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她不是白雪公主
我的靈魂遊盪在時間的永巷裏，緊追着張愛玲的腳步，她穿一件錦繡長袍，踏着軟底繡花鞋，輕靈地走在前面，走在曲曲折折的樓廊間，彷彿引路，同我結一場鏡花水月的華麗緣。我想借一盞銀燈，將腳下的路照得清楚，然而只是一低頭，已經不見了她的蹤影，只有隱微的哭聲來自隔壁的老房子。老房子是有記憶的。如果牆壁會說話，他們會絮絮不止成宵整夜地告訴我們曾經發生在這房子裏的每一樁瑣事。即便住在房裏的人都做了古，然而房子是不老的，它全都記得。
將手按在老房子的牆壁上，會感覺到溫度、皮膚的質感、甚至心跳——即使那牆壁是濕濡而冰冷的，也是一段抑鬱的往事。
一代代的人在這裏死去，一代代的人在這裏出生，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紅嫩的嘴唇，然而一年一年地磨下來，眼睛鈍了，人鈍了，那最後的一點氣息便被吸入老房子的牆壁里去，怯生生的眼睛看着新的生命降臨，與那新的明亮的眼睛相對視。明亮的眼睛新嶄嶄的，可是什麼也看不見；老了鈍了的眼睛藏在牆壁里，卻把一切都看得通透。
我的靈魂追着那幽咽委屈的哭泣聲飄進上海淮安路313號的老房子裏，看到年少的愛玲在哭泣。我心如刀絞，可是無能為力。一個靈魂，可以看，可以聽，可以想，可是不能做成任何一件事。這是1937年。1937年的這房子已經成了監獄，房主人張廷重成了監獄長。1937年對於整個中國都是一場大悲劇，對於上海尤其如此。“八一三”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進攻閘北，國民黨部隊從上海連夜撤退，上海淪陷了，成為“孤島”。
蘇州河一帶炮聲徹夜不斷，住在老房子裏的人每天就好像睡在戰壕里一樣。
然而這些對於張愛玲來說仍然不是最悲慘，最切膚相關的。她有她自己的悲劇。
這一年，張愛玲中學畢業了，她在校刊畢業生留言欄里寫着：“什麼都可以‘忘了’，只別連我也‘忘了’。”結束了自己的中學時代。
——然而誰又會忘記她呢？她以她的奇采異文給整個華人世界都留下了那麼深刻雋美的印象，然而她自己，卻難得快樂。
母親黃逸梵為了女兒的學業特地回了一次國，建議她可以去國外留學。經年不見，母女的闊別重逢對於張愛玲來說，無異於過年一樣的大事。她那種喜氣洋洋不由自主地在眉梢眼角里流淌出來，即使自己不覺得，父親張廷重卻是察覺了，未免憤憤——這麼些年來，是他拿出錢來供她吃穿讀書的，怎麼這女兒不領情，仍只是向著她母親？
因此黃逸梵託人找他談關於張愛玲留學的事情時，他故意避而不見。於是只得由張愛玲自己來提。當她站在父親的煙榻前吃吃艾艾地說出學費的請求，他立即便發作起來，罵女兒崇洋媚外，聽外人的挑唆。
後母孫用蕃更是在一旁煽風點火地罵了出來：“你母親離了婚還要干涉你們家的事。既然放不下這裏，為什麼不回來？可惜遲了一步，回來只好做姨太太！”
這樣刻薄的聲氣，倒又不像明媒正娶大家千金的鳳姐了，倒有些像平丫頭扶了正——平兒也還體面些，應該是恃寵而驕的秋桐向尤二發威。
張愛玲在那唇槍舌劍前只有望風而逃。正好張愛玲的舅舅家剛從蕪湖搬回來，住在淮海中路的偉達飯店，愛玲的母親也住在那裏，於是張愛玲便借口炮聲終夜不斷睡不着覺，和父親商量要到姑姑那裏住些日子。張廷重明知所謂去姑姑處其實便是去媽媽處，然而也無可無不可地點了頭。
不料張愛玲住了兩個禮拜回來，遇見後母，孫用蕃劈面便問：“怎麼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說一聲？”
愛玲獃著臉說：“跟父親說過了。”
孫用蕃冷笑一聲，揚起聲音說：“噢，對父親說了！你眼睛裏哪兒還有我呢？”刷地便打了愛玲一個嘴巴。
張愛玲本能地要還手，孫用蕃已經利落地一轉身，尖叫着奔上樓去：“她打我！她打我！”
幾乎是轉眼間的事，張廷重趿着拖鞋啪達啪達地衝下來，不由分說，抓住愛玲便拳打腳踢起來，緊着問：“你還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一腳接一腳，把多年的不如意以及對前妻的恨全報在這個眼裏只有娘沒有爹的女兒身上。
愛玲心裏悲哀到極點，無心分辯，只求速死，咬緊了牙關，連一句求饒的話也沒有。她還記得媽媽叮囑過她的話：“萬一他打你，不要還手，不然，說出去總是你的錯。”原來，媽媽早已料到會有這一天，媽媽啊，我快被他們打死了，快來救救我我啊！
混亂中，她只覺自己的頭一會偏到這一邊，一會又偏到那一邊，耳朵也震聾了。先還滿地滾着，後來便不動了，但仍然大睜着眼睛，仇恨地看着這屋子，那些擺設從來沒有如此明晰過——下着百葉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飯已經開上桌子，沒有金魚的金魚缸，白瓷缸上細細描出橙紅的魚藻，牆壁上掛着陸小曼的油畫……這間屋子充實到擁擠的地步，塞滿了金的銀的鑲珠嵌玉的物事，可是獨獨沒有親情！
她恨！
穿着各色繡花鞋黑布鞋牛皮鞋的腳在面前雜沓往來，滿屋子都是人，可沒有人味兒！她恨！她恨！她恨！
如果眼睛裏可以噴出火來，她希望燒掉這屋子，也燒掉她自己，可是最終她只是無力地閉上眼睛，再也不能動彈。
何干早嚇得傻了。這是親爹親閨女呀，如何動起手來竟像前世仇人一般。她扎撒着手，拉不開也拉着，勸着，求着，眼看小姐已經躺着不動了，老爺還不停腳地踢着，這是想要小姐的命啊！別的人也都看着實在不像話了，都擁上來勸着，終於拉開了，張廷重猶喘着粗氣說：“把她關起來，沒我的話，誰也不許放她出來！誰敢私放了她，我扒她的皮！”
愛玲慢吞吞地爬起來，走到浴室里照鏡子，看到身上的傷，臉上的紅指印，預備立刻報巡捕房去。卻被看門的巡警攔住了說：“門鎖着呢，鑰匙在老爺那兒。”愛玲撲上去，叫鬧踢門，希望引起鐵門外崗警的注意，終是不行。反把張廷重惹得更加火冒三丈，抄起一隻碩大的白瓷花瓶便砸過來——幸好沒砸到，摔在牆上爆炸開來，把滿屋子的人嚇了一跳，更把何干驚得魂飛魄散，只怕又要再打一頓，忙忙拉了小姐進房，哭着：“你怎麼會弄到這樣呢？”
愛玲忍到這會兒，這才抱住奶媽放聲大哭起來。2怎能想到，父女反目成仇，竟可以漠視骨肉情，做到這般決絕——這一次爭執，使張愛玲陷入幽禁生活長達大半年之久。
房間在一樓，原本就暗，窗外又種滿了樹，一年年長大起來，把陽光都遮住了，努力擠過樹葉的間隙漏出來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躥動都是一場鬼魂的魘舞。陽台上有木的欄杆，欄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飛機掠過的白線，對面的門樓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兩排小石菩薩……
不眠之夜，當她撒目四望，只覺黑沉沉的屋子裏到處都潛伏着靜靜殺機，隨時要將她吞噬。
死，第一次離得這樣近，彷彿一隻咻咻的小獸，磨磨蹭蹭地挨近。她甚至可以感覺得到那小獸伸長了舌頭的貪婪的熱氣。“我父親揚言說要用手槍打死我。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裏。我生在裏面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牆，片面的，癲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詩關於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讀到它就想到我們家樓板上的藍色的月光，那靜靜的殺機。
我也知道我父親決不能把我弄死，不過關幾年，等我放出來的時候已經不是我了。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我把手緊緊捏着陽台上的木欄杆，彷彿木頭上可以榨出水來。頭上是赫赫的藍天，那時候的天是有聲音的，因為滿天的飛機。我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張愛玲：《私語》）
陰暗的屋子，陰暗的心境，張愛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瀉，渾身無力，一日更比一日虛弱，像一盞紙燈籠，風一吹就要滅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辦法來。早在小姐挨打的當天，她已經偷偷打了電話給她舅舅。第二天一早，舅舅約了姑姑張茂淵一起上門來替愛玲求情，再次提起讓愛玲出國讀書的事。然而張廷重板着一張臉什麼也聽不進去，孫用蕃又在一邊冷嘲熱諷，說張茂淵“是來捉鴉片的么？”三言兩語調唆得兄妹倆動起手來，張廷重故伎重施地抓起支煙槍便扔過去，把張茂淵的眼鏡也打碎了，臉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還是舅老爺使勁拉開的。
臨走，張茂淵賭咒發誓地說：“我以後再也不踏進你家的門！”後來聽說上醫院縫了六針，沒有報警，到底還是怕丟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張家的門了。
張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孫用蕃，愁壞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懸一線，竟是連個可求救的人也沒有，萬般無奈，只得鬥起膽子來，躲開孫用蕃的耳目拼着挨罵偷偷找老爺哭訴了幾次，苦勸：“小姐畢竟是老爺的親生女兒，養得這麼大了，又正是好年齡，難不成就看她這樣死了嗎？親戚聽着也不像，以為老爺心狠，害死自己親閨女。改天要是有人問起小姐得的什麼病，是怎麼死的，可叫大家怎麼說呢？”
張廷重聽了，也覺堪憂，可是到底不願張鑼打鼓地送醫診治，只含糊說：“你先下去吧，這個我自會想辦法。”
隔了一天，獄長便查監來了。張愛玲躺在床上，已經只剩下半條命，蠟黃的臉，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可是努力睜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親，那樣清澈凄冷的兩道目光，彷彿要一直照進他的靈魂深處去。
張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經被鴉片燈一點一點地燒盡了，燒成了灰，風一吹就會散去。可是灰吊子，卻還懸懸地盪在空中，讓他有氣無力地續着這無妄的生命。想起兩父女討論學問，為女兒親擬《摩登紅樓夢》章回題目的往事，他也覺得無限感慨，女兒並不是賈寶玉，又沒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戲子”，何至於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眈眈小動唇舌，不肖種種大承笞撻”來？不禁嘆了口氣：“你要是但能聽話一點，也不會變成這樣……”親自替女兒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針劑。
這樣注射了幾次后，愛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時好時壞，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動了，一個早晨醒來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來，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來似的。
她渾身灼熱，面色赤紅，覺得自己已經是個死人，身在地獄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將她吞噬。可是她不願意就這樣死，她還有許許多多的心愿未了，閻王在收魂之前也要問一問那將死的人有什麼最後心愿的吧？她扶着何乾的胳膊，仍是打聽出逃的路線。
何干一邊替她清理一邊哭着，卻仍是勸：“千萬不可以走出這扇門啊！出去了就回不來了。”因為太過愛惜，她不禁要替她膽小，替她恐懼，變得冷漠起來。然而終究還是吞吞吐吐地說出來：“太太（指黃逸梵）傳話來，要你仔細想清楚，跟你父親呢，自然是有錢的，跟她，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又透露了兩個警衛換班的時間。
這一場病，叫張愛玲早下了決心——她生在這屋子裏，總不能死在這屋子裏。
她決定出逃，想過許多方案，好像三劍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簡單一點，像《九尾龜》裏垂了繩子從窗戶溜出去，當然最好的辦法，是有個王子可以騎着白馬，在公主的閣樓下接應。
可她終究不是白雪公主，雖然遇到了童話里的惡後母，卻未能得到那拔劍來救的白馬王子。
沒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愛玲18歲。“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着牆一步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行人路上了！沒有風，只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只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的高興我還沒忘了怎麼還價。真是發了瘋呀！隨時可以重新被抓進去。事過境遷，方才覺得那驚險中的滑稽。”（張愛玲：《私語》）這一次的命運重合，我比她晚了四年，以22歲的“高齡”離家出走，也算是一種滑稽了——1992年7月3日的晚上，我被媽媽揪着一頭長發摔倒在地毯上，她說：你就是我的累贅。如果沒有你，我早就好了。我跪在地上哭了許久，聽到所有的人都睡熟了，想到這一切周而復始永無止盡，終於下定決心走出去。一路走到車站，才想起身上沒有一分錢，於是在燈火輝煌下同摩托車司機討價還價，問他可不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找到朋友借到錢再給他。他答應了。在夜風裏，我坐在摩托車上風馳電掣，心裏想如果今夜發生了什麼意外，我便與他同歸於盡了也罷——好在沒有。
我去求助的是大學時交往最密的一位好同學，敲開門簡單地說：我離開家了，欠摩托車十塊錢，你能不能幫我拿下去給他。她愣了一下，說：你那個家，我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的。取了十塊錢便陪我下了樓。
後來也是她幫我租房子、介紹家教，我離開大連去廣州，也是她來送行——當時她出差在外地，聽說我要走，連夜趕回大連，直奔機場，樓上樓下跑了幾個來回才找到我。她抱着我，說：答應我，不論發生什麼事，你不可以墮落。我說：你放心，除非我死。
那年以後，我便把7月3日當做了我的生日。3
終於和母親在一起了。母親住的愛丁頓公寓和父親的家多麼不同呀——那是後來使胡蘭成覺得“兵氣縱橫”、“現代的新鮮明亮幾乎帶刺激性”、“華貴到使我不安”的房間——明凈敞亮的客廳，精緻溫馨的卧室，清爽典雅的書房，鑲着瓷磚棚頂的洗手間，點着煤氣爐子的廚房，還有寬大的陽台和陽台上的玻璃門，每一樣都讓愛玲為之喜悅，覺得新鮮而愉快。
記憶的長繩被時間的鋸子割斷了又重新接起來，住在愛丁頓公寓的張愛玲彷彿回到八歲那年，媽媽第一次回國的時候，牽着她的手在花園裏漫步，指點她行走坐立的姿勢，取笑她英語發音的蹩腳，教訓她說話不要直瞪着人看，走路時兩腿不可分得太開，衣服是蔥綠配桃紅的好，艷不要緊，但不能俗，搭配是首要學問……
如今整整十年過去了，這十年裏，上海的變化多大呀——不要說這十年，單是去年一年，上海發生了多少大事呢。這動蕩不安的1938呀，在這一年裏，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宣告成立，電影紅星周璇與第一任丈夫嚴華結婚了，同年加入國華影業公司；上海影后胡蝶卻在與潘有聲新婚不久，雙雙遷往香港躲避戰亂；主演過《花好月圓》、《柳暗花明》等影片的黎明暉在主演《鳳求凰》後退出影壇；張愛玲喜愛的電影明星談瑛主演的《夜奔》在長達半年的審查刪剪后終於公映，同時上映的還有蔡楚生導演的《王老五》；在這一年裏，二十卷本《魯迅全集》出版；巴金寫完《春》，《愛情三部曲》合刊出版，同年十月與蕭珊赴桂林，與夏衍等籌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趙朴初接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上海慈聯救濟戰區難民委員會常委兼收容股主任；蕭紅與蕭軍得到邀請去山西臨汾的民族革命大學，於此第一次遇見丁玲，同年夏天蕭紅與蕭軍分手，懷着蕭軍之子與端木蕻良回了武漢；在這一年裏，宋慶齡先後在廣州和香港組織“保衛中國大同盟”，向各國人民和海外華僑宣傳抗日，募集醫藥和其他物資……
這些個熱鬧，張愛玲都沒有趕上，只是待在她父親的家裏忙着生病，也忙着生氣，忙着想出逃的辦法。然而現在好了，現在她又可以回到上海的懷抱了，可以耳聞目睹地與這個城市手牽手，心貼心，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親切躍動，活色生香的。
愛丁頓公寓所在的靜安寺路，是電車的始發站。電車向東穿過繁華的南京路，一路商店、酒樓、書肆、咖啡廳、股票交易會所、跳舞廳……一直駛到終點站廣東路外灘。張愛玲一直都喜歡聽電車“克林克賴”的行駛聲，彷彿枕在鐵軌上睡覺——電車後來成了她小說里的重要道具。
除了電車聲，還有靜安寺的敲鐘聲，斜對過平安電影院的打鈴聲，後身百樂門舞廳里尖細嗓子的唱歌聲，以及樓下賣餛飩的梆子聲，都會在靜夜裏凌風度月而來，讓她即使在夢中也會安心地記得：我是在媽媽的家裏了，終於和媽媽在一起了。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上海，是繁華的極致。
整個世界都在動蕩中，破壞中，並且即將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然而亂世里的一點點安寧，格外珍稀可貴。
和母親在一起的時光太寶貴了。此後張愛玲寫了許多文章從不同的角度來記載公寓生活，但凡與母親有關的文字，總是寫得無比溫柔。她在文章里說自己有個怪癖，非得聽見電車聲才睡得着覺——其實我想是因為電車聲使她想起母親，覺得仍和母親同居一室，如此才會安穩睡着。和母親在一起的公寓生活是她少女時代最快樂的時光，因此即使是衣食這樣的瑣事，也都新奇而有趣，稱得上色香味俱全的。“在上海我跟我母親住的一個時期，每天到對街我舅舅家去吃飯，帶一碗菜去。莧菜上市的季節，我總是捧着一碗烏油油紫紅夾墨綠絲的莧菜，裏面一顆顆肥白的蒜瓣染成淺粉紅。在天光下過街，像捧着一盆常見的不知名的西洋盆栽，小粉紅花，斑斑點點暗紅苔綠相同的鋸齒邊大尖葉子，朱翠離披，不過這花不香，沒有熱乎乎的莧菜香。”
“在上海我們家隔壁就是戰時天津新搬來的起士林咖啡館，每天黎明制麵包，拉起嗅覺的警報，一股噴香的浩然之氣破空而來，有長風萬里之勢，而又是最軟性的鬧鐘，無如鬧得不是時候，白吵醒了人，像惱人春色一樣使人沒奈何。有了這位芳鄰，實在是一種騷擾。”
“我母親從前有親戚帶蛤蟆酥給她，總是非常高興。那是一種半空心的脆餅，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狀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綠底子上，綠陰陰的正是一隻青蛙的印象派畫像。那綠絨倒就是海藻粉。想必總是沿海省份的土產，也沒有包裝，拿來裝在空餅乾筒里。我從來沒在別處聽見說有這樣東西。”（張愛玲：《談吃與畫餅充饑》）
在父親家裏時，她從沒做過家務，也沒搭過公車，現在，這一切都要從頭學起，洗衣、煮飯、買菜、搭公車、還有省錢……她有一種奇怪的掛角歸田的感覺。從前對田園的理解就是，逢年過節，田上的人就會往家裏送麥米來，就像《紅樓夢》裏的烏進孝送年貨，或是劉姥姥送蔬果。
劉姥姥在大觀園裏吃了回茄子，硬是沒吃出茄子味兒來；張愛玲看不到田園裏的茄子，卻在菜場上看到了“野趣”——那麼複雜的，油潤的紫色。除了茄子，還有新綠的豌豆，熟艷的辣椒，金黃的麵筋，以及飽滿如嬰兒臉的胡蘿蔔。
有一天她們買了蘿蔔煨肉湯。姑姑張茂淵說：“我第一次同胡蘿蔔接觸，是小時候養‘叫油子’，就喂它胡蘿蔔。還記得那時候奶奶（指李菊耦）總是把胡蘿蔔一切兩半，再對半一切，塞在籠子裏，大約那樣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們吃的菜里是向來沒有胡蘿蔔這東西的。為什麼給‘叫油子’吃這個，我也不懂。”
張愛玲聽着，覺得有無限趣味，彷彿做文章。
她總是這樣子滿腦子的羅曼蒂克，從每一言每一語每一時每一處里發現新生活的美，新生活的好。即使洗菠菜，也有美的發現——菠菜洗好了倒進油鍋里，每每有一兩片碎葉子粘在篾簍底上，抖也抖不下來。油在鍋里滋滋地叫，她可不急，還饒有興趣地把篾簍迎着亮舉起來，看那翠生生的枝葉在竹片編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笑着問媽媽：像不像是開在籬上的扁豆花？
黃逸梵頭疼地看着女兒，越來越發現她在日常生活和待人接物方面表現出來的驚人的幼稚，她不厭其煩地叮囑她，指點她：走路不能橫衝直撞，要懂得看路；說話時不能直瞪瞪地看着人家的眼睛，也不能東張西望神色張惶，要看着對方的鼻尖或是眉心；記得點燈后要拉上窗帘，不能忽然地無緣無故地大笑；照鏡子研究面部神態，別總是皺眉或者低頭；如果沒有幽默天才，就別說笑話……
她給她講了一個關於“眼神”的故事：大戶人家選妾，眾女子林立，其人命“抬起頭來”，一女子應聲抬頭，瞪大了眼睛讓人看，是為不知羞恥；另一女子抬了一下頭，又立刻低下，是為小家子氣；第三個女子央之再三方將眼角一溜，徐徐抬起頭來，眼帘卻垂下了，瞬即又眼風一轉，頭向後俯，是為媚態，為會看。
愛玲笑起來：“像是《金瓶梅》裏寫孟玉樓的話：行走時香風細細，坐下時淹然百媚。”
母親瞅她一眼，叮囑說：“要你照鏡子練習眼神表情，並不是要你學拋媚眼，是要你記着怎樣看人才不算失禮。坐的時候要端正，可是也不能一塊木板似的，兩肩要微微地分前後，但也不能擰着身子……”
說一萬句，不知道有沒有一千句進得了她的耳朵；記在心上的則不到一百句；而落實到行動上，則最多剩不下十句。
教她用汽油擦洗衣服，她卻只顧着玩，故意放慢手腳，讓汽油盡量揮發，因為喜歡那滿屋子清剛明亮的氣息，最後便只好不用她幫忙，免得浪費。
黃逸梵忍不住嘆息：“我懊悔從前小心看護你的傷寒症。我寧願看你死，不願看你活着使自己處處受痛苦。”
愛玲羞愧地低着頭，卻又偷偷微笑——便是母親的責怪也是溫暖的，因為貼心。
為了使母親寬心，她努力地要學好，認真地跟母親學習煮飯，用肥皂粉洗衣服，這才發現，原來洗一塊手絹兒也有許多程序：搓，不能太用力；揉，又不能不用力；如何使肥皂打得均勻，起泡，卻又不致浪費；漂洗到沒有一絲皂沫才算乾淨，擰乾后，要展得很平才可以晾；不能直接晾在鐵絲上，會留下銹跡；可以濕着貼在乾淨的瓷磚或者窗玻璃上，像一幅畫；一塊玻璃貼一塊手絹，貼成一面繡花窗，乾的時候再一張張地把手絹撕下來，就跟漿過的一樣挺直乾爽。
她揭開一塊手絹，透過窗格，看見弟弟來了。4
那年夏天，子靜帶着一雙報紙包着的籃球鞋來探望母親和姐姐，期待地說：“我想跟你們住在一起。我不想再回那個家了。媽媽，你也收下我吧。”他看着母親，滿眼熱望。
黃逸梵看着豆芽菜一般高而瘦的小兒子，心如刀絞，卻只能理性地解釋給他聽，說：“你父親不肯拿錢出來，我的能力最多只能負擔你姐姐一個人的教養費，再也沒辦法收留你了。”
子靜哭了，眼淚毫無遮攔地流過蒼白瘦削的臉，像一尊希臘雕像。
愛玲也哭着，抽泣得說不出一句安慰的話——語言在這個時候顯得多麼蒼白無力呀。
她從那格撕掉了一張手帕的窗戶里看出去，看見她的弟弟踽踽地走在街道上，頭低着，影子拉得長長的，他懷裏還抱着那雙籃球鞋。
那影像她一輩子都忘不了。她幫不了弟弟，甚至不知道該怎麼樣愛他。愛一個人而不能幫助他，便連這愛也顯得羞恥且偽飾起來。
並且，由於母親對弟弟的拒絕，使她不得不想到自己。
她的升學問題迫切地擺在眼前。
當時有一種慣例，女子中學畢業了要繼續上大學，不一定立刻就讀，可以找個婆家先結婚，由丈夫拿一筆錢出來資助就學，畢業回來再考慮生兒育女，看看當時報紙上那些打着“願助學費”字樣的徵婚廣告就知道了；要不先工作着，有了一定經濟基礎后才繼續升學。
——然而這兩種選擇都不適合張愛玲。
早在聖瑪利亞女校上學的時候，她有一個女同學叫張如瑾，跟她比寫作，寫過一部長篇小說《若馨》，教師汪宏聲先生也很器重，曾經推薦給《良友》發表，但是因為戰爭爆發而未能出版，她自己出錢印了幾百本，張愛玲還特地寫了一篇《若馨評》。然而她後來嫁了人，再沒寫過字，就這樣沉寂下來。從那時起，張愛玲便堅信世上最大的悲劇，就是一個天才的女子無端攪進了婚姻。她在畢業留言“最怕”一欄里填着“一個有天才的女人忽然結了婚”，也是因為這件事。
或者是先工作——那時候中學畢業的人或者可以去做女書記員，女招待員，或是女店員，都是些不很操心卻需要細心的工作。然而口頭禪“我又忘啦”的張愛玲雖然有極高的文學天賦，在生活上卻是極弱智，不會做家務，不會女紅，甚至不會削蘋果；在一個房間裏住了兩年，卻不知道電鈴在哪裏；永遠不記得路，即使是那麼酷愛看電影，可是每次都要家裏的車夫送去，看完后再站在路口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乖乖地等車夫來認領回去——她無法自己去找司機，因為非但不記得路，甚至也記不得家裏汽車的號碼；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她的卧室總是最凌亂的一間，學校規定鞋子要放在鞋櫃裏，而她總是把自己的皮鞋隨意地拋屍於床下，以致屢屢被懲罰性地展示出來，而她依然如故，逼得緊了，便說一句：“哎呀，我忘了。”我這點極像她，我非但不會削蘋果，不會做家務，不會使用稍微複雜的電器，裝修新家的時候索性連廚房也拆了——壓根就沒打算自己煮飯。新工作已經做了兩年半，可是每天都要先生接送上下班，如果哪天他沒時間來接我要我自己叫出租車，那麼我一定會被司機誑着多繞一段路。
這些日子為了寫傳記，查了許多資料，朋友們也幫忙搜集資料，用電郵寄來。家裏沒安電話，所以要在單位上網，整理好了才發現忘記帶U盤；下班回到家特特地把盤裝在手袋裏，可是第二天上班一忙，又忘了要把文件拷進盤裏；到了第三天，上班頭件大事便是存盤，然而又忘記帶回家……不願嫁人，也不適合工作，那便只有升學了。可是這是一筆相當不菲的學費，父親張廷重是不肯拿出來的——後來聽說何干因為犯了和她同謀的嫌疑，大大被連累了一通。繼母孫用蕃把她的一切東西分着給了人，同人說就當這個女兒死了，家裏再沒有過這個人。何干偷偷把愛玲小時的一些玩具拿來給她做紀念，其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綠色鴕鳥毛摺扇，因為年代久了，一扇就掉毛，漫天飛着，是迷茫的兒時記憶。然而愛玲如獲至寶，一邊輕輕扇着一邊嗆咳落淚。
何干告訴愛玲，她繼母在背地裏笑話黃逸梵收留她是件笨事，已經自顧不暇，還要把這樣一個大包袱扛上身，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愛玲益發不安，收養已經是這樣沉重的一個大包袱，她如何忍心雪上加霜，再伸手向母親要一筆學費。
更何況，母親那時已經有了位美國男朋友維基斯托夫，四十多歲，長得英挺漂亮，是做皮件生意的，一直和母親商量着要去新加坡搜集馬來西亞鱷魚皮，好加工製造手袋、腰帶什麼的，想來總也是需要本錢的吧？
然而她仍肯拿錢出來請猶太裔英國老師為女兒補習數學，讓她參加倫敦大學遠東區的考試，每小時的補習費是五美元，多麼奢侈！愛玲幾乎用得心驚肉跳，一邊補習一邊忍不住要偷偷看鐘，計算着這一分鐘又花掉了母親多少錢，並且同時偷偷懷疑着，母親是不是也在這樣想。
恰在那時節姑姑張茂淵投資股票虧了，心境也不大好。汽車賣了，廚子也辭了，只雇着一個男僕，每周來兩三次，幫着採購些伙食用品，境況是大不如前。有一天難得有興緻，聽愛玲說想吃包子，便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隻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只有四隻，皺皺的皮，看得人的心也皺了起來，喉嚨也哽住了。
沒錢的感覺是這樣的鮮明而具體——不至於窮困到一無所有，然而的確是拮据，令人窘迫。張愛玲看着那四隻愁眉苦臉的小包子，忽然間就明白了“咽淚裝歡”的意思——那包子真是難以下咽，可是她還得裝出笑臉說：“好吃，真是好吃！”“我補書預備考倫敦大學。在父親家裏孤獨慣了，驟然想學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難。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為我犧牲了許多，而且一直在懷疑着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我也懷疑着。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這時候，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張愛玲：《私語》）
“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向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着，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着，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聽到收音機里播音樂，他就想起1934年6月，王人美主演的《漁光曲》在上海熱映，收音里天天都播着它的主題曲，人人都會唱了，可是後母雇的一個小丫頭小胖怎麼也學不會。暑假時，姐姐每天一早起來就要練鋼琴，大概是練基本功練煩了，就想起要彈着鋼琴教小胖唱歌，便是這首主題曲，可是教來教去教不會，只是開頭兩句“雲兒飄在天空，魚兒藏在水中”就教了整個上午，把父親和後母吵醒了，挨了一頓罵，從此不許姐姐早上練彈鋼琴——現在想起來，那《漁光曲》的旋律彷彿還響在耳邊呢。而姐姐坐在鋼琴邊教小胖唱歌的樣子也是這樣地清晰，如在眼前。
姐姐一直都很喜歡音樂，也很會唱歌，很小時便會纏着保姆說故事，唱她們皖北農村的童謠，而他一句也學不會；姐姐還纏着教他古書的朱先生說蘇白，朱先生六十多歲，待人很親切，也很喜歡姐姐，依着她的要求用蘇州話念了一段吳語寫成的《海上花列傳》，姐姐還不過癮，專門挑出妓女同打上門來找丈夫的夫人吵架的一段讓讀，朱先生無奈，只得捏着嗓子學女腔讀給她聽，逗得姐弟倆笑得差點滾到地上去。姐姐那時真是很任性的。
姐姐的任性尤其表現在看電影上。看電影是她一個很大的愛好，僅次於看小說，她訂閱了許多電影刊物。她喜歡葛麗泰嘉寶，像一般的八卦影迷那樣，既欣賞她的演技，也好奇她的神秘身世，還喜歡加利古柏、秀蘭鄧波兒、費雯麗；中國的則喜歡阮玲玉、談瑛、陳燕燕、顧蘭君、上官雲珠、石揮……那時有聲電影剛剛起步，1930年阮玲玉在《野草閑花》中第一次開口唱歌，姐姐立即便學會了；1931年胡蝶在《歌女紅牡丹》裏開口說了大段對白，姐姐也可以朗朗上口，一字不落地複述出來；有一次姐弟倆去杭州玩，住在後母娘家的老宅里，親戚朋友很多。剛到第二天，報紙上說談瑛主演的電影《風》正在上海電影院上映，姐姐立刻就要趕回上海去看，怎麼勸也不行，於是他只得陪着她坐火車去上海，直奔那家電影院，連看兩場。他的頭痛得要命，姐姐卻得意地說：“幸虧今天趕回來看，要不然我心裏不知道多麼難過呢！”現在姐姐不在身邊，他連看電影的心情也沒有了，因為不能不想着她。
吃東西的時候也想着——姐姐喜歡吃甜食，紫雪糕，爆玉米花，山芋糖，掌雞蛋，合肥丸子，都是些又便宜又普通的吃食，就是合肥丸子啰唆些，只有姐姐的奶媽何干會做——先煮熟一鍋糯米飯，涼了后捏成一個個小團，把調好的肉糜放進米團里捏攏，大小和湯圓差不多，然後把糯米團放在蛋汁里滾過，再放進油鍋煎熟。姐姐是那樣喜歡吃，又吃得這樣高興，以至於引得全家的人，包括父親和傭人們後來也都愛上了這道菜。如今姐姐逃走了，連老奶媽何干也為了這件事受連累，回皖北養老去了，合肥丸子自然也吃不上了。
他還記着姐姐教給自己的許多寫作方法：積累優美詞彙和生動語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隨時隨地留心人們的談話，一聽到后就設法記住，寫在本子裏，以後就成為寫作時最好的原材料；提高中英文的寫作能力，有一個很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一篇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這樣反覆多次，盡量避免重複的詞句，一定能使中文、英文都有很大的進步。
姐姐是天生的作家，中英文都很棒，從父親家出逃后不久，她便用英文寫了一篇文章在《大美晚報》登出來，披露了被父親軟禁的經過，這是美國人辦的報紙，編輯給文章定了個很聳動的標題：“Whatalife!Whatagirl’slife!”家裏是一直訂着《大美晚報》的，父親看到文章，大動肝火，可是他已經拿姐姐沒辦法——他不能再打她，也不能再關她，她已經遠走高飛，再也不用怕他了。
她以後還會飛得更高更遠，比她的父親、祖輩都高而遠，更比他高遠，直到難以企及。
他想起小時候，姐姐很喜歡盪鞦韆，盪得很高，他在一旁看着，很是羨慕，卻怎麼也不敢坐上去——姐姐看到的世界，一直都比他高，比他遠。1934年，姐姐升高一時，他才小學五年級；1936年小學畢業，父親又讓他在家停學一年；1937年日戰爆發，許多學校停課，又荒廢一年；到了1938年，姐姐離家出逃，父親受了刺激，這才決定送他進入正始中學讀初中一年級，可是剛讀完初一，學校遷往法華鎮，校名改了，校長也換了，於是父親又要他輟學……
點地毀了我的愛。”（張愛玲：《童言無忌》）我太明白那種磨難與難堪，太明白那種愛的日漸稀薄——因為父親早逝，一家子指望母親一個人生活，養成了她惜錢如命的涼薄性情。她生在貴族家庭里，從小錦衣玉食慣了，長大后境況一路地壞下去，因此脾氣也壞。記得大學時有一個周末回家向母親拿生活費，她不知是不是剛受了哪部現實主義電視劇的刺激，蹙眉對我說：“我同你，就是赤裸裸的金錢關係。”
那句話傷透了我，一言不發轉身便走，回到宿舍便把食堂飯票都賣了，賭氣吃了一個禮拜的豆腐乳就饅頭。後來她不知怎麼內疚了，竟然去學校找我，給了我一百塊，還帶我出去吃了頓飯。那種誠惶誠恐的感覺，直到今天我都還清楚地記得。
母親最常說的話就是：花父母的錢躺着花，花丈夫的錢站着花，花兒女的錢跪着花。可是我一直都記得當年向她拿錢時那種卑微的態度，而今天她三不五時打電話要我寄幾千塊錢過去，卻是理直氣壯有如索債的。有一次說要買葯，讓我寄一千塊。我生怕寄晚了又要挨嘮叨，巴巴兒地當天便跑到銀行去寄了，以為這回總可以得幾句誇獎。不料她卻說：讓寄一千就只寄一千，真摳門兒。張愛玲與弟弟5
子靜重新回到父親的家裏，回到那鴉片煙霧的世界。他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家裏到處都留下姐姐的痕迹，可是他再也不能同姐姐生活在一處了。他只有遊盪在這房子裏，靠着從前的記憶過活——他過早地老了，十七八歲已經開始回憶；他又從來沒有長大過，始終都是那個踢足球的沉默小男孩——成長期早已結束了，可是創傷卻一直在成長。
而這時，聽說姐姐已經考上了倫敦大學，還是遠東區第一名，可見真是奮發圖強。可惜由於戰爭的緣故，英國已經不能去，只得改入香港大學。
姐姐的成功照見了他更加的低微與無助，張子靜更加沉默、更加羞怯了。張愛玲在1939年夏天離開上海，獨自乘船去香港。
他沒有去送。
十幾年後張愛玲以“梁京”為名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十八春》，在上海《亦報》連載，引起轟動，與周作人的散文、豐子愷的畫一時並稱“亦報三絕”。
後人考證，以為“十八”指的是她從1932年到上海至1950年完成這部作品，剛好十八年；也有說是影射胡蘭成的；但我個人以為，那指的是她逃離父親家時是十八歲。
同年《亦報》舉辦的關於《十八春》的作品討論會上，曾有人提出這部小說太過傳奇，哪有親姐妹反目，竟可以將妹妹囚禁大半年的？可見是虛構。連周作人也說“我看《十八春》對於曼楨（小說女主人公）卻不怎麼關情，因為我知道那是假的”。
然而張愛玲寫的卻是自己親身經歷的事實。小說里顧曼楨的所思所想，所見所哀，其實正是十八歲的張愛玲囚在空房時的所思所想，所見所哀——“她扶着窗檯爬起來，窗欞上的破玻璃成為鋸齒形，像尖刀山似的。窗外是花園，冬天的草皮地光禿禿的，特別顯得遼闊。四面圍着高牆，她從來沒注意到那圍牆有這樣高。花園裏有一棵紫荊花，枯藤似的枝幹在寒風中搖擺着。她忽然想起小時候聽見人家說，紫荊花底下有鬼的。不知道為什麼這樣說，但是，也許就因為有這樣一句話，總覺得紫荊花看上去有一種陰森之感。她要是死在這裏，這紫荊花下一定有她的鬼魂吧？反正不能糊裏糊塗地死在這裏，死也不伏這口氣。房間裏只要有一盒火柴，她真會放火，乘亂里也許可以逃出去。”
這是虛構么？是誇張么？是杜撰的秘聞？是獵奇的戲劇？還是張愛玲親身經歷的一次映射？
那顧曼楨在幽禁期間也生了一場病，是感冒——“她忽然覺得身體實在支持不住了，只得踉踉蹌蹌回到床上去。剛一躺下，倒是軟洋洋的，舒服極了，但是沒有一會兒工夫，就覺得渾身骨節酸痛，這樣睡也不合適，那樣睡也不合適，只管翻來覆去，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燒似的。她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可是沒想到這樣厲害。渾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種粘液，說不出來的難受。天色黑了，房間裏一點一點地暗了下來，始終也沒有開燈。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方才昏昏睡去，但是因為手上的傷口痛得火辣辣的，也睡不覺，半夜裏醒了過來，忽然看見房門底下露出一線燈光，不覺吃了一驚。同時就聽見門上的鑰匙嗒的一響，但是這一響之後，卻又寂然無聲。她本來是時刻戒備着的，和衣躺着，連鞋也沒脫，便把被窩一掀，坐了起來，但是一坐起來便覺得天旋地轉，差點沒栽倒在地上。定睛看時，門縫裏那一線燈光倒已經沒有了。等了許久，也沒有一點響動，只聽見自己的一顆心嘭通嘭通跳着。”
顧曼楨後來懷了孕，終於藉著生產的機會逃出了醫院，是一個同時生產的女人的老公幫了忙——是平民階級，何乾的化身么？
對於各種各式的作品研討，張愛玲通常較為沉默，極少就自己的作品多做辯解，只是有一次有人提及為什麼她形容三十年前的月亮一定要是“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為什麼不能是榮寶齋或者別的什麼紙，這是不是在玩弄字眼時，她淡淡地回了一句“因為我小時候家裏用就是朵雲軒”；然而這次有人批評《十八春》情節奇詭不可信，她卻抿緊了嘴一言不發——要她苦口婆心地解釋那是她的親身經歷么？要她把她童年的傷痕暴露給大家看？那就不是張愛玲了。
有句話叫做“寧為不知，勿為人見”，而張愛玲是“寧願寫出，不願說白”。
張愛玲是喜歡用“手勢”這個詞的，手勢太難看，贏了也沒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