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並不一定感到幸福

“好好的，你怎麼又給‘掐’了？”薛大娘實在忍不住，責備薛紀躍，“你留神別把錄音機鼓搗啞了！”

“媽，壞不了！”薛紀躍沒心思向母親解釋。他坐在嶄新的電鍍架摺椅上，神經質地擺弄著錄音機。

錄音機是新的，錄音帶也是新的。這盤新帶子是朱逢博的獨唱曲，帶電子琴的小樂隊伴奏。薛紀躍自己也說不清，他為什麼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聽完。他已經好幾次中途把停止鍵按下，又按快進鍵讓帶子轉到下首歌，可是當那首歌從某一音符突然響起時，他又不能容忍開頭的不完整，於是便又按停止鍵，又進行短暫的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煩躁……朱逢博被他折騰得總那麼顛三倒四地忽而尖嘯而出，忽而戛然而止，難怪本打算在這一天裏容忍薛紀躍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當面抱怨起來。

終於，薛紀躍似乎把興趣穩定在一首充滿了氣聲和顫音的歌曲上。薛大娘憐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氣，繼續忙她的一攤子事去了。

薛紀躍獃獃地坐在那裏，心裏很亂。此刻他沒有邏輯清晰的理智思維，他的頭腦里淤塞着一大堆互相糾結、衝撞的散亂思緒。

他知道那終於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將來臨，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確鑿是他憂懼以待的……

……沒有電腦選曲的功能，就是差勁！雖說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並不難買，自己工作的那個商場交電組就有，可實在太貴！交電組的許師傅勸過自己，“幹嗎要四喇叭？買個倆喇叭的‘三洋’，聽着比你要的這個不差，既經聽，又省錢……”自己確實動搖了，可潘秀婭堅定不移：“就得四喇叭！”

薛紀躍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婭的這種“四喇叭精神”無處不在。

不過，潘秀婭——這位一會兒便要坐着出租小轎車來的新娘子，絕不是那種不知天高地厚、貪心不足的人。她從她那個家庭里摔打出來，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媽一共生了六個孩子，仨小子仨閨女，她是老五，底下還有一個待業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媽一年有三季推着小木車到十字路口賣冰棍。論經濟情況，她家比薛家窮得更多、更透，從來一分錢都恨不能掰成兩半兒使。就拿吃菜來說，黃瓜從來是單等到拉秧以後一毛錢一大堆了，才捨得買來吃，那些又短又彎、肚子又胖粒兒又大的黃瓜，她家吃了該有多少？拌着吃、熬着吃、擦成絲兒拌餡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種手裏有了錢就當水潑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館當營業員以後，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她們那個照相館有時候包攬外出照團體照的生意，她給攝影師傅打下手，去過大機關，見過大場面。去得早了，有時候人家客氣，還拉到茶話會乃至宴席上入座，見着過好多的名人、闊主兒，那號場面上再貴重的東西也不足為奇……可她知道，自己夠不着人家那個生活標準，痴心妄想沒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這麼個不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並且量着天和地的尺寸辦事情的人。

看吧，現在這間新房裏的東西，除了人家贈送的，全是依着她那滿打滿量的尺寸置備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塊錢來，父母再給她三百，哥哥姐姐們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鍋碗瓢盆，不再拿錢；薛紀躍沒有私房，掙工資以後錢都交給他媽，用的時候再問他媽要，但他爹媽有一個專為他立的存摺，拿出來辦事的時候是七百八十幾元，刨去留着擺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當的錢不到五百元；這統共一千來元置家費到了潘秀婭手裏，她使用起來就好比吹一隻彩色的氣球，她要把那氣球吹脹到最大的限度，但又決不讓它爆掉。她所購置的東西說出去都得是最中聽的，而且要盡量實惠。雙人床一定要彈簧軟墊、兩邊上人的那種，即便夠不上正經八百的“席夢思”，總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裏還在耐心使用的那號光板床；大立櫃一定要三開的；沙發一定得葛絲沙發佈“全包”的（真皮的不敢問津，但人造革的決不能要）；寫字枱一定得“兩頭沉”；五斗櫥一定得是帶靠背鏡的；摺疊桌一定得是能方變圓、圓變方的（但不必買電鍍架的，因為搭上塑料桌布以後，誰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摺疊椅卻一定得是帶電鍍架的；酒櫃一定得是一頭高一頭矮、雙拉門上不是粘着拉手而是電磨凹槽的……就是臉盆架，也一定得是帶高挑毛巾架和雙皂筐的。這就難怪她同薛紀躍去買錄音機時，寧願牌子軟一點，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紀躍也曾同她爭論過：“我寧願要倆喇叭的名牌貨，也不要四喇叭的雜巴湊！”她呢，針鋒相對地掀着嘴唇說：“我寧要小羊頭，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這屋裏倒是塞滿了“小羊頭”——大面上聽去全是擦着天的高檔貨，其實，雙人床是薛紀躍跟她幾乎跑遍了城裏所有的傢具店，把腿都跑細了一半，才終於在永定門附近買下的，好處就是那裏賣的是處理品，褥面上有點污損，比別處便宜十塊錢。“床單一鋪就看不見了不是？”潘秀婭這麼對薛紀躍說，倒好像她中了什麼彩似的。三開大立櫃和全包沙發是在天壇牆根那兒的農貿市場，打一位滿嘴黃板牙的農民手裏買下的。其他不是託人情買的並無疵點的所謂“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猶豫來又猶豫去、最後僅僅為了便宜個塊兒八毛的，才大老遠買下，又麻煩薛紀徽他們給運回來的……

薛師傅和薛大娘對潘秀婭的這份精打細算倒是看在眼裏、喜在心裏。豈止是喜在心裏，他們不僅當著薛紀躍、當著潘秀婭本人，而且當著薛紀徽和孟昭英兩口子，誇讚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誇過了頭，顯出有點橫着比的意思，還惹得孟昭英圓方臉變成了長方臉。又豈止是拿話誇呢？他們還捨得拿出三百來塊錢，單給潘秀婭買了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表！這事直到此刻還瞞着薛紀徽兩口子……

當然，買表這事的來龍去脈薛紀躍一個人最清楚。就潘秀婭那一頭來說，你也很難說她如同農村姑娘那樣公開地要了彩禮。同許許多多搞對象的人一樣，在雙方基本相中了對方以後，他們便雙雙在公園遛彎兒，一遛二遛，漸漸地坐在一起的時候比走在一起的時候多了，又漸漸地不光是說話，而進入到身體接觸的階段——那最最初級的階段，便是互相抓着手腕子看對方的手錶，當然不是看幾點幾分，而是邊看邊問：什麼牌的？值多少錢？誰給買的？走得準不準？……潘秀婭很快便掌握了關於薛紀躍那塊表的信息：港裝石英電子錶，頭兩年又稀罕又時髦，大概是小一百塊買下的，現在一點沒舊，卻頂多只值四五十塊了；是他上班頭一天，薛師傅親自帶他到商場鐘錶部，鄭重其事地給他買的；可見他都那麼大了，父母還把他當心肝寶貝兒；這也難怪，他們家統共才倆兒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邊的時間最多……潘秀婭手腕上的那塊呢？薛紀躍研究了半天也沒弄明白，潘秀婭詐唬地說：“我這可是瑞士雷達表！”他認不出那錶盤上的拉丁字母是什麼意思，他不懂漢語拼音，當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當真了。他哼齣電視上播放雷達表廣告時的那種曲調，末了說：“嗬，你可真夠帥的，雷達表！”潘秀婭把手腕子從他手中猛地抽出，心裏一陣酸楚、一陣悸動，她告訴他：“什麼雷達！外地雜牌貨！二嫂走後門買來的，說是內部試銷的新產品，六十塊錢。她剛給我的時候我還美滋滋的，對她千恩萬謝，給了她六張十塊的新票子，誰知道不到仨月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行，快起來一天能快上半拉鐘頭，慢起來一天能慢十多分鐘。我拿去修理，人家說你這號表不管修，雜牌貨，有的零件精密度不過關。你說可氣不可氣！更可氣的還在後頭呢。我聽人家說，這表後門‘試銷’的時候，一塊才賣五十塊錢，敢情我那二嫂還賺了我十塊錢！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後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來……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媽才不管給買表哩，我要想戴好表，就得自個兒拼着命去掙！就是真跟你‘那個’了，你能給我買塊好表？……”這時候薛紀躍就挺起了胸脯：“給你買！買塊雷達的！”潘秀婭竟聞聲撲到了他懷裏，倒把他嚇了一跳。可潘秀婭隨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靜地問：“你有那麼多錢嗎？”薛紀躍紅着臉說：“反正想買就能有。”於是他們下一次會面的主要活動內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達表經銷修理部……後來，當他們準備結婚的時候，薛紀躍便告訴她：“我爹我媽要給你買一塊瑞士雷達小金錶，可得在咱們結婚那天才能給你戴——為的是求個吉利。這是他們老人的講究，咱們就隨了他們吧。不過，你事前可別跟他們問起這件事，一來顯得你不好，二來要讓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亂不成……”從那天起，一隻閃閃發光的瑞士小金錶，便不斷在潘秀婭的想像中和夢境中出現。

從薛師傅薛大娘這頭來說，他們原本並無給新媳婦買金錶當見面禮的宏願，可經不住薛紀躍一次又一次的動員。當他們同意給新媳婦買表，但只打算買一百多塊錢的國產表時，薛紀躍便暗示他們，這有可能讓他跟潘秀婭的關係拉吹：“不是人家貪財，是我們丟份兒！”最後，老兩口細細地合計一番，覺得從長遠看，給小兒媳婦買塊金錶也值當。他們拿出薛紀躍名下的那個活期存摺以後，手頭沒有什麼活動錢了，只有一個每月存入十元、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摺子。這摺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終於到期。老兩口結伴去儲蓄所取出了那筆款子，去的時候心境倒還平靜，往家返的時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說心口發緊，身子發沉，薛師傅只好挽着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實她生理上並無病變，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覺得自己的手腕子那裏突然格外地空虛。當年她臨上轎子的時候，才戴上了一對銀鐲子，可那是對什麼的鐲子啊，說是銀的，其實起碼摻了三成錫！後來徽子和躍子他們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對鐲子褪下來送進當鋪，連付葯錢都換不來！解放后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學的時候，老薛換了塊上海牌全鋼表，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塊蘇聯半鋼表給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錶這玩意結了緣。那表越走越慢，後來乾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當，扔了又覺着可惜，她便擱在了大衣櫃的小抽屜里，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銅簪子、已經一半發黑的銀耳挖勺什麼的為伍……她以往是怎麼熬過來的啊，如今的新媳婦可真大不一樣了，進了婆家門就有塊三百來塊錢的小金錶等着她！她戴上那表，能孝順公婆嗎？能善待小躍子嗎？認出幾點幾分不難，稱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儘管回到家裏以後，薛大娘心裏頭還不是滋味，但她臉上、嘴上卻沒含糊——她莊重地數出了足夠的一沓十元鈔票，嘎嘣脆地交到了薛紀躍手中，催薛紀躍快去快回。薛紀躍立即騎車去王府井，買回了一塊瑞士雷達牌鍍金小坤表。

此刻，薛大娘暫且忘記了小金錶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張羅飯菜，並讓薛師傅趕緊到馬凱餐廳去取事先訂好的啤酒。

薛紀躍卻在一種不能自已的心緒中，忽然離開了錄音機，走到了那帶靠背鏡的五斗櫥邊，近乎本能地拉開了右邊第二個抽斗。那抽斗里露出兩樣東西：一個織錦面的大照相冊——是同院荀磊送來的禮物；還有，便是配好鍍金絞絲錶帶的那塊雷達牌鍍金小坤表。這塊表的外形是潘秀婭親自相中的那一種——想當日他倆在王府井那家錶店裏，埋頭在那些鋼化玻璃罩前，從罩下亮閃閃的樣品中挑選、評比了好久，直到薛紀躍的興緻已經消耗得點滴不剩了，潘秀婭才終於宣佈：“我要戴上這一塊！”

現在那一塊便放在了這個抽斗中。荀磊送來的那照相冊原本有一個硬紙殼的封套，但薛紀躍故意把照相冊從封套中取了出來，把這塊金錶擱在了亮藍底子帶銀亭子、紅牡丹、綠芭蕉、紫山石圖案的織錦封面上，襯托得金錶更加豪華光艷。

薛紀躍在觀看那隻小金錶時，眼睛不覺瞥到了擱在抽斗後部的一本小冊子——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養通訊”之一《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那是商場團委書記楊及光送給他的。他和潘秀婭置辦的傢具里沒有書架，實際上他們也簡直沒有什麼書值得有個書架來存放，所以這本小冊子便在這隻抽斗里棲了身——這並非有意的安排，只不過是薛紀躍一個漫不經心的動作所形成的結果。薛紀躍想把那本書取出來另放一個地方，可終於又懶得那樣做。他關上了抽屜，燦爛的金錶和紅色的書名在他的視覺儲留中重疊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緒更其不安。

一揚頭，薛紀躍從五斗櫥上的靠背鏡中看到了自己。他對自己的面容吃了一驚。難道這個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嗎？在新郎的背後顯現出一張罩着粉紅色床罩的雙人床，難道……那神秘莫測的時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嗎？

那本《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薛紀躍翻過一遍，他希圖在某一頁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慮，然而……沒有；不但這本書上沒有，他翻過好多本書，都沒有；他也曾試圖去請教那些有可能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釘子，便是他自己話到了唇邊又吐不出來……

薛紀躍這一茬人，頂着初中畢業文化水平的名兒，實際上連小學也沒有上完；他們剛上到小學三年級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學裏混到1970年，然後到中學裏轉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鄉了。原來薛紀躍是分配去插隊，薛師傅費了好大勁，走後門把他換成了去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圖的是兵團管得嚴，免得薛紀躍學壞。

薛紀躍所去的那個連隊，確實管得嚴。薛紀躍被分配在大食堂幹活，現在回憶起來，那好幾年的日子怎麼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長而單調的一天。後來有一個跟他一個團但不在一個連隊的戰友，跟薛紀躍同屆的，近兩年成了一個挺走紅的詩人。薛紀躍偶然看到了他在雜誌上登出的組詩，不禁驚訝這位戰友怎麼能從那段生活中發現那麼多的詩情畫意，而且組詩的最後一首叫做《我要歸去》，以激昂的感情傾訴着對曾是兵團的那塊土地的思念，並表示要立即回到那裏去——“讓我的靈魂成為你的音符，溶化於新時代的豪邁旋律！”那當然完全是一種真誠的精神升華，不過，寫出這種詩句的詩人也當然絕沒有真的把戶口轉回去——薛紀躍在商場遇見了他，他拿到了一筆可觀的稿費，正打算買一架星海牌中型鋼琴。

薛紀躍一點也不羨慕這位兵團戰友。他覺得他們從來就不是一種人，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兵團里還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後來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員的，有寫出整本書來的……但薛紀躍知道，那些戰友的父母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有黨內的知識分子（還擔任着一定的領導職務），有黨外的知識分子，學校停課了，人家家裏沒有停課；薛紀躍這號的市民子弟帶到兵團的木箱裏只裝着薛師傅、薛大娘這種市民家長為他準備的換洗衣物和日用雜品，而那些兵團戰友帶到兵團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書。當年在兵團搞宣傳、寫材料、參加文藝宣傳隊的編寫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們；前幾年在報上、刊物上發表作品對那段生活進行無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們;而近來迸發出強烈的回歸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們……他們有着一種精神上的優勢，在兵團的幾年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寶貴的體驗，他們從而有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本。但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絕大多數的還是薛紀躍這類的青年，幾年的兵團生活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荒蕪，使他們本來就不豐腴的靈魂變得更加貧瘠。

幾年單調、枯燥的兵團生活中，有兩件身外事給薛紀躍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裏收拾鮮魚時，視覺上所受到的強烈刺激。他們連隊附近有一個水泡子，水泡子裏有一種魚，能長到一尺來長，有點像胖頭魚，可沒那麼肥實。當地的農民都不吃那種魚，據說他們有一種迷信心理，認為吃了那魚不吉利。連隊後來實在沒有葷菜吃，連長就發動兵團戰士們破除迷信，撒網打那魚吃。網上的魚送到了伙房，薛紀躍負責收拾那魚，剖開第一條以後，他看見那魚從嘴巴到腸子根里，寄生着一種白乎乎的絛蟲，讓他禁不住一陣噁心；他以為那不過是碰巧了，誰知剖開第二條、第三條……每一條魚肚子裏全寄生着那樣的絛蟲；他拒絕再剖下去，並建議不要給大家吃那些魚，誰知連長卻滿不在乎地說：“怕什麼？魚腸扔了就是，魚肉照樣吃！”

薛紀躍回到北京以後，直到現在還怕吃魚肉，他一見到魚，就不免立即聯想到那些絛蟲，有時他在噩夢裏，還會被蠕動的絛蟲嚇得叫喊起來。

另一件，是連隊裏的一對老兵團戰士結婚。連長主持了他們的婚禮，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頓，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連長告狀，告她的愛人，什麼罪名呢？她氣憤地對連長說：“連長！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連長先是愣住，隨後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來……這事半小時內便傳遍了連隊，薛紀躍也隨着大夥鬨笑了一陣，但笑完了他心裏也怦怦亂跳。說實在的，對這男女之間的事情，他的無知程度與那位新娘子其實相差無幾……

在許多年裏，我們對青年人實際上是進行着一種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當中這種教育方式達到了巔峰狀態，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等一大批社會科學學科固然早經取消，到後來連對青年人進行必要的生理知識傳授也沒有了，這就導致了三種結果：一種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為性放縱而墮落；另一種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誠的性封閉、性冷感的無知、畸形青年，那位認為丈夫的愛撫是“耍流氓”的兵團新娘，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種是絕大多數，他們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測、靠着長輩及過來人的暗示，從混混沌沌逐漸朝明白處摸索。當然，許許多多的人最後都無師自通，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了，不過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礙，又找不到辦法排除，於是便會陷於深深的苦悶與惶惑。

此刻的薛紀躍，恰屬於第三種人中的后一類。

……那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兵團已經土崩瓦解，薛紀躍也已辦妥了回城手續，在一個風雪之夜，純粹是出於女性方面的主動，薛紀躍陷入了那種事裏，但他沒有成功。這次慘痛的失敗在他心裏留下了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

那件事，當然純屬他和她個人生活中最最隱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會怨他。當然他願今生今世再不與她相逢，相信她也抱着同樣的願望。他將永不說出她來，她也將永不說出他去。

然而這件事卻給薛紀躍帶來了永無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反饋——強作自信與強擺男子漢氣派。

粉碎“四人幫”以後，愛情恢復了它在社會生活中和思想言論中的正常位置，《什麼樣的愛情最美好》這類小冊子應運而生，大受歡迎，也解決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問題；然而對薛紀躍這種心態的青年人進行心理治療的緊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認識，或者感覺到了，而又迫於一種世代相傳的習俗不能有所行動——據說，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還要到喇嘛廟裏看“合喜”金剛，以接受這方面的啟蒙教育，我們什麼時候才能為薛紀躍這樣的社會成員，提供方便而可靠的諮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櫥邊的新郎薛紀躍，只覺得心裏頭往外涌着一種異樣的滋味，那似乎本是這個日子裏所不該有的……

他抬眼望着掛在五斗櫥上方牆壁的16英寸着色結婚照，那是在潘秀婭他們照相館，動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經過反覆佈置、擺弄才拍成的。披白紗着長裙、懷抱花束的潘秀婭，滿臉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頭粉面的自己呢？現在望去，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勁頭卻透着虛偽……

其實他才25歲，何必那麼著急？潘秀婭也25歲，她那個25可比不了自己的25，她着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賴是四喇叭”的貨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種古怪的心理狀態下才順勢走到今天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證明薛紀躍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男子漢……

“嘿，哥兒們，發哪門子呆哪！”忽然響起一個粗魯的聲音，薛紀躍轉回身去，他看見一個粗短的身軀，一張粗俗的面孔，不禁一驚。

來的那個人是盧寶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