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我站在安華的家門口。院子裏碼放着幾百隻空酒瓶子，一半埋在骯髒的雪裏，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沒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戶窄，焊着鐵條，光進不來，要適應一會兒，才能看見裂了縫的水泥牆。綠色緞面的被子從出事後就沒有動過，團成一團僵在床上。十幾年間，這曾經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生活最隱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這裏。
她從不反抗，直到最後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說，地上、牆上全是血跡。警察說，死者死的時候還被繩子捆着，“渾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殺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這樣的情況，確實不多見”。他說死者眼睛掙得很大，臉上都是“難以相信”的表情。
風聲讓空屋子聽上去像在尖叫。
在“東方時空”時，我看過法學會的一份報告，各地監獄女性暴力重犯中，殺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個數字背後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緩、死緩、無期、無期、無期……
這是我心裏幾年沒放下的事。
做完《雙城的創傷》后，我有一個感覺，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后，在這裏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類生活最親密的部分，為什麼會給彼此帶來殘酷的傷害？這是個很常規的問題。但愛倫堡說過：“石頭就在那兒，我不僅要讓人看見它，還要讓人感覺到它。”
我想感覺到人，哪怕是血肉模糊的心。
但安華想不起殺人的瞬間了。“五年了，我也一直在想，但想不起來。”她說，四方臉上都是茫然。
她穿着藍白相間的囚服，一隻眼睛是魚白色，是出事前幾年被丈夫用酒瓶砸的，啤酒流了一臉，“瓶子砸在眼睛上爆炸了，一下就扎進去”，眼珠子好像要掉下來了。
她當時沒有還手。
她被打了二十年，忍了二十年。她說不知道最後怎麼會動手殺人，那二十七刀是怎麼砍下去的，一片空白。“我可能是瘋了。”她說的很平靜。她在法庭上沒有為自己作任何辯護。
村子裏七百多人聯名請求法院對她免於處罰，死者的母親就住在緊挨着他們卧室的房間裏，八十多歲了，為她求情：“她是沒辦法了，沒辦法了呀。”
我問：“他打過您么？”
老人說：“喝醉了誰也不認，一喝酒，一喝酒就拿刀，成宿地鬧。”
小豆用鐵棍把丈夫打死了，打在腦袋上，就一棍，他連擋都沒擋，大概根本沒想到。
她被判死緩，已服刑八年，但她始終不相信他死了。
她有一張尖細的青白色的臉，眼睛微斜，一邊說一邊神經質地搖着頭：“他不會死的。”
我愣住了：“什麼？”
她說：“他還沒把我殺死。我死了他才能死。我沒死他怎麼能死呢？所以我不相信他會死的。”
她十五歲時嫁給他，相親的時候，他瞪着眼睛看着她：“你嫁不嫁？”她從第一眼就害怕他：“一回到家他就好像審你似的。他不允許我跟任何男人說話，和女的說話也不行，我自己的家人都不允許，老擔心別人挑唆我不跟他過。他就會對我動手。”
“用什麼打？”
“皮帶，鞋底子。不聽話把你綁起來，拿皮帶‘溜’。”
皮帶抽在光的皮膚上，噗的一聲，她被吊著，扭着身子盡量讓他打在背上，盡量不叫，怕別人看見羞恥。他從不打她的臉，打得很冷靜，反正夜還長，噗，噗噗。
結婚八年，她從來沒穿過短袖衣服，不能讓別人看見身上的傷，她最怕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晚上睡着睡着，脖子一冰，是他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就這她的頭髮往後拉，把整個脖子露出來≮墨齋小說網www.qSxiaoshuo.com≯，她只能盯着屋頂，叫不出來，不斷咽着口水，等着他會不會割下來。“要不就突然給你一瓶子葯，喝吧。”
“都不為具體的事情嗎？”我問。
“他說你別管為什麼，因為你長大了，你死吧。”
她抬起恍惚的眼睛，問我：“我長大了就該死嗎？”
有一個問題，在我心裏動。攝像機後面有男同事，我猶豫了一下，它還是頂上來了：“在你跟他結婚的這些年裏，你們的夫妻生活還是正常的嗎？”
“太痛了，我不想說。”
“別問我這個，我心痛。”
十幾個人，回答幾乎一模一樣。
跟我們一起去調查的陳敏是從加拿大回來的醫學專家，說她接觸的所有以暴制暴的婦女，“沒有例外，每一個都有性虐待”。這種虐待最讓人受不了的不是身體的傷害，燕青說：“他侮辱我。”
我不想問細節，只問：“用很卑鄙的方式嗎？”
“是。”她雙眼通紅。
說到這兒，她們哭，但哭的時候沒有一點聲音。這種無聲的哭泣，是多年婚姻生活挫磨的結果，十年以後，即使想要放聲大哭，也哭不出來。
“這些女人太笨了，弄一壺開水，趁他睡着，往他臉上一澆，往後準保好。”有人說。
我中學的時候，學校附近有個小混混，他個子不高，看人的眼光是從底下挑上來的。每天下晚自習的時候，他都在路口等着我，披一件棉軍大衣，就在那兒，路燈底下，只要看見一團綠色，我就知道，這個人在那兒。
我只能跟同桌女生說這件事。她姓安，一頭短髮，說她送我回家。
“你回去。”他從燈下閃出來，對她嬉皮笑臉。
“我要送她回家。”
“回去。”他換了一種聲音，像刀片一樣。我腿都木了。
“我要送到。”她沒看他，拉着我走。
一直送到我家的坡底下，她才轉身走。大坡很長，走到頭，我還能聽到她遠遠的口哨聲，她是吹給我聽的。
長大成人後，我還夢到這個人，跟他周旋，趁他坐在屋子裏我跑了，還冷靜地想，跑不過他，決定躲在大門的樑上，等着他追出去。他跑出來找我，眼看就要從門口衝出去了，但是，腳步忽然放慢了，我看到他站住了，就在我的下方，他的眼光慢慢從底下挑上來。
他馬上就要看到我了，我甚至能看到，他嘴角浮現的那一縷笑。
我全身一震，醒了過來。一個沒當過弱者的人，不會體會到這種恐懼。
採訪的十一個殺夫女犯中，只有一位沒有說殺人的原因。我去她娘家。她姐把我拉到一邊，遲疑再三，對我說：“你不要問了，她不會說的……她為什麼要殺他？”
“因為出事那天，他赤條條的去了兩個女兒的卧室。”
“什麼？”
她姐緊緊地扯着我衣服：“不要，不要出聲。”回身只給我看卧室門上，深綠色的荷葉扣像是被撕開了，只剩一個螺絲掛着，懸在門框上。“這是那個人撞壞的，他把我……”她沒說下去，如果不是這個傷口一樣的荷葉扣，和這個四十多歲的女人臉上慘傷羞恥的表情，我很難相信着是現實。
院子裏，上百隻翠綠的酒瓶子直插在深灰的臟雪裏，烏黑的口森森朝上，是這個男人曾存在的證據。
這些女人結婚大都在七十年代，沒受過教育，沒有技能，沒有出外打工的機會，像栽在水泥之中，動彈不得。安華也求助過村書記，村裡解決這件事情的方式是把她丈夫捆在樹上打一頓，但回家后他會變本加厲地報復，別人不敢再介入。婦聯到了五點就下班了，她只能帶着孩子躲在家附近的廁所里凍一夜。
全世界都存在難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沒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諾給人幸福，但應該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極端的不幸。
在對家庭暴力的預防或懲戒更為成熟的國家，經驗顯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家暴只要第一次發生時干預得當，之後都不再發生。警方可以對施暴者強制逮捕，緊急情況下法官可以依據單方申請發出緊急性保護令，禁止施暴者實施暴力或威脅實施暴力，禁止他們聯絡、跟蹤、騷擾對方，不得接近對方或指定家族成員的住所、工作地點以及一切常去的地方，這些政策向施暴者傳達的信號是：你的行為是社會不能容忍的。
但直到我們採訪時，在中國，一個男人仍然可以打一個女人，用到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眼睛，用槍抵住她的後背，強暴她的姐妹，毆打她的孩子。他甚至在中人面前這樣做，不會受到懲罰——只因為他是她的丈夫。
人性里從來不會只有善或惡，但是惡得不到控制，就會吞吃別人的恐懼長大，尖牙啃咬着他們身體裏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後一夜，“血紅的眼睛”睜開，人的臉也許在背後掙扎閃了一下，沒有來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渦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間反噬其身。
他們都說：“最後一天，他特別不正常。”
小豆說：“好像那天晚上不把我殺死，他決不罷休。”
“你怎麼感覺出來的？”
“因為他看著錶呢。”
“這個動作怎麼了？”
“給我一種感覺就是，他在等時間。那時候我記得特清楚，四點五十，天快亮了。他說：嗯，快到五點了。他說你說吧，你自己動手還是我來動手？”
“你那天晚上看他的眼睛了嗎？”
“我看了。他的眼睛都發直了，血紅血紅的，一晚上了。”
她有過一個機會逃掉，拉開門想逃到娘家去，被他用到抵着後背押了回來。她把心一橫：“是不是我死了就算完了？”
他說：“你姐姐、你父母、孩子，我一塊兒炸了他。”
“我當時想，我一條命還不夠嗎？我跟他生活了八年，還不夠嗎？我就順手抄起棍子打了他。”就這一下，她都不知道自己使了多大勁兒。打完之後，小豆不知道他死了：“我說怎麼出血了呢？我還擦了擦。”
她擦完血，抬頭看了看錶，對倒在床上的人說；“真到點了，五點了。你睡吧，我上法院跟你離婚。”她就抱着孩子走了，後來，她是在法院門口被抓住的。
“你這麼多年來反抗過嗎？”我問她。
“沒有，從來沒有反抗過。這是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
燕青拿起的槍是她丈夫的，他在一家煤礦當私人保鏢。
他喜歡玩槍，有次子彈沒拿好，有幾顆掉在地上。他撿起了一顆，上了膛，拿槍口指一指她：“我喊一二三，你撿起來。”她懷孕七八個月了，扶着肚子，半彎着，把沙發底下的子彈一粒一粒撿起來。他端着槍，對着她的背。她說：“我認為他肯定會開槍的，我覺得我馬上就會聽見槍響。”
他要她生個兒子，“他說他的老闆沒有兒子，我們錢沒有他多，我們一定要有個兒子氣氣他。他明確地跟我說，咱們要生一個女兒就掐死她吧。我說那是畜生乾的事兒。”她生了個女兒。第二天，“屋裏很暗很暗，就一個小紅燈泡。他說你給我五分鐘的時間。他的神情很古怪”。
“什麼神情？”
“我說不出來，我就感覺我和孩子都完了。他衝著孩子真去了。我就拽他，我拽他，他把我一下子打一邊了。我看他的手沖孩子的脖子去了，我就拿起了槍，我就給了他一槍。”
她說這種情況下，沒有第二個選擇。
“你的判決結果是什麼？”
“無期。”
“無期的意思就是你的一輩子？”
“為了我孩子，我死我也值。”
小豆的女兒今年十三歲，從她和母親在法院門口分離之後，母女倆再也沒見過。她連去一趟監獄的錢都沒有。除了逮捕證上，她媽媽也沒有照片，她說想不來她媽什麼樣子。
我蹲在她面前說：“我見過你媽媽，你長得跟她很像。”
她尖細的小臉微微笑，眼睛略有一點斜，有點害羞又高興。
外婆拉住孩子的手遞給我：“是啊，跟她一模一樣。俺這孩子冤啊。手裂得，你看手凍得，這個手凍得都流血。我啥也不要求，我就要求她早點回來，管她孩子，到我死的時候能給我跟前送個靈就行了。中不？我啥也不要求。”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中不？”她們一老一小兩隻手都放在我手裏，搖着。
我蹲在那兒，無法作答。
她的聲音越來越顫抖。我突然有點害怕：“您別激動。”
語言未落，就看見她從小板凳上向後一仰。
眾人亂作一團，我下意識攔住想抬她的人，在她的外衣內兜里亂翻，摸出一個小瓶，是速效救心丸，塞了五粒在她嘴裏。可是她已經完全無法吞咽了，最可怕的是她的眼睛，已經一點生命氣息都沒有了。
那一刻我跪在冰冷的地上，扶着她僵直的身體，心想她已經死了。
天啊。
五分鐘之後，她緩過來，被扶進了屋裏。
她的孫女很冷靜：“我姥姥經常這樣的。”
“發作的時候你怎麼辦？”
“去找鄰居。”十三歲的小女孩說。
死去的男人，失去自由的女人，留下的就是這樣的老老少少。寒冬臘月，連一塊燒的煤都沒有，沒有錢買。老人病了就躺在床上熬着，孩子們連院門都不出，不願意見人。我們能做的，只是去監獄拍攝時，讓孩子去見媽媽一面。
找了很久才找到安華的兒子，他十九歲，終日不回家，也不說自己吃睡在什麼地方，零下二十多度，沒有外套，穿一個袖口脫線髒得看不出顏色的毛衣，坐在台階上，頭髮蓬亂，恍恍惚惚。
“你為什麼不回家？”我問。
“回家想俺媽，你讓俺媽回來吧。”
又是這句話。
我帶他們去了探視室。兩個孩子看見穿着囚服的媽，老遠就哭了，一邊走一邊像娃娃一樣仰着臉喊“媽，媽”。
女警過來敲一敲玻璃：“坐下，拿起電話說。”
女兒說：“媽，媽，我們聽你話，你早點回來啊。”
“我知道，我知道你哥哥挺內向，什麼事也不敢說，不敢做的。”
兒子把頭扎在胳膊里，哭得抬不起頭，女兒對者電話喊：“媽，他說天天想你，他整夜睡不着覺，他說俺出去找你去，他說去找你，他說他想你。”
媽媽把手往玻璃上拍：“傻孩子啊，你上哪兒找媽媽啊？我知道媽媽需要你，你也需要媽媽。”
兒子把頭磕在玻璃上：“媽，你不要哭了。”
媽說：“不管咱再哭再難，咱要堅持下去，熬下去，聽見了沒？”
兒子說：“聽見了。”
旁邊的女警背過身，用警服的袖子擦了一下眼。
每年的三八婦女節，這些女犯中或許有人可以因為平時表現良好而得到減刑，那樣有生之年也許能夠看着孩子長大，小豆對我說，她熱愛這個節日，“但是，一年，為什麼只有一個三八節呢？”
我想了解這些死去的男人，但是每家的老人都燒毀了跟死者有關的照片。從沒人跟孩子們談起父親，被母親殺死的父親。
我問孩子：“有想過他嗎？”
“有。”
“想念什麼呢？”
“他笑的時候……他給你一個微笑的時候，簡直就像把世界都給了你的那種感覺。”
她臉上的傷痕，是父親用三角鐵砸的，就在鼻樑和眼睛之間。我找到了小豆丈夫的哥哥，問他有沒有弟弟的照片。這個男人嘆口氣，從門後邊拽出一把掃帚，舉起來，往中間那根粗房樑上一掃。飄下一張身份證，他拿抹布擦了一下遞給我，眼睛一濕：“看吧，八年啦，沒捨得扔，也不想看。”
我很意外，這不是張兇惡的臉，這是一個看着甚至有點英俊的男人，笑容可掬。
我問安華的孩子：“你知道你爸爸為什麼會這樣總是喝酒，總是打人嗎？”
“不知道。”
“這個世界上有人連結他嗎？”
“唉，不知道他。”
“你覺得他除了暴力之外，有沒有其他能跟別人交流的方式？”
“喝酒。”
他們幾乎都是村子裏最貧窮的人，幾乎都酗酒，喝的時候咒罵賺了錢的人，回家打老婆孩子。有人說：“這些人，只是農村的失敗者，城市裏沒有。”
二〇〇〇年我在湖南衛視時，主持過一個“年度新銳人物”的評選，“瘋狂英語”的創始人李陽當選，節目散后，他在大巴車給滿車人講笑話，內容不記得了，但車內大笑的活力和氣氛還記得。十一年後，他的美籍妻子Kim在網上公開遭受家庭暴力的照片：體重九十公斤的李陽騎坐在妻子背上，揪着她的頭髮，在地上連續撞了十幾下，頭部、膝部、耳朵多處挫傷。
當天他們爭吵的很久，Kim是美國人，原來是“瘋狂英語”的美方總編輯，結婚後在北京帶着三個女兒，兩年來她的駕駛執照過期，教師執照作廢，母親在美國病了，要帶孩子回去探望，但李陽全國各地演講，說他沒時間陪着她辦手續：“我一個月只回來一兩天，不可能辦好這些事情。她覺得我不能感受她的感受，我在外面這麼跑，冒生命危險，女人應該隱忍一點。”
“這個說法是不是太大男子主義了？”
他打斷我：“大男子主義也是這個文化給我的，不是我自己大男子主義。”
吵了數小時后，他大喊“閉嘴”。Kim說：“我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是你控制，你不能讓我閉嘴。”李陽說：“我當時想我就不能讓她有反抗，我要一次性把她制服。”他抓住她頭髮摁在地上時，喊的是“我要把一切都了結了”，說如果再嚴重一點，“我可能會殺了她”。
“坦白地說，那一瞬間是人性的惡？”我對李陽說。
“是，人性的魔鬼，”他眼睛避開了，眯起來看向旁邊，又瞥向下方，“魔鬼完全打開了。”
Kim之前一直不接受媒體訪問，老范把女子監獄調查的節目視頻發給她，她看完同意了。“我不知道在中國有那麼多女人這樣活着，如果我沉默，將來也無法保護我女兒。”
片子裏我問過這些女犯：“你們在法庭陳述的時候，有沒有談到你們承受的家庭暴力？”
每個人都說：“沒有。”
沒有人問她們。
有女犯接受檢察官訊問的時候，想要說說“這十幾年的咋過的”，檢察官打斷她：“聽你拉家常呢？就說你殺人這一段！”
Kim被打后曾去報警，有位男性以勸慰的口氣說：“你指的，這兒不是美國。”她說：“我當然知道，但肯定在中國有法律，男人不能打女人。”他說：“是啊，你說得對，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李陽曾經在一個電視綜藝節目上說過二女兒脾氣不好，因為“可能她媽媽懷孕的時候我打過她”，他做了一個抽耳光的動作，在場幾位嘉賓呵呵一笑過去了，鏡頭前一位女學生對他說：“你能影響這麼多人，在家庭里犯這麼一點點錯，Kim老師也會原諒你。”
三十年前，“受虐婦女綜合症”在北美已經從社會心理學名詞成為一個法律概念，只要獲得專家鑒定就可以獲得輕判甚至無罪釋放，但這在中古還不被認同。在女監片子的開頭和結尾，老范用了同一組鏡頭，鏡頭搖過每個女犯，他們說自己的刑期：“無期，死緩，十五年，十五年，十五年……”
有人已經被執行了死刑。
Kim說：“我有錢，我可以回美國，這些女人呢？她們沒有路了。”
李陽說他對家庭的理解是“成功，一定是唯一的標準”。
“不是愛嗎？”我問。
“真正的愛是帶來巨大的成功。”他公開在媒體上說不愛妻子，結婚是為了“中美教育的比較”，想把孩子作為英語“瘋狂寶寶”的標籤，是教育的實驗品，他說：“那才是普度眾生，一個小家庭能跟這個比么？”
我問他：“你跟你父母之間有過親密的感覺嗎？”
“沒有，從來沒有，我還記得在西安工作的時候我爸爸說，今天晚上就跟我睡一起吧。嚇死我了，跟他睡一個床上，我寧可去死。斷了，中間斷掉了。”
李陽四歲才從外婆身邊返回與父母生活，一直到成年，都無法喊出“爸”、“媽”。傳統家庭中的父母工作忙，對孩子嚴厲，他說小時候聽得最多的詞是“笨蛋”“豬”。他童年口吃，懦弱到連電話響都不敢接，少年時期在醫院接受治療時，儀器出了故障燙傷皮膚，他忍着痛不敢叫出聲來，一直到被人發現，臉上存疤至今，說：“自卑的一個極端就是自負，對吧？中國也是這樣，中國是一個自卑情結很重的國家。所以自卑的極端是自負。”
長大成人時他想強制性地接觸這個自卑，以“瘋狂英語”的方式勒令自己當眾放聲朗讀，在後期，發展到讓學生向老師下跪，鼓動女生剃髮明志，率領數萬名學生高喊“學好英語，佔領世界”、“學好英語，打倒美帝國主義”。
我說這已經不只是學習方法，“你提供的是很強硬的價值觀。”
他說：“強硬是我以前最痛恨的，所以才會往強硬方面走，因為我受夠了懦弱。”Kim說，在每次機場登機的時候，李陽一定要等到機場廣播叫他名字，直到最後一遍才登機，這樣“飛機上的人會知道他的存在”。
我問過安華：“你丈夫自己是施暴者的時候，你覺得他是什麼感覺？”以為她會說，是宣洩的滿足。
結果她說：“他總是有點絕望的感覺。”
小豆說：“有一次看電視突然就問，你愛我嗎？我說什麼叫愛啊？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就對你‘啪’一巴掌，你說，愛我不愛？我不知道什麼叫愛。”
有時候，打完之後，他們也會摸摸這兒，看看那兒，問“疼嗎”，就是這一點後悔之色，讓女人能夠幾十年吮吸着一點期望活下來。但是下一次更狠。
安華說：“我就知道他也挺可憐的。”
“你覺得他自己想擺脫嗎？”
“當然想擺脫，因為他說過，我也不希望這個事發生。他說我自己也控制不了我，我幹嘛非傷害別人啊。”她說，“所以我自己矛盾得不行，想離開他又離不開他。”
我問過Kim：“李陽的生活中，他跟誰親近？”
Kim怔了一下，說：“最親近的嗎？不認識的人。他站在台上，他的學生特別愛他，兩個小時后他可以走，是安全的，沒時間犯錯誤。”
李陽說每天早晨，起床后的半個小時“非常恐怖，非常害怕。覺得工作沒有意義，活着沒有意義”。他給Kim發過短訊，“我揪你頭髮的時候，看到有很多白髮，就跟我的白髮一樣。”他說內心深處知道妻子的很多看法是對的：“我是尊敬她的，所以每次她指責我，我才真的恐懼，恐懼積累了，就會以暴力的方式爆發。”
打過妻子后，他沒有回去安慰，卻主動去看望了父母，第一次帶了禮品，表示關心。我問：“這是一種下意識的心理補償嗎？”
他想了一下，說：“……是吧，是。”
“那你認為你現在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嗎？”
他眼睛又再眯縫起來，避開直視，忽然有點口吃起來：“我肯定需要幫助。此時此刻我需要婚姻方面的幫助，如……如……如何有效地去解決抑鬱症的幫助。”
我們採訪前，Kim剛把三歲的小女兒哄睡着，這個孩子在父親毆打母親時，掙扎着往外拉父親的手，被甩開，之後一直做噩夢，哭着說：“媽媽對不起，下次我用筷子、用剪子（攔住）呢。”Kim頭搖得說不下去，想把哭聲抿住，脖子上的筋脈全部凸起。她摟着女兒，對她說：“可以狠爸爸錯誤的行為，不要恨爸爸這個人。”
在女監的那期節目裏，零下二十度，坐在冰雪滿地的院子裏，父親死去，母親在獄中，安華的女兒小梅說：“一個人他的心再硬，也有自己心底的一角溫柔。”
“你覺得你爸爸有嗎？”
她想了很久，一字一頓地說：“有，只是還沒有被他自己發現而已。”
我看到院裏廚房的水泥牆上用紅色粉筆寫着幾個字，“讓愛天天住我家”。是她寫的，這是前一年春節聯歡晚會時一家人唱的歌。十四歲的小梅喜歡這歌，她輕唱：“讓愛天天住我家，讓愛天天住你家，擁有……擁有……擁……”她張着嘴，發不出聲音，眼淚一大顆一大顆砸在褲子上。
這些孩子會長大，他們會有自己的家庭——那會是什麼樣子？
小梅的姐姐十六歲，她說：“我再也不相信男人，他們只有暴力。”
他的哥哥從探視室離開就又走了，妹妹在身後喊“哥，哥”。
他頭也不回就走了，不知道跟什麼人在一起，睡在哪裏，吃什麼。那晚，他和母親一起用繩子把父親捆起來的，刀砍下去的時候他在現場。
他將來會發生什麼？不知道。
我們緊接着去做下一期，流浪少年犯罪調查。
沒有完，完不了。
我和編導小仲去了登封。十幾個少年組成的盜竊團伙，領頭的十五歲，最小的十歲，都輟學，是王朔小說里打起架來不要命的“青瓜蛋子”。
他們打架，有時是仇，有時是為了掙錢，有時只是娛樂。除了刀，他們還用鐵鏈，用自製的佈滿鋼針的狼牙棒——因為那樣傷人的時候血流出來的“效果”更好。
我問打架最恨的那個：“你不怕死？”
“不怕。”他頭一昂。
他不是不怕，他連生死的概念都沒有，所以也不會有悲憫之心。
我找到了他的父親。離異多年的他，早有了新家，從沒想過兒子在哪兒。他是個司機，開輛麵包車，車廂里污穢不堪，擋風玻璃上濺滿了鳥屎，座位邊上滿是滾倒的翠綠啤酒瓶和空煙盒，收音機的地方是一個洞，底下是一個煙灰托，裏面的黑灰已經長時間沒倒了，載滿了不帶過濾嘴的皺巴巴的黃煙頭。
他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對着瓶口喝啤酒，笑起來一口黑黃的牙：“等他回來，我捆起來打一頓就好了。”
他們去找那個十歲的男孩。到了村裡，推開那扇門，我對帶路的村支書說：“走錯了吧？這地方荒了很久了。”寒冬臘月的，院子裏都是碎瓦和雜草，房子裏的梁塌了半邊，除了一個已經被劈開一般的衣櫃，一件傢具都沒有。
“應該就是這兒啊。”他也疑惑不定。
我們轉身往出走的時候，從門扇背後坐起一個人：“誰呀？”
小男孩就睡在門背後，靠門板和牆夾出一個角來避寒，腳邊是一隻破鐵鍋，下面墊着石頭，鍋底下是燒剩下的草，連木頭都沒有，他劈不動。
他父親已經去世兩年。
“怎麼不讀書呢？”
村長說：“學校怎麼管他呀？咱農村又沒有孤兒院。”
民政一個月給三十塊，他笑了一下，“買方便麵他也不夠吃。”
“村裡不管嗎？”
“怎麼管，誰還能天天管？”村長指着鍋，“這都是偷來的。”
小男孩抱了捆柴草回來，點着，滿屋子騰一下都是煙，他低着頭，一句話不說，把手伸在那口鍋上，靠那點火氣取暖。
村長嘆口氣，說：“你們中央電視台厲害，我看那上頭老有捐錢的，看能不能呼籲一下，給他捐點錢，啥問題都解決了。”
警察告訴我，他們想過送這些孩子回學校，但學校沒有能力管他們，更不願意他們“把別的孩子帶壞”。
他們流浪到城市，從撿垃圾的地方，從火車站……聚集起來，他們租了一間房子，住在一起，很快就可以像滾雪球一樣多起來。乾脆不要床，偷了幾張席夢思墊子，橫七豎八在上面排着睡。生活的東西都是偷來的，那種偷簡直是狂歡式的，在那個城市裏，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製造了兩百多起盜竊案。十歲的那個，負責翻牆進去打開門，他們把床上的大被單扯下來，把家電裹起來，拿根棍子大搖大擺抬着出門，然後打車離開。
他們每個人有十幾個手機，大家最恨的那個男孩說：“用來砸核桃。”
“我們是小偷中的小偷。”他很得意。
白天他們在家裏看武打和破案片，“學功夫”，說整個城市裏最安全的就是他們住的這個小區：“兔子不吃窩邊草嘛。”
他們把偷當娛樂，剛偷過的人家，一天後再去偷一次，第三天，再去偷一次。
一個得不到愛、得不到教育的人，對這個社會不可能有責任感。
案子破了，他們被抓住了，但是都不到服刑年紀，全放了。
那個喝酒的父親答應我去見見孩子，見到后倒沒動手打，而是打量了一下兒子——離他上次見，過了幾年了。他好像突然知道兒子是半個成人了，上下打量一會兒，忽然把兒子攬到一邊，避開我，摟著兒子肩膀說了幾句，又打了一個電話，他們父子很滿意地對視笑一下，轉身對我說：“記者，走啦，去辦點事兒。”
那笑容讓我心裏一沉。
領頭的那個孩子，我們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家，他是撿來的，養父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不再管他去哪兒了。
“能不能找點他小時候的東西我們看一下？”我問他的養母。
“都扔了。”她說得很輕鬆。
我聽着這句話，一下子理解了“拋棄”這個詞。
我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我只是一個記者，採訪結束就要離開。
那個父親雙亡的十歲孩子，最後一次偷竊，他分了一千多塊，回來后都給了小時候養過他的老人。採訪完我們留了些錢給村裡人照顧他，走了幾步，我回身把這孩子叫到門后，給了他一百塊錢。
“你知道阿姨為什麼給你錢？”我輕聲問。
“知道。”他低着頭，“因為我可憐。”
“不是，這是你勞動所得，你今天幫我們拿了很多次帶子，很辛苦，所以這是你自己掙的。我要謝謝你。”
他抬起頭，羞澀地笑了一下。
他們租過的那個房子，收拾得還算乾淨。和所有十三四歲的孩子一樣，牆上貼着明星的照片，窗台上放着整整齊齊的十幾個牙缸，他們每天早上排好隊去刷牙……他們把這個房子叫“家”。
二〇一一年，我遇到一位律師，她告訴我採訪過的女犯的消息，安華在各方幫助下，已經減刑出獄，再嫁了人。小豆在監獄裏精神失常。
二〇一〇年，中國法學會再次公佈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專家建議稿）》，建議建立家庭暴力庇護場所、向家庭暴力受害人簽發保護令，這只是一個建議稿，至今仍只是全國人大法工委的預備立法項目。
在“兩會”上，我曾去找過關心此事的代表委員，擔任警察職務的男代表說，現在刑法里已經有人身傷害的定罪了，“如果男性對女性造成人身傷害，那就按現有的法條來判，為什麼要為了家庭暴力再去立法？”
一位女性代表說：“家庭的事情，不可能像一般的人身傷害那樣處理。”
現場有些爭起來了：“你們這麼說，只因為你們也是女人。”
“不是女人才關心女人，是人應該關心人。”這位女代表說。
李陽最終沒有去做心理治療，也沒有回去陪伴家人，他的時間用來接受各種媒體的採訪，準備成為“反家暴大使”。
兩個月後，Kim申請與他離婚。
他曾經對Kim解釋說：“這是中國的文化。”
Kim說：“這不是中國的文化，人是一樣的。我覺得中國人，美國人，所有人，我們的相似之處遠多過不同，我們都愛我們的孩子，我們都需要快樂的家庭，我們都希望更好的生活。如果他的夢想真的是讓中國更好、更國際化，我希望他能從自己做起。”
去採訪Kim前，我做完採訪提綱，合上筆記本，按習慣想一想，如果我是她，交談時還需要注意什麼。
奇怪的是，那一小會兒閉上眼的沉浸里，我想起的卻是自己早已經忘了的事，中學時有天中午上學路上，那個小混混喝了酒，從身後把我撲倒了，磕在街邊的路沿上，我爬不起來，被一個爛醉的人壓着，是死一樣的分量。旁邊的人嬉笑着把他拉扯起來，我起來邊哭邊走，都沒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這件事，最難受的不是頭上和胳膊上的擦傷，也不是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覺——厄運中的人多有一種對自己的怨憎，任務是自我的某種殘破才招致了某種命運。
我帶了一束花給Kim。
她接過報紙包的百合花，有點意外，找了一會兒才找出一隻瓶子插上，又拿出幾個大本子給我看，裏面是一家人的合影，李陽與她合作錄的英語磁帶，寫的工作便條，還有一頁，夾着某年結婚紀念日她提醒李陽買的玫瑰花——雖然是秘書買來送到的——花朵是完整的，每片葉子都用塑料膜小心地壓平保存着，旁邊是一家人的合影。“我要記得，我當時為什麼要這個男人。”
這些早就乾枯失血的花瓣給我一個刺激，人是一樣的，對幸福的願望一樣，對自身完整的需要一樣，只是她生在這兒，這麼活着，我來到那兒，那麼活着，都是偶然。
萬物流變，千百萬年，誰都是一小粒，嵌在世界的秩序當中，採訪是什麼？採訪是生命間的往來，認識自己越深，認識他人越深，反之亦然。做完女子監獄那期節目的年底，評論部讓每人寫一句話印在內部刊物上，代表這一年裏自己對工作的認識。我沒思量，有一句話浮上心頭，以前我會顧忌別人怎麼看，會不會太文藝腔，但這次我徑直寫了下來：“他人經受的，我必經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