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厚禮的農村姑娘

一位農村姑娘帶着厚禮走來。

郭杏兒手腕上有表，可她還沒養成伸腕看錶的習慣。再說她雙手都拿着東西，想看也費力。她習慣性地憑天光估量着：幾點啦？她望着高聳在眼前的鼓樓，心裏盤算着：這時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闖進去合適不合適？

冬日溫柔的陽光，親吻着郭杏兒汗津津、紅噴噴的臉龐。

郭杏兒一大早就抵達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過的那條鑲着瓷磚的長長地道，就給了她一種新奇而神秘的感覺。那條地道的盡頭處裝有日本精工表的燈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歡迎您到北京來！”這個告示箱據說是日本商人“免費贈予”的，其實是讓人家不花錢而做了大廣告，並傷害了中國旅客的民族感情，難怪許多人忍不住給有關部門寫信，給報紙寫文章，強烈要求撤換那份廣告，後來那份廣告也果然被撤換了；不過，郭杏兒路過那份廣告時，卻並沒有產生類似的義憤，她只朦朧地感到那種燈光廣告發散着一種她以前未曾體驗過的城市氣氛（用她的語言說就是“城裏味兒”），而這種氣氛是她夢寐以求的。

郭杏兒落生以後直到如今，不光是頭一回進北京，而且是頭一回進城。當然，如果把到過只有一條“大十字”街的縣城也算作進城的話，那麼勉強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實村裡跟她那麼大的姑娘，沒進過城的多矣，本沒什麼好慚愧的，問題在於郭杏兒的父親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裏返回村裡去的，而且，嚴格來說，郭杏兒是她娘在城裏就懷下的，她得算是城裏的姑娘落生在了鄉村。自打她懂事以後，她就不斷聽父親講起城裏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裏，是首都北京！父親經常這樣開口講話：“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這東西要擱到北京去呀……”“這幹部要跟北京的幹部比呀………”“這個理要拿到北京去論呀……”使得郭杏兒在意識里不僅覺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像也另有一個，更神聖，更偉大。

但是郭杏兒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後，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棗兒以後，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雖有她爹拚命地掙工分，生產隊對他們也算相當照顧，但是整個村的生產始終上不去，連沒災沒病的人家都受緊，他們那日子窮窘得就更沒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緩過勁來了，她爹那茁壯的身子，有一天卻突然垮了下來——他全身浮腫，一直腫到連眼睛也睜不開，終於在杏兒9歲、弟弟棗兒7歲的時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們那個村裡也鬧騰了一番什麼“奪權”、“反奪權”，把生產隊的幹部也掛牌子鬥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兒她家牆外的電線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個不停……後來杏兒、棗兒大了，她娘告訴他們說：“你們爹生是讓那高音喇叭氣死的！”娘又嘆息說：“虧得你們爹脾氣倔，回村以後指派也好、選舉也好，讓他當那隊幹部他死活不幹，要不，病成那樣說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來勸杏兒、棗兒娘改嫁，她給人家沏上茶，還留人家吃飯，可任憑人家千言萬語，她只是一句話：“俺一個人能把杏兒、棗兒拉扯大。”杏兒早熟。她12歲就不再去學校上學，天天堅持下地幹活。她很快成了棗兒的另一個家長，而且往往比娘還更顯得強而有力。

杏兒爭強好勝。當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隊裏給未成年的勞力定的低值工分）時，她去找隊長爭辯：“俺乾的一點不比大嫂大姐們少，幹嗎少給俺工分？”可是當她14歲上終於拿到“婦女分”（即隊裏給婦女壯勞力定的低於男勞力的工分）時，她又去找隊長爭辯：“俺乾的比哪個大小爺兒們差？幹嗎不給俺滿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陣，公社把她樹成了“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結果卻使得隊裏幹部對她極度反感，於是專派她去干那最臟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婦女不適於乾的活。當然也不能只派她一個去，每次總要搭配上幾個其他的女勞力，這樣又弄得那幾個女勞力對她不滿：“讓杏兒一個人去‘典型’吧，俺們不要這路同工同酬！”事實證明，“大鍋飯”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論上的某種瑰麗色彩而外，並不能真正調動起農村婦女的勞動積極性。有一天杏兒也不幹了，她跑去找公社書記說：“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書記大吃一驚，忙問：“怎麼啦？”杏兒瞪圓了眼睛說：“沒什麼，就因為俺是個女的！”她這個“典型”因而崩潰。

杏兒想多掙工分，早點讓家裏富裕起來，確實並不是為她自己，她是為了棗兒，為了棗兒也就是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棗兒有區別。她早晚是要離開家的，而棗兒卻必須永遠留在娘的身邊。她和娘供棗兒上完小學，又供他上中學。她和娘為棗兒攢着一筆錢，從一塊錢起頭，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裏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裏的親，還並沒能嫁到那裏去，只不過去逛了一趟，回到村裡那勁頭啊，就像當過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當中打歇兒，一個叫紅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剛到石家莊去過一趟——掏出一張照片讓大傢伙傳看，那可是在城裏照的！背景是座高樓，有人數了數，足足有六層。再高的樓他們也從電影上見過，問題是紅桃就站在那高樓前頭，並且說她在石家莊的那幾天就住在那樓里，這就不一樣了；據紅桃說，樓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軟得不行，她睡不慣，人家就拿來個大鐵箅子似的東西，只有半人高，說讓她睡那個，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鐵箅子”打開了，敢情那叫“摺疊床”，連支子都是現成的，睡着不那麼軟了，可也不踏實，她到第三夜才習慣下來……她還形容了半天無軌電車。有個人問她：“咋叫無軌呢？”她眨了眨眼，笑着說：“破除迷信唄，沒有鬼，不鬧鬼唄！”在一旁早就見不得她那張狂勁的杏兒忍不住開口了：“你懂啥呀？無軌就是沒有軌道！”可有人問：“啥叫軌道呢？”輪到杏兒眨眼了，她只覺得心裏頭有那麼個意思，可嘴上就是講不出來，憋了個大紅臉。這樣，不但紅桃揚着聲音嘲笑她，在場的人也都鬨笑起來。杏兒急了，便大聲嚷：“俺爹還去過北京呢，你們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頭的鏡框裏，正當中的兩張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照的。一張背景是天安門，單是她爹一個人，另一張是她爹和荀大爺，兩人表情過分嚴肅地站在那裏，毫無必要地採取了嚴格的立正姿勢……凡到過她家的鄉親們自然都見過那兩張照片，可這畢竟不同於杏兒自己去過北京，因此他們還是都捧着紅桃而鄙夷杏兒。紅桃更火上澆油地譏諷說：“杏兒你別在姐姐前頭誇見識，你連咱們縣上還沒去過吧？有鬼沒鬼還用不着勞動你來給大傢伙嚼舌頭！”

杏兒打那天起就下決心一定要進城。1977年麥秋以後，聽說縣裏設了自由市場，杏兒就挽上一筐雞蛋，要去縣城。娘不讓她去，說就在5裡外的公社鎮上賣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裡外的縣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着去了，並且在縣城邊上的自由市場很快賣完了她的一筐雞蛋。她原不是為賣蛋而來的，所以賣完蛋她就趕緊進城去逛——縣城讓她失望，因為那縣城除了一處叫做“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餘的地方並不比公社所在的鎮子強。那“大十字”不過是以四座三層樓房為標誌的一個十字路口，各自向東西南北延伸出幾十米的商業區，便消融在農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兒進了東北角的“百貨大樓”，倒是有不少讓她眼兒發亮、心兒發癢、拳兒發緊的新鮮商品，特別是那薄得透明，或紅或綠之中還閃着金絲銀絲光芒的紗巾，紅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綰着一條——是她從石家莊帶回來的。杏兒真想買下一條呀，紅桃那條是淺粉的，自己要買就買上一條碧綠的，跟她鬥鬥，看誰的俏、誰的艷——杏兒手裏賣蛋得來的錢有二十來塊呢，買下一條那樣的紗巾不成問題；可想到家裏的情況，想到棗兒下學期的書本費，想到棗兒嘴唇上滋出來的小鬍子，特別是想到為棗兒蓋房子攢下的錢還不夠買磚瓦的數兒，杏兒便強咽着唾沫，離開了那掛着一溜紗巾的櫃枱……杏兒不知不覺地登上了三樓，忽然有人大聲地叱責她：“你怎麼上這兒來啦？下去！”杏兒這才發覺三樓原來是辦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樓通往三樓的樓梯那兒立着個木牌子：“顧客止步”。她臉紅耳熱地趕緊轉身返回二樓，讓她不堪忍受的一聲呵斥從她背後傳來：“真不懂事！瞎胡竄！”

杏兒的頭一回入城經歷給她心靈上帶來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邊往家走一邊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說她爹給予了她一筆可貴的遺產，那麼這遺產就是一種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聯繫的便是一種甘願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責她誤上三樓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她爹跟她講過，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條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當中有座百貨大樓，百貨大樓從一層到三層都賣貨；準是那關於北京百貨大樓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樓走去，只怪這縣裏的“百貨大樓”沒氣派，也是暴露出這縣裏的人沒見識——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貨大樓，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樓的！

當她路過城邊的自由市場時，只見圍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擠過去看，只見當中是一個比娘還老的婦人，在那兒向圍着的人哭訴——她好不容易賣出了兩隻活雞，得了四塊錢，為的是給老伴買葯，卻不想一出市場，那四塊錢就讓人給掏了……杏兒沒有訴諸理智，她只是被老婦人那隻皺縮得像雞爪子似的手，以及那隻手所擦拭的翻着紅眼瞼的一雙混濁的眼睛所打動，便一下子擠到了最前面，從懷裏取出包錢的手絹包，打開手絹，從自己的那一疊里，取出兩塊錢來，遞到了老婦人手中。她只簡單地說：“大娘，俺給您補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還等俺送錢回去呢。”旁邊的人嗡嗡地議論起來，杏兒一邊擠出人群一邊高聲地說：“不要臉的賊兒，良心讓狗給叼了！瞅見了嗎？俺這兒還有錢呢，有種的到俺這兒試試——咱們今兒個算個總賬！”

她揚長而去。人們在背後望着她，以為她會武術；那老婦人手裏攥着那兩塊錢，比丟了錢時還發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謝。

可杏兒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張，畢竟她是頭一回出那麼遠的門。當太陽漸漸睡進遠山，田原的色彩變得暗淡時，她急得流出了眼淚。

終於，繞了好大一個彎子，她才認準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來了，杏兒的心像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18年所生活的村落是那麼渺小，離開城市竟有那麼遙遠。她從未有過的那麼一種孤獨感、空虛感襲上了心頭。她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趔趄沒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滾得老遠。她爬起來，就勢坐在一個土埂上，爽性哭出了聲來。

就在這時，有一個聲音傳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兒——姐！”

這親切的聲音給了她無限的溫暖，無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來，迎着那聲音跑了過去……

當杏兒終於和棗兒匯合到一起時，她見到的是棗兒一張惶急煩怨的臉。當她和棗兒進到家門時，娘二話沒說，伸手就給了她臉上一巴掌。這是多少年來娘頭一回動怒打她，可她覺得這一巴掌是那麼甜蜜，蘊含著那麼多深切的關懷和難以形容的摯愛。她迫不及待地撲進了母親的懷抱，尖着嗓子大叫了一聲：“娘！”

第二天娘原諒了她的一切，包括那捨出兩塊錢的慷慨行為。

1980年麥秋後，他們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的責任制，20歲的杏兒成了家裏名副其實的頂樑柱。棗兒高中畢業，試着考了大學，沒考上——原也沒指望考上，但杏兒一定要棗兒去試試，結果那回他們那個區沒有一個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氣和。杏兒和棗兒不讓娘再下地幹活，杏兒把地里的活兒包了，由她做主，讓棗兒在家裏養上了鵪鶉。棗兒有文化，買了養鵪鶉的書，能看懂，能照辦，還能針對當時當地的情況靈活掌握，結果成了村裏的小專家，帶動起五六戶一塊兒養起鵪鶉來。縣裏的食品公司跟他們訂了合同，他們不但提供鵪鶉蛋，還提供種鵪鶉和肉鵪鶉。娘在家裏專管做飯，還餵了一口豬、十來只雞，那豬喂着為了過年時宰來自家吃，那雞喂着為了自家吃蛋。杏兒家眼見着富裕起來，到杏兒進京之前，她家原有的三間房整修了不算，還給棗兒蓋齊了三間帶廊子的新瓦房。棗兒成了村裡最拔尖的幾個姑娘的爭奪對象，只要他自己下定決心，挑准了人兒，娘和杏兒立時就能給他風風光光地辦妥喜事。

是秋收后一個天高氣爽的日子，娘、杏兒和棗兒坐在院裏柳樹下吃飯，杏兒問起棗兒：“你究竟想把誰娶到娘身邊來啊？要是紅玉，俺可彆扭。”紅玉是紅桃的妹子，隨紅桃到石家莊去給幹部當過保姆，杏兒覺得她們姐倆都太張狂，過去一心想嫁個城裏人，如今紅桃嫁了村裡腰包最鼓的張木匠，紅玉一天恨不能往棗兒的鵪鶉窩邊來三趟。

棗兒紅着臉，笑着說：“姐你放心，她是剃頭匠的挑子……”說到這兒，朝杏兒望望，臉更紅了，終於，把憋在肚子裏多少天不好意思說出來，可又不能不說的話吐出了口：“姐，不辦完你的事兒，俺的事兒說啥也不能辦。”

娘也望着杏兒，嘆出了一口氣來。

杏兒心裏熱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盤算過。娘也曾提出來，先把她風風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棗兒的媳婦風風光光地接進來。杏兒跟娘表白過：“俺不是還沒戀上哪個人兒嗎？再說，不把棗兒的事從頭到尾操持完了，您說俺能先走嗎？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來操持礙手礙腳的，哪能像現在這樣甩得開？”娘聽了點頭。就在那種情況下，娘開始提到了荀大爺，提到了荀大爺生下的跟杏兒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兒她爹跟荀大爺的非同一般的關係，自然也就提到了當年兩個口盟兄弟的“指腹為婚”。在以往生活貧窘的情況下，娘沒心思提起這些事，偶爾提及，也只作為一種單調生活中的玩笑式的點綴；然而當家裏生活富裕起來以後，娘便覺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縮短了，因而那夢幻般的設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來娘嘴裏常忽然間冒出這類的話來：“你們荀大爺不知道是不是還住在鐘鼓樓那邊？”“你們磊子哥不知道找上個什麼工作？”“荀大嫂不知娶進了兒媳婦沒有？”……

杏兒越來越成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着在娘和棗兒面前害臊，這天棗兒既然當著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給他們一個明確的回答，並提出了自己的計劃：“棗兒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說實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虛歲都上24了，咱們村有幾個俺這麼大還沒出閣的？兩個巴掌都湊不齊了。可你們也知道俺眼皮沉，心氣高。俺要找就得找個可心可意的。俺這輩子還有個心愿，就是進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後去趟北京，一來看望看望荀大爺荀大媽，二來為棗兒置辦點鮮亮的家當，三來呢……也撞撞俺的大運。”

娘和棗兒聽她說一句點一下頭。就這樣，杏兒進京了。她提了老大一個旅行袋，旅行袋裏有十盒鵪鶉蛋。按說她出了火車站該直奔鐘鼓樓那邊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車站一看，站牌上寫着的站名里凈是讓她心蕩神馳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門、中山公園……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門。她在天安門前排隊照了兩張像，一張用天安門作背景，另一張用人大會堂作背景。照后一張時，她下意識地想：“這張該是兩個人並排站着照啊……”她提着個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園，又拐進了故宮，糊裏糊塗地從東華門鑽了出來，正懊悔自己不該瞎胡竄時，偶然聽到身旁的人談話，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遠的地方，於是她興緻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無限激動地走進了百貨大樓，她一口氣登上了三樓，還下意識地在三樓那兒跺了跺光亮如鏡的水磨石地板，內心裏得到了一種極大的滿足。她從三樓往一樓逛，她想起了娘告訴她的話：“你荀大爺喜歡喝酒，你荀大媽最喜歡吃甜的。”於是她在一樓買了四瓶最貴的白酒，想方設法把它們塞在了旅行袋的邊上，又去買了三個裝在漂亮的盒子裏的花蛋糕。這樣儘管當她走出百貨大樓成了一副怪樣子——一手裏直提着個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彎臂提着三盒捆紮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贅，她心裏卻美不可言。她想她這樣走進荀大爺家門時，該可以完全問心無愧了。

她在熱心的人們指引下，來到了8路汽車站，並且恰好遇上了一輛不算太擠的車，又順利地坐到了鼓樓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條衚衕和那個院門了。

啊，這就是鼓樓。鼓樓比她想像的還大，這讓她高興。在鼓樓後身她發現了一口大鐵鐘。那一定是打鐘樓上取下來的。大鐵鐘也沒個亭子存身，就那麼暴露着，讓她覺着可惜。她看見了鐘樓。她覺得鐘樓真秀氣。不知為什麼，她覺得可以把鐘鼓樓比作一對夫妻，鼓樓是夫，鐘樓就是妻。他們永遠那麼緊挨着，不分離。她經過了一個叫“一品香”的小煙酒店，問了好幾次路，拐了好幾個彎，才終於找到了荀大爺住的那條衚衕。

當她走進那條衚衕時，她不禁有些驚訝，原來北京不儘是那麼宏偉壯麗，也有這種狹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個院門，院門口站着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個孩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掛鞭炮，彷彿隨時準備燃放。她很快便看見了大門兩邊貼出的紅字。不知怎麼搞的，她的心下意識地一緊，一路上她都沒覺得手裏的東西沉重，剎那間卻頓感胳膊疼痛……怎麼這麼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賀喜來的吧？”挑着鞭炮的小竹主動跟她搭話，“快進去吧，新娘子這就快到啦！”

這時薛紀躍的大姑一家早已到達，並站在了等候迎親小轎車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來這位姑娘不像城裏人，而且薛家親朋中並無這樣一個角色，便走攏前去問她：“姑娘，你找誰呀？”

杏兒回過神來，對她說：“俺找荀家，荀興旺是俺大爺……”

“啊，你是荀師傅的侄女呀？對對對，是這個院，你進門往右邊拐，你大爺就住右邊那個小偏院。”

杏兒便進院去了。她仍未從誤會中解脫出來，但她已經恢復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絲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誠心誠意地給磊子哥賀喜，並且她決心給磊子哥補上一份厚禮。

在那古老的門洞裏，兩隻毫無用處但又捨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個位置上，今天早晨里院北屋纖秀的大學生張秀藻曾經有過短暫的停留，併產生過劇烈的感情波動；此刻卻又是另一個姑娘——從幾百公裡外的鄉村來到的粗壯的郭杏兒，右手提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着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頭掀動着風風雨雨……

劈劈啪啪，門外猛地響起鞭炮聲。迎親的小轎車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