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下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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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三年（公元1938年）五月，也就是抗戰爆發之後十個月，兩路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實現勝利會師。
“七·七事變”日本華北派遣軍登陸天津大沽港，然後一路攻佔包括熱河、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以及豫北在內的北方數省，他們只是後來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庄遭遇開戰以來的頑強抵抗。另一路稍晚在上海吳淞口登陸的華中派遣軍則沒有那麼好的運氣，他們在淞滬戰場付出傷亡近十萬人的慘重代價之後才逐漸打開局面，掌握戰場主動權。如今這兩路相距千里的日本大軍終於打通津浦鐵路，將南北戰場連成一片，這就意味着日本太陽旗已經升在比日本島國大幾倍的中國土地上。
此刻兩位意氣風發的日本總司令騎在各自戰馬上，他們隔着一段距離彼此微笑地注視對方。日本將軍都是小個子，他們身披同一制式的黃呢斗蓬，腰挎御賜軍刀，連仁丹胡都修理得一模一樣，看上去好像一對孿生兄弟，事實上幾年後他們也將一同排上日本甲級戰犯的名單。將軍身後緊跟着軍樂隊，樂隊之後是儀仗隊和戰鬥部隊排出的威武方陣，當將軍向對方行舉手禮致敬的時候，軍樂隊便開始奏樂，士兵一齊發出歡呼，日本記者紛紛湧向前去拍照，記錄下這個所謂的“歷史性時刻”，並把“徐州攻克”的重大新聞搶先發回國內。
儘管此時中國大地還在流血，士兵腳下的泥土還在震顫，城市還在被戰火無情吞噬，死亡陰影籠罩廣大鄉村，說明前方戰鬥還在激烈進行，但是日本人慶祝勝利的心情早已迫不及待。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內壽一大將客氣地對另一位華中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大將表示：您辛苦啦。感謝華中派遣軍及時對敵人實施攻擊。
■大將答謝：華北方面軍的戰績值得好好學習啊。
寺內大將：不過敵人還沒有完全殲滅啊。
■大將：是啊，請多多努力吧。
儀式完畢，兩位總司令共同出席記者招待會，軍方發言人向記者發佈徐州會戰的戰績稱；支那（中國）軍隊已經遭受決定性打擊，皇軍殲滅敵人第五戰區主力三十萬人，俘虜數萬人。
有記者問：皇軍下一步將進攻武漢嗎？請閣下予以證實。
■大將答：這是軍事機密，恕不奉告。
一位西方記者：請問閣下，你認為貴軍會佔領重慶嗎？
寺內傲慢地說：是的，我認為那隻不過是時間問題。
兩位司令官開懷大笑，笑得空氣顫抖不已。
西方記者：司令官先生，外界流傳日本代表正在與中國政府談判，請問這與貴軍的行動矛盾嗎？
寺內大將皺起眉頭，他很不高興地說：告訴諸位，這裏是戰場，皇軍不接受談判，只接受投降。
西方記者追問：目前西方國家有許多關於貴軍違反《日內瓦公約》和以非人道方式虐待戰俘的報道，請問此次戰役的俘虜將會受到何種對待？
寺內大將生氣了，他厲聲說：這是敵人造謠……你們將會看到皇軍以怎樣一種仁慈的方式來優待支那俘虜。
這天各國記者果然在野戰醫院看到一群正在接受治療的中國傷員，他們大多身體虛弱營養不良，表情恐懼而驚慌。日本軍醫耐心細緻地為他們治療，還有天使一樣的日本護士小姐推着小推車，到處為傷員敷藥和包紮傷口。
在戰俘營，記者也親眼目睹中國俘虜得到人道對待的場面，他們不僅正在大嚼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喝上肉湯和洗上熱水澡。記者當場拍攝許多照片，發回許多報道，有力地駁斥了外界關於日本軍隊殘暴虐待和殺害中國戰俘的種種傳言。
西方人對於日軍殘暴本質的深刻認識當等到三年之後的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們不僅任意處決西方戰俘，比如砍頭、腰斬、活埋、火刑、挖心剖腹、喂狼狗、做刺刀靶子等等，而且製造多起史無前例震驚世界的大規模虐俘暴行，比如著名的“巴丹半島死亡大行軍”、“穿越馬來西亞死亡叢林”、“修築泰緬鐵路”等等。根據戰後不完全統計，亞洲戰場至少有九萬多名盟軍戰俘成為日軍暴行的犧牲者，傷殘者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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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徐州淪陷同時，一架塗有國際紅十字機徽的美國運輸機在徐州前線機場徐徐降落。
從機艙里鑽出來一群趾高氣揚的西方紳士，他們有的穿軍裝，有的穿西裝戴禮帽，這些神態優雅的西方人個個身挎照相機，有人胸前還掛着望遠鏡，好像這裏不是血腥屠殺的戰場而是旅遊觀光一樣。西方人受到日本軍人隆重接待。日本人為他們舉行簡短歡迎儀式，然後客人分乘幾輛軍車，一路揚塵向徐州戰場駛去。
這是一個來頭很大的國際觀察團，團員中既有西方各國駐華武官，也有美、英國防部官員、武器專家和新聞記者。他們此行目的當然不是觀光，而是實地考察中日戰爭，並對日本人的戰爭能力做出恰當評估。日本人雖然十分惱火卻不敢得罪這些居高臨下的西方人，因為他們在國際貿易中有求於人，所以無法拒絕西方國家的強硬要求。根據戰後披露的文件，三十年代美國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軍火供應商，抗戰爆發后兩國軍火交易額更是連創新高，達到戰前的十倍以上。另外美國還是日本最主要的廢鋼鐵來源國，來自美國的廢鋼鐵占日本全球採購總量的百分之九十，而澳大利亞則是日本最大的鐵礦石供應國。當然還有寶貴的石油、稀有金屬、化工原料等等，同西方國家的貿易額占日本對外貿易的百分之九十五。也就是說，如果西方國家發起一場全球制裁的話，資源貧乏的日本人連一個月的戰爭也難以維持。
客人沿途看見，飛機投下的重磅炸彈直接命中中國的城鎮和村莊，還有各種威力強大的高爆炸彈、鎂粉燒夷彈以及大口徑航空機槍有效地摧毀中國人的防禦工事，粉碎守軍的抵抗意志，而這些用於屠殺中國人的先進武器和裝備大都印有“USA（美國）”字樣。僅以橫行天空的日本戰機為例，三分之二的航空發動機都是來自大洋彼岸美國工廠的產品。
日本人還向客人展示了攻堅武器的威力。
在一門一一五大口徑野戰炮的連續轟擊下，一堵高大堅實的中國城牆轟然倒塌。日本軍官驕傲地對客人說：沒有任何工事能夠抵禦皇軍炮火的攻擊。而事實上這種大口徑野戰炮正是美國軍火銷售清單上的供貨武器之一。
在川流不息的日軍車隊中，西方客人滿意地看見，無論是拖曳大炮的卡車還是運兵車，吉普車還是摩托車，包括主戰坦克和裝甲車輛，其輸送強大動力的發動機均為美國貨。數據資料表明，抗戰初期侵華日軍的技術裝備中，平均每百輛汽車、坦克和裝甲車中就有九十六台發動機和關鍵技術為美國製造。野心勃勃的日本人藉助美國和西方的現代科技入侵貧弱落後的中國大陸，然後通過最血腥和野蠻的搶劫掠奪來向美國人支付美元，從這個意義上說，惟利是圖的美國人同樣是這場罪惡戰爭的幫凶和獲利者。
在一輛被擊毀的坦克跟前，西方武官考察了日本坦克的性能構造，然後得出結論是，儘管日本獲得了美國發動機，但是他們製造的戰車至少還要等五年才能趕上西方軍隊。然而當他們得知日本坦克兵為了消滅敵人在起火坦克中堅持打完最後一發炮彈，最後被活活燒死的故事後，日本軍人服從命令、效忠天皇和不怕犧牲的武士道精神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位日本將軍接見西方觀察團。客人向主人提出許多問題，其中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日本士兵為什麼使用老式步槍而不裝備衝鋒槍（自動步槍）？如果使用美國製造的衝鋒槍，其單兵作戰能力將因此提高三倍以上。
日本將軍當場命令一隊士兵向客人表演射擊技術，日本製造的“三八式”步槍在士兵手中彈無虛發，表明他們個個都是神槍手。然後演練刺殺格鬥，士兵個個精神抖擻吼聲如雷，一齊把寒光閃閃的刺刀刺向假想敵的胸膛。日本將軍這樣自豪地回答客人：日本武士將以決死的戰鬥精神去殺死每一個敵人，他們不需要衝鋒槍，那是膽小鬼的武器。武士渴望把刺刀刺進敵人胸膛。
西方人目瞪口呆。
事實上日本人直到太平洋戰爭後期的1945年才開始生產衝鋒槍，總共生產了一千支，但是尚未來得及裝備部隊天皇就宣佈投降了。究其原因，並不完全歸咎於日本將軍思想保守墨守成規，而是因為日本實在是個資源貧乏的島國。有人算過一筆賬，如果日本士兵全部換成衝鋒槍，他們將在短短數月內耗盡全國的彈藥庫存。
西方人離開徐州以後又馬不停蹄地飛往武漢，繼續對中國軍隊進行考察，然後把對中日兩軍的對比結論以及戰爭前景判斷寫出書面報告呈交各自政府。西方觀察家認為，日本軍隊的戰鬥力尚不足以威脅西方大國在亞洲的利益，中國軍隊雖然落後，但是他們人數眾多吃苦耐勞，必將極大地消耗日本軍隊。西方人對這場亞洲人之間的戰爭持有的普遍觀點是：幅員廣大的國土將成為蔣介石政府抗戰的有力武器，日本人佔領中國全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長此以往，中國和日本必將互相消耗兩敗俱傷，日本人的胃口將被中國這頭巨大獵物撐破，除非中國人自己選擇投降。
結論是，適當增加對華援助，牽制日本人的擴張野心；同時繼續賣給日本人軍火，推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國際戰略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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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三年（1938年）初，徐州會戰打響前夕，日本內閣召開會議研究對華戰略。與此前有所不同的是，原本不輕易露面的天皇裕仁決定親自主持會議，由此開創大本營御前會議的先河。此後凡是有關“聖戰”進程和內政外交的重大決策都須提交御前會議討論，並由天皇本人親自裁決。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君主立憲制同歐洲憲政有着本質區別，歐洲皇室是名義上的皇位制，即僅具象徵意義而沒有實權，比如英國憲法明確規定，最高權力歸議會，即使高貴的英國女皇也無權干政。然而日本憲法則規定，天皇不僅是國體象徵，還是陸海空三軍統帥，握有戰爭終裁權。換句話說，日本天皇並非虛設，他的個人意志對於國家命運具有決定性作用，歷史證明，正是由於天皇的全力支持才加速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步伐，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以及偷襲珍珠港、出兵東南亞無一不是得到天皇的親自御批。因此從任何意義上說，日本人所謂“議會制民主國家”不過徒有其名而已，究其實質仍是封建帝王的皇權統治。
此時歐洲上空戰雲密佈，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中國戰場並未如日本人期待那樣“三個月解決戰鬥”，而是呈現出一種緩慢持久的膠着態勢。天皇對此深感焦慮不安。大臣被告知，高貴的陛下常常為戰事所憂夜不能寐，令眾臣誠惶誠恐深感自責。當然這個被日本國民頂禮膜拜的“天照大神”（日本人認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化身）當然是為日本怎樣才能儘快實現侵略野心而憂心忡忡。
在部分內閣大臣看來，戰爭迅速擴大的後果已經超過戰爭最初的設想，因為戰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們認為，解決支那（中國）問題的要領不是全面佔領，而是逐步分化，中國版圖實在太大，日本吞併中國無異於蛇吞象，因此對中國實施每一次軍事打擊的目的都不是表面佔領——佔領是徒勞的，而是肢解。通過反覆肢解把中國分割成若干個互相獨立並由日本控制的宗主國，以實現“大東亞共榮”的長遠目的，就像日本吞併台灣、朝鮮和中國東北那樣。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需要足夠的時間和耐心，也許幾十年，也許幾代人，為此他們提出在軍事打擊的同時應加強與蔣介石政府秘密談判，迫使對方接受“華北自治”等多項苛刻條件。
但是日本將軍卻沒有耐性。
軍人的舞台在戰場上，他們等不了幾十年，甚至連幾年也等不及，他們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因為明日的輝煌和功勛將不屬於今天的軍人。日本人世世代代渴望拓展疆域，垂涎東海對面的廣袤大陸，這是大和民族野心勃勃的東方帝國之夢。以陸、海軍大臣為首的日本將領堅決反對和談，他們極力渲染說，中國這頭古老的大象已經病入膏肓，只需一記重鎚就能將它送進墳墓。隨着中國首都南京被佔領，日本將軍的野心空前膨脹，彷彿“王道樂土”的美夢馬上就要實現一樣。既然前方將士浴血苦戰高歌猛進，後方國民一致擁戴“聖戰”，內閣有什麼理由瞻前顧後裹足不前呢？將軍們發出威脅，如果內閣企圖實施談判，軍隊首腦將集體辭職。
尖銳的“戰”、“和”對立嚴重妨礙天皇的判斷力。
在御前會議上，文臣武將唇槍舌劍互相指責，令天皇裕仁繃緊臉緘口不語。當時有種說法是天皇陛下正在飽受一種神經系統紊亂的綜合症折磨，使得君臨萬方的日本君主看上去精神萎靡目光獃滯，像個沒有生氣的木頭人。當然天皇是不能隨便在群臣面前發表言論的，他的聲音被稱作“玉音”，要被宮內大臣記錄下來，當作聖旨傳諭四海。直到御前會議結束，掌璽大臣宣佈天皇退朝，裕仁還是未開金口，不免讓文武群臣深感疲憊和失望。但是天皇臨出門時卻意外地說話了，陛下的“玉音”不是針對某人，甚至與御前會議無關，而是隨口吟誦一首出自他祖父明治天皇的俳句詩：四海之內，皆兄弟。
茫茫海內，相爭何為？吟畢離去，扔下那些摸不着頭腦的群臣面面相覷。
據說裕仁天皇多次在御前會議上引用其祖父的俳句詩。明治天皇是裕仁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他吟誦祖父的詩句就等於曲折表達自己的內心不滿。內閣大臣誠惶誠恐連夜開會，最終同將軍達成妥協，形成方案呈送天皇批准執行，這就是近衛內閣“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所謂政府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出籠經過。該文件的發佈表明文官內閣不再反對戰爭全面擴大和升級，而軍部則向內閣保證，“徐州會戰之後兩大（中國）派遣軍保持各自態勢，以暫不擴大戰面為一般方針，漢口作戰可能在明年（1939年）春天發動。”（《大本營陸軍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但是軍人戰車的驅動往往不以政治家意志為轉移，徐州會戰的炮聲尚未停息，大本營“暫不擴大戰面”的禁令就被華北派遣軍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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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徐州激戰之際，隴海鐵路的出海口連雲港忽然遭到日本艦隊的海上進攻。
本來徐州一失，連雲港便成孤城，失陷只是時間問題，因此當地守軍和居民大多已經撤離。突然出現在海面上的日本艦隊卻排出包括航母和艦載飛機在內的強大陣勢，短短几小時便宣佈佔領連雲港，繳獲大批海運物資和民用船舶，當天向大本營發出報捷電。
但是海軍這個“輝煌勝利”卻大大激怒了陸軍。本來陸軍奮戰數月好容易打通津浦鐵路，將孤立無援的連雲港變成囊中之物，華北派遣軍所以並不急於攻城，是因為在寺內總司令看來連雲港就像一隻鍋里的鴨子，放在那裏也不會飛走。不幸的是，煮熟的鴨子偏偏飛走了，偷走總司令勝利果實的不是別人，正是陸軍死對頭，以帝國老大自居的海軍艦隊。
其實此前海軍已經多次製造類似越權進攻的事件，嚴重侵犯陸軍的利益。年初華北派遣軍進攻山東，海軍派出艦艇抄海上近路搶佔青島，宣佈將這座重要的海濱城市佔為己有。此事一度引發兩軍衝突，險些釀成流血事件。
在古代日本，“下克上”專指地位低下的一方冒犯權貴而大逞威風，也就是造反的意思。但是進入近代，“下克上”的意義悄然演變，成為日本軍人集團干涉政治和自行其是的重要精神口號和理由。
昭和五年（1930年），日本內閣決定與英、美妥協削減海軍艦隻。首相濱口雄幸招致軍人行刺身亡。刺客被判處極刑，刑前發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一時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而天皇觀看根據刺客故事改編的戲劇之後，公開表示對這位“下克上”的刺客抱有好感。
濱口遇刺不久，右翼軍人在東京策劃武裝政變，企圖建立軍人內閣以實現對支那（中國）全面入侵，史稱“三月事件”。當局逮捕大批政變分子，奇怪的是政變者並未受到嚴懲，甚至免予軍紀處分。原來赦免政變分子的命令來自日本皇宮，天皇裕仁成為軍人“下克上”的最大保護傘。
三月事件風波尚未平息，日本陸軍就在中國東北發動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事變第二天內閣駁回陸軍緊急出兵的提案，確立“不擴大”方針。但是軍人根本不予理睬，日本關東軍、朝鮮軍聯合出動，不到一百天就佔領了相當於日本國土兩倍半的東北全境。
部分有遠見的日本政治家深感危機迫近，時任首相的若規禮次郎在內閣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此戰一開，則日本國無寧日矣。可見得他已經預見到對華開戰是一條不歸路，將給島國民族帶來滅頂之災。無奈此時的日本軍人就像阿拉伯神話中那個從瓶子裏放出來的魔鬼，要阻止它已經為時晚矣。
此後日本政局持續動蕩，軍人大行其道為所欲為，肆無忌彈地製造出一系列旨在推動法西斯軍人集團上台的武裝流血事件，比如“十月事件”、“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帝人事件”、“神兵隊事件”、“十一月事件”、“相澤事件”等等。昭和七年（1932年），日本年輕軍官數百人發動政變，全面襲擊東京首相官邸、警視廳、日本銀行、政黨本部，槍殺內閣首相犬養毅。昭和十一年（1936年），駐守東京的日本近衛第一師團發動兵變，公然殺死曾任首相的內閣大臣齋藤實和高橋是清以及教育大臣渡邊等多人，開創軍人武力干政的先河，史稱“二·二六事件”。
“下克上”一時蔚為風氣。
本來軍人當以服從命令為天職，擅自行動和越權作戰為軍紀所不容，但是“下克上”已經像一種愈演愈烈的流行病，使得日本軍隊像脫韁野馬不受約束自行其是。寺內總司令向東京拍發電報進行控告，同時派人向海軍提出抗議，更有年輕氣盛的師團長派出坦克部隊開往連雲港向海軍示威，但是一向傲慢無禮的海軍哪裏把陸軍放在眼裏。艦隊司令一聲令下，軍艦上的遠程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艦載飛機排出密集隊形從天空呼嘯而過，海軍陸戰隊築起工事嚴陣以待，一時間雙方劍拔弩張互不相讓，一場流血內訌眼看難以避免。
東京大本營緊急派出特使前往調解，調解結果是華北派遣軍退回徐州，海軍維持佔領，“連雲港危機”暫時得以化解。事實上東京的袒護立場最終成為妨礙日本帝國走向勝利的絆腳石，1942年美軍進攻瓜達爾卡納爾群島，時任南方軍總司令的寺內壽一請求海軍運兵船支援，海軍則以各種理由予以拒絕，加速瓜島守軍覆滅。
寺內總司令對大本營的偏袒態度深感憤慨，既然大本營無力約束海軍，那麼陸軍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下克上”的受害者和犧牲品呢？歷史表明，這個看似同中國戰局無關的“連雲港事件”卻將對1938年的抗戰進程產生深遠影響，它的直接後果是刺激華北派遣軍自行其是越權行動。儘管大本營命令“保持各自態勢，暫不擴大戰面”，但是野心勃勃的寺內總司令根本不打算服從命令，他的理由很簡單，那就是東京絕不會懲罰打勝仗的將軍。幕僚支持總司令的決心，他們說；佔領支那（中國）是陸軍的責任，所以怎麼做都不過分吧。
徐州會戰接近尾聲，兩大日本派遣軍實現勝利會師，前來增援作戰的華中派遣軍陸續撤回南方戰區，北方戰場開始呈現短暫的平靜局面，一道蓄謀已久的秘密命令被下達了。下達命令的是總司令本人，他對參謀長口授電文道：致電土肥原賢二將軍，華北派遣軍命令如下……
對多數經歷過東北淪陷的老百姓來說，日本奴役下的淪陷區如同一座人間地獄，中國人稍有不從即被抓進特務機關，輕則嚴刑拷打，重則砍頭喂狼狗。而指揮東北特務機關的“奉天特務長”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
土肥原賢二，職業間諜頭子，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1913年以陸軍上尉身分來到北京“坂西公館”（特務機關），自此開始其長達數十年的特務生涯。在西方人撰寫的《世界間諜史》裏，土肥原被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國際間諜之一，因為他的間諜活動已經“影響和改變了亞洲的某些歷史過程”，有的西方學者則乾脆將其喻為“日本的勞倫斯”（勞倫斯為英國著名間諜）。從照片上看，這個兇殘的特務頭子外表卻更像一個躊躇滿志的日本商人，他身穿條紋和服，蓄着那個年代流行的日式仁丹胡，五官肥大面孔鬆弛，神情和藹笑容可親。當然這些都是偽善的表面現象，史料記載，僅“九·一八事變”之後短短几年，土肥原指揮東北特務機關就逮捕和殺害中國抗日軍民達數萬人之多。
土肥原是日本關東軍里有名的“中國通”，他不僅能說一口道地的東北土話，熟讀中國史書，熟悉中國歷史風情，而且長期活躍於動蕩不寧的中國北方，出入於北京、天津、瀋陽的官邸豪宅，收買漢奸，培植親日勢力，攪亂政局，惟恐天下不亂。當年聲名狼藉的女間諜川島芳子就是土肥原一手培植的親信。從辛亥革命到抗戰爆發前的二十多年歲月里，大特務土肥原無孔不入地插手中國發生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比如挑動直皖戰爭，渾水摸魚坐收漁利；插手直奉戰爭，扶持奉系軍閥張作霖，以突然中止銀行兌換來致使北洋政府紙幣作廢，顛覆北洋政權；但是僅僅四年之後他又親手策劃了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土肥原還參與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扶持成立偽“滿洲國”，一手導演末代皇帝溥儀出逃的政治醜劇；陰謀策劃華北自治獨立，試圖把華北諸省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挑起種種事端，為侵華戰爭製造借口等等，真是劣跡昭彰罪惡滔天。
昭和十一年（1936年）抗戰前夕，土肥原的特務生涯走到盡頭，他忽然奉調回國並且改任軍職。西方觀察家對此大惑不解，在他們看來，土肥原指揮的滿洲特務機關日趨活躍，其特殊作用無可替代，日本軍部何以將其調離擔任並不擅長的軍職呢？多年後內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權力太大為所欲為令東京大本營深感惱火，於是奏請天皇將他調任回國。改任軍職的特務頭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擔任東京近衛師團指揮官，後任第十四師團中將師團長。土肥原的意外調職使得他的死對頭，國民黨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據說蔣介石聞知此事臉上露出難得的笑容，竟一連聲說了三個“好”字。
第十四師團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宮市編成，亦稱“宇都宮”師團，是“七·七事變”后最早登陸華北的主力部隊。當時華北守軍多是些戰鬥力不強的雜牌隊伍，比如原西北軍、東北軍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揮第十四師團一路攻城略地勢如破竹，把一份份勝利捷報源源不斷地發往華北派遣軍和東京大本營。按照命令，隸屬於第一軍的土肥原師團作戰範圍當止於黃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務是屏護徐州作戰的側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會戰臨近尾聲，這支三萬人的大軍才慢吞吞地抵達豫、魯交界的濮陽縣城，此時他們距離硝煙瀰漫的徐州城尚有數百里地之遙。
濮陽古渡口為豫北往來魯西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國軍隊防守的薄弱區域，黃河對岸為山東重鎮菏澤。土肥原舉起望遠鏡觀察，他看見枯水季節的黃河袒露出大片乾涸的河床，正是渡河作戰的大好時機。但是山東地面屬於第二軍作戰範圍，第十四師團沒有得到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渡河指令，無權越界作戰，於是土肥原遺憾地放下望遠鏡，下令返回濮陽城休整。
但是一份急電改變隊伍的前進方向。
發報人不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而是遠在徐州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總司令的命令只有短短一行字：渡過黃河，堅決佔領菏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