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尋常的食客
婚宴上來了一位不尋常的食客。你知道當年北京的“丐幫”嗎？
北京市民的嫁娶風俗，到了1982年，還是薛紀躍、潘秀婭式的居多。“旅行結婚”主要還是流行於幹部和知識分子子女之中，“集體婚禮”雖經報上一再宣傳提倡，參加者在嫁娶的總人數中所佔比例究竟寥寥。當然，正像每棵柳樹都不僅不同於楊樹、桑樹、榆樹……它們與別的柳樹又有所不同，薛紀躍潘秀婭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驟：一、小轎車迎親。車到男方門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紙屑。門口自然要貼紅字。二、在男家成親。主要招待男方的親友，其中主要的親友要留下吃飯。女方家如離得遠，一般只有女方的送親人員（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類人物）到場，女方的父母及其他親友該天一般並不到場。三、當天或第二天男方隨女方“回門”，“回門”一般就不坐小轎車而改為騎自行車或乘公共電汽車了。女方家裏招待女方的親友，其中主要的親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飯，但排場花費一般都遜於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兩對親家和一對新人，加上最直系的親屬，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匯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動也便“曲終奏雅”了。
在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對各個環節的不同處理方式：有的迎親時絕不滿足於一輛小轎車而要搞成一個“車隊”——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車而是動用公車，一般是一至二輛小轎車，外加二至三輛“小麵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裏擺宴而是到飯館包席，以這種辦法行事時，一般男女雙方的家長和雙方的至親好友都同時到場，“回門”的環節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請來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採取這種方式時，在飯館包飯的花費雙方家長都要負擔，當然，一般男方要出大頭。
薛紀躍成親這天，不算擔負迎親任務的嫂子孟昭英，頭一個到達的親友竟是盧寶桑，這實在是一種不祥之兆。
薛紀躍看見盧寶桑不僅掃興，而且厭惡，但他無可奈何，只好強顏歡笑，從五斗櫥邊走開，招呼盧寶桑說：“你呀！坐吧！吃糖！”
盧寶桑不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鬍子拉碴，毫不掩飾他對主人尊嚴的漠視，一屁股歪坐在新沙發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門說：“誰他媽吃你這破糖！送我包煙是正經。”
薛紀躍扔給他一包過濾嘴的“禮花”，他接到手裏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煙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議：“就他媽給我抽這個？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來，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媽不給我抽留着給誰抽？”
薛紀躍確實有幾包三五牌的英國煙，是潘秀婭的娘家人搗騰外匯兌換券買來的，可他實在不願意拿出來招待盧寶桑，便沉下臉說：“你別嘴裏不乾不淨的好不好？就這個，不愛抽你別抽！”
盧寶桑瞪了薛紀躍一眼，“撲哧”一聲樂了，歪頭又從茶几上抓過那包“禮花”煙來，打開取出一支，從兜里掏出個打火機來，“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兒，點燃了那支煙，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發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來。薛紀躍注意到他手裏玩弄着的那隻打火機，是只外國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鍍了種什麼合金，表面光滑鋥亮。這隻高級打火機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裝，在薛紀躍眼裏不但並不顯得矛盾，而且，薛紀躍感到兩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體現出盧寶桑之為盧寶桑。
盧寶桑那麼大模大樣、心安理得地坐在沙發上，帶着最佳競技狀態的食慾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腸胃，準備在婚宴上大吃一頓，在他自己來說，也實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資格。
盧寶桑的父親叫盧勝七，盧勝七的妹妹嫁給了薛紀躍大姑媽的小叔子，所以盧寶桑也管薛紀躍的大姑媽叫姑媽。依此類推，他管薛紀躍的父親叫大爺，管薛紀躍的母親叫大媽，他跟薛紀徽和薛紀躍也就是平輩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兒個結婚，他難道不該來嗎？
還不光是這麼一層關係，如今他跟薛紀徽、孟昭英在一個單位，所以他又是薛紀躍兄嫂的同事——還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紀躍、潘秀婭置辦傢具時，他這個搬運工可盡了大力，往這屋裏搬那三開大立櫃時，擺放時，都是他吆喝着指揮的。難道他還不夠哥兒們嗎？
盧寶桑今年已經29了，還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說家族的那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很明顯的。
似乎還沒有哪個社會學研究者，來研究過北京的市民。這裏說的市民不是廣義的市民——從廣義上說，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這裏說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碼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構成了北京“下層社會”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這“下層社會”自然是一個借用的語彙。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北京城的任何一個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並且已不存在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層次區分，因此，要準確一點地表述，就應當這樣概括他們的特點：一、就政治地位來說，不屬於幹部範疇；二、就經濟地位來說，屬於低薪範疇；三、就總體文化水平來說，屬於低文化範疇；四、就總體職業特徵來說，大多屬於城市服務性行業，或工業中技術性較差、體力勞動成分較重的範疇；五、就居住區域來說，大多還集中在北京城內那些還未及改造的大小衚衕和大小雜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來說，相對而言還保留着較多的傳統色彩；七、就其總體狀況的穩定性而言，超過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為不在“官場”，所以沒有“宦海浮沉”的戲劇性變化；因為不涉“文壇”一類的“名利場”，所以也沒有多少榮辱明滅的敏銳感覺；他們離政治較遠，既沒有被當做過打擊、批判的重點，也沒有被當做過平反起複、落實政策的對象。文學藝術也很少把他們當做描寫重點。有的人乾脆鄙夷地稱他們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眾生。
但他們的存在及其素質，實在是強有力地影響着北京城的總體社會生態景觀，所以倘全面致力於北京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們、體察他們，從而引導他們、開化他們。請每一個自我感覺是外在於“小市民”的“大市民”考慮一下：你的生活離得開“小市民”嗎？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裏遇見他，在公共電汽車上遇見他，在行人路上遇見他，在公園裏和影劇院裏遇見他，在飯館裏和冷飲部里遇見他……一句話，你其實是離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種“大市民”的優越感，恰恰是由於有許許多多的“小市民”在社會上為你以及你引以為同類的人，填補着你以及你引以為同類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補的社會空隙——並且絕非小而無礙的空隙。
人們總是一再抱怨：服務行業的一些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怎麼總是不好？工廠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麼總是那麼粗野、顢頇、放縱？通過思想教育、批評表揚、獎勵懲罰乃至於“嚴肅處理”等手段，當然也解決了不少問題，然而，人們似乎還需要從他們當中大多數人的社會屬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結構上，去進行細緻的研究，從而摸索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教化手段來，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問題。
當然，他們當中的情況又人各有異。
盧寶桑是怎麼個情況呢？
盧寶桑的父親和母親，都屬於北京城內世代的城市貧民。
到晚清時候，北京城內最下層的貧民大體上分佈在兩個區域：一個區域是內城的鐘鼓樓一帶，所謂丐幫（乞丐集團），大體上就麇集於此，每天白天由此向東、西、南三個方向推進，四處求乞，晚上再返回鐘鼓樓附近的“營盤”（門洞、街檐、穿堂、窩棚）；另一個區域就是外城的天橋一帶，天橋雖然也有乞丐，但其主體卻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們不大流動，一般就居住在龍鬚溝、儲子營一線往南的雜院破屋中。
盧寶桑還記得他的爺爺，他爺爺1957年才得病死去。他記得最清楚的一點，就是爺爺晚上有穿着鞋睡覺的習慣——等他長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為當年一到冬天，乞丐們難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過夜。所謂“火房子”，就是搖搖欲墜的頹敗官房（當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執金吾”們碰頭的地方），房中已片物無存。乞丐們在房中挖一個坑，拾一些樹棍點燃一堆火，圍烤之後，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亂躺下一睡。因為有鞋的乞丐怕無鞋的乞丐將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覺。據說當時丐幫的幫規是：凡別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東西，其他乞丐如果強奪、偷拿，便要處死；但凡別的乞丐脫了手、離了身的東西，當面撿走、取走卻都名正言順。
盧寶桑的爺爺一度當過“桿頭”，即“花子桿兒”。如今有出京劇《豆汁記》還經常演出，戲裏面那金玉奴的父親金松，便是個“桿頭”，而且是個好人。所以盧寶桑由《豆汁記》而對京劇好感，又由《豆汁記》而對跟薛大爺他們同院的澹臺智珠好感，並由此又使他那粗糲的靈魂中增添了一點朦朧的溫柔——這且不去說它。
盧寶桑爺爺那一輩的乞丐，是把求乞當做一種職業的，同當年鐘鼓樓的當鋪以苛酷著名一樣，當年鐘鼓樓的乞丐也有“刁民難惹”的聲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壽喜的紅事，丐頭便率先跑去“祝賀”，門房、賬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驅趕叱罵，那麼過不了多久，在丐頭指揮下，眾乞丐便會輪番跑去騷擾，花樣迭出，直到門外來賓與門內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門房、賬房散錢施捨，他們方會漸次收兵。
當年的乞丐有“軟乞”、“硬乞”、“花乞”、“慘乞”諸種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劇分生、旦、凈、末、丑不同行當的意味，而同一行當中則又分化出不同的門類，如京劇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閨門旦、潑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馬旦等等，各種行乞行當中又分出許多種不同的求乞花樣。所謂“軟乞”，多為老弱婦女乞丐，以哀求哭喊達到目的，針對不同的對象，口中數來寶式地吐出諸如此類的話語：“太太給我兩個錢，太太長壽萬萬年。”“烏龜上門來，老闆大發財。”“老爺大施恩，抱子又抱孫。”……“軟乞”中又分“坐乞”和“叫街”兩種，“叫街”在遊動中有時也收起哭腔露出兇相，喊出諸如“不給財，我不來，你剩下殘錢買棺材！”“你不給，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類的怪話，但畢竟還屬於軟磨的範疇，與“硬乞”不同。“硬乞”的多為青壯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麼多功夫，主要靠動作、行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們的求乞方法稱為“做街”，如手執兩把長刀或兩塊整磚，不斷拍擊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紅腫見血；又如口銜數枚長釘，手持磚頭一塊，當眾把長釘插入頭部一個肉疙瘩中，以磚頭擊砸，釘縫中鮮血進流，凄厲可怖；再如用一條帶鐵鉤的鐵鏈，將鐵鉤剜人鎖骨之中，拖着鐵鏈行走，鐵鏈尾端往往還綴着一個鐵球，擊地噹噹有聲……“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雜技手段，如舞“蓮花落”（手執一竹竿，每節挖幾個眼孔，眼孔內貫幾個制錢，邊舞邊乞）、打“玉鼓”（手持一個竹筒，一邊繃著豬尿脬，以手指彈拍出變化的節奏）、“點風頭”（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針，針尖頂住一隻粗碗，一面擺動一邊求乞）、耍青蛇、拿大頂等等。“慘乞”則是指殘廢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殘缺，以爛布繫着膝蓋、護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動）、“翻太歲”（手足全殘，在爛泥中翻滾）、“解糧草”（殘廢乞丐倒卧小木車中，兩乞丐伴前挽后）、“馱石頭”（男丐背負殘廢女丐過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興旺師傅，小時候也跟着母親要過飯，但那是農村荒年窮苦農民臨時性的謀生方式，與北京城內當年丐幫的職業性乞討的生活方式，有着質的不同。實際上這兩種人不僅心態不同，所呈現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區別。
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成年以後大體上屬於“硬乞”的行當；北京解放的時候他已經36歲，還沒成親，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濟安置，當了蹬平板三輪車的工人，才算有了個真正能有益於社會的固定職業；1952年他奔40歲去的時候，才娶上了盧寶桑的娘，而她當時也已經35歲了。這一對晚婚的夫妻在婚後第二年有了盧寶桑這麼個獨生子。
曾經在北京市內的貨運事業中起過重大作用、並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輪運輸業，長期以來屬於合作社即集體所有制性質，細細考察起來，其中的三輪車工人，經歷純潔的城市貧民固然佔一定比重，但也不乏兩股舊社會的沉澱物：一種即是盧勝七式的貧民，貧則貧矣，而又並無勞動資歷，大都是過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戶的敗家子弟等號人物；另一種則是解放前下層軍官、警察、幫閑中罪行較輕、民憤不大的那伙人，經過一段審查、教育，或宣佈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處分，因他們與上一類人物一樣，並無一技之長，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輪運輸工人的隊伍之中。這兩種人有着若干共同點：缺乏勞動習慣，精於抽煙喝酒；缺乏自尊自愛，慣於談男說女；貪小利卻又講義氣，善揮霍卻又能吃苦……當然，絕非人人都是這樣，而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他們的消化、改造，他們中的多數人也確在不斷地發生着棄糟粕、增精華的可喜蛻變。
但是，把他們完全消化、改造為新人絕非易事，須知改造溥儀、改造戰犯也有他較易人手的一面——他們有文化，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場一旦轉變，倏忽可成可愛可敬之人；改造社會沉澱物卻有極其艱難的一面——他們沒有文化，卻有着一肚子垃圾，即使他們政治上沒有問題了，他們也還可能散發出可厭可鄙的氣息。
有一回在鼓樓邊煙袋斜街里的鑫園浴池，盧勝七、薛永全、荀興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塊。仨人在最燙的池子裏泡夠了身子以後，就都到外頭卧榻上躺着歇息。這時候如果有人注意觀察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儘管一眼望去都不屬於幹部、知識分子，而屬於勞動群眾範疇，但各自在體貌、氣質上，又有着明顯的差異。
荀興旺師傅皮膚黧黑、粗糙，但肌肉飽滿、勻實、緊湊，整個體態給人一種粗獷而充實的美感。這主要不是因為他比他們要小上幾歲，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從小從事正常體力勞動的生產者和戰鬥員，開頭是種地，後來是當解放軍，最後當產業工人。
薛永全師傅皮膚白中透黃，體態略偏肥胖，但又處處顯露出艱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兩塊雪白的大浴巾那麼一圍、一披，再往卧榻上那麼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當過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難說美，卻也絕不醜陋，也就是說，望去還是順眼的。
盧勝七的皮膚是一種很難形容的土褐色，腦門上有個畸形的肉疙瘩，那是當年搞“硬乞”時，有意培植起來以供鐵釘插入的；右胸上有個怪模怪樣的傷疤，則是當年在“硬乞”中鉤以鐵鉤的所在……和他的許多蹬平板三輪的同行一樣，他們從三四十歲才開始從事正常的體力勞動，因此，一方面他們不可能再根本改變早已完成發育的體型，另一方面他們的骨骼、肌肉系統又不得不拚命儘力為適應新的負荷而變形、增生，因此他們的體型大都變得格外古怪。盧勝七就是如此：胸肌並不發達，而腹肌緊湊，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體形象令人不禁聯想起一隻螳螂或蜘蛛來。
他們的氣質就更加不同。荀興旺要了壺茶，就用浴池的茶葉，服務員來沖水時，他親切而自然地同服務員搭話；從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他覺得服務員同自己是階級兄弟，現在人家為他服務，另一場合他也許就為人家服務。薛永全也要了壺茶，也買的浴池的茶葉，但他只將袋茶的封口撕開三分之一，倒入壺中一半茶葉，然後將紙袋折好，將另一半茶葉留下，以備帶回家中；當服務員沖水時，他欠身連道“勞駕您哪”，禮數極為周到，但多少顯得有點世故。盧勝七可大不一樣了。他是自帶的茶葉，用小扁鐵筒裝着——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後，他才取出那茶葉筒，連連對人家說：“用我這沏吧，用我這沏吧，我這是一塊二一兩的正庄貨……”人家自然辭謝，他便把人家的茶壺端過來，掀開蓋兒看不算，還把鼻子湊攏去聞，齜牙咧嘴地說：“不靈不靈，這五毛錢一兩的色兒不正，味兒不純，喝了拉嗓子眼兒。”評論完了把自己的茶葉筒蓋子打開，硬湊到人家鼻子底下讓人聞：“聞聞我這是什麼味兒！”他高聲吆喝着催叫服務員，讓人家來給他沖茶，人家端來了茶壺，他拉過來從壺蓋檢查到壺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當人家往壺裏沖水時，他斜倚着，微閉着眼，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種伺候……
盧寶桑的父親盧勝七跟薛永全、荀興旺就這麼著大不相同。
盧勝七1982年已經69歲了。他早已退休。他養了一隻畫眉、一隻蠟嘴，為它們置備了精緻而昂貴的鳥籠、食罐、罩幔等器物，前者養着為聽鳴唱，後者養着為觀銜球。盧寶桑總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間屋的整堵牆排滿了自焊的方形魚缸，養的都是熱帶魚，有神仙、吻嘴、藍曼龍、虎皮、斑馬、玻璃帆船、五彩金鳳等許多品種，魚缸里還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蓮、香蕉、牛舌、菊花等各類水草。由此可見他們父子二人的物質、精神生活，畢竟與祖輩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從丐頭爺爺身上所滲透下來的一種乞丐心態，以及從父親盧勝七身上散發出來的“硬乞”精神，卻還是不難從盧寶桑身上尋到烙印。
而盧寶桑之所以成為盧寶桑，卻還不僅受熏陶於父系，也受熏陶於母系。
他母親盧黃氏，出身於天橋——即與鐘鼓樓遙相對應的南城貧民集團。據說從敵偽時期到解放前夕，天橋有所謂“八大怪”，他們當中有：“大金牙”（拉洋片兒的，徒弟叫“小金牙”）；“雲里飛”（唱小戲的，穿戴的是紙糊的行頭）；“蹭油兒”（賣一種去油污的東西，邊唱邊賣）；“管兒張”（用小竹笛放入鼻子裏吹，能奏出各種曲調來）；“王半仙”（同閨女一起變戲法，主要的節目是舞白紙條，紙條能在他們父女手裏裡外蹦、上下套）；“寶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孫洪亮（賣蟲子葯，邊賣邊唱，後來居然成為一霸，購置了鋪面，欺壓百姓，解放后被鎮壓）；“大兵黃”（曾在軍閥軍隊中當過下級軍官，身板特奘①，他每天在天橋擺一圈凳子，賣點跌打損傷葯，但他既不表演雜耍，也不表演武藝，而是坐在那裏，甩開嗓門大罵，罵時局，罵貪官，罵污吏，因為他罵得有理，罵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聽他叫罵。他穿一身陳舊的灰軍裝，山東德州口音，撂着輩兒罵髒話，竟因此得名）。盧寶桑的母親，傳說就是“大兵黃”的女兒，不過人們也只是私下竊議，除了派出所的戶籍警，似乎也沒有人敢去當面問她，而戶籍警對此好像也從未產生過多餘的興趣。不管這傳聞確否，從盧寶桑母系那兒，他確實又熏出了一種敢說敢罵、敢打抱不平的氣概。
且說在薛紀躍辦喜事那天，盧寶桑作為首先到達的親友，一進門就給薛家帶來了諸多不快。他來的最直接的目的是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並不掩飾這一點，所以他邁進了新房，見到薛紀躍並無什麼賀喜的例話，先問薛紀躍索要三五牌香煙；未能遂願后，他只好降格地權抽“禮花”；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他便站起來在屋裏轉悠，最後轉到五斗櫥前，踮着腳尖研究着牆上的結婚照。忽然他“嗤”地樂出了聲來，那是一種陰陽怪氣的悶笑；笑完他挨近薛紀躍身邊，湊攏薛紀躍耳朵問：“怎麼著！沒先玩玩？我看她夠你招呼一氣的！”
薛紀躍臉刷地紅了，氣急敗壞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
盧寶桑寬容地沖薛紀躍擠了擠眼，便叼着煙捲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進了充當臨時廚房的苫棚。
薛大娘見了他，不得不敷衍：“喲，寶桑來啦！你爹你媽怎麼沒一塊兒來呀？”
盧寶桑嬉皮笑臉地說：“薛大媽，給您道喜啦！我爹我媽倒想來呀——可您跟大爺不是沒請他們嗎？”
薛大娘揚着嗓門應付：“喲，咱們兩家還用得着虛禮兒嗎？還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兒，自然就該來呀——你們不也沒‘隨份子’嗎？我就不挑這個禮兒，咱們誰跟誰呀，光你幫着搬傢具，那股子牛勁，就頂別人倆仨‘份子’哩！”所謂“隨份子”，就是親友們給喜家的小額現金，一般少則兩元多則20元。薛大娘點到這個問題，讓盧寶桑臉上有點掛不住，他忙假裝參觀廚房中的種種景象，結果自然就同正鋪擺大冷盤的路喜純對上了眼。
路喜純早從聲音聽出是他，四目相遇后，路喜純便微笑着對他說：“你又到這兒足撮②來啦？”
“哥兒們！”盧寶桑沒想到今天薛家請來的大師傅竟是路喜純，他不由“驚呼熱中腸”，一巴掌拍到路喜純的肩膀說，“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這是我大爺大娘家，我二兄弟辦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問：“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呀？”
盧寶桑搶着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塊兒蹬平板三輪。他媽我也見過，兩人前後腳都‘嗝兒屁’①了。他跟我一樣，還是條光棍兒！”
這話一出來，薛大娘心裏又添了點不自在。經過三個多小時的考察，她本已對路喜純的手藝和做派產生了信任和好感；可盧寶桑一揭“底兒”，原來這路喜純偏是個父母雙亡的光棍漢，真不巧！他那晦氣，該不會通過飯菜，傳到咱薛家來吧？
路喜純微微地搖頭，心裏連連嘆氣。他太了解盧寶桑了，他們倆小學時候還是同學。盧寶桑原來比他高兩個年級，後來蹲班蹲到他在的那個班。他最見不得盧寶桑那既不尊重別人也不自尊的醜態。他們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趕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學高年級學生也學着中學、大學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長、老師，盧寶桑那時候比一般六年級的學生大一歲，個頭已經基本長足，顯得身粗力大，開頭，他也戴個大紅袖章，以“紅五類”自居，那時他似乎確有這個本錢。據說他爸爸盧勝七，在解放后鎮壓鐘鼓樓一帶的惡霸時，幫着行刑的解放軍捆綁惡霸，拖着惡霸拉向法場，表現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長、老師的批鬥會上，他總扮演那揪着人家“坐飛機”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腦袋，還要想出其他各種各樣惡毒而刁鑽的辦法來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腳背啦，揪耳朵讓人家偏仰着臉“示眾”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領里灌墨水啦……他干這些事時還愛一邊朝台下的“革命師生”扮鬼臉兒。後來，他更把這種虐待狂的勁頭施加到同學身上，他讓那些“黑五類”家庭出身的同學用腦門頂着牆上的釘子罰站，用別針把他們的“認罪書”別到他們的胸脯肉上。可是，過了沒多久，不知怎麼的，盧寶桑的爸爸盧勝七在單位里被揪出來了。路喜純去看過大字報，當時看不懂，後來才弄明白，原來有人揭發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學生進行“反飢餓、反內戰”、抗議國民黨反動政策的示威大遊行時，國民黨的軍警收買了一批流氓打手，讓他們放手衝撞遊行隊伍，打跑一個學生給一個饅頭，被收買的打手中就有盧勝七，他一次就掙了18個饅頭！這事被揭露出來以後，盧寶桑頓時由“紅五類”變為了“黑五類”。讓路喜純感到奇怪的是，盧寶桑並沒流露出什麼悲苦憂傷，這倒還罷了——在學校後來那些批批鬥斗的荒誕場面中，盧寶桑竟往往不等別人揪他，便自動站到被批鬥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雙臂向後高抬，有一回他還自己當眾打自己的耳光……回憶起來，最最令路喜純不能容忍的，是正當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着盧寶桑時，一瞥之中，盧寶桑卻斜着臉兒朝他吐舌頭出怪相！
長大以後，路喜純常把盧寶桑當做一面鏡子，來檢驗自己的靈魂。他可以原諒盧寶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盧寶桑現在未能滌盡的惡習，但他自己卻無論如何要引以為戒，他要永遠尊重別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純真不樂意盧寶桑出現在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這些菜肴，肯定要遭到盧寶桑的荼毒！比如這個鋪放美觀精巧的尺二冷盤，當中是土豆泥墊出的兩顆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條鑲嵌出了一個鮮紅閃亮的字，周圍用火腿、蝦片、蛋卷絲、豬頭肉、黃瓜盅、西紅柿花、松花蛋瓣等等組成了彩色的對稱圖案。這冷盤上了桌子，是應當“一看”、“二品”之後才“三報銷”的，但你怎能保定盧寶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攪個稀巴爛呢？唉！
盧寶桑卻全然不能體察路喜純的心情，他在路喜純面前油然生出一種優越感來——此刻路喜純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純所伺候的賓客之一。他油腔滑調地命令着：“你小子可不許在這兒留一手啊！你‘丫挺的’①把你的本事全給咱搗騰出來！”
這時，薛紀躍的大姑一家來了，盧寶桑聞聲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着——原不是生人，且不說薛永全和大姑他們那死去的二弟當年也是乞丐幫的，當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盧寶桑母親家，不也是有過來往的嗎？盧寶桑心裏浮出這七穿八達的親友關係，更覺得他今天在這兒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順了。
忽然薛永全師傅汗涔涔地提着個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來，大家亂鬨哄地互相招呼着。薛師傅不無焦急地對薛大娘說：“你看這事兒——馬凱餐廳說今兒個運啤酒的車不來了，昨兒個他們剩得不多，一會兒有兩桌華僑包飯，全得上。咱們的啤酒可就全黃了！”
薛大娘不由嘮叨起來：“你看！我就知道你沒一樣事能辦成！昨兒個我說早點把它買回來擱着，你不幹，說什麼擱屋裏頭酒要壞，擱屋外頭瓶子要裂，還是擱人家餐廳冰箱裏最好——你看今兒個怎麼樣？人家不認賬了吧？……”
薛師傅遂說：“我從馬凱餐廳那兒一路找到地安門，今兒個都沒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門商場買了十瓶‘麥精露’……”
“那玩意兒哪行呀！”盧寶桑激昂地插進去說，“沒有啤酒還辦什麼事兒！小躍子他們兩口子往後能順順溜溜過日子嗎？”
薛大娘心裏像塞了團爛泥。又是一檔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這種婚禮，三種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種風俗——白酒如果實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龍鳳酒”，這代表富貴；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須是三塊五以上一瓶的“北京紅葡萄酒”，這代表興旺發達；啤酒必須充分供應，這代表和順美滿。現在卻居然出現了“三缺一”的嚴重危機！
正當薛大娘一籌莫展時，盧寶桑宣佈說：“我就不信‘馬凱’他們那兒真的沒貨！準是他們見大爺面善，就他媽的糊弄大爺。你們等着，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來一箱！大爺，給我錢，給我裝酒的傢伙，我這就去！”
薛大娘心亂如麻。她跺着腳說：“秀婭怕這就要到了——門口也不知都有誰守着，放鞭炮、撒花紙的孩子別偏這時候沒影兒了。”
大姑便趕緊帶着薛紀躍的表姐、表侄等人往大門外去。
這時薛師傅把20塊錢和兩個大網兜給了盧寶桑，盧寶桑便一溜煙地出征馬凱餐廳去了。
薛大娘和薛師傅暫且進到他們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撣掃乾淨，然後又給薛師傅撣掃……
沒過一會兒，門口傳來了響亮的鞭炮聲。薛大娘衣裳角，莊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進新房之中。薛師傅跟在她的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