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破山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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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華紗廠原址坐落在武昌臨河路，就是今天的武昌臨江大道一帶，二十世紀初這裏還是一片荒涼灘涂，最早有個英國人在江邊上建起一座制鐵廠，後來投資者競相效尤，我爺爺張松樵就是第一批在荒灘上填土造地建廠創業的中國人。據《裕大華紡織資本集團史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載：民國十年（1921年），張松樵離開官辦的湖北棉布絲麻局，個人出資三十萬大洋，另籌資金二十萬，一共五十萬元……於次年創建武昌裕華紗廠。
建廠之初的裕華紗廠規模中等，擁有一萬紗錠，兩百檯布機，這就是今天仍坐落在武昌原址上的湖北紡織界龍頭企業“武漢裕大華紡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當時紗廠都採用老式蒸汽機發電，工廠每天都要產生大量炭渣、鐵渣和工業垃圾，通常的處理方式就是將垃圾直接倒入長江，任由滾滾江水沖走。張松樵當然也不可能具有超前的環保意識，他的裕華紗廠也跟別家工廠一樣往長江里傾倒垃圾，年復一年周而復始。但是後來有一天，這個不安分的工廠主忽然做出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他要利用工業廢渣來建造一道圍牆。
按照他的計劃，這道未來的工廠圍牆高寬均達十餘尺，幾乎等同於一座城牆。在許多人看來，這個決定顯然是心血來潮之舉，工廠雖然建在江邊，但是別家工廠不也建在江邊嗎？別家工廠為什麼不去修建圍牆呢？雖說用自家生產的炭渣鐵渣不花錢，可是施工花費的大量勞動力卻是要計算成本的。但是張松樵固執己見，他一旦做出決定別人便很難改變，何況他是老闆。
兩年過後，一道矗立於江灘之上規模宏大的工廠圍牆平地而起，遠看猶如一座逶迤雄偉的古代城堡。其間有個小插曲：本來土建工程師欲將牆體設計為普通圍牆，但是張松樵不同意，他找來各種水文資料，請人計算出長江歷史上的最高水位，然後要求工程師修改圖紙。張松樵說，如果圍牆不能防禦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筆錢何用？結果裕華紗廠就變成一座工業城堡，一座獨立的城中之城。這道獨一無二的人文景觀在當時武漢三鎮很轟動，市民爭相前往參觀，一家當地報館發表記者文章譏諷說：這個從柏泉鄉出來的泥腿子資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還奉勸他把扔進水裏的錢撈起來，替窮人多蓋幾間草房吧。
不管輿論如何褒貶不一，處於漩渦中心的張松樵不為所動我行我素，他絕不是那種容易妥協和隨波逐流的人，他老人家信奉的格言是“寧可千次枉帶雨傘，不可一日變成落湯雞”。我理解作為舊時代創業者的我爺爺，他生於亂世之末創業艱辛，須時時謹慎小心不敢稍有疏忽大意，否則他的一生心血都將付之東流。
不幸的是，張松樵的“雨傘理論”果然應驗。
《湖北文史資料》載；民國二十年（1931年），長江中下游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號稱“十里洋場”的漢口中山大道、六渡橋水深數米，著名的江漢關只剩下鐘塔尖頂，今天的漢正街一帶棚戶區皆被洪水席捲而去。滔滔洪水鋪天蓋地，荊楚大地盡成澤國，武漢三鎮斷電斷糧，災民啼號其狀甚慘。僅湖北一省，死於水災者達二十萬人，災民數百萬。
我父親說，當時漢口咸安坊的樓房已淹沒一樓，全家退至二三樓堅守，幸好大水沒有繼續上漲，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惟一的奇迹出現在裕華紗廠。
當整座城市皆為洪水所困死氣沉沉時，惟有裕華紗廠的煙囪依然冒出滾滾濃煙，圍牆內燈火通明機器轟鳴，工人有條不紊地加班生產，呈現一派熱氣騰騰的生產景象。工廠不僅派出船隻把員工家屬接到廠里安頓，還投放數十船饅頭熟食救濟當地災民。
裕華紗廠由此名聲大噪，產能和資本迅速擴張。後來《張松樵自傳》提及此事，自雲修建工廠圍牆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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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牆雖然擋住滔滔洪水，卻沒能擋住比洪水更加兇惡的日本鬼子。
當時中國民族工業剛剛起步，外國商品鋪天蓋地而來，尤其是被稱作“東洋貨”的日本紡織品大舉進攻中國市場，一度形成壟斷之勢。日商資金充裕，採用先進的紡織機器，產品質優價廉，很快把國產紗布逼入絕境，許多紗廠紛紛宣告破產倒閉。
張松樵的抗日戰爭由此而起。
早在清朝末年，洋務派主帥張之洞在湖北創辦紗、布、絲、麻四局，開中國近代紡織工業之先河。張松樵曾在其官辦紗局任主管（廠長），他最早悟出商戰之道其實就是質量之戰，說到底是科技之戰，所以他從創辦裕華紗廠之初就把目光鎖定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歐美紡織工業。
民國十年（1921年），張松樵力排眾議，決定斥巨資購買英國最負盛名的“布拉特”牌紡機。當時英國名牌紡機價格比日本紡機足足高出一倍，且附有種種壟斷供貨的苛刻條件。許多人對此不理解，他們說張先生您何必非貴不買呢？難道您樂意花冤枉錢嗎？張松樵耐心向他們解釋說：東洋人模仿歐美人，所以東洋人是學生，他們的技術始終只是二流。我們不能圖便宜向學生學習，而要直接向老師學習。
為此他高薪聘請歐洲留洋歸來的留學生擔任技師，廣攬人才，工廠開辦短訓班，聘請洋工程師前來授課，老闆同員工一樣老老實實做學生。他還立下許多廠規，比如無論工人還是職員，進廠須經定期培訓，考試不合格者辭退；上工后仍須月月考核，考核不合格者辭退。他自己身體力行，將技術人員尊為上賓，一時間學習和鑽研技術在工廠蔚為風氣。
父親告訴我，武漢地區氣候炎熱潮濕，那個年代沒有空調，英國紡機落戶武漢水土不服，對產品質量影響很大。張松樵請來專家會診，摸索對洋機器進行本土化改造，後來他們加裝一種可以人工調控的蒸汽噴嘴，有效解決了棉紗斷頭的質量問題。生產實踐使張松樵大徹大悟，他認識到一切舶來品須經消化吸收，決不能照搬硬套或者“食洋不化”。他為此組織技師對生產流程進行全面改造，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
當時裕華紗廠的競爭對手除了國內同行，主要是日本人開辦的“東洋布行”（紡織廠）。建廠之初張松樵便做出一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在進口英國機器的同時購買部分日本設備和配件，由於有了採購機器的正當理由，張松樵就能親自前往上海和青島的日本工廠進行實地考察。這樣一來，他不僅摸清對手底細，還順手“牽”回不少寶貴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後來他又與中間商“泰華洋行”合作，於民國十二年（1924年）分兩批派遣得力助手肖老大等十多人前往日本留學，身份是“商業研修生”，專攻紡織技術和營銷策略。只是後來裕華紗廠全面崛起名聲大噪，如夢初醒的日本人這才連忙撕毀合同，中止與其簽訂的合作計劃，但是為時已晚。
張松樵獨到的經營策略和戰略眼光由此可見一斑。
至抗戰爆發前夕的1936年，武漢裕華紗廠的主力產品“紅賽馬”、“綠賽馬”棉紗和“萬年青”棉布均為當時國內家喻戶曉的國貨名牌，質量全面趕超東洋貨，產品遠銷華北、華南、西南以及南洋群島各國。國產紡織工業迅速崛起，國產紗、布的市場份額逐年上升，已經對東洋產品形成優勢，而裕華紗廠也從建廠之初的一萬紗錠擴展到四萬五千紗錠，布機五百台，工人達二千四百餘人，生產規模名列當時湖北省私營紗廠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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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一位神秘來客造訪了戒備森嚴的武昌東湖官邸，他的意外到訪註定要成為一根導火索，從而引得蔣介石大動肝火怒不可遏。
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先生。
本來陶大使是個受人歡迎的尊貴客人，他不僅是德意志帝國駐華全權代表，同時也是蔣介石夫婦的私人朋友，為當時西方大國中為數不多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交官之一。但是此刻這位國民政府的老朋友卻並非為友誼而來，他不得不遺憾地照會蔣委員長，德國政府決定召回在華軍事顧問團，單方面中止兩國之間所有合作項目，其中包括已經簽訂的購買軍火合同。
蔣介石當場憤怒地砸碎一隻玻璃水杯。
對於身陷困境的國民政府來說，德國人的背叛不啻於從背後插上一刀。1931年日本悍然侵佔東三省，站在中國一方伸張正義的國家既不是標榜民主楷模的英美各國，也不是社會主義蘇聯，恰恰是後來成為法西斯邪惡軸心之首的希特拉德國。德國政府給於中國全力支持，不僅派出軍事顧問幫助中國進行軍事改革，提高軍隊戰鬥力，還免費接收中國軍官赴德國受訓，出售以及無償提供德式武器和軍火援助，幫助中國政府制定對日作戰計劃等等。直到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中央軍擁有的先進裝備大多為德國製造。
但是這種國際援助並不能說明德國是個主持正義的國家，國際交往沒有是非，更沒有永遠不變的立場，惟一的原則是利益使然。當初德國人反對日本侵華，目的並非主持公道而是為了避免“使他們的戰略野心發展到一個錯誤的方向”（希特拉語），也就是妨礙未來軸心國聯盟的全球戰略計劃，所以當“盧溝橋事變”爆發德國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據說希特拉親自帶口信給日本天皇，試圖說服日本不要在中國擴大戰事，而應將注意力用於對付“來自北邊的危險敵人——共產黨蘇俄”。陶大使始終以雙方盟友的身份在東京與南京之間進行穿梭外交，斡旋一度出現和平曙光，東京方面同意停戰撤軍，和談眼看就要成功。
但是這一切努力隨着南京陷落而化為泡影。
其實蔣介石對德國人的背叛未必沒有心理準備，秘密情報顯示，“七·七事變”前德國就與日本秘密簽訂反共防共的《柏林協定》，隨着意大利加入三國聯盟漸成雛形，這樣日本人就後來居上，在德國的全球利益天平上擠掉中國，使得國民政府成為軸心國聯盟條約的第一個受害者。屈辱和悲憤令中國委員長一時情緒失控，欲將手中水杯扔向德國大使，只是最後關頭那個物體改變方向落在地板上，杯子發出的響亮爆裂聲充分傳達出中國首腦不可遏止的怒火和抗議。當然在外交場合中這種失態並不是力量的象徵，因為任何不符合外交禮儀的言行都將被視為對文明的冒犯和褻瀆。其實蔣介石很清楚，德國人離開只是一個信號，表明中國在未來國際社會中的處境將會越來越艱難。國際社會果然對德國人撕毀合同背信棄義反應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國外交官用懶洋洋的腔調評論說：是嗎？希特拉幹嗎要幫中國人的忙……他們早該離開了。
弱國無外交，落後要挨打，國際社會毫無公理可言，侵略成性的日本人並未受到制裁，相反他們依然到處受到尊敬，順利地從英美和西方各國採購到急需的戰爭物資和原材料。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卻拒絕把軍火賣給中國，他們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擔心節節失敗的國民政府償還不起巨額債務。
根據戰後公佈的文件，抗戰爆發前的1937年，中國政府的財政預算（國民生產總值）僅有四億美元，以四億五千萬人口而論，人均不足一美元（見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1997年版）。而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則為六十六億六千萬美元，是中國的十五倍多，人均為中國的七十倍！其中僅軍費開支就達九億二千萬美元，超過中國全部政府預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鋼鐵產量是中國的二百倍，石油提煉為中國的一百五十倍，年生產飛機近二千架，中國為零；大口徑火炮七百四十四門，中國為零；坦克三百三十輛，汽車九千五百輛（設備能力三萬輛），造船能力四十七萬噸，造軍艦五萬噸，已擁有戰艦二百餘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艦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見《中國抗日戰爭系年要錄·統計薈萃》，海軍出版社1988年版）
中日國力對比，由此可見一斑。
1938年，中國外交部長王寵惠前往白宮拜會羅斯福總統。當時美國剛剛走出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陰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恰好成為加速美國經濟復蘇的有力槓桿。中國外長對美國政府長期賣給日本人軍火，還有數量巨大的廢鋼鐵、石油和戰略物資表示強烈不滿，羅斯福總統則以他一慣的睿智和安詳表情回答中國客人道：歡迎貴國也來參加購買，我們美國人做生意從來一視同仁啊。中國外長說：但是我們沒有美元，請問總統先生能不能貸款給國民政府，或者同意以農產品相抵？羅斯福哈哈一笑說：沒有美元不要緊，銀元也是硬通貨呀。
歷史懲罰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僅僅一年之後二戰爆發，以及三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西方列強損人利己的“靖綏”政策終於使他們不得不吞下自己種下的苦果。
外交會見尷尬收場，德國大使蒙受羞辱，為此提出相應的口頭抗議。但是隨後一件更加令人難堪的事情發生了，蔣介石當場啐了一口，罵出那句著名的粗話，然後扔下客人拂袖而去。會見險些釀成外交事件。好在德國人背信棄義在先，撕毀合同在先，卑鄙無恥不講信用在先，兩國既已做不成朋友，蔣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禮貌的舉動也都無所謂了。
德國大使離去當晚，中國外交部緊急約見英美法意等七國西方外交官，向國際社會重申中國政府抗戰三原則：決不接受任何外國調停；決不停止戰鬥；決不締結任何停戰協議，除非日本軍隊撤回“七·七事變”之前的停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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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於1905年的隴海鐵路西起甘肅蘭州，東至江蘇連雲港，全長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里，與另一條橫貫南北的大動脈京（北京）漢（漢口）鐵路在鄭州交匯，由此形成以鄭州為樞紐的近代中國鐵路縱橫交錯的大格局。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中原鄭州，由於其鐵路樞紐地位而更添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抗戰爆發，日本人攻勢兇猛，接連佔領河北、山西全境，進而威脅鄭州，位於鄭州城北花園口的黃河鐵路橋就成為扼守京漢線的惟一咽喉要道。黃河鐵路橋全長近五千米，橋墩多達一百座，全鋼架結構，由比利時公司設計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橋”之稱。如果該橋被敵人奪取，不僅鄭州大門洞開無險可據，而且敵人還將沿京漢鐵路直趨中國抗戰心臟武漢，於是大本營命令一支番號為新八師的貴州部隊緊急開赴鄭州，擔任大橋守備任務。
蔣在珍，中將師長，號丕緒，貴州桐梓人，貴州講武堂畢業。蔣在珍早年追隨貴州軍閥王家烈，後來投靠四川軍閥劉湘，再後來接受南京政府改編，率領新八師北上抗日。據說當時許多戰區都不肯接收這支來自西南邊陲的雜牌隊伍，致使該師一直輾轉廣西、湖南等地，後來北方形勢吃緊，這支備受冷落的貴州隊伍才找到守備黃河大橋的用武之地。
時值豫北戰局趨緊，日本人逼近的風聲一陣緊似一陣，北上火車只開到新鄉為止，有傳言新鄉不日也將棄守。日本飛機頻繁飛臨黃河上空偵察，既不投彈，也不掃射，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很有可能對大橋進行偷襲。新八師對此提高警惕，除了將主力推進至黃河北岸構築工事，還對過橋行人嚴加盤查，以防敵人便衣部隊混過橋來。
初春的一天早上，從鄭州駛來一列火車，當大口噴吐蒸汽的機車在橋頭緩緩停穩之後，一群身穿黃呢大衣神情嚴肅的長官從車廂里走下來，然後徑直登上大橋視察。等得到消息的蔣師長連忙趕上橋時，人群已經走到大橋中央指指點點。一個面容瘦削的中年長官獨立橋頭巍然不動，強勁的河風不時撩起他的黃呢披風，使他的背影看上去很像一尊雕像。
蔣在珍認出來，他就是令人敬畏的蔣委員長。
原來這是蔣介石專程前來視察黃河大鐵橋。由於事先保密，許多第一戰區將領都蒙在鼓裏，他們緊跟在委員長身後，對委員長的來意不免浮想聯翩。他們猜測委員長的突然駕到一定同北方戰場的形勢有關，也許還同他們腳下這座大橋的命運有關。但是答案並未寫在領袖臉上，因為委員長除了令人生畏的嚴厲表情外，還有就是一如既往地莫測高深。
這時候意外敵情忽然發生了。
一架日本飛機從河邊鑽出來，這架低飛的敵機緊貼着大橋橫樑呼嘯而過，機翼掀起的巨大氣流竟然將一個哨兵刮下河去。幸好這是架偵察機，沒有空襲和掃射投彈，令橋上的人們虛驚一場。眾人旋即簇擁委員長返回橋頭堡。在新八師指揮部，蔣在珍進行簡要彙報，委員長未作指示，倒是總參謀長何應欽提出幾個有關橋北敵人活動的問題，蔣師長一一作答。何總長是貴州人，他聽出蔣師長地道的貴州口音，得知新八師來自他的貴州老家，態度頓時親熱起來，臨走還拍着蔣師長肩頭說些鼓勵話。
後來蔣介石一行來到黃河南岸橋頭，這裏豎有一座清光緒年間的鑄鐵紀念碑，刻有紀念碑文曰：大清國鐵路總公司建造。京漢鐵路，由必國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懷，一品頂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紹儀行告成典禮，謹鐫以志。時在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蔣介石表情沉重，短暫佇立於鐵碑跟前，旋即登車離去。
很快大本營下達炸橋命令，人們的猜測部分地得以證實，委員長果然決心放棄黃河以北地區，他是來同這座“天下第一橋”告別的。一隊工兵在橋墩上安放新式的“TNT”炸藥，由於橋墩太過堅固，第一次爆破竟未倒塌。工兵只好再次進行爆破，才將黃河大鐵橋徹底炸毀。無橋可守的新八師暫時原地待命，師長蔣在珍隨即離開駐地京水鎮前往武漢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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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農曆清明剛過，籠罩大別山區西馬寨的千古寧靜就被一聲巨大的爆炸打破了。一個放羊娃親眼看見一架翅膀上塗了膏藥的日本飛機像只黑色大鳥掠過明亮的天幕，然後拖着長長的尾巴撞在山頭上。當得到消息的村民趕到後山時，飛機已經摔得七零八落，樹林裏到處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飛機碎片。村民找到兩個駕駛員的屍體，他們都變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但是其中一人手腕上牢牢鎖着一根鐵鏈，與鐵鏈相連的則是一隻完好無損的黑色皮包。
村民驚訝之餘都感到興猶未盡，如果這兩個日本人沒有摔死的話，他們應該開口對大家講點什麼，比方飛機為什麼會從天上掉下來？他們要到哪裏去？那隻黑皮包為什麼要鎖在手腕上？如此等等。一個村民當眾砍斷鐵鏈，當他打開那隻神秘的黑皮包時，人們不由得大失所望，因為皮包裏面除了幾張寫滿彎彎曲曲像蚯蚓一樣的日本字的薄紙片外什麼東西也沒有。
飛機撞山的消息很快傳到山下鄉公所，鄉長大人親自坐着滑桿趕進山來，他責令村民把死人和戰利品統統都送到縣裏去。西馬寨距離縣城足足有一天路程，村民花費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人和一隻飛機尾巴抬出深山老林，半道上有人想起那隻黑皮包，於是又從草叢裏撿出來交給政府。
村民獲得一筆抗戰獎金。
日本人發現飛機失蹤后，立即派出偵察機到處尋找，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發現失事飛機的下落。直到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日本人掃蕩大別山區，才因漢奸告密在西馬寨找到失蹤兩年的飛機殘骸。殘暴的日本人對村民進行血腥屠殺，並將村子夷為平地。
武漢大本營十萬火急派來專家對這份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進行檢查，他們喜出望外地發現，原來這架意外墜毀的日本飛機竟然是一架信使專機。抗戰之初，無線電通訊易遭監聽破譯，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飛行信使專門傳遞，那個把自己同公文包鎖在一起的日本人就是一名來自東京的飛行信使。當時徐州會戰還在激烈進行，東京大本營向中國前線發佈一道絕密命令，內容為徐州會戰結束之後，兩大派遣軍各自鞏固戰線，不再擴大戰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漢。
中國大本營如獲至寶。經情報機構分析鑒定，確認文件屬實，排除敵人投送假情報的可能性。戰略家一致認為，這道東京命令至少說明下面兩個問題：第一是日軍戰線過長，戰力疲軟，暫時無力發動新攻勢。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談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內部仍有和談的聲音在起作用。日本人這一最新動向無疑給激戰正酣的中國戰場帶來種種變數，透露出某種戰事趨緩的微妙跡象，中國高層透過硝煙看到一線停戰希望，有人甚至開始對戰爭前景恢復樂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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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會戰尚未結束，蔣介石急飛鄭州召集軍事會議。
會議由第一戰區總司令程潛主持，總參謀長何應欽代表大本營宣佈《武漢會戰綱要》。與會將領均來自北方各戰場，他們不由得面面相覷迷惑不解，不明白部署武漢會戰為何不選在南方的武漢戰區卻在北方的鄭州戰區，否則不該叫做“中原會戰”更恰當么？
隨着何總長對大本營會戰綱要的宣讀和解釋，人們心中的疑團逐漸解開，原來這是一場南北相連唇亡齒寒的整體防禦戰。如果把武漢會戰比作一座堤壩，那麼這座堤壩的要害恰恰不在華中而在中原，因為一旦鄭州失守，北方日軍將沿京漢鐵路長驅直入夾擊武漢，所以確保中原不失正是保衛大武漢的首要前提。為此何總長下達措辭嚴厲的命令；第一戰區須以戰略要地開封和鄭州為中心，沿隴海鐵路展開防禦，拒敵于歸德（商丘）、魯西一線，確保武漢側翼不受威脅。
蔣介石面色肅然，目光如炬。
古人云“得中原者得天下”，正是因為中原戰略地位如此重要，國民政府才調集重兵佈防，僅第一戰區部隊就達五十個師，另有中央軍主力薛岳兵團三十萬人馬，築成多重堅不可摧的鋼鐵防線。問題是中原地區一馬平川無所遮攔，有利於敵人機械化部隊運動作戰，所以蔣介石為此深感憂心忡忡。這天委員長沒有聲色俱厲地訓斥什麼人，而是耐心地給部下講了兩個故事。
一個是不久前發生的台兒庄大戰，重創日軍精銳師團的部隊除了中央軍和戰鬥力較強的桂軍，還有武器裝備堪稱最落後的川軍。川軍出川抗戰之初，軍紀鬆弛口碑很差，人稱“草鞋兵”或者“雙槍兵”（步槍、煙槍），以至於許多戰區都不願接收。但是川軍知恥后勇終於打出軍威國威，令國人刮目相看。
第二個故事是明朝萬曆年間倭寇屢犯沿海，這些倭寇海盜作戰十分勇猛，善使雙刀，其戰術為三十人一隊，背靠背互相掩護，常常打得明軍大敗。大將軍戚繼光總結破敵之法，創造一種“鴛鴦戰陣”；十二人一隊，三隊為一哨，每隊有長槍手四人，藤牌手四人，“狼筅”（一種掃除障礙的兵器）手二人，“■鈀”（一種火器）手二人。此種戰陣要求每個士兵須有勇猛精神，服從鐵的紀律，緊密配合進退有序，如果一人擅自後退或者逃跑，必將導致戰陣出現缺口而失敗。後來這種“鴛鴦戰陣”果然大獲全勝，倭寇絕跡不敢再犯。
委員長臉色漸漸嚴厲起來，他說，連武器落後的川軍尚能打勝仗，至少說明第一，日本人不是不可以打敗的；第二，你們各位同樣也能夠做到。告訴你們，這一回我就是來當戚大將軍的，你們都是我的“鴛鴦戰陣”，當年戚大將軍定下鐵律，士兵後退，立殺無赦；軍官後退，士兵可誅。丟失陣地，將軍撤職；殺敵用命，全隊受獎。你們就把這條紀律看作我蔣中正的戰前訓示吧。
將領人人肅立，個個內心震撼，他們毫不懷疑這是委員長立下的軍令狀和生死狀。幾個月前號稱“山東王”的韓復榘被撤職法辦，隨即以“抗戰守土不力”的罪名公開槍決，這就是鐵腕的力量。
一個侍衛官匆匆來請委員長聽電話。
當蔣介石重返會場時，在他原本陰雲密佈的臉上竟然透露出一絲喜氣洋洋的陽光來。將領紛紛猜測，也許該有什麼好消息吧，否則一向莫測高深的委員長決不會如此喜形於色。
果然，蔣介石向會議宣佈一個令人振奮的喜訊，國民政府全權代表孫科和楊傑從莫斯科來電，蘇聯政府宣佈向國民政府提供第一筆五千萬美元貸款，全部用於購買蘇制軍火，包括中國急需的作戰飛機、坦克大炮和輕、重機槍等等。這是自抗戰以來中國政府獲得的最大一筆國際援助，並且蘇聯人還慷慨地接受中國政府以農產品和礦石原料來償還貸款。對於艱苦抗戰的中國政府和軍民來說，這筆重要援助無異於雪中送炭，難怪連一慣不苟言笑的委員長也因此心情激動喜不自禁。
事實上很快蘇聯政府又將貸款額增至兩億五千萬美元，此後直至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之前，蘇聯一直都是中國抗戰最大的軍火貸款國和經濟援助國。統計資料表明，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共獲得國外貸款五億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資），蘇聯對華貸款佔一半，高居各國貸款首位。並且蘇聯給予中國全部是軍火貸款，而西方國家的十七筆貸款則多數限制為民用和非軍事性用途。國民政府用蘇聯貸款先後購買蘇製作戰飛機五百三十六架，坦克八十二輛，高射炮二十門，防坦克炮一百三十門，野戰炮三百四十門，機槍三千九百二十挺，汽車七百二十二輛，各種炮彈一百零五萬發，子彈四千零三十六萬發等（見《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上述軍火還不包括蘇聯政府提供的無償軍事援助在內。
與會者無不心情振奮，他們從蘇聯的國際援助中看到打敗日本侵略者的一線曙光。不管怎樣說，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小小日本兵力有限，以中國人力資源加上源源不斷的國際援助，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終難得逞。
但是蔣介石並沒有讓他的將領過分樂觀，他指着地圖上僅與鄭州一河之隔的豫北地區，那裏有一支代表日軍進攻的藍色箭頭。委員長警告說：你們千萬不要忘記，敵人亡我之心不死，他們隨時可能發動進攻。比如這股佔領濮陽的敵人，它一旦進入中原來就很危險，你們一定要密切監視它的動向。
何應欽在一旁小聲提示說：那是土肥原賢二第十四師團。
蔣介石點點頭說：這股敵人雖然只有一個師團，但是他隨時可能威脅我軍側翼，打亂我軍部署，你們切不可掉以輕心。
會畢，蔣介石當天返回武漢。
登機之前，委員長再三囑咐部下：隴海鐵路為我軍防守之生命線，一旦截斷則鄭州危矣，而鄭州失守，則武漢必然不保。請切記在心。
飛機轉眼間飛走了，留下一座空蕩蕩的機場，還有地面頻頻招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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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採訪盧老先生完全是由於朋友卿光亞的引薦。
卿光亞父親卿雲燦老將軍畢業於黃埔五期，官至國民黨中將軍長，生前為重慶參事室參事。卿光亞得知我正在寫作一部有關豫東抗戰的長篇作品，他對我說，你去採訪盧老先生吧，他正是你需要的人。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春，我敲開重慶盧老先生家門。
盧老大名盧繼東，河南鄧縣人，重慶參事室參事。我面前這位九十二歲高齡的老人是個標準的職業軍人，他身體硬朗，腰板挺直，性格率直，記憶力驚人。盧老告訴我，他早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及南京陸軍大學參謀班，抗戰期間轉戰華北戰場和中原戰場，歷任第一戰區鄭（州）中（牟）河防守備及陝（州）靈（寶）閔（鄉）河防守備司令部作戰科長，黃河決堤的花園口、中牟趙口均在其管轄職權範圍以內。盧老1949年參加起義，曾任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教官。
盧老說，抗戰前政府實行義務兵制，抗戰之後才改為招兵制。軍隊豎起招兵牌，就有愛國青年和吃不飽飯的窮人來當兵，當然也有抓來的壯丁，總之成分比較複雜。那時候有的隊伍規定新兵晚上睡覺不許穿褲子，當然不是為了講衛生，而是防止新兵逃跑。
打仗時子彈還是很充足的，每個士兵都有百十發不等，如果力氣大還可多背一點。但是炮彈卻很少，其他重武器基本沒有。當兵的人，一天只吃兩頓飯，有時常常要喝稀飯，吃不飽，穿得也不好，所以軍紀比較差。有的地方把過境軍隊的槍繳了，過境之後再發還軍隊，這樣尷尬的事情到處都發生過。
我問：士兵戰死有何待遇？
盧老回答：當兵的人最可憐了，一旦戰死疆場，既沒有撫恤金，也沒有陣亡通知書，當然更談不上什麼烈士待遇等等，有的長官甚至連士兵姓名歲數都弄不清楚。下場好一點的找民工掩埋，算是入土為安，打了敗仗那些屍體就全扔了，聽天由命吧。相反各級長官都要斂財，方法就是吃空缺，比方一個連有一百二十人編製，實有八十人，那四十人的空缺就被連、排長裝進腰包里。
“七·七事變”時，盧老駐防北平，他說第一次遭遇日機空襲，中國守軍隊沒有高射機槍，日機就肆無忌彈橫行天空。日本飛機一直飛到電線杆那麼高，追着人群掃射，連飛行員的臉都能看得清楚。
在地面上，日本坦克更是橫衝直撞耀武揚威，步槍機槍對它根本不起作用，相反坦克炮火倒是很兇。那時候中國軍隊沒有平射炮（戰車防禦炮），對敵人坦克束手無策，所以一見到坦克只好拚命逃跑。盧老說，直到抗戰後期的1944年他才第一次見到平射炮，中央軍一個軍才配備四門。
另一位炮兵專家廖季威老人告訴我，蔣介石政府從1938年在湖南組建戰防炮團，但是因為數量太少，難以對付敵人坦克。
我想起一個問題，二戰期間各國的陣亡將士都有統計，有名有姓，備有檔案可查。當了戰俘的，也有戰俘名單。猶太人被殺害六百萬，其中百分之九十受害者都有記載，好讓後人紀念。可是中國究竟陣亡多少軍人，多少民眾死於戰爭？還有多少官兵成為敵人戰俘？其中遭到日本人殘酷殺害有多少，生還多少？還有大批戰俘被運往日本做勞工，後來下落不明，這些人數共有多少？中國何以一本糊塗賬，以至於今天連起訴日本戰爭罪都難上加難？
盧老搖頭嘆息，苦笑不答。
光陰荏苒，發生在上個世紀的抗日戰爭已經成為一段遙遠的歷史，由於種種原因，大多數戰爭親歷者和當事人未能說出真相就去到另一個世界，把許多遺憾和謎團留給後人。值得慶幸的是，1938年的抗日軍官盧繼東親自參與和見證當時那場震驚世界的黃河大水事件，當他老人家跨越將近一個世紀的滄桑歲月來到我的面前，就成為帶領我走出歷史迷宮的一座醒目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