟在別人後面追，那是瘋丫頭野小子乾的事，你去做個讀書節目吧。”他怕我有點逼自己。
我深知他的好意，但文靜了這麼多年，一直泡在自己那點小世界裏頭，怕熱怕冷怕苦怕出門怕應酬，除了眼前，別無所見。有次看漫畫，查理·布朗得了抑鬱症，露西問：“你是怕貓么？”
“不是。”
“是怕狗么？”
“不是。”
“那你為什麼？”
“聖誕節要來了，可我就是高興不起來。”
“我知道了，”這姑娘說，“你需要參與進這個世界。”
是這意思。過去當主持人的時候，我爸天天看，從來沒誇過，到了“新聞調查”，做完山西賄選那期后，電話里他說：“嗯，這節目反映了現實。”
長天大地，多摔打吧。大夏天四十度，站在比人高的野玉米地里採訪，小腿上全是刺癢，我以為是蟲子，後來發現是汗從身上不停地往下流，逼着你沒法磨嘰和抒情，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踩實了飛快往前走，採訪完滿臉通紅走到陰涼裏頭，光腳踩在槐樹底下青磚地上冰鎮着，從旁邊深井裏壓一桶水上來，胳膊浸進去撈一把出來洗臉，一激靈的清涼。
那幾年就是這種盛夏才有的乾燥明亮，之前青春期濕答答的勁兒一掃而空。
我一個猛子扎人這世界，一個接一個出差，連氣都不換，直到有一天，蹲在西北玉米地邊的土牆上，等着天光暗一點錄串場，餓了，一個毛頭小男孩拿個大饃從我腳下經過，“小孩兒，給我們吃點兒。”
他掃我一眼，一步不停邊啃邊跑。
過了一陣子，墨綠的玉米地里，遠遠兩個點兒，黑的是他，還有個紅的，跑近了是他姐，拿了一膠袋胖大的饃，還有一小袋豬頭肉，和三四根娃娃胳膊粗的黃瓜。
我接住大饃一掰，熱氣一撲，長提一口氣，一口下去，手都顫了。那一下，像是水裏一抬頭，換氣一剎那看見自己，蹲在田地中間半垛窄土牆上，為爬牆脫了鞋，光腳上都是土。傍晚風暴快來滿天黑，只有長雲的底部痛痛快快一抹鮮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