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鬼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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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四十多年後的1986年，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朝日新聞》以“我記憶中的二戰”為題，發表一封戰爭親歷者來信，在日本引發強烈反響。至次年八月，讀者來信多達四千餘封，其中選發一千一百餘封，以《戰爭》為題結集成書。於是日本各家出版社也不失時機地推出若干戰爭親歷者的回憶、見聞、故事、書信等等，在日本社會掀起一股“回憶二戰”的文化熱潮。

“昭和五年（1930年），我剛滿七歲，穿上盼望已久的小學生第一套黑色校服，規規矩矩坐在教室里，學習背誦當時流行的校歌：和大哥哥肩並肩，我今天上學堂。

感謝士兵，感謝士兵，

他們為國戰鬥，戰鬥為國。“規定我們小學生每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敬禮，天皇照片被置放在每所學校門口最神聖的位置上。歷史課和德育課是背誦《天皇敕語》，老師教育我們：忠誠於天皇是每個日本國民的最高美德。學校假日選在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天皇誕辰、神武天皇紀念日、陸軍節、海軍節等等。”（鐵口成志，六十三歲，東京退休職員）

“昭和十年，我上小學三年級，市禮堂舉行柔道拳擊對抗賽，賽後放映電影。千人禮堂擠得滿滿的，繫着黑帶的日本選手和戴着拳擊手套的美國選手上台，自始至終觀眾給柔道選手鼓勁，大聲斥罵拳擊選手……最後柔道選手取得勝利，全場歡聲雷動。接着放映電影，是滿洲事變（即九·一八事變）的戰鬥場面，我軍佔領地方地盤，升起太陽旗，全場觀眾鼓掌，群情激奮，高唱國歌《君之代》……我認為進行戰爭理所當然，打敗外國人也理所當然，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長大的。我們從小對於日本在戰爭中獲勝，以及我們長大要當兵沒有半點懷疑。為戰爭而生的日本人就是這樣造就的……”（古澤敦郎，六十二歲，北九州市退休社團人員）

“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面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通過教育宣傳，日本人從心底里養成優越感，讚美戰爭，蔑視其他國家和民族，終於推動戰爭。”（熊井雅男，六十六歲，東京退休者）

“滿洲事變爆發，報社立即開始為陸軍軍用飛機募捐，用小學生節約零花錢為飛機捐款來掀起國民的捐款熱。捐獻的飛機被命名為愛國號……中日戰爭爆發，報社又舉行有獎徵集軍歌活動，入選歌曲有行軍歌《手持膺懲的槍劍》、露營歌《不立軍功死不休》、《視死如歸》，後來還有《日之丸進行曲》、《送出徵士兵》等，在日本軍隊中產生很大影響。

“大東亞戰爭爆發，新生兒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勝利的‘勝’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歲左右的人叫這種名字，總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歲，日本電報電話公司退休職員）

“……體檢時軍醫突然對我說：‘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驚，‘身體哪兒不好吧？現在讓我回家，太見不得人了。’‘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腦袋割了還要難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兩個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訴我，不能參軍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兒。我達到了士兵體檢的第二類乙種標準，現在卻被命令回家，太可恥了。無論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幾次來到火車車廂的門外踏板上，心想還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長屋義雄，六十一歲，愛知縣退休公務員）

“我家正好對着鹿島神宮的大門，有一天，大隊士兵的靴聲咚咚地從門前經過，一邊揮舞拳頭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旁邊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們要駕飛機去撞沉美國人的軍艦。原來這是特工隊員到鹿島神宮去做最後的參拜。很久以後，我才聽說這些特工隊員都是年僅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當時心中堵得難受。後來每當我看着與當年特工隊員同齡的上高中的兒子，就不由得不想，我們現在沒準正奔向一場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發生的戰爭哪！”（大場滿子，四十七歲，琦玉縣，家庭主婦）

“老兵折磨新兵，在軍隊裏被叫做‘課目’。他們先喊一聲：摘下眼鏡！站穩了！接着鐵拳飛來，打得鼻青臉腫。連第二天早上喝醬湯也鑽心地疼，滿嘴的牙都打得東倒西歪。再來，釘着三十六顆大頭釘子的軍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槍都成了打人工具，這不是‘課目’而是純粹毆打了。還有被罰雙手舉槍哈着腰站在雜物櫃下面……永遠有施暴的理由，‘動作太慢！’‘態度蠻橫！’‘眼神不對！’等等，總之只要想打人，什麼理由都可以。（稻永仁，七十四歲，退休中學教師，佐世保市）

“入伍后，第一個訓練是游泳。把我們像捉魚的魚鷹似的用繩子捆起來，突然從船上推到水裏，嗆得沒有呼吸了，才拉上來緩口氣，然後又被推到水裏。軍衣凍成冰。當新兵的時候，臉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樣。真不知爹媽要是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怎麼想。日本兵厲害的理由就在於此，軍隊裏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是因為沒有干，沒有幹着試試這種想法。（伊藤真治，六十三歲，退休教師，岐阜市）

（註：載《日本人眼中的二戰》，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只有十五個常備師團，但是戰爭爆發當年就激增至四十個師團，到太平洋戰爭後期更是擴展到號稱三百個師團。在當時只有不到一億人口的日本，徵召數百萬士兵就意味着這個島國所有能拿動步槍的成年男人都得上戰場。要不是日本舉國一致效忠天皇和擁護戰爭，我們難以想像，一個島國民族何以迸發出如此驚人的戰爭能量以至於險些改變亞洲和世界歷史進程的。

戰爭是個惡魔，這個惡魔深藏在日本國民心中。

2

我的朋友樊建川是個抗戰文物收藏家。

他在聞名全國的四川大邑縣“劉文彩地主莊園”近旁建起佔地數百畝的“建川（私立）收藏品博物館聚落”，投資達數億元，其中規模最為宏大的當數抗戰博物館，分為“共軍抗戰館”、“國軍抗戰館”、“美軍館”、“日軍館”、“漢奸館”、“俘虜館”等，館藏文物展品達數十萬件，其規模已經超越國內同類博物館，堪稱首屈一指。

建川博物館還珍藏有大批從日本和海外搜集回來的戰爭資料，包括書刊、畫報、專輯、專刊、號外、報紙、宣傳畫、政府文件、軍方文件、命令、電報以及日軍官兵的戰地日記、書信、照片、作戰記錄等等，簡直就是一座研究日本侵華罪證的檔案文庫。對我來說，這些戰爭文物彌足珍貴，因為它將為我重新審視那場金戈鐵馬的抗日戰爭提供另一種視角，那就是循着日本人的眼光讀解戰爭，使我得以找到許多隱藏在戰爭背後的事實真相，揭開一些至今仍然困惑着我們的歷史謎團。為此我要格外地感謝博物館主人樊建川，他破例向我開放這些尚未對外公開的歷史資料，朋友C君是個日語教師，他志願擔任我的翻譯，使我得以進入大半個世紀以前作為我們民族兇惡敵人的日本人的戰爭世界。

資料記載，“支那事變”（即“七·七事變”）發生之初，日本各大報刊爭相派出隨軍記者（或特派員）多達二百餘人，其中僅《朝日新聞》一家就達八十餘人，日本軍方也緊急招募或者培訓戰地記者約一百名。這裏需要加以說明，隨軍記者同戰地記者並非一回事，隨軍記者是隨軍採訪的記者，身份還是老百姓，而戰地記者卻是軍隊編製，換句話說就是做記者工作的軍人，隨時都要拿起槍來戰鬥。隨着中日戰爭擴大以及後來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戰地記者激增至二千餘名，這些主要以筆和照相機為武器的日本軍人轉戰中國乃至亞洲戰場，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操縱輿論和蒙蔽民眾的主要宣傳工具。

當時日本軍方稱其為光榮的“筆部隊”，而戰地記者就是所謂“筆武士”。

我查閱戰爭初期在日本影響最大的幾家報紙雜誌，比如《支那戰爭周刊》、《大東亞聖戰特輯》、《每日前線快報》以及《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等，都能讀到戰地記者發自中國戰場的消息、報道、特寫、通訊、紀實等等文章，可以想見這些躊躇滿志的“筆武士”是怎樣活躍在侵略和屠殺中國人民的戰場上。比如一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在回憶自己走上戰場經歷時寫道：戰爭爆發……中學生是多麼富有理想啊！一唱起國歌，渾身的血液就像是熊熊燃燒的火焰……我和河邊君、野島君都是好朋友，本來野島君要到歐洲留學，河邊君很有希望加入職業俱樂部，而我父親則希望我繼續上大學深造，但是我們都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光榮入伍……體檢時我們三人都達到了甲等一級，我們真是幸運者啊……記得那時候女同學私下裏都很羨慕我們，我收到過“此去必如盛開的櫻花之飄逝”的美好祝福……（《聖戰之路·大東亞聖戰特輯之九》）

我深感震驚，這樣一場野蠻、血腥和非正義的侵略戰爭，在日本記者眼裏卻是那樣令人嚮往，充滿神聖的獻身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這恰好就是日本天皇和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罪惡之一。事實上整個二戰期間，充斥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的絕大部分戰地報道和照片都是出自這支“筆部隊”的所謂赫赫戰果，至戰爭結束，在戰場上“玉碎”的“筆武士”多達數百人。在我大量查閱日方資料過程中，這個署名“清水岩太郎”的戰地記者屢屢引起我的注意，因為該記者在中國戰場不僅表現異常活躍，從戰爭爆發到次年，他在日本國內主要報刊上發表戰地報道和通訊文章多達數十餘篇，而且他的報道內容主要為華北戰場土肥原第十四師團所謂“戰績”，據此推斷他應為派駐該部隊特派專員（記者）。

我大喜過望如獲至寶，因為第十四師團恰好是豫東戰役的日軍主力，也就是我在本書中最迫切需要了解的兇惡敵人。中國方面迄今所能發現有關第十四師團在這一時期活動的歷史資料不僅相當有限，而且大都輕描淡寫一筆帶過。

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該記者最後一篇戰地報道發自“中支那”即今天的河南省，時間為1938年6月，內容是土肥原部隊攻佔開封城，此後“清水岩太郎”的名字即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猜測只有兩種解釋比較合理：一種是因故去職，不再擔任戰地記者。另一種就是“玉碎”，也就是死了。

作為侵略軍組成部分的“筆武士”以筆作刀，起到揮舞屠刀的日本武士難以起到的美化戰爭和毒害日本人民心靈的作用，但是如今這些“精神戰果”卻作為不容抵賴的鐵證把日本侵略者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為我們重新認識過去那場戰爭提供新的事實依據。

3

1938年春天，土肥原指揮第十四師團匆匆結束豫北掃蕩，開始強渡黃河。

“七·七事變”爆發當年，從日本軍方公佈的所謂“戰績”來看，侵華日軍的“優勝者”應當非土肥原第十四師團莫屬。這支主要由學生、市民和農民組成的侵略軍深入中國腹地最遠，攻佔中國城市最多，擊潰敵軍數量超過自身十幾倍之多，但是傷亡人數卻最低等等，創造一系列戰場奇迹。因此一些狂熱的日本報紙就把該師團吹捧為“支那剋星”，也有人將土肥原賢二稱作“模範師團長”，不一而足。事實上第十四師團自塘沽登陸以來，一路攻陷天津、北京、石家莊、保定、運城、太原、長治、新鄉等大小城市數十座，掃蕩河北、山西、河南數省，而他們的對手大多棄城而逃，並沒有形成真正堅強有力的抵抗。土肥原的戰績引起許多師團長嫉妒，有人將他的勝利歸咎於運氣好，或者不戰而勝，因為當第十四師團在華北戰場如入無人之境時，聲名赫赫的坂垣第五師團卻陷入慘烈的平型關伏擊戰，而第二軍也不幸遭遇像台兒庄那樣的強勁抵抗，兩個主力師團傷亡慘重一度後撤。但是上述說法到底有欠公允，畢竟第十四師團征戰數千里，攻城掠地戰果累累，難道全都因為交了好運的緣故嗎？

個中秘密只有土肥原自己清楚，那就是他大半輩子在中國的特務生涯派上用場。號稱“中國通”的土肥原自認為是個政治軍人，不像大多數日本將軍頭腦簡單，除了打仗對敵人一無所知。比如駐防河北的東北軍將領萬福麟，自“西安事變”后一蹶不振，根本無心打仗，土肥原就事先派人同他達成秘密協議，只要退避三舍虛晃一槍，皇軍決不攻擊他的隊伍。於是萬福麟果然按照協議放棄保定和永清地區，退過京漢鐵路相安無事。同樣的例子還可見諸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商震等等。這就是為什麼抗戰伊始，華北數省未經激烈抵抗就迅速淪陷敵手的主要原因。土肥原對這些遭受排擠的雜牌部隊又打又拉，後來許多人公開投降日本人，變成助紂為虐的“皇協軍”都與這個前特務頭子的暗中策反不無關係。

但是寺內總司令一道嚴厲命令改變了第十四師團的進軍方向，土肥原不得不轉而踏上黃河對岸的山東土地。關於派遣軍意圖和師團今後任務，他和幕僚作過種種猜測，一致認為最大可能就是攻佔菏澤為止，以保持策應徐州和屏護派遣軍側翼安全的作戰態勢，也就是繼續執行牽制性作戰的任務。

黃河枯水期大大有利於日軍渡河，對岸守軍僅作短暫抵抗便匆匆撤退了，於是魯西南重鎮菏澤城就在侵略者面前暴露無遺。菏澤盛產牡丹，素有魯西“牡丹城”之稱，但是這座千年古城更是中國軍隊的輜重基地和物資中轉站。情報表明，第二十集團軍下屬第二十三師已在城外嚴陣以待，當土肥原下令坦克大隊搭載搜索大隊（營）全力前進，務必擊潰敵人奪取該城時，參謀長擔心後續部隊有可能跟不上，導致攻擊乏力增大傷亡。但是土肥原毫不擔心，他輕蔑地說：對付這些支那人，我看兩個大隊足夠了。

參謀長提醒他說：可是空中情報表明，荷澤以南還有東北軍三個師啊。

土肥原哈哈大笑，他說：我敢打賭，萬福麟除了撤退什麼事也不會幹，請執行命令吧。

日本大軍兵臨菏澤城下。

4

昭和十三年（1938年）5月，東京《每日前線快報》上發表戰地記者清水岩太郎發自山東菏澤的報道，其內容為採訪一支“皇威蕩蕩”的坦克部隊。記者滿懷激情地寫到，帝國坦克大軍強渡黃河，像一道鋼鐵洪流滾滾向前。當他正在採訪時，與高中同窗河邊俊也不期而遇。

日本一直沿用古代幕府徵兵制，劃地徵兵，第十四師團在日本宇都宮市編成，官兵大都是鄉黨、同學、鄰居和熟人，甚至還有不少兄弟、父子和親戚在同一部隊服役。但是由於師團作戰範圍很大，平時難得有機會見面。記者以欣喜的口吻寫到，分別將近一年時間，河邊君已經升任坦克車長，他身穿皮夾克，頭戴威武頭盔，腰間別著小手槍，眉宇間透出英武之氣，簡直就像日本人崇拜的電影明星吉田茂。坦克兵驕傲地告訴老同學，他指揮的“044”號坦克在攻克河南新鄉的戰鬥中還獲得一枚榮譽獎章。

這是一篇夾雜個人感受和隨意性較強的戰地報道，在記者筆下，日本侵略軍製造的戰爭苦難和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種種暴行統統不見了，只剩下“皇軍”鐵騎到處耀武揚威和攻城掠地的勝利場面。記者寫道，隨着天空飛機俯衝轟炸，濃煙籠罩了敵人陣地，菏澤城內燃起衝天大火來。早已躍躍欲試的坦克部隊開始出擊，“044”號坦克一馬當先，炮筒高高揚起，鋼鐵履帶扎扎轉動，開足馬力直撲敵陣。記者不惜鋪陳許多溢美之詞來美化侵略軍：河邊君從炮塔里露出半個身體來，堅毅有力的臉被仇恨怒火燃燒着，就像英勇赴死的日本武士一樣。他真是宇都宮高中的驕傲啊……飄揚着太陽旗的坦克像下山猛虎……云云。

這篇刊登在日本《每日新聞》上的戰地報道完全以侵略者的眼光視角和感情立場為我們展示那場發生在大半個世紀以前的攻城戰鬥。戰場呈現一邊倒之勢，日軍坦克不斷擊潰試圖抵抗的敵人步兵，機槍猛烈掃射，大炮不停開火，而敵人手中的步槍對坦克根本不起作用，所以他們除了失敗逃跑別無出路。記者寫道，戰鬥只持續幾小時就結束了，空氣中到處漂浮着淡藍色的硝煙，據說日本坦克手已經習慣這樣快速的突擊戰術，他們管消滅敵人叫作“打獵”，車長一面呼吸田野的新鮮空氣，一面從容不迫地指揮射殺獵物。

我從中國出版的史書中查到，公元1938年5月14日，日軍攻陷菏澤，守軍第二十集團軍第二十三師進行了頑強抵抗，師長李必藩中將、參謀長黃啟東少將英勇殉國。一位曾在第二十集團軍作戰部任職的抗戰老人對我說，日本人的進攻決非輕易得手，他們當然是在付出重大代價之後才佔領菏澤城的。

儘管日本記者大肆渲染侵略軍的所謂重大勝利，我們還是不難從“筆武士”的戰地報道中發現真實戰場的冰山一角。記者寫道，當日本軍旗在殘破的菏澤城頭獵獵飄揚時，他驚訝地得知敵方戰死者中竟有一位手持步槍的支那將軍，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真是令人難以置信啊。中國人的決死精神贏得日軍的尊敬，指揮官下令把屍體交還敵方。記者為此得出結論說：雖然戰死的支那將軍像個武士，但是他的部下卻很怕死，我相信這是敵人必然失敗的根本原因。

5

土肥原下令向派遣軍發出報捷電。

本來一旦佔領菏澤城，第十四師團即告勝利完成任務，因為按規定山東地面是第二軍的作戰範圍，土肥原只是臨時渡河來支援而已。但是沒容他喘過氣來，司令部里電話鈴聲大作。

土肥原拿起話筒，立刻“嗨”地綳直身體，臉上的驚訝表情將一對金魚眼撐得滾圓。他聽出來對方並不是派遣軍那幫裝腔作勢的參謀幕僚，甚至也不是他的直接上司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而是那個以獨斷專行着稱的華北派遣軍總司令寺內壽一大將。

寺內總司令是個來頭很大的上級，他出身於日本顯貴的寺內家族，其父寺內正毅為日本第十八屆內閣首相，他本人曾任內閣陸軍大臣，連當朝的近衛首相也要讓他三分，所以飛揚跋扈常常令下級敢怒不敢言。此刻總司令的聲音聽上去十分傲慢，他無需徵求下級意見，再次下達一道出人意料的簡短命令；放棄菏澤，立即向南轉進，切斷隴海鐵路。

根據最新情報，徐州當面的薛岳兵團正沿隴海鐵路築起多道戰線與日軍對峙，他們身後便是被稱作“兵家必爭之地”的開封和鄭州，那裏囤積有更多中國軍隊隨時準備進行支援。至此土肥原方才如夢初醒，他明白總司令的意圖顯然是要將第十四師團作為一支奇兵，從側背長途偷襲中原地區，切斷隴海鐵路，堵住薛岳兵團退路。土肥原不由得感到一陣氣緊。因為如果達到上述目的，敵人北方防線便名存實亡，奪取開封、鄭州猶如探囊取物，問題是第十四師團必須孤軍深入數百里，單獨對抗十倍以上的中國大軍。更重要的是，他將面對的中原之敵不再是那些不堪一擊的雜牌軍，而是以驍勇善戰著稱的中央軍精銳兵團。這簡直是個瘋狂和不可思議的賭注啊！但是他不敢對抗總司令的意志，只好小心翼翼地詢問：我師團是……單獨轉進嗎？

總司令當即給予肯定回答。

土肥原身體晃動一下，有些站不住了，他知道此前東京大本營有令在先，華北派遣軍不得逾越徐州以西戰線，而總司令卻命令他長途奔襲數百裡外的隴海鐵路，須知越權進攻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於是他只好婉轉地表示說：據卑職所知，中原至少有數十萬敵軍啊！

總司令立刻毫不留情地敲打這個前特務機關長，他冷冷地說：閣下害怕支那人嗎？怪不得閣下行動遲緩，不希望是這個原因吧。

土肥原後背上立刻滲出冷汗來。

他從總司令話中聽出了一種威脅的意味來。在華北派遣軍中，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同總司令寺內壽一的尖銳矛盾已是公開秘密，第十四師團隸屬第一軍建制，土肥原是香月清司的老部下，是公認的“香月派”，如果總司令遷怒於他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如今第十四師團渡過黃河立足未穩，如果一旦未能達到目的或者遭遇意外失利，豈不等於授人以柄，這個“擅自越權進攻”的罪責難免落到他的頭上。於是土肥原絕望地抗辯說：請允許卑職向第一軍司令官請示吧。

總司令大怒，在那一頭申斥道：混蛋！這是閣下在接受派遣軍總司令的命令嗎？你聽着，如果第十四師團不能完成任務，閣下將被立刻召回東京。

電話掛斷。

第一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很快得知此事，他兩次向派遣軍提出抗議，均遭駁回。此時軍司令官權力已經被架空，他甚至指揮不了自己的部下，而土肥原則明智地選擇了服從。戰後出版的《大本營陸軍部》載：華北派遣軍兩次命令第一軍增調第十四師團主力東進，協助第二軍進攻，但第一軍未予執行。土肥原指揮官……冒着被追究越權責任和敵人圍攻的風險去發動一場新的戰役。

6

國土淪陷，敵人逞凶，菏澤淹沒在一片血泊之中。

數百被俘官兵被敵人驅趕到一座空地上集中，一個挎戰刀的日本大佐帶着翻譯官噔噔地走過來，連比帶劃地吼叫一通，可惜那些硬梆梆的日本話俘虜聽不懂。翻譯官是個猴臉台灣人，講一口蹩腳的國語，他把大佐的話翻譯過來，大意就是皇軍天一亮就要出發，去進攻駐守山東的支那軍隊。大太君說，你們這些俘虜，統統都要轉移到城外去。

俘虜一聽就炸開鍋，日本鬼子所說的轉移就是要將他們趕到城外去屠殺，敵人此類暴行數不勝數。俘虜高聲抗議：我們不走！死也要死在城裏面！

翻譯官嘰嘰咕咕地講了一陣，大佐就發火了，翻譯官趕緊翻譯說：大太君說，你們這些混蛋！你們有什麼資格死在城裏？你們要是像個真正的軍人，為什麼不死在戰場上？

俘虜立刻泄了氣，他們聽懂日本軍官的話至少包含兩層意思，第一是死在城裏的人必須是戰士，而不是俘虜。第二是俘虜不值得尊重，他們將像牲口一樣被任意屠殺。日本兵湧上來，明晃晃的刺刀一陣亂捅，將俘虜強行趕往漆黑一片的城外去。

時值立夏，經過一冬生長的麥子正在進入灌漿成熟期，空氣中到處瀰漫著像乳汁一樣香甜的小麥氣息。很快俘虜發現，押解的日本人並不太多，看守也不十分嚴密，加上天空沒有月光漆黑一團，讓人們重新開始燃起生存的希望。與其束手待斃，不如拚死逃跑，機不可失，時不我待。只要掙脫繩索的束縛像魚兒一樣游進黑夜的大海，日本人再兇惡也是枉然。有的俘虜率先行動起來，他們悄悄掙脫捆綁，眨眼工夫就鑽進路邊的莊稼地不見了。更多俘虜受到鼓舞，爭先恐後地解開繩索，然後飛快地消失在無邊無際的夜色中。等到日本人發現俘虜隊伍像火爐上的冰塊一樣迅速融化時，那些幸運的逃亡者已經不知去向。殘暴的日本人槍殺了來不及逃跑的俘虜，當凄厲的槍聲和受難者的咒罵慘叫漸漸平息下來，大佐軍官的臉上浮現出一絲詭異和滿意的微笑，然後下令收兵回城。

一些俘虜終於逃回自己人陣地，他們的生還簡直是個奇迹，更重要的是俘虜為中國軍隊帶回來一個重要情報，那就是敵軍即將對山東境內的第二十集團軍發動大規模進攻。這個情報受到前線指揮官的高度重視，立即上報上級和戰區總部。

幾個小時以後，武漢大本營獲悉日軍這一重要動向，總參謀部除命令第二十集團軍高度戒備嚴陣以待外，同時還命令鄭州第一戰區往山東方向調動兵力，隨時準備支援第二十集團軍作戰。

7

戰後日本出版的陸軍戰史證實此事，稱第十四師團故意放走俘虜去向中國軍隊報告日軍進攻山東的假情報。原來這是詭計多端的土肥原玩弄的一個花招，他派出一支小部隊向山東境內做出大張旗鼓的佯攻姿態，而師團主力則偃旗息鼓地朝着數百裡外的中原腹地隱蔽疾進。

1938年5月中旬，一支日軍快速部隊忽然出現在河南民權地面上，隨即與守軍發生戰鬥。日軍接連佔領民權縣城西北的野雞崗、石樓、楚庄寨和內黃集等地，其前鋒推進至距離民權火車站不足千米的李家集。在日本指揮官的望遠鏡里，一條烏黑的鐵路已經隱隱可見，而火車拉響的汽笛聲則像潮水一樣在暮春的豫東大地上湧來涌去，刺激着日本人的貪婪胃口和野心。

交通大動脈隴海鐵路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