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大媽的畫像
我就這樣聽着鄺和大媽談了半個晚上，我是早就睡意矇矓了，她卻好像興緻越來越好。
洛基開了一輛渾身是毛病的廂式貨車送我們回長鳴，大媽那蜷縮的遺體被放在車後面的長凳上。每到十字路口，貨車都會在停車時發出咳嗽般的聲音，然後熄火。這時洛基就會跳下車去，打開引擎蓋，在裏面東摸西碰地搗鼓一番，嘴裏還不停地罵著：“操你祖奶奶，你這個懶蟲。”不可思議的是他的這些咒語每每有效，特別是在我們表示焦急或排在後面的汽車鳴號催促時。車內冷得像冰箱，不知是不是出於對大媽遺體保存方面的考慮，洛基始終不肯把空調的暖風打開。看看窗外，薄霧正從遠處的河岸徐徐升起，峰巒已在霧靄中渾濁不辨了。看上去這對一天來說不算是個好兆頭。
鄺坐在車後面，衝著大媽大聲地談論著，好像是兩個在上學路上交談的姑娘，我坐在另一張長凳上、酉蒙則坐在洛基後面的座位上，一副全神貫注的神情，我想他是害怕洛基又有什麼危險之舉。當天早晨，當我們在喜來登飯店往車上裝行李時，我曾對西蒙說：“感謝上帝，這將是我們最後一次坐洛基的車了。”鄺很反感地瞪了我一眼說：“嘿！別提‘最後’，這詞不吉利。”吉利不吉利先不管它，至少我們不用再一天到晚地往返在長鳴的路上了。我們將在村子裏住上兩個星期，按大媽的好意，我們不用付租金。用鄺的話說，“是她邀請我們去住的。這在她死前就定好的。”
伴着汽車丁丁當當的金屬撞擊聲，鄺不停地向大媽絮叨着：“你看這件汗衫，像不像是全毛的？可它是丙烯的，可以機洗。”她用自己的方言翻譯著“丙烯”、“機洗”之類的英語，然後又解釋起在美國司法制度中洗衣機與乾衣機的事情來。“在加利福尼亞，你是不能在陽台和窗戶外晾晒衣服的，否則你的鄰居會叫警察來讓你難堪。美國可不像你想像的那麼自由，很多事情都被禁止的，你甚至都不會相信。當然，我覺得有些規矩是訂得好的，你除了在監獄裏就不能吸煙，你不能隨地亂丟橘子皮，你不讓孩子在路邊上大小便，可有一些就太可笑了，在影劇院裏你不許交談，你不許吃太多高脂肪的食物……”
洛基把車開上了一條顛簸不平的小路，這使我在對鄺的精神狀態擔心不已的同時，還要提防着大媽的屍體不要滾到地板上。
“而且你還不許讓你的孩子幹活。”鄺仍然在自說自話地講着。“我說的可全是真的，你還記得小時候讓我去拾柴火嗎？我可是全記得，大冬天的我不得不滿世界地找，東南西北，上下左右，我的手指全都凍僵了，可你只管把這些柴火賣掉，錢都歸你自己了，不，我並不是在詛咒你，現在也不。那個時代每個人都必須拚命地幹活，可是在美國，你如果這樣對我，他們就要把你關進監獄。還有，你打了我那麼多次耳光，還用你的尖指甲掐我的臉，你不記得了？看看這兩個傷疤，像兔唇一樣留在這裏。現在我想起來了，我要再告訴你一次，我沒有用米糕去餵豬，現在我沒理由再撒謊了，和我原來說的一樣，是吳三表妹偷去的，我親眼看到她乾的，你可以去問她自己。她現在應該也死了，問問她為什麼撒謊而且還誣陷我。”
接下來的十分鐘裏鄺出奇地平靜，我想她也許在和大媽用中國方式彼此默默地在交流着。突然，鄺用英語向我大喊起來：“利比—阿，大媽問我，你能否為她拍照片，她說她活到現在還沒有一張好照片。”沒等我回話，鄺又講了一大堆陰語：“今天下午，她認為是拍照的最佳時間，等她穿上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鞋。”鄺衝著大媽；聲笑着，然後對我說：“大媽說，她為家裏有這樣著名的攝影師而感到自豪。”
“我可一點兒不著名。”
“別和大媽抬扛，對她來說，你是著名的，就這麼回事。”
西蒙起身坐到我旁邊，輕語道：“你不會為死屍拍照吧，嗯？”
“你讓我說什麼呢？‘對不起？我不給死人拍照，不過我可以為你推薦一個人’？”
“她並不太適合拍照。”
“別孩子氣了。”
“你知道拍照是鄺的願望，並非大媽的。”
“你為什麼要說這些廢話呢？”
“你要想想，我們是在中國，這麼多不可思議的事接連發生，可我們到這兒才第二天。”
車到長鳴后，四個中年婦女幫我們搬行李，我們表示自己來，被她們笑着拒絕了，她們聲稱任選一人都要比我們三人加在一起還有力氣。我們空着手走上一條鋪着石頭的迷宮般的小道，穿過狹窄的走廊七彎八轉來到大媽的屋子。在整個村子裏，這棟房子是非常獨特的，是用土磚砌成的小平房。鄺打開木門，西蒙和我跨進了門檻進入院子中央，一位瘦小的老婦正在用手泵向一隻桶里壓水。看到我們，她先是面露驚愕，繼而滿臉放光地招呼起鄺。她一開口就從嘴裏冒出一股霧氣。她的一隻眼睛眯成一條縫，而另一隻眼睛卻向外暴突着，很像是盯着獵物的蛙眼。鄺和這婦人擁抱了一下，彼此在腰際拍打着，然後則是一大串的長鳴方言。這婦人衝著一段殘破的牆垣作着手勢，像是在發泄着無以名狀的火氣。她祈求鄺對房屋殘破的現狀以及她未能就我們的到來準備一次晚宴和管弦樂的歡迎儀式表示原諒。
“這是杜麗麗，是我家的世交。”鄺用英語對我和西蒙說，昨天她到山腳下去采蘑菇去了，回來時才知道我來過又走了。
杜麗麗的臉上呈出一副極為痛苦的表情，好像是理解了鄺的話，我們沖她點了點頭。
鄺接著說：“很久以前，我們住在同一棟房子裏，你們可以講普通話，她聽得懂的。”鄺又轉向她的朋友替我們介紹。“我的小妹，利比—阿，她會說怪怪的普通話，美國味的，她的思想和句子都有點過時，你會發現的。這位是她的先生西蒙，他像個聾子，只會說英文。當然，他們只有一半中國血統。”
“啊！”杜麗麗的聲調聽上去既驚訝又厭惡。“只有一半！那麼他們之間說什麼話？”
“說英語。”鄺說。
“啊！”又是一聲怪異的驚嘆，杜麗麗盯着我的臉打量着，好像我臉上的那些中國痕迹會轉瞬即逝一樣。
“你能聽懂一點兒，是嗎？”她用官話慢慢地問我，我點了點頭，她旋即加快了語速：“你太瘦了，怎麼會這麼瘦呢？嘖！嘖！我一直以為美國人是很能吃的。你是不是體質不佳？鄺，你怎麼不照顧好你的小妹？”
“我當然做了。”鄺抗議道，“可她不肯多吃！美國女孩以瘦為美。”
接着杜麗麗又打量了一下西蒙：“噢，這人像個電影明星。”她踮起腳尖，以便看得更仔細些。
西蒙衝著我聳了聳眉毛：“請告訴我她在說什麼？”
“她說你可以做她的好女婿。”我向鄺眨眨眼，裝作一本正經地說。
西蒙的眼睛都瞪圓了。這是我們早先同居時常玩的把戲，我給他一個錯誤的翻譯。然後我們就為此瞎折騰一番，直到其中一人敗興為止。
杜麗麗拉着西蒙的手向屋內走去，“請進來，我要請你們看樣東西。”
鄺和我也跟了進去，“她先要檢查一下你的牙齒，”我對西蒙說，“這是訂婚儀式前的慣例。”我們來到了一個二十碼見方的廳堂，杜麗麗稱這是中堂，屋裏很黑，空蕩蕩的只有兩條長凳和一張木桌，還散放着一些罐罐壇壇。屋頂沒裝天花板，房樑上掛着干肉、胡椒和籃子，沒有裝吊燈。地是用粘土夯實的。杜麗麗指了指靠後牆的白木桌上擺着的祭壇，招呼西蒙站到她的身邊。
“她要看看神是否接受你，”我邊說，鄺邊捂住嘴巴，我忙向她眨眼睛。桌子上方貼着一些粉紅色的紙，上面的字已經褪色了。中間是毛澤東的畫像，頭像上掛着一條黃色的帶子。左邊是個破舊的鍍金鏡框，裏面放着耶穌像，手上舉着一束金光。右邊則是杜麗麗要讓西蒙看的：這是一張舊掛歷上的照片，裏面是一個很像布魯斯·李的人，穿着古代武士的服裝，喝着綠色的蘇打水。“看到這個明星了嗎？”杜麗麗說，“你和他很像，黑頭髮，尖利的眼睛，嘴唇輪廓分明，簡直一模一樣，太瀟洒了。”
我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西蒙，他正等着我的翻譯，“她說你和這個全國通緝的要犯長得很像。結婚是不可能了，她想把你出賣給警方，可以得到一千元的賞金。”
西蒙指了指照片，又指了指自己，張着大嘴說：“我？”他拚命搖着頭，用英語提出抗議：“不，不，認錯人了。我是美國人，大好人。這是壞人，完全不一樣。”
我實在忍不住，一下大笑了起來。
“我贏了，”西蒙非常得意，鄺向杜麗麗解釋着我們的鬧劇，我和西蒙則相視而笑，很長時間以來這是我們之間頭一次這樣開心，不知何時，我們之間調情的挑逗，已經變成了彼此的挖苦。
“事實上，杜麗麗說你和這個影星一樣英俊。”
西蒙雙手合起作作揖狀向杜麗麗表示感謝，她也回敬他，並為他終於明白了自己的恭維而高興。
“你知道嗎，”我說，“由於某些原因，比如這樣的光線，你看上去的確不同，很漂亮。”
“唔，真的嗎？”他的眉毛一跳一跳的。
我感到有點尷尬，臉也發燒起來，“噢，也許吧，可能你看上去更像中國人的原因。”我轉過身裝作在看毛澤東的畫像。
“你知道人們對結過婚的人是如何評說的，我們相處得越久，彼此就越像。”
我眼睛盯着牆上，心中卻不明白西蒙這話的意思。“你看，把耶穌像掛在毛澤東的旁邊，這在中國違法嗎？”
“杜麗麗可能根本不知道誰是耶穌，她沒準也把他當成明星掛着罷了。”
我正想問問杜麗麗這張耶穌的畫像，鄺突然轉過身去，衝著門廊光亮處的黑影叫了起來：“進來！進來！”她好像一下變得忙碌不堪。“西蒙，利比—阿，幫他們搬搬行李。”我們那些年長的侍者把我們推到一邊，搬進了一堆我們的提箱和拎包，箱底好像已沾了些粘土。
“把你的手袋打開。”鄺對我說，還沒等我去做，她已搶先把手伸了進去。我想她是要拿錢去付小費，誰知她卻拿出了一包萬寶路香煙給了這些老太太，婦人們高興地依次把香煙拿走，隨之抽了起來，一陣煙升霧騰之後，她們都走了。
鄺把她的行李搬到右邊一間黑洞洞的房間裏，沖我示意道：“我們住在這裏。”我猜想這間卧室一定非常簡陋，而且一定不會有什麼裝飾。可是當鄺打開窗戶，讓上午的陽光灑進房間時，我簡直驚呆了，一張華麗的鏤花雙人床，上面掛着帶幔簾的蚊帳，實在精美絕倫，甚至讓我聯想起我在聯合大街的一家商店裏夢寐以求的那張床。床上收拾得和鄺平時一樣，床單鋪在床墊上，枕頭放在疊好的被子上，端置在床腳。“大媽從哪兒弄到的？”我讚歎道。
西蒙撫摸着一隻大理石貼面的梳妝枱，台上的鏡面銀光閃爍：“我想這一定是他們從歷次浩劫中留下的一件帝王遺物吧？”
“這都是些舊貨，”鄺不屑地揮揮手，露出得意神態，“在我們家放了很久了，‘文革’的時候，大媽把它們藏在草垛里，所以才都保存了下來。”
“保存？”我不解地說，“可最早我們家怎麼會有這些東西呢？”
“最早，是一個女傳教士給我母親的祖父的，為此還欠了一大筆債。”
“一大筆債？”
“說來話長了，這事總有一百年了……”
“我們等會兒再談這事吧，”西蒙插話道，“我該到其他房間去安頓一下。”
鄺作出了一個嘲弄的表情。
“什麼？”西蒙似乎悟出了什麼，“你是說沒有其他卧室了？”
“還有一個卧室是杜麗麗的，是個很小的房間。”
“那我們睡在哪裏？”我試圖在房間裏找到其他的床褥和墊子。
鄺無動於衷地衝著這張大床努了努嘴，西蒙沖我一笑，作出一副表示理解的表情，可這分明是不真誠的。
“這張床睡兩個人是夠大了，”我對鄺說，“你和我睡在這裏，但我們還得給西蒙找一張床。”
“到哪去找閑着的床呢？”鄺眼睛看着屋頂，雙手不停地摩搓，好像一張床會從天上變出來一樣。
我覺得喉嚨有些發緊：“可總該有人有富餘的床墊被褥之類吧？”
她去問杜麗麗，後者也在那兒摩搓手，“看到了，”她說，“是沒有。”
“沒關係，我可以睡在地板上。”西蒙說。
鄺把這話翻譯給杜麗麗時，引出一陣竊笑，“你難道要和蟑螂同床共枕嗎？”鄺說，“毒蜘蛛？大螞蟻？這裏可是有很多螞蟻，會咬掉你的手指的，”她邊說邊作出咀嚼的聲音，“你喜歡這樣嗎？噢，只有一個辦法，我們三個人睡一張床，不管怎麼說，只有兩個星期。”
“不能這樣。”我抗議道。
杜麗麗看上去神情關注，她向鄺耳語了幾句，鄺又跟她耳語，只見她轉頭看看我和西蒙，隨後就拚命搖着頭，說出一連串的“不”。她挽住我的手，又拉過西蒙，把我們像小孩子一樣拉在一起，說：“你們這兩個急性子，這裏可沒有為你們準備好美國的豪華設備，聽你大媽的，睡在一張床上，到明天一早你們一定會覺得又暖和又新鮮。”
“你不明白。”我說。
“不——不——不。”杜麗麗毫不理會我的意見。
西蒙有點被激怒了：“我想我還是去散散步，好讓你們把事情定下來，三個人睡一起也好，在地上喂蟑螂也好，我都沒意見，你們決定好了。”
他是不是由於我的堅持而生氣呢？我想說出來，這是我不好。西蒙剛走出，杜麗麗也跟了出去，用中文在訓斥他：“如果有麻煩，你應該解決它。你是丈夫，她要聽你的，但你要做得體貼和寬容。一對夫妻不睡在一起，這像什麼話。”
我看看鄺，問：“這都是你設計好的嗎？”
鄺好像不高興地說：“這不是設計，這是在中國。”
我們沉默了幾分鐘，我沒好氣地說：“洗手間在哪兒，我要方便。”
“沿着過道走，然後向左轉，你會看到一個小棚子，……”
“你是說房間裏沒有洗手間？”
“我怎麼告訴你的，”鄺有點得意地說，“這是在中國。”
我們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飯，只有大米和鹹水黃豆，鄺堅持讓杜麗麗把一些剩菜熱熱吃掉算了。飯後，鄺到村禮堂去忙大媽的畫像的事，我和西蒙兵分兩路在村裡轉轉。我選擇的是一條鋪着碎石的小路，遠處，一群鴨子在搖搖擺擺地走過，中國的鴨子是否要比美國的更馴順呢？它們有些什麼不同，我拍下幾張照片，以便提醒自己此時的所思所想。
回到房間時，杜麗麗對我說，大媽的畫像最起碼還要等大半個小時。我們一起向山腳走去，杜麗麗挽着我的手，說著官話：“你姐姐和我過去常在那邊的稻田裏玩水，喏，就在那兒。”
我想杜麗麗一定在回憶着鄺的少年時代。
“我們有時抓蝌蚪，”她像個小姑娘一樣喜形於色，“用頭巾當網，就像這樣，”她一邊說一邊示範，“那些日子，我們村裏的幹部正在向育齡婦女宣傳，吃蝌蚪有利於計劃生育。計劃生育，我們當時根本不懂是什麼意思，可你姐姐說，‘杜麗麗，我們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她讓我把那些黑色的小生靈吃下去。”
“你這樣做了嗎？”
“我怎麼能抗命呢，她比我大兩個月呢。”
比你大？我差點叫出聲來。鄺怎麼可能比杜麗麗年紀大呢？杜麗麗看上去太老了，簡直像個古人。她的手粗糙不堪，臉上佈滿皺紋，甚至有八顆牙齒已經脫落，我猜不出是什麼樣的艱難困苦鑄造成這樣的結果。
杜麗麗舔了一下嘴唇，“我一共吞下了十二條蝌蚪，也許還不止。我能感覺到它們順着喉嚨鑽下去，在我的胃裏遊動，然後開始滑入我的血管。它們游遍了我的全身。終於有一天，我因為發燒而病倒了，一位從大城市來的醫生說：‘杜麗麗同志，你是不是吃過蝌蚪？你得了血吸蟲病。’”
她很輕鬆地笑了起來，但轉瞬又滿臉陰云：“我想這可能就是我一直沒有結婚的原因。沒人願意娶我，聽說吃過蝌蚪的人是不會生孩子的。”
我看了看杜麗麗那茫然的眼神和泛黃的皮膚，深感命運對她的不公，“你別在意，”她拍着我肩膀說，“我不會怪你姐姐的。有時我還慶幸自己沒有結婚，真的，伺候男人實在太麻煩了，沒聽說嗎，男人的腦子一半在頭上，一半在腰下……哈！”她束了束衣服，似醉非醉地向前踱了幾步，接着她又變得認真起來，“不過，我還是經常對自己說，杜麗麗，你會成為一個好母親的，真的，從倫理學上看這是嚴肅認真的。”
“有時候孩子也會帶來很多麻煩。”我平淡地說。
她表示同意：“很多煩心的事。”
我只靜靜地走，彼此無話。杜麗麗不像鄺，她顯得順和質樸，你很容易相信她。她從沒提到陰界的事，不知她對此如何想？
“杜麗麗，”我問，“你看得見鬼魂嗎？”
“啊，你是指像鄺那樣，不，我可沒有陰眼。”
“長鳴還有其他人能看到鬼魂嗎？”
她搖了搖頭，“除了你姐姐。”
“當鄺說她看到了充魂時，有人相信嗎？”杜麗麗似乎不太想回答這個問題，我不得不表明自己的看法以讓她開口，“我自己是不相信鬼魂的，我認為那只是人們心中所想的幻象。鬼魂源自人的想像與渴望，你怎麼看呢？”
“我怎麼想又有什麼關係呢？”她避開我的目光，彎下腰去掉了撣鞋上的塵土，“這麼多年來，總有人告訴我們要相信什麼：相信上帝！相信祖宗！相信毛澤東，相信黨的領導人。可對我來說，我只相信實實在在的東西，沒有麻煩的東西，這裏的人大多如此。”
“這麼說你並不真的認為大媽的鬼魂就在長鳴了。”我還是盯住她不放。
杜麗麗拍了拍我的手，“大媽是我的朋友，你姐姐也是我的朋友。我從不破壞任何友誼。也許大媽的鬼魂在這兒，也許不在，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現在你明白了嗎？”
“嗯。”我們繼續向前走，我不明白是否有一種中國式的思維已植根在我的大腦中，杜麗而對我的窘態暗自發笑，我能明白她的意思。我也許就像那些來長鳴鍛煉的知識青年，時髦而又自信，可一旦做起事來就難免一事無成。
我們走到村禮堂的大門口時，一場大雨瓢潑而下，地面都被激打得顫抖起來。我的心一陣發緊，感到胸悶和恐慌。穿過一個空場，經過兩道門，就來到了禮堂，屋內有一種刺骨的涼意。空氣中有一種古舊而陳腐的味道，使人想起數百年來陳屍遺骨的殘跡。桂林的秋天以桂香四溢、氣候溫和聞名，眼下秋意初退，但我還是盡量多穿了些衣服，甚至包括那件名牌的風衣，可我仍禁不住牙顫手抖地哆嗦不停，這樣下去我是無法拍照的。
大堂里有十幾個人，有的在畫喪符，有的在用白色的布幡和蠟燭裝飾牆壁和桌台。他們的話語蓋過了雨聲在屋裏回蕩。鄺站在棺材旁邊，當我走上前去時，我覺得自己一點也不想拍照，我擔心她被傷得很嚴重。鄺看到了我，我向她點頭示意。
當我向棺內望去時，我看到在大媽的臉上蓋着一塊白紙，我盡量把聲調放得莊重地問：“事故是不是毀壞了她的容貌？”
鄺好像很敏感，“噢，你是說這張紙，”她用中文說，“不，這只是出於習慣要蓋一張紙。”
“為什麼？”
“啊？”她昂起頭，好像答案會從空中掉進她耳朵里一樣，“如果紙在動，說明人仍有呼吸，那就不能急着掩埋。但大媽是真的去了，她剛才已經告訴過我了。”沒等我反應過來，鄺上前揭開了那張紙。
大媽看上去的確全無生氣，但也並不恐怖。她的眉心皺着，一副焦慮的神情，嘴角有些扭曲，使面相看上去有些古怪。我一直以為人一旦死去，面部肌肉將會放鬆，從而會使他們看上去格外安詳。
“看她的嘴，”我用蹩腳的中文說，“怎麼是歪的，這說明她死時很痛苦。”
鄺和杜麗麗湊上來看了看，“也許是吧，”杜麗麗說，“可她現在看上去和活着時差不多，你說她嘴有點歪，她平時就是這樣的。”
鄺表示同意：“在我離開中國前，她就是這樣，總是焦慮不安，不開心的樣子。”
“她穿得太厚了。”我說。
“不，不，”鄺說，“你只看到現在才會這麼想，她穿這樣是為進入另一世界的旅途所備的。上面有七層，下面有五層。”
我指着一件鄺作為第七層的滑雪衫。這是件虹紫色的衣服，上面有很多西南地區的飾物，有一個是她在一家大商店拍賣時買下的，大概想讓大媽大吃一驚，價格標籤還掛在上面，可以證明這件夾克不是廉價貨。“真漂亮，我真希望自己現在也穿上一件。”
鄺很得意：“而且很實用，全是防水的。”
“你是說另一個世界也在下雨？”
“當然不是，那裏氣候沒什麼變化，不太熱，也不太冷。”
“那你為什麼要強調這夾克衫是防水的？”
她不解地看看我：“因為它的確如此。”
我做了個鬼臉：“如果另一個世界的天氣很好，幹嗎穿這麼多衣服，七層和五層？”
鄺衝著大媽用中文重複了我的問題，然後像是在打電話一樣邊聽邊點頭，“嗯。嗯……”然後她在我耳邊傳達了答案：“大媽說她也不知道，鬼魂和陰人們被禁錮得太久了，現在她已經忘了所有習俗及其含義。”
“那麼現在政府對這些活動解禁了嗎？”
“沒有，但現在對這些事已不再處罰，而是順其自然。這個風俗其實不錯，七和五，上面比下面多二。大媽認為七可能表示一周七天，每層衣服代表一天，在過去，人們認為七是個吉數，七七四十九是辦喪事的天數，不過現在我們和外國人一樣，喪事幾天就足夠了。”
“可是下半身為什麼是五層呢？”
杜麗麗噗地一笑，“這意味着大媽一周中有兩天在陰間裏只能不穿褲子了。”
她和鄺的笑聲太大，引來了滿屋人的目光。“別笑了！”鄺叫道，“大媽在咒我們了，她說她剛走一會兒，我們不能開這樣的玩笑。”鄺緩了緩神，正色說道：“大媽還不能肯定，但她認為五這個數與現實生活中許多重要的事物有關——五色、五香、五官、陰陽五行、五種情感……”
鄺突然停下來，“大媽，應該是七種情感，不是五種情感。”她邊說邊用手指在數：快樂、生氣、害怕、熱愛、仇恨、慾望……還有一個，是什麼呢？噢，對了，是悲傷！大媽，我不會忘的，怎麼會呢？此刻在你離開這個世界之時，我正感受着悲傷。你怎麼能這樣說呢，昨晚我不是哭了嗎，那可不是哭給人看的，你明明看到的，我的悲傷是真心，不是做樣子。你為什麼老是記着我的缺點？”
“哎—呀，”杜麗麗衝著大媽的屍體哭起來，“你已經死了，不要再詛咒誰了。”她看看我，眨了眨眼睛。
“不，我不會忘的。”鄺又在和大媽說話，“一隻公雞，會跳舞的公雞，不是母雞或鴨子，我一直記着的。”
“她在說什麼？”我問
“她要把一隻公雞綁在棺材蓋上。”
“為什麼？”
“利比—阿，要知道為什麼，”鄺停了一下，又解釋道，“大媽也說不太清楚，但她認為自己的靈魂將會進入一隻公雞並隨之而去。”
“你相信嗎？”
鄺做了個鬼臉，“當然不信！連大媽也不信，這只是迷信。”
“那麼好，既然她不信，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嗐，這是風俗！而且可以用來嚇唬孩子。美國人不也這樣做嗎？”
“現在我們不這樣了。”
鄺用老大姐的眼光看着我，“你不記得了？我頭一回到美國時，你告訴我，兔子每年生一次蛋，死去的人這時就會從墓穴中出來去看它們。”
“我沒有。”
“你有，你還說如果我不聽你的，聖誕老人就會從煙囪里進來把我放到包里，帶到一個很冷的地方，比下霜還冷。”
“我從沒說過，”我一邊拒絕承認，一邊回憶起我曾向鄺開過的那個聖誕玩笑，“也許是你誤解了我的話。”
鄺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嘿，我可是你大姐，你認為我不懂你的意思？嗯，好了，先不提了，大媽讓我們不要閑扯了，現在該拍照片了。”
我想通過調光來清理一下思緒，還要用三角架，環視一下，靈牌旁有幾隻蠟燭的燭光，從北面那扇骯髒的窗戶里射進一束灰白的自然光。房頂沒架隔板，也沒掛吊燈，沒有一面牆適合閃光燈反射，如果要用閃光燈，我會無法控制我需要的光量，那會使大媽的照片看上去顯得很恐怖。一種適當的對比度一直是我刻意追求的，要帶有一絲朦朧感。光圈用八，速度一秒，這樣可以清晰地拍出大媽的半張臉，另一半則在陰影之中。
我拿出三角架，支好，裝上寶麗來一次成像相機，“好了，大媽，別動，”我是不是昏頭了，我怎麼竟對大媽說起話來了，這意味着我也相信她能聽到我說話。我為什麼要花這麼多功夫為這個死去的婦人拍照？在我的文章中我不會用這些照片，再說，這一切都可順其自然，照片怎麼拍本無所謂。也許這也是這裏生活中的一種神秘東西，只有高人才能頓悟，而其他人卻永遠也不會明白。
我正在胡思亂想，一群人圍了上來，想看看相機里會出來什麼。他們中的很多人看到了旅遊者拍照，這種即拍即得的照片要價很高。
“別擠，別擠。”我叫道，順手把打印機拉到了胸前。村民們安靜了下來，大概他們認為噪聲會影響拍照。我埋頭看了一下取景窗，對比度比我習慣的要強，但給他們看也足夠了。
“真像啊！”一個人叫道。
“很清楚，你看大媽，好像是剛睡醒覺去喂她的豬的樣子。”
一個人開起了玩笑：“她會奇怪地問：‘你們這麼多人圍在我床邊幹嗎？’”
杜麗麗走了上來，“利比—阿，現在該給我拍一張了。”她用手掌把一束翹起的頭髮壓平，又拽了拽衣服以使其整齊些，透過取景窗，我看到她像衛兵站崗一樣僵直的姿勢，她臉衝著我，兩眼好像在向上看。我按動快門，待我剛把照片取出，她就從我手中接過去揣進了懷裏，一邊傷感地笑着，一邊走開了。
“我上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已經是很多年以前了，”她激動地說，“那時我還小着呢，”當我告訴她已經可以看照片時，她急忙把寶麗來相紙上的感光膜揭掉，把照片湊近自己的臉。她努力把眼睛瞪得很大，還不停地眨着，“我就是這樣的嗎？”她的聲音和那種對照片崇敬的神奇表情，連我都被感動了。
杜麗麗小心翼翼地把照片遞給鄺，就像是遞一隻剛剛孵出來的小鳥一樣。“拍得不錯，”鄺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嘛，我妹妹很專業的。”說著她又把照片傳給其他人看。
“和真人一模一樣。”一個男人說。
“簡直太清楚了。”
“比真的還要真。”
照片走了一圈又回到杜麗麗的手裏。她把照片擺在手掌上，“我看上去就這樣？”她的聲音顯得蒼老，“我這麼顯老，我從沒想過自己會這麼老相，這麼丑。我真的這麼老，這麼傻乎乎的嗎？”
幾個人笑了起來，他們以為杜麗麗在開玩笑。但鄺和我看得出她是真的被刺激了。她對那些笑她的人感到惱火，而我則是直接傷害她的人。最近她應該是照過鏡子的，可是在鏡子中看到的影像也不一定都是我們喜歡的，照相機是一種不同的眼睛，它只對現實如實記錄，而不會是一個人心中美好的回憶。
杜麗麗走開了，我想說點什麼以示安慰，告訴她我是個蹩腳的攝影師，她的一些動人之處我沒能捕捉到。我剛想追上去，鄺拉住了我的手，沖我搖了搖頭。“等會兒我會和她講的。”沒等她再說什麼，我就又被十幾個人圍了起來，每個人都要求我為他們拍照，“我先來。”“給我的孫子拍一張。”
“哇，”鄺叫了起來，“我妹妹可不是專門來給你們拍照的。”人們還在堅持，“只拍一張，”“我也拍一張。”鄺舉起手說道：“安靜點，大媽說了，所有人都必須馬上離開這裏，她需要在進入陰界之前好好休息一下，否則的話她會被你們的噪聲弄瘋掉而留在長鳴了。”她的鄉民對這番話唯命是從，他們魚貫而出，離開了廳堂。
剩下我們倆時，我向鄺表示感謝，“大媽真這麼說了嗎？”鄺遞給我一個滑稽的眼神，禁不住笑了起來，我也笑了，為她的機敏而笑。
“其實，大媽要求多為她拍些照片，但要換個角度，她說你給她拍的最後一張照片看上去和杜麗麗一樣老。”
我吃了一驚，“你在說些什麼？”
鄺摸不着頭緒地問：“怎麼了？”
“你說杜麗麗看去比大媽還要老？”
“她是比她年紀大，至少五六歲呢。”
“你說什麼？她說她比你還要年輕呢。”
鄺搖了搖頭，關切地問：“你怎麼會這樣想？”
“杜麗麗跟我說的。”
鄺盯盯大媽那毫無生氣的臉說，“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既然是杜麗麗提起這事，我們必須告訴她真相。”鄺走到我面前，說：“利比—阿，現在我必須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下了。
“大約在五十年前，還在打內戰的時候，杜麗麗收養了一個在路上撿到的小女孩，後來，小女孩不幸去世了，杜麗麗因為悲傷而有些失常，她認為自己就是那個女孩，我能知道這些，是因為我和那個女孩是朋友，如果她還活着，的確比我小兩個月，可杜麗麗今年已經七十八歲了。我現在告訴你……”鄺像是在和大媽爭論着什麼，“不，不，我不能講了，已經說得太多了。”
我看看鄺，看看大媽，想着杜麗麗說的那些話，我到底該相信誰呢？各種可能性在我腦海里穿過，我好像掉進了一張邏輯與想像糾結不清的網中。也許杜麗麗比鄺要年輕，也許她已經七十八歲，也許大媽的靈魂在這裏。也許不在。這一切都真假難辨，陰陽莫測，究竟是怎樣的呢？
現實一點，我對自己說，如果青蛙在吃昆蟲，鴨子在吃青蛙，稻穀一年兩熟，為什麼還要對這個世界疑惑不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