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香港的求學歲月

2005年年末，我去香港，第一站便是淺水灣。水靜風輕，陽光猛烈得叫人不敢抬頭，遊人排成長龍在做摸財神的遊戲——說遊戲也許不恭，因為他們的神情是如此虔敬，分明堅信或是情願相信摸一摸財神的頭或手就可以財運亨通，摸一摸財神身邊的金元寶再把手握拳揣進口袋就可以代代平安。據說這是香港的風水寶地，有錢人最喜歡在半山蓋房子，背後有靠山，眼前有淺水灣，水是財，招財進寶就指望它了。

我沒有那個耐心去排隊，只是一個人在沙灘邊的甬路散步，有風吹過，樹上的紫荊花飄舞飛落，我撿起一朵執在手裏，慢慢地走，慢慢地走，想着這是半個多世紀前張愛玲走過的地方，也就是白流蘇和范柳原走過的地方，遠處樓群幢幢，范柳原在電話里猜想白流蘇窗口的月亮比他自己窗前的白而皎潔，那些調情的話語都散在風裏了吧，於水波蕩漾間呢喃絮語。

對香港的初印象，是亂世中的《傾城之戀》，淺水灣的炮火應已止息了許多年，那堵天荒地老的斷壁不知還在不在？

張愛玲曾在小說里提到一種“影樹”，一種花開似火的盛景。然而我向路人打聽什麼是影樹，其人瞠目以對，說是在香港生活三十幾年也沒聽說過何謂影樹，反而當我是杜撰。我便也開始懷疑，也許這會從此成為沉澱在我心底里的一個謎，但是也並不介意能否解開，就像是我眼前的淺水灣其實遠不如記憶里的美麗。

然而寫這部書的時候，我的靈魂離開軀體，再一次來到香港，來到1939年的淺水灣，我終於看見了傳說里的流蘇與柳原。他們手牽着手走在老牆下，盟誓說：死生契闊，與子成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不禁淚流滿面。

我又逆着時間的風向前飛，看到白流蘇退回到船上去，而范柳原在岸上等她；我也看到了李開第在碼頭等張愛玲——這是位38歲的工程師，曾經留學曼徹斯特大學，在英國時就與黃逸梵和張茂淵熟識，交情一直很好，所以她們託了他做愛玲的監護人。後來他成了張愛玲的姑父，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他們見面的時候，可是一點端倪也沒有的。他們生疏而客氣地打着招呼，完全不知道彼此40年後會成為親戚——然而我是知道的，於是我會心地笑。

好吧，讓我把這一段在香港追逐張愛玲的故事輕輕地說給你聽，請你在美女聳肩瓶里插上一枝新採的梅花，或是玫瑰，或是紫羅蘭，或是隨便什麼應季的鮮花，然後選一隻白地蘭花的小小香薰燈，撮上少少一點沉香屑，少少一點就可以，因為她在香港的時間並不長——那年夏天，張愛玲隻身遠渡，成為香港大學的一年級新生。這不是她第一次坐船，卻是第一次離開父母獨自遠行，無論是父親的家，還是母親的家，這時候再想起來，又都是甜蜜而溫暖的了。

那種感覺很新鮮，彷彿剛剛出生，或者是帶着前世的記憶重生。是在原來的視野之外，又張開一雙新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又長出一雙新的腿，邁出不同的步子——簡直連直立行走都要從頭學起似的。

太陽明晃晃照在頭上，也照在水裏，水裏的光又映進眼睛裏，於是眼睛便要盲了，只看見碼頭上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巨型廣告牌圍列着，還有綠油油濃而呆的海水，一條條一抹抹犯沖的顏色躥上跳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這樣刺激、誇張的城裏，便是栽個跟頭，也比別處痛些吧？

她好不容易在那些衝撞的色彩里找到灰沉沉的李開第先生，看到他舉着的牌子，牌子上寫着自己的名字。她帶着一種全新的心態踏上這片陌生的土地，迎着李開第走過來。新奇大於恐懼，仍然尷尬，但尷尬是她與生俱來的；也仍然沉靜，可是那沉靜的水面下有暗流涌動。20世紀30年代的香港

李開第此前同黃逸梵通過話，她已經存了一筆錢在他這裏，並且對他描述過女兒是怎樣的一個人，憂心忡忡地說明她的“弱智”與訥於世故。而他看到的張愛玲也的確就是一個青澀的少女——瘦，高，戴着玳瑁眼鏡，神情嚴肅，沉默寡言。

他於是也並不多話，只伸手接過她的行李，顧自在前頭引路，叫了車，直接送她到香港大學。

大學位於半山腰的一座法國修道院內——後來半山就成了張愛玲小說里的重要背景，葛薇龍的姑姑便住在半山別墅，喬琪的車從山下一路開上來，薇龍等在路邊，等着他回頭；愫細同羅傑鬧翻了，從半山一路地跑下來；言子夜教授的住宅，是在半山；范柳原為白流蘇租的房子，也在半山。

山路兩旁盛開着如火如荼的野花，那便是我遍尋不見的“影樹”，據說有着燃燒一般的顏色。滿山植着矮矮的松杉，風送來海的微腥。有一次愛玲抱着一摞書從山上下來，突然看到一條蛇鑽出山洞來半直立着，兩尺來長，眼圓舌細，絲絲地瞪着她；她也回瞪着它，瞪了有一個世紀那麼久，然後才突然“哇呀”一聲大叫着跑掉了——估計那條蛇也被嚇了一跳。

在學校里，她最喜歡的去處是圖書館，那裏是感情的冷藏室，文化的修羅場，那一排排的烏木長台和影沉沉的書架子，略帶一點冷香的書卷氣——是悠長的歲月，給它們薰上了書卷的寒香；那些大臣的奏章、象牙籤、錦套子裏裝着的清代禮服的五色圖版；那陰森幽寂的空氣，都是她熟稔而喜愛的，坐在圖書館裏，就彷彿坐在歷史的殿堂中，有種君臨天下的安泰與篤定。

偶爾從書卷中抬起頭來，看着飯堂外面坡斜的花園，園裏灼灼的杜鵑花，水門汀道圍着鐵欄杆，鐵欄杆外的霧或是霧一樣的雨，再遠處，是海那邊的一抹青山。那時候，心是靜的，屬於天地與自然。

本地的女孩都是聖斯提反書院畢業的，與馬來西亞僑生都是只讀英文，中文不過識字；又多是闊小姐，最是揮金如土，眼高於頂的，社交活動多得如午夜繁星，又講究吃又講究穿。然而愛玲為了節約開支，不敢參加任何活動，免得在學費膳宿與買書費外再有額外開銷。在香港求學三年，也沒學會跳舞，因為怕要置辦跳舞裙子。

宿舍里有個叫周妙兒的女孩子，父親是巨富，買下整座離島蓋了別墅。她請全宿舍的同學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輪船，來回每人攤派十幾塊船錢。張愛玲為了省這十幾塊錢，便向修女請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問底要知道原因，她於是不得不解釋，從父母離異、被迫出走說起，一直說到母親送她進大學的苦楚，說得眼圈漸漸紅起來，自覺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請示修道院長，最後鬧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張愛玲大丟面子，無可爭強，只有以加倍地發奮苦讀來雪恥。

為了加強英語練習，她從入學第一天起便給自己定了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不再用中文寫字，連家信也是用英語書寫，反正媽媽和姑姑的英語都是很好的，還可以順便糾正她的語法錯誤。

求學三年裏，只有過一次例外——就是為了參加《西風》徵文比賽，寫過一篇《我的天才夢》。

當時女生宿舍的規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發郵件。張愛玲最喜歡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藍色字跡寫在粉紅色的拷貝紙邊上，像一幅精緻的印象派裱畫。每每見了，真有種“見字如晤”的親切。

這天同學蔡師昭一邊分信一邊念名字，念到張愛玲，她以為又是姑姑來信了，興高采烈地拆開，卻是《西風》的獲獎通知，不由又驚又喜地“呀”了一聲。蔡師昭看到她的樣子，笑着問：“什麼事這麼開心？”

“你看。”她遞過信去，巴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樂與榮譽。如果可能的話，她願意與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學們都是華僑，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師昭熟悉中文報刊。

蔡師昭是天津來的，20出頭，在同學中算是年齡大的，為人又穩重，家教很嚴——替她取名師昭，要她效法《女訓》的班昭，顯然守舊。因為比同學們年長几歲，比較善解人意，對張愛玲的處境很了解，深知得獎的意義對她有多麼重大——還不止只是獎金的緣故。她替愛玲慶幸，也要替她在身邊的闊小姐中撐面子，便把信傳給別的女生看，一邊解釋《西風》是怎麼樣了不起的一本雜誌，得這個獎有多麼不容易。

愛玲十分感激，面子上做得淡然，心裏卻樂得飛飛的，巴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雜誌趕緊自己長翅膀飛過來。

然而等了許多日子，正式的通知單終於來了，卻寫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頭獎，二獎三獎也不是，僅僅是榮譽獎第三名。

蔡師照還在等着進一步分享她的快樂，看到印有《西風》雜誌社字樣的信封，立即問：“獎金到了么？”

“不是頭獎。”愛玲訕訕地笑着，把通知單給蔡師昭，聲音低低的，頭也低低的。

蔡師昭看了，含含糊糊地咕噥了一句：“怎麼回事？”便不再說什麼，也不便說什麼；臉上沒什麼表情，是不知道該做何表情；她替張愛玲覺得難堪，於是張愛玲也就益發難堪了。

這件事，從此成了張愛玲心上的一塊石頭，壓了大半輩子之久。

——也是因了這個緣故，她後來才會大聲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話，因為成名太晚，快樂也來得不那麼痛快。

她是深深地被《西風》獲獎的這件事給傷着了。“窮”已經像個紅字般烙在額角，讓她羞窘；這次徵文獲獎，原以為可以給自己掙點面子的，不想鬧了個烏龍，更加鬱悶。

幸好她不愧是寫小說的天才，最擅揣摩別人心思，把這項本領用在猜考題上，無往不利。年底成績放榜，她居然門門功課考第一。港大文科二年級的兩個獎學金，也被她一人獨得，不但學費膳宿費全免，還有希望畢業后免費送到牛津大學讀博士，總算揚眉吐氣。

一個素以評分嚴厲出名的英國教授半是服氣半是負氣地說：“我教了幾十年的書了，還從來沒有給過這麼高的分數呢。”2

在香港的張愛玲依然是特立獨行的，但是終於也交到了一個好朋友，交往了許多年。那就是炎櫻，在張愛玲一生遇到的女性中，炎櫻的重要性僅次於她的媽媽和姑姑，還在蘇青之前。

清高自詡的張愛玲會那樣真誠而迅速地喜歡上炎櫻，是出於欣賞——炎櫻是她之外另一個特立獨行的人，而且是另一種方式的特立獨行。兩個人能夠成為朋友，要麼性情相投，惺惺相惜，要麼性情各異，相輔相成——而這兩種情況，竟同時發生在她們兩人身上。

炎櫻是美的，一個混血的錫蘭（今斯里蘭卡）女孩，瓜子臉，丹鳳眼，黑眼珠，黑頭髮，但皮膚是褐黑，黑里透紅，輪廓鮮明，身材嬌小而豐滿，營養過盛一般，精力也過盛，有着初生嬰兒般的坦蕩與快活。笑容燦爛，笑聲響亮，說話又快又不講理——不講理法。她原名FatimaMohideen，炎櫻是張愛玲給取的名字——炎炎夏日裏的一顆紅櫻桃。很恰當的名字。然而炎櫻未必喜歡，她後來要給自己改名字“莫黛”，可張愛玲說聽着太像“麻袋”，於是她又改名“貘夢”——貘是一種吃夢的動物。然而我終覺得，都沒有“炎櫻”這個名字好，聽着有色彩有形象還有熱度似的。

炎櫻很天真，也很熱情，充滿了感染力，和張愛玲一起逛街，買東西總是要想方設法地抹掉一點零頭，可是她討價還價的方式很活潑而可愛，總是讓店主心甘情願地讓步。她會翻開兜叫店主看她所有的錢，並且一一數落給他聽：“你看，沒有了，真的，全在這兒了。還多下二十塊錢，我們還要吃茶去呢。專為吃茶來的，原沒有想到要買東西，後來看見你們這兒的貨色實在好……”於是店主便心軟了，既是因為她誇讚他店裏的“貨色實在好”，也因為感動於她的孩子氣，於是說：“就這樣罷。不然是不行的，但是為了吃茶的緣故……”熱心地指給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櫻很風趣，有真正的幽默感，時不時地迸出一兩句語錄來，真正妙語如珠，報上登出加拿大一胎五孩的新聞，她評論說：“一加一等於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於五。”

她個子小而豐滿，時時有發胖的危險，然而她從來不為這擔憂，很達觀地說：“兩個滿懷較勝於不滿懷。”（這是張愛玲根據“軟玉溫香抱滿懷”勉強翻譯的。她原來的話是：“Twoarmfulsisbetterthannoarmful.”）

看到花間蝶飛，她會說：“每一個蝴蝶都是從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來尋找它自己。”形容一個女人的頭髮黑，則是“非常非常黑，那種黑是盲人的黑。”凡此種種，往往叫張愛玲擊掌叫絕。

炎櫻還很勇敢，作風大膽，這表現在她的作文和說話上——中國人有句話：“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彷彿的諺語：“兩個頭總比一個頭好。”於是炎櫻在作文里寫：“兩個頭總比一個好——在枕上。”讓看卷子的教授大為瞠目——那教授是位神父。張愛玲的好友炎櫻

她的大膽更表現在行為上，或者說，是心態上。歐戰爆發，香港被轟炸，飛機在天上嗚嗚地飛，不知道什麼時候就丟一顆炸彈下來，大家都驚惶悲痛失魂落魄，只有炎櫻一樣地開心，興緻勃勃，自得其樂，不僅偷偷跑去城裏看五彩卡通電影，回來又獨自跑到樓上洗澡，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還在盆里從容地潑水唱歌，讓舍監極為驚怒而恐慌——但她是炎櫻，舍監又能拿她怎麼樣呢？

張愛玲聽着炎櫻的歌聲，無法不心折。

炎櫻是特立獨行，獨一無二的，然而她又並不是“遺世獨立”的“獨”，而是“獨樹一幟”的“獨”。

兩個很“獨”的人走在一起，就變成了“雙”，所以張愛玲後來寫了《雙聲》——她們倆走在一起，一個高而窈窕，是“鷺鷥”；一個矮而腴麗，像“香扇墜兒”。從外形上已經相映成趣，再一唱一和地說起話來，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妙趣橫生的好文章，但那是回到上海以後的事情了。

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好，總想着要把自己所有所能的盡量給她，張愛玲對炎櫻便是這樣。然而她除了自己的天才也別無所有，於是為她寫了許多文字，還畫了許多畫。

有一張炎櫻穿襯裙的肖像畫，被一個俄國老師看到了，十分欣賞，一定要張愛玲賣給他，答應給五塊錢，看到她們兩個面有難色，又趕緊解釋：“五元，不加畫框。”

那期間張愛玲畫了許多畫，由炎櫻着色，她們合作得親密無間——這種合作後來一直持續到回上海，炎櫻替她設計過《傳奇》增訂本的封面，後來又替胡蘭成的雜誌《苦竹》設計封面。

在香港求學期間，她又重新拿起畫筆來，替房東太太、燙髮的少奶奶、有傳染病的妓女畫速描，畫了許多雜亂重疊的人頭，自己看了沾沾自幸，覺得以後再也不會畫出這樣好的畫來了——她的悲觀的心態就像她最喜歡的那幅高庚的名畫《永遠不再》，總是每每看見好的事物便覺得這是空前絕後、不可多得、稍縱即逝、永遠不再的。一面在畫，一面已經擔心自己會江郎才盡，失去作畫的能力。

有一幅畫，炎櫻給上了顏色，全是不同的藍與綠，愛玲尤其喜歡，說是有古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的意味。還有一句話她沒有說出口——她母親一生中最喜愛的顏色，便是藍與綠。她永遠都不會忘記，母親為她照片上色的情形，色調是藍與綠；母親在她四歲時第一次離開中國去留洋，也是穿着藍綠的衣裳。

那是母親的顏色，母親的神情——每當炎櫻為她的畫上色的時候，便是張愛玲最愛她的時候。她看着炎櫻，看她專註地為畫稿着色，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想着那遙遠的遙遠的母親。

一個愛畫的人，對顏色是敏感的，連帶地也註定會在乎穿戴。然而早在上海時，母親就曾與她有過一項協議：若是想嫁人呢，自然可以多買些衣裳打扮自己；若是想升學，那便只好先顧學費。

張愛玲十分痛苦於這項選擇，因為結果是不需要猶豫的，猶豫的只是過程——她當然會選擇升學，可是她又好希望有新衣裳穿。

來了香港后，她發奮用功，一口氣拿了兩個獎學金，獎金25英鎊，在當時的香港，這已經超過大部分人一年的收入了。愛玲自覺為母親省了一點錢，而且也要獎勵自己一下，便大膽地揮霍一次，買了衣料自己設計服裝，隨心所欲地做了幾件奇裝異服，大穿特穿了一回。

那些衣裳里，有一件矮領子的布旗袍，大紅底子上一朵一朵藍的白的大花，兩邊沒有紐扣，穿的時候像汗衫一樣鑽進鑽出，領子矮得幾乎沒有，下面還打着一個結，袖子短到肩膀，長度只到膝蓋。那大膽的設計，連炎櫻看了也驚嘆不俗。

炎櫻也是喜歡自己設計服裝的，找出母親的一條紫紅色的大圍巾，把兩頭鉸下來縫成一件毛線背心，寬肩，掐腰，齊腰一排三四寸長的同色同線的流蘇，隨着她的走動一步一搖，更像一枚小巧靈活的香扇墜兒了。

他們兩個走在一起，奇裝異服，招搖過市，一起去中環天星碼頭青鳥咖啡館買“司空”，一種三角形的小扁麵包，比蛋糕還細潤，輕清而不油膩，一次買半打，兩個人分着吃；一起去看卡通電影，去淺水灣看“野火花”，在月光下散步，自得其樂而相依相伴、相得益彰着。3

香港求學三年裏，張愛玲哭得最傷心的一次，是在放暑假時，炎櫻不等她便獨自回了上海，她有一種被世人遺棄的孤單感，大哭起來；而最開心的一次，當是與母親的團聚——也是在暑假，1941年夏天，黃逸梵與幾個上海牌友一同來香港小住，宿在淺水灣飯店。

張愛玲一有時間便去看她，從此淺水灣對她就有了特別的意義。一閉上眼，路線便清晰，夢裏也走不錯。

——乘車出市區，沿路經過黃土崖紅土崖，漸漸地光景明媚，水靜風清，許多游山的車子掠過她乘的車，遊人的手裏抱着滿懷的花，風裏吹落了零亂的花瓣與笑語。

下了車，走上極寬的石階，花木蕭疏的高台上有兩幢黃色房子，那便是淺水灣飯店。報出母親的房號，僕歐們領着她沿碎石小徑走過昏黃的飯廳，經過昏黃的穿堂，上二層樓，一轉彎，有一扇門通着一個小陽台，搭着紫藤花架，曬着半壁斜陽。陽台上有兩個人站着說話——是母親黃逸梵和她的美國男朋友維基斯托夫。

黃逸梵穿着西洋蓬裙子，梳着美麗的頭髮，周旋於一班華美蘊藉的客人之間，走到哪裏，哪裏便笑聲四起；她和維基挽臂從淺水灣沙灘上走過，男的英俊，女的漂亮，打着洋傘，說著流利的英語，宛如畫中人，又像電影畫報；也有的時候，是愛玲陪着母親，她們挽着手臂，緩緩地散步，談笑。一如她八歲那年，母親第一次從國外回上海——只可惜，淺水灣不是家。

時間對於黃逸梵好像不起作用，從那年到現在，已經十幾年過去了，然而她還是那麼年輕、漂亮、風情萬種。

然而快樂的日子總是短暫，母親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對於黃逸梵來說，纏足之辱大概是一生中最疼痛的記憶，所以她很喜歡到處飛。一雙金蓮，走遍千山萬水，彷彿在向命運宣戰。

然而她又無法違背她的出身，不管她怎麼痛恨那古老的傳統也好，她一生的活計還是依靠祖先留下來的那點古董——賣了一輩子的古董。

逸梵是庶出。父系三代單傳，到了她父親黃宗炎這一代，婚後無所出，於是在長沙鄉下買了個姨太太為自己傳宗接代，這便是她母親——典型的買賣婚姻。

黃宗炎曾在科舉考試中舉，承襲了父親的爵位，出任廣西鹽法道道台。上任一年即因瘴氣病亡，年僅30歲。不久，姨太太在南京臨盆，大夫人十分緊張——如果是女兒，黃家的香火便要斷了。黃逸梵生下來，眾人大驚，幸而接生婆說：“不要慌，裏頭還有一個！”原來是雙胞胎，且是龍鳳胎。這便是黃逸梵的兄弟黃定柱。

生母二十多歲就去世了。黃逸梵同弟弟由大夫人帶大，自幼仰人鼻息，小心承歡，時時記着嫡母（大夫人）的恩德。她一直都想遠離那生活。

——通常婚姻是改變女子人生的最重要舉措，然而她的婚姻又是這樣失敗。

大夫人1922年在上海過世。黃逸梵同弟弟把財產分了，黃定柱要了房產地產，黃逸梵則分了些古董。每次回國再出國，就帶走一兩箱。

她幾次嘗試獨立，做生意，可是一直不大成功。總是要藉著賣古董來翻身，重新開始。

我想，每賣去一箱古董，她應當都是十分自責而悲哀的罷，因為居然沒有別的辦法過活。她那麼厭惡她的丈夫張廷重，可是卻同他一樣地坐吃山空，他們兩個，都避不開自己的出身。即使她去了外國，遠渡重洋，那一切她痛恨的事物仍然存在於她的血液之中，到老，到死，永遠不肯放過她。我媽媽也是靠賣東西過了許多年，每到日子過不下去的時候，就會翻箱倒櫃地找，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賣一點錢。我生下來家裏已經窮了，但是窮得很“夾生”，一方面是舉債度日，另一面是媽媽和她的一班貴族同學時時聚會，逼仄簡陋的家裏，高朋滿座，不是談古典文學，就是聊外國名著，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和李清照交替着講，一面又要講究飲品，咖啡，紅茶，或是洋酒，都是那個年代裏十分罕見的，神通

廣大者從國外淘了來，拿到老交際圈子裏獻寶。

印象中，我幾乎是剛會說話便會背詩了，而且是先學古文，後學現代文的，小時候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咬文嚼字地說話，寫作文也是亂用成語，半文半白，老師倒是很欣賞，一直給我滿分。從小學一年級做語文課代表，一直做到大學，還是古文課代表。古文考試，滿分一百，老師給了九十九分——念過大學古文的人，大概都知道這是一個多麼不可能的分數罷？這一次的母女分離，愛玲沒有哭。她已經習慣了離別，也習慣了漂泊，這是命運。

從四歲第一次看着藍綠色的母親去法國，到後來她自己顛沛流離大半生，她的生命彷彿是由一次又一次的離別、一次又一次的漂泊來組成的。

離別是人生里無可奈何的事情，反正每個人到了最後總是要告別的，那一個蒼涼的手勢，多做幾次，或者少做幾次，有多少不同呢？

在告別母親之後不久，張愛玲又面臨了另一次離別——並不太傷感，因為那要分別的人其實並不大親近——就是她的監護人李開第。

他要離開香港去重慶，所以轉託了另一個朋友照顧愛玲，也是工程師，在港大教書，兼任三個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監，因此就住在那宿舍里。

——我一直猜，不知道和《第二爐香》裏的羅傑安白登有什麼關係？是不是有一點影子呢？

在小說里，羅傑是一個40歲的大學教授，教了15年的化學物理，做了四年的理科主任與舍監，就住在學生宿舍附近，便於照應，是一個羅曼蒂克的傻子。因為娶了一個不知性為何物的純潔女子而被誤會，被不由分說地冠上淫蟲的名字，最後鬱悶地開煤氣自殺了。

小說里關於校園和宿捨生活的描寫、學生們利用舍監疏防出去跳舞、對舍監的取笑等等，顯見是取材於張愛玲在港大的生活，讓我不由得犯了對號聯想症。

可惜沒找到任何資料證明這些妄猜，也許有人考據過，誰知道呢？我連“影樹”也沒找到，更遑論羅傑教授了。

這位現實里的工程師、港大老師、男生宿舍的舍監、李開第的朋友、張愛玲的監護人是福建人，國語不太純熟，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打量了她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種鳥，叫什麼……”

愛玲略愣了愣，反應過來，自己先笑了：“鷺鷥。”

“對了。”那舍監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也要不好意思地笑，是“巧”得讓我自己不好意思——中學時我非常瘦，九十斤的體重倒有一米六七的身高，腰又細，腿又長，看起來像不止一米七，踢着兩條腿走路，也是常被人形容成“鷺鷥”。想來中國人的形容詞其實也挺有限的，我曾一直悵悵，腿長的鳥多着，為什麼一定是鷺鷥，而不說是仙鶴呢？鶴立雞群，多麼好而現成。然而看到張愛玲也有這個綽號時，倒笑了。對於母親曾經去過香港與自己相聚的這一段往事，張愛玲後來極少提及。她一生的文字裏，更是從沒提過母親有男朋友，是張子靜的回憶錄讓我們窺知了真相：

“另外我表哥還透露，我母親那次回上海，帶了一個美國男朋友同行。他是個生意人，四十多歲，長得英挺漂亮。名字叫像叫維基斯托夫。我姊姊是見過母親這男友的，但她從沒對我說過，也沒在文章里提起。……我母親的男友做皮件生意。一九三九年他們去了新加坡，在那裏搜集來自馬來西亞的鱷魚皮，加工製造手袋，腰帶等皮件出售。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淪陷，我母親的男友死於炮火。這對她是很大的打擊。她在新加坡苦撐，損失慘重。一度行蹤不明，與家人失去聯繫。後來才知她去印度，做過尼赫魯姊姊的秘書。”（張子靜：《我的姐姐張愛玲》）

張子靜和母親、姐姐、姑姑的來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對許多事的記憶不是從別處（比如表哥）聽來的，就是從張愛玲自己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實上到底是怎麼樣的，其實早已記憶不清，很多時間與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黃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後文接着便是1946年回國，使我一直錯以為這期間張愛玲與母親是不可能見面的。

然而也曾產生過一次懷疑，就是張愛玲1976年出版散文集《張看》時在自序里寫過——她在港大時，有一次炎櫻說她爸爸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請看電影，拉着愛玲一起去。那朋友是個帕西人，原本只買了兩張票預備自己和炎櫻看的，見到張愛玲，立刻窘起來，把票塞在炎櫻手裏，又將一包煎麵包一併塞給她們，便轉過身匆匆地走了。愛玲心裏很不是滋味，看着電影，不知所云，吃着麵包，也如同嚼蠟。

後來炎櫻給她講起了那帕西人的故事，說她小時候住在香港，有個鄰居麥唐納太太，嫁過幾次，有許多孩子，同這帕西人認識，鬧着要給他做媒，硬要把大女兒宓妮嫁給他。帕西人也願意，可是宓妮不願意，宓妮那時只15歲，還在讀書。她媽媽騎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過去。22歲就離了。

愛玲立刻想起媽媽來——也是被迫結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離了婚。

後來她終於見到了那個宓妮，是在一間廣東茶樓，宓妮請炎櫻吃飯，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擱糖的菊花茶，清苦，甜香。她看着宓妮，想着她和媽媽相同的身世，不自覺地從她的臉上讀到了媽媽的輪廓，一樣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着迷地看着，十分傾慕，一頓飯吃完了，仍然覺得像。

她寫道：“炎櫻見過我母親，我後來問她是不是像，她也說‘是同一個典型’，大概沒有我覺得像。”

——當時我覺得奇怪，炎櫻是什麼時候見到她母親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報》刊出《傾城之戀》上片特輯，見到張愛玲寫在《傾城之戀》公映前夕的一封短訊，才恍然大悟——“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還是遠東的里維拉，尤其因為法國的里維拉正在二次大戰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淺水灣飯店去看我母親，她在上海跟幾個牌友結伴同來香港小住，此後分頭去新加坡、河內、有兩個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後，我每隔十天半月遠道步行去看他們，打聽有沒有船到上海。他們倆本人予我的印象並不深。寫《傾城之戀》的動機——至少大致是他們的故事——我想是因為他們是熟人之間受港戰影響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線上的淺水灣飯店大廳像地毯掛着扑打灰塵，‘拍拍打打’，至少也還記得寫到這裏的快感與滿足，雖然有許多情節已經早忘了。這些年了，還有人喜愛這篇小說，我實在感激。”

這裏藏頭露尾地寫着“她在上海跟幾個牌友同來香港小住，此後分頭去新加坡、河內”，這“幾個牌友”里必也有那位男朋友；黃逸梵是從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發；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國，而不是張子靜說的1939年——當然也有可能她1939年去新加坡，又回來了，這年又去。不過那時候交通沒這麼容易，應該不會在短期內來來去去。還有一種可能是張愛玲記錯時間，因為下意識地絕記憶。

張愛玲對這段往事諱莫如深，有兩種可能，最合理的一種自然是古老禮儀中，子女對母親的情事自當三緘其口，非禮勿言；另一種猜測則是張愛玲在骨子裏大概還是認定從一而終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贊成母親離婚，另一方面卻又不以母親的男朋友為然，為了迴避這個，甚至連母親赴港小住這段事也不提。

然而大家閨秀的矜持，理當如此。倒是張子靜多年後揭穿這件事，雖然對後世“張迷”的考證有益，卻似乎是不大孝的。4

用張愛玲的文字來形容張愛玲的文風，最好的比喻莫過於“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華美的袍”，而且是真絲的華袍，她的文字就有這樣的柔美，切膚之感；“爬滿了蚤子”，這是她筆下的人生，瑣屑的真實的煩惱，同樣有切膚之痛。

沒有一句話比這更能貼切地表現出張愛玲作品的風格與意境。她是一個坐在水晶球里看未來的預言者，總是在文章里一再地預言。天才在本家不被發現，而她的預言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常常被忽略，要隔多少年，後人讀起，才覺驚心動魄，感慨莫及。

這一句預言，她寫在自己的參賽作品《我的天才夢》裏：“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生活的藝術，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略。我懂得怎麼看“七月巧雲”，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這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關於張愛玲的《我的天才夢》，她自己後來說起不止一次，先是在1976年出版的《張看》附記里寫着：“《我的天才夢》獲西風雜誌徵文第十三名名譽獎。徵文限定字數，所以這篇文字極力壓縮，剛在這數目內，但是第一名長好幾倍，並不是我幾十年後還在斤斤較量，不過因為影響這篇東西的內容與可信性，不得不提一聲。”

隔了幾十年，她的圖文集《對照記》在台北《中國時報》第十七屆文學獎獲得特別成就獎，時報請她寫一篇得獎感言，於是她又一次舊事重提，寫了《憶〈西風〉》：“得到時報的文學特別成就獎，在我真是意外的榮幸。這篇得獎感言卻難下筆。三言兩語道謝似乎不夠懇切。不知怎麼心下茫然，一句話都想不出來。但是當然我知道為什麼，是為了從前西風的事。

一九三九年冬還是下年春天？我剛到香港進大學，《西風》雜誌懸賞徵文，題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獎大概是五百元，記不清楚了。全面抗戰剛開始，法幣貶值還有限，三元兌換一元港幣。

我寫了篇短文《我的天才夢》，寄到已經是孤島的上海。沒稿紙，用普通信箋，只好點數字數。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個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獎名單。首獎題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記得了。我排在末尾，彷彿名義是‘特別獎’，也就等於西方所謂‘有榮譽地提及（honorablemention）’。我記不清楚是否有二十五元可拿，反正比五百字的稿酬多。

《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風》發表，寫夫婦倆認識的經過與婚後貧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長達三千餘字。《西風》始終沒提為什麼不計字數，破格錄取。

……《西風》從來沒有片紙隻字向我解釋。我不過是個大學一年生。徵文結集出版就用我的題目《天才夢》。

五十多年後，有關人物大概只有我還在，由得我一個人自說自話，片面之詞即使可信，也嫌小器，這些年了還記恨？當然事過境遷早已淡忘了，不過十幾歲的人感情最劇烈，得獎這件事成了一隻神經死了的蛀牙，所以現在得獎也一點感覺都沒有。隔了半世紀還剝奪我應有的喜悅，難免怨憤。”

這篇感言是目前為止所知道的張愛玲生前公開發表的最後一篇文字，堪稱“絕筆”，甚至“遺言”。她竟是帶着這樣一個巨大而瑣屑的遺憾去世了，怎麼說也是“張迷”的一大遺憾。

然而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自有鉤沉者，翻江倒海地找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風》第三十七期報紙，上面赫然登着當年的徵文啟事：《〈西風〉月刊三周年紀念現金百元懸賞徵文啟事》，清清楚楚地寫着——“《西風》創刊迄今，已經三周年了，辱承各位讀者愛護，殊深感激。在一年多以前，我們為提倡讀者寫雜誌文起見，曾經發起徵文，把當選的文章，按期在《西風》及《西風副刊》發表，頗受讀者歡迎。現在趁《西風》三周年紀念之際，為貫徹我們提倡寫雜誌文的主張起見，特再發起現金百元懸賞徵文，並定簡約如下：（一）題目：“我的……”舉凡關於個人值得一記的事，都可發表出來……（二）字數：五千字以內。（三）期限：自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止，外埠以郵戳為準。（四）資格：凡《西風》讀者均有應徵資格。（五）手續：來稿須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請寄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霞飛市場四號西風社編輯部。（六）獎金：第一名現金五十元，第二名現金三十元，第三名現金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除稿費外，並贈《西風》或《西風副刊》全年一份。其餘錄取文字概贈稿費。（七）揭曉：徵文結果當在二十九年四月號第四十四期《西風月刊》中發表。至於得獎文字，當分別刊登於《西風月刊》、《西風副刊》中，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1940年4月，《西風》創刊三周年紀念徵文揭曉，說明此次比賽共有685篇文章應徵，其中佳作頗多，編委會遂決定在十個中選名額之外，另外定出三個名譽獎，而張愛玲，便是得了這名譽獎的第三名。

第一名得主叫水沫，作品標題為《斷了的琴弦——我的亡妻》；第二名梅子，作品是《誤點的火車——我的嫂嫂》；第三名若汗，《會享福的人——我的嫂嫂》……

第十三名張愛玲，《天才夢——我的天才夢》。是整個大賽的最後一名，或可稱為“壓卷之作”。

張愛玲的寫作生涯，她自己公開承認的中文處女作是《天才夢》，而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對照記》，又都得了獎，倒也“善始善終”。

可是她始終有些小小的不快，對只得了第十三名的事念念不忘，這或許可以解釋成一種“小器”，當然也可以解釋成一種“認真”，然而我卻以為，是“童心未泯”吧？

張愛玲在《憶〈西風〉》裏說“限五百字”，“沒稿紙，用普通信箋，只好點數字數。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數得頭昏腦脹。務必要刪成四百九十多個字，少了也不甘心。”然而事實上她的《天才夢》有一千四百多字，顯然不可能是“限五百字”，她連自己的文章也記錯了字數，當年記錯報紙上限的字數其實是“五千字以內”也就太有可能了。

另外，即使是首獎，獎金也只是“五十元”，而非張愛玲記得的“五百元”，而她自己最終拿到的稿費也顯然不可能是“二十五元”，因為《西風》承諾，即使第二名的獎金也不過是“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四至第十名只拿稿費，“其餘錄取文字概贈稿費”，當然也不可能高過二十元。

張愛玲的記憶可謂謬之大矣。

我想，倘若《西風》雜誌有人當面同她對質這件事，她弄清楚之後，一定會說：“我又忘啦！”

大家一笑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