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進“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有個小姑娘沖我樂。一隻發卡斜在她腦門上，耳朵上戴四五個滴哩哩的耳環，掛着兩條耳機線，走哪兒唱哪兒，一條短裙兩條長腿，嘰嘰呱呱，你說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歲，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見不得自己的紅嘴唇，總用白唇膏蓋着，“這樣比較有氣質”。哦，這好辦，我叫她老范。她掙扎了一陣子就順從了。
這姑娘大學畢業自報家門來應聘，領導每次開口問問題，她都立刻說：“你先聽我說……”張潔估計是以一種對女兒般的容忍，讓她留下來的。
“我是三無人員，”她說，“無知，無畏，無恥。”
我心想，你真是沒吃過虧啊姑娘。
她還挺會為自己找理論依據的：“有句話叫‘陰陽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題：一周之內，同一班級五個小學生連續用服毒的方式自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獲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體認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處找人，說來說去，沒人搭理，最後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門的事，我更感興趣那個沉默的原因。
張潔看着我倆，心知這種節目多半是白花錢，平常選題都得有個七八成把握了才出發，不然徒手而歸成本太高，但他是個對姑娘們說不出個“不”字的領導。“去吧，省點錢，別雙機了，也別帶錄音師了，一個攝像就夠了……哎哎，也別帶大機器了，帶台DV。”他說。
從機場出來打車，師傅姓毛，一臉西北人的清剛，車上放着一盤鄧麗君，他聽了好多年，放的時候像鋼絲似的。我和老范搖頭擺尾地跟着合唱《償還》：“沉默的嘴唇，還留着淚痕，這不是胭脂紅粉……”毛師傅從後視鏡里看我倆一眼，又看一眼，樂了。
西北壯闊，赤金的油菜花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青蒼的山轉過一彎，還是。
我說我也喜愛美劇《老友記》，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聲撲上來，搖得我披頭散髮。
同行說當地政府不支持媒體採訪。趁着月黑風高，我們找到最後一個服毒的小楊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稱涼州，雙城是這西部邊塞的一個小鎮，三萬多人，過了晚上十點，只有幾戶燈光。小楊家燈是亮的，院子裏一塊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滿了鞋。父親醉酒剛回，紅着臉，粗着脖子敞着懷，說不清話，母親坐着一句話不說。我們剛坐下，大門“咣”一響，來了五六個當地大漢，不說是誰，要趕我們走。老范跟他們吵人權和新聞自由，雙方驢頭不對馬嘴，倒是能互相抵擋一陣子。
我抓住機會問小楊：“你願不願意和我一塊回武威，回我們住的酒店採訪？”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細脖子，只看到兩彎濃眉毛，一直不說話。我不抱指望地問了這麼一句，但他說：“我願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鐘沒回過神，居然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過你關於非典的報道。”
幾個月前做非典報道得到的所有榮譽稱讚，都比不上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師傅老到得很：“後面有車跟。”我們往後看，普通黑桑塔納，只有一個司機，後座上沒人。
我們在酒店下車。第二天，毛師傅來接我們，說昨晚我們走後，桑塔納上下來兩個人，上了他的車，問：“剛才那幾個人是哪兒的記者？”
毛師傅直接把車拉到110，把兩個人卸在警察那兒，回家睡覺去了。
後來知道這倆人是鎮長和他的同事。我們去找：“這事兒還用這麼躲閃啊，跟你們又沒啥關係。”
鎮長心一下就寬了，把遮着半邊臉的大墨鏡摘了。
我奇怪：“當時我怎麼沒看見你們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後一看，我們兩個立刻倒在後座上。快吧？”
採訪小楊，他不肯說什麼原因。我說：“我想去現場看看，我明天會去你們學校。”
他忽然問：“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這孩子帶我去學校。校長來給我們開門，中年人，頭髮花白，一見人就用手往後爬梳，不好意思地笑，“這幾個月白的，”說話聲音是破的，“心裏難受，壓力太大，精神幾乎都崩潰了。”他勉強繃著笑，臉都抖起來了。
找到六年級的瓦房，一張張桌子看，有一部分課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後來刷的紅漆也蓋不住。小楊在其中一張桌子邊停下來，低頭不語。
桌子是第一個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號，與她同時服毒的女孩小蔡經搶救脫險。兩天後，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學小孫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楊服毒，經搶救脫險。
幾個孩子桌子上都刻着“519”，苗苗父母認為他們是集體約定自殺。
鎮上的人卷着紙煙，眼裏放着光，說不清是興奮還是恐懼：“跟你說吧，肯定是個什麼教，聽說還有白皮書呢。”眼鏡掃一掃旁邊的高台，“還有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閣，說是一個供着魁星像的高大石閣，他們說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頭待着，還刻了什麼字。
我跟老范對視一眼，心裏一緊。
小楊不肯多言，說你們去問苗苗的一個好朋友小陳吧，她都知道。
我們找到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歲，穿件碎花白襯衣低頭掃地，髮根青青，小尖臉雪白。看見我們進來，不慌不忙，揚揚手裏的掃帚說，“等我掃完地。”一輪一輪慢慢地掃，地上一圈一圈極細的印子，掃完把掃帚繩往牆上的釘子上一扣，讓她媽給我們拿凳子坐，轉身進了屋。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張紙，打了一個電話。
她撩了帘子在我對面坐下，我問什麼，她都平靜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說：“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她說：“我們班上的人多了，哪個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這個事情你不關心嗎？”
她不緊不慢地說：“學習這麼忙，關心不過來。”
她看着我，禮貌地等着我往下問。我看着她，飽亮黑圓的眼裏沒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問不下去了。這時候窗外鞋聲敲地，幾個成年人進來，說：“你們有記者證嗎？”
他們穿着深藍夾克黑皮鞋，這次不是鎮上的，看來是市委宣傳部的，不希望我們呆在村裡，一車直接拉去了當地的雷台漢墓：“報道這個多好。”前後都有人跟着解說。老范倒隨遇而安，她第一次到鄉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後面跑，又笑又叫，宣傳部的同志沒見過這麼天真的記者，再嚴肅都看樂了。老范又吃驚西北壯麗的天色，大叫着指給我看：“雲！”
走在前頭的宣傳部負責人三十多歲，名字結尾正是“雲”字，他驚喜又羞澀地轉頭：“叫我？”
眾人鬨笑。這一笑之後，都不好意思再繃著臉了。
之後再聊節目。我們說：“這個事情誰都困惑，處理起來也棘手，但是不公開，被認為是邪教，對誰都不好。我們多了解一些，你們也多些處理的經驗，是不是？”
雲嘆口氣：“這事我們都查了這麼長時間了，一開始也當邪教查。沒有這事，搞不明白，你們去看吧。”
我們去了魁星閣，門已經被鐵絲扭住掛了鎖，有小孩子手腳並用，沿着斜的牆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磚被他們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開了門，沿台階轉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沒了，空空蕩蕩的像個戲檯子。有個原來刻着文字的照壁，出事後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蓋住。照壁不大，我沒帶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來，小鉛筆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見鍾情”或是“武林盟主”，不過如此——我在小地方長大，不奇怪小孩子為什麼常常待在這兒，大概這是小鎮唯一有文藝氣息，能帶給他們一點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沒有電腦，沒有書店，學校里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乒乓球枱子，兩塊磚頭壘起來算是球網。地攤上賣的還是鄭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帶。小楊的房間裏貼着一張四方大白紙，上面抄着愛情歌曲的詞，和歪歪扭扭的簡譜。
政府的人說他們搜查學校的時候，有學生確實把幾本書扔到了房頂，是青少年雜誌，有一頁折過角，是一個女孩為了愛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問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小楊有點不耐煩的不屑：“怎麼可能？她們都看。”
農村孩子上學晚，雙城小學是六年制，苗苗已經十三歲，我在她這個年紀已經快初中畢業，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愛情故事，喜歡那種戲劇化的感傷氣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貼畫跟我那時的一樣——翁美玲。
“那我們就理解不了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說，“我不相信我女兒能影響別人也去自殺，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藥自殺的，當時另一個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們找到小蔡家，她母親攔住門說：“不要拍，我女兒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帶壞了。”
我問她：“你知道她為什麼服毒嗎？”
“……”
“她多長時間沒說話了？”
“十幾天了。”
“你擔心嗎？”
“……”
“讓我試試吧。”
她讓出一條路來。
小姑娘細眉細眼，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我們都痛恨用馬賽克壓在人臉上的醜陋和不尊重，攝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後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藍的天空和院子裏青翠的南瓜葉子。一根倔強的小歪辮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內心的流動。問她，不吭聲。我給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樣斜抱在懷裏。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藍墨水染了。
“忍什麼呢？”
她不說話。
“能睡着嗎？”
孩子搖搖頭。
“想什麼呢？”
她不說。
我們倆對着，沉默了一會兒，我跟她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說她不再上學了，第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回家的時候，我特別傷心。後來我長大一點兒了，就明白了，人總是要分開的，但有的東西永遠在的，就像課本上那句話，‘天涯若比鄰’。”
小蔡臉上淚水縱橫。
她回身進了屋子，從本子裏拿出一張紙條，歪歪扭扭的粗彩筆寫着“我們六個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底下是六個人的簽名。
一個天真的誓言。
小蔡說苗苗自殺的原因是幾個月前的一次聚會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幾個低年級的學生看見，傳了出來，“說得很可怕”。從那時候苗苗就開始有自殺的念頭。
我問：“什麼讓她最痛苦？”
“從聚會的那天起，很多同學罵她……”
小楊後來給我看過他的筆記本，寫到苗苗時說：“她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傷心。”
他不說具體的事，我只好問他：“以你對苗苗的了解，你覺得她最不能忍受什麼？”
他輕聲說：“也就是別人對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賣鋪用五毛錢買了一袋顆粒狀“聞到死”老鼠藥。在周會上，她從抽屜里拿出來吃，被同學看到。“你要吃，我們就都吃。”十幾個人為了攔住她，每人服了兩粒。老師在講台上，沒看到。
我嚇了一跳，問小蔡：“然後呢？”
我第一次見到孩子的苦笑：“那葯是假的。”
這件事後，苗苗說她還是想死，小蔡說那咱們一起。
“朋友比生命還重要嗎？”我問小蔡。
她的聲音很輕：“也許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課外活動，苗苗一個人在操場上看書，同班一個男生用手中的彈弓繩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後放開。她拾起地上的東西打他，沒打着。兩名男生看見了，其中一人故意大聲說：“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學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賣鋪買了一瓶粉末狀“聞到死”，老闆還搭給她們一瓶。她倆打了一會兒羽毛球，在旁邊的小商店借了個玻璃杯，在水龍頭接了水，把老鼠藥溶解，在一個凳子上坐下，背對背，手拉手。
小蔡說：“我們都笑了。”
“為什麼會笑呢？”
“想笑着離開世界。”
“死亡不可怕嗎？”
“不可怕。那是另一個世界。”
“什麼世界？”
“沒有煩惱的世界。”
“誰告訴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褲兜里裝着她的遺書，開頭是：“爸爸媽媽，你們好，當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到另一個世界裏快樂生活了。”
苗苗死後，十幾個孩子曾經曠課翻牆去醫院的太平間看她，發現他們的醫生說：“我從沒見過小孩兒那麼痛苦。”
從太平間回來之後，有個叫小孫的孩子再沒說過一句話。老師說：“我沒覺得他有什麼不對。”
中午小孫他媽看他愣愣站着，就說：“你放了學也不吃飯，整天玩……”隨手拿了箱子上黃色的塑料包裝皮，在他頭上敲了兩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沒使勁啊，咋後來就不答應了？那幾天風氣也不好，小苗家喝葯了，我說你是不是也喝葯了？！他氣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轉身就找瓶農藥服了毒。
“小孫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說，“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個晚上。學校害怕學生出事，開始要求每個孩子必須由家長接送。老師在大門口查崗，看見小倪一個人來上學，罵了他幾句，不允許他進校門：“萬一在學校發生意外怎麼辦？”
小倪在門口蹲了一會，回家拿了農藥，在麥田裏服下。
三起極端事件之後，政府成立專案組進駐學校，身穿警服的人傳訊與服毒者親密的學生，在沒有監護人的情況下訊問。小楊被傳訊了，警察詢問他與苗苗是否發生“不正當關係”。
小楊說：“我解釋，他們不聽。”
當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來，他說：“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雙城鎮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農民或個體商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親說：“給她吃好的，穿好的，還要啥？”小楊的父親當著我們的面，手扣在肚子上罵兒子：“你為什麼不幹脆死了呢？給我惹這麼多麻煩。”小楊的母親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臉都丟完了。”
小楊嘴抿得緊緊的，掉頭走了。
我跟上他，他臉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別人說，”他說，“等你調查完了，我就不在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為我們的調查，我今晚就走。”我說。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們停了工作，叫上小楊：“玩兒去。”
當地一個馬場，長着老高的野草，兩匹不知哪兒來的禿馬，腦袋上扎一朵紅花，沒精打采披個破氈。兩個農民抄着手在旁邊收錢，五塊錢騎一次。
小楊不說話，也不騎。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褲就上去了，自告奮勇：“看我給你騎。”
上了馬，我剛拉上韁繩，農民大概是踹了馬屁股一腳，那馬就瘋了。我在馬上顛得魂飛魄散，路過小楊的時候，居然還顧上沖他齜牙一樂。
他看我這樣子，也笑了。老范說，這麼多天，就看他笑了這一次。
到晚上，我兩條小腿內側都是青紫的。
老范這個沒有常識的人，給我端盆水：“泡，熱水裏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麵糰子一樣插在熱水裏發著，一邊寫了封信給小楊：“對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憤怒，也不需要還擊，只需要蔑視。”
蔑視侮辱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當時能想到的，只是用這種說法去激發一個男孩子的驕傲，幫他熬過這段時間。
“痛苦的時候，”我大概還記得信的結尾，因為像是寫給十四歲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樹林，那是永恆的安慰。”
我問過幾個孩子，為什麼你們對苗苗的感情這麼深？
共同的說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來，什麼樣的人能理解人？”
“聽別人說話的人。”小蔡說。
連續服毒事件發生后，從省里來過兩位年長的心理老師，她們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特點就是以夥伴的價值觀和情感為中心。他們這種非常牢固的小團體友情，一旦關鍵鏈條斷了，就很危險。”
鏈條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這姑娘眉目如畫——柔和的蠟筆畫，小尖下巴，笑起來大眼一彎，成績好，還沒有班幹部氣質，鴉黑頭髮向後一把束起，小碎卷彎在額頭邊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馬尾蕩來蕩去。
她在遺書里讓爸媽不要傷心，讓媽媽對奶奶好一些：“爺爺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話不說，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錢，只需要你們的關心和體貼。”去世幾天後，又有一封信寄到家裏，落款是“你們的寶貝女兒”，信里寫：“看到你們哭腫的雙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認為一定是別人的代筆，但司法鑒定這確是苗苗的筆跡，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後投遞給郵局……這個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時候以這樣天真的方式安撫他們。
苗苗去世之後，她仍然是表弟在內心裏“唯一可以對話的人”。
“你現在心裏痛苦的時候呢？”
“忍氣吞聲。”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級。
“有疑問的時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問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嗎？”
他沉默不語，臉上掛着淚。
“為什麼不跟成年人談呢？”
他的話像針落在地上：“不相信他們說的話。”
學生連續服毒后，學校採取了緊急措施，磚牆的大黑板上，寫着“守法紀，講文明”，工整的楷書寫着“看健康書籍，不進遊戲廳，不拉幫結派，不參加封建迷信活動……”五六年級都開了“愛惜生命”班會。“老師怎麼跟你們說的？”我問。
“說服藥會得胃病。”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育他們，”六年級的班主任頭髮亂蓬蓬的，皺紋縫裏都是塵土，他說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學培訓是一九八二年的師範班，“也沒有人告訴我怎麼辦。”
他只能呵斥他們的痛苦，命令學生把刻在課桌上紀念同學的“519”字樣抹掉。他們拒絕之後，他叫學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課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來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還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學。四年級我剛剛轉學來，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麗麗。她對我很好，把泡着葡萄乾的水給我喝，上課的時候我倆坐第一排，在課桌底下手拉着手。班主任厲喝：“你們兩個，像什麼樣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筆頭，扔在我的頭上，班裏的同學吃吃地輕笑。
一直到放學，我的頭髮上都掛着一縷白色。
二十年之後，我覺得我的老師也很不容易。
我問那位六年級的班主任：“你有什麼心裏話跟誰說？”
大概從來沒人問過他這個問題，他愣了一下：“不說。”
“那你碰到難受的事怎麼辦呢？”
“忍着。”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樣。
這期節目讓我重回電台時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個小男孩說：“我跟媽媽看完節目抱在一起，這是我們之間最深的擁抱。”一個姐姐說：“這兩天正是弟弟統考成績不好的時候，看完節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間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從未有過的長談。”回到家，小區傳達室的大爺遞我一封信，是小區里兩個雙胞胎孩子留給我的，我在這裏租住了好幾年，並不認識他們，信里說：“我們看了這期節目，只是想告訴你，歡迎你住在這裏。”
電視也可以讓人們這樣。
但我的醫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談：“這期節目很好……”
“你直接說‘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學青年，還是記者在發問？”
“有什麼區別么？”
“像我們在急診室，實習的醫生都很同情受傷的人，會陪着他們難受，但是如果一個醫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淚水漣漣，這幫不了他們，冷靜詢問才能求解。”
我有點強詞奪理：“你說得對，但我還做不到，也顧不上，我就是那個剛進手術室的小醫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實的傷口。我有我的反應。”
採訪苗苗表弟的時候，他說起死去的姐姐，滿臉是淚水，我覺得採訪結束了，就回頭跟攝像海南說了聲“可以了”，蹲下去給男孩抹一下眼淚，說去洗洗臉吧。
他不吭聲，也沒動，肩膀一抽一抽。
我問他：“你在心裏跟姐姐說過話嗎？”
“說過。”
“說什麼呢？”
“……你好嗎？”
我問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沒去洗臉，跑進了屋子裏，倒在床上。小男孩捂着臉，彎着身子，哭得渾身縮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邊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節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給孩子擦眼淚的鏡頭編進片子裏了，她百無禁忌。
這個鏡頭後來爭議很大，還產生了個新名詞，討論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鵬瞪着大圓眼來問我：“你為什麼要給他擦眼淚？”
“那你怎麼做？”
“什麼都不做，這才是記者。”
正好錢鋼老師來參加年會，他是我們敬重的新聞前輩，大家在威海夜裏海灘上圍坐一圈，問他這件事。他不直接說誰對誰錯，給我們講故事，說美國“60分鐘”節目的記者布萊德利在監獄裏採訪一個連環殺人犯，問，你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
殺人犯是個黑人，回答說：“因為我在布魯克林區長大。”意思是那個地方是黑人聚集區，治安不好，社會不公，所以把我變成了這樣。
布萊德利是個老黑人，當時六十多歲，鬍子花白。他站起來揪着這個殺人犯的領子，搖着他說：“我也在布魯克林區長大。”
錢老師說：“他這麼做對么？不，先別回答，你要像蘇聯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裏嗆嗆，血水裏泡泡，鹹水裏滾滾’，十年之後咱們再來討論。”
十年將至，到底這麼做對還是不對，我在心裏已經過了好幾個來回，還是沒有最終的答案。只是我必須承認，當年面對醫生的辯解，一部分是要隱藏自己的無能。那時我說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這些孩子之間的情感複雜遠超過節目中的描述。
節目裏，我們只敘述了因聚會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還知道另外一些細節，這個年級里有很多學生喜歡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總是在上課的時候摸她的胳膊和頭髮……苗苗最反感別人摸她的頭髮，告訴了小楊，小楊揍了這男孩。
小楊是班上年紀最大個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歲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殺之前，他們吵過一次架，因為苗苗認了另一個保安做“哥哥”，小楊不再理她。她請求原諒。在一個小巷子裏遇到，苗苗攔住他說“對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從地上撿起塊磚，砸到自己額頭上。小楊說：“血和着磚灰流下來。”他沒停腳，繼續走了。
後來他才知道，苗苗轉身回到操場，到處都是學生，她當眾跪下，說：“我對不起楊……”也許她認為只有以這種方式羞辱自己，才會被諒解。
那個出事的聚會上，一個喜歡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願意。小楊對苗苗說：“讓他抱。”
或許是為了讓他原諒自己，這個姑娘聽從了。她是在自己喜歡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個男生擁抱，也許還有更進一步舉止的時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還不止於此，那個聚會集中了幾乎全部的情感衝突……那個在我們採訪時電話通知宣傳部的小姑娘，是當初簽了“有難同當”的六個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績在伯仲之間，聚會上，她當著苗苗的面向小楊表示好感……更細密的人性真相緊緊壓裹着，不可能在九天內剝開。
服毒的當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后，從操場回到教室，趴在小楊座位上哭泣。之後，她向小楊要了一張照片，說：“謝謝你實現了我最後一個願望。”她在課桌上刻下了“519”，對小楊說“莫忘五月十九日”，轉身離開了學校。
小楊跟我說這些細節時，一再問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無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這個問題的折磨。
將近十年後，再看節目，一個鏡頭拍到了他的筆記，有一行字，我當年沒有留意到，“她和我別離了，可是她永遠地活在”，字寫到這兒停止了。
這些年，我和老范對這事耿耿於懷，就因為這些沒能弄清講明的真相，怕說出這些孩子間的情感糾葛，會讓觀眾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許還會覺得“才十二三歲怎麼就這樣”……雖然大家十二三歲的時候，又與他們有什麼兩樣。
它們沒有被呈現，這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政治正確”。我們敘述了一個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個簡陋的框架，以保護大眾能夠理解和接受這個“真相”。
日後我看到托爾斯泰說，他在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原型是新聞里一個女人做了別人情人後卧軌自殺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極不可愛，她是一個背叛丈夫、追求虛榮的女人，他要讓她的下場“罪有應得”。但寫着寫着，他並沒有美化她，只是不斷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卻有它的力量，它從故事的枝條上抽枝發芽長出來，多一根枝條，就多開一層花，越來越繁茂廣大。安娜的死亡最終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人的心裏引起悲劇的共鳴。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
做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對人的了解還遠遠不夠，只下了個簡易的判斷。
走之前，我們終於找到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孫。看到我們，他撒腿就跑，上了一個土崖，我脫了鞋，拎在手裏光着腳爬上去。我們倆坐在崖邊上，攝像機從後面拍他的背，錄音桿凌虛放在崖邊的坎上。
小孫不看我，看遠處，白楊樹環繞的村子，風吹的時候綠的葉子陡然翻過來，銀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處都是這樣的土崖，我早年爬慣了，常常一個人爬過結冰的懸崖，從那兒夠下頭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問他：“你常常坐在這兒？”
他點點頭。
“因為這裏別人看不見你？”
“是。”這是他這些天對大人說的第一個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傷痕：“用什麼刻的？”
“刀刀。”
他頭扎在膝蓋里，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細胳膊，他的皮膚曬得發白，把浮土撫掉，能看到三道淡紅色的傷疤。
我想再往下問，小孫忽然站起身，一言不發地走下山坡。
鏡頭注視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願意跟我談，一瞬間電光火石，我沒有道理地覺得，也許他就是那個在聚會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繞過牛圈，再拐過一個房子，頭也沒有回過，消失在一個矮牆後頭。
一分多鐘，我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都沒有意識到鏡頭已經搖回來對着我了，直到海南輕聲說“說點什麼”，我愣了一下，說了我的感受：“看着孩子在採訪中離開，我們知道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也許那些話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雙城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能不能打開它，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這個一分四十四秒的長鏡頭用在了節目結尾，後來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常被提起，說這是鏡頭前的即興評論能力什麼的。但這個段落，對我來說，跟那些無關，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頭腦里的一根樁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時候，總認為結尾的評論必須是一個答案，說出“讓我們期待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早日來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這演播室只是一個佈景，我只是在表演一個職業。我從來沒想過一個節目會以無解來結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實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