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不久，收到了朋友的來信。信中告訴我，三位姑娘接到我的信那天，正都在股里開會。她們互相傳閱了我的信，誰也沒有說什麼，誰也沒有表示什麼。散會後，我的信就遺留在桌子上。沒人收。一連在桌子上放了幾天，後來就不知哪去了。大概當廢紙被燒了。還告訴我，三位姑娘，已有了意中人，愛情都很美滿。她們是真心實意地都關心着我，像過去我曾是宣傳股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一樣關心着我。她們還向股長建議，動員我寒假或暑假回團里探一次“家”，往返路費由她們“報銷”……我怔呆了許久許久。

又讀她們的來信，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彷彿不是寫在紙上的，而是她們站在我面前婉婉地對我說的。都是我從前與她們相處時聽慣了的話語。如果離開她們上大學的並非我，而是我們宣傳股“知青家庭”中的另外一個人，她們依然會寫這樣的信，信中依然會寫那些話語。她們如此珍視友情，如同養蜂人珍惜蜂蜜，那乃是因為她們的天性本如此。她們的品德本如此。她們為人的原則本如此。自作多情的是我自己。想入非非的是我自己。心懷鬼胎的是我自己。褻瀆了友情的亦是我自己。在我沒那樣做之前，我不知自己的靈魂內還蟄伏着一個鬼。在我那樣做時，那鬼就變成了我自己。因而我不能看到自己有多麼醜惡。在這件事已無可挽回之後，我自己開始憎恨我自己。以前我也做過對不起人的事，但都是在並無鬼胎的情況下做了的。也自責過。但從沒有鄙視過自己。從沒有憎恨過自己。而這件事則不同。它的本質證明着為人的鬼詐、狡猾和虛偽。動用了心術。而且是對三位真摯地關心着我的姑娘。誰動用過卑下的心術，誰就將得到等量的報應。動用沒動用心術，這是該不該原諒的界線。

“梁曉聲，梁曉聲，你這個狗崽子，你真不是東西，你真沒人味啊！……”

我只有在心中暗暗詛咒我自己。

那一下午，我沒說一句話……新學期第三天，全系在一起開大會。什麼內容我已記不起，只記得許多平常見不到的老教授們全到會了。

首先照例是系工宣隊隊長、總支書記講話。他講了些什麼，我也不能全記起了，只記得這樣一句話：“復旦是藏龍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窩。工農兵學員不要只帶着紅口袋來到大學裝知識，還要積极參与復旦的斗、批、改，徹底佔領上層建築……”這番話是針對新生說的。也分明是針對那些老教授們說的。他們當時那種普遍的無動於衷的默然表情告訴了我這一點。接着是評論、創作各專業各年級的學生代表發言。

我是創作專業新生的發言代表。我成為發言代表，是“毛遂自薦”的結果。同學們互相推諉。有的是真推諉，有的是假推諉。Ｃ其實很想受命當之，大家也都認為應該。因為她是支部副書記，但她既非常想，又忸怩作態，希望造成一種大家逼迫她成為發言代表的局面。我看不順眼，就說：“她如果真不願意，我可以代表大家發言。”我主動請纓，誰也不好說不同意。於是發言代表就是我了。Ｃ老大不悅，一張寬臉拉長了。

其實我也不是要與Ｃ過不去。在我的本性中，沉澱着一種強烈的、長期被壓抑的、愛出風頭的願望。活了二十五歲了，社會還沒為我提供過一次像樣的機會。讓我像樣地滿足地出一次風頭。按說“文化大革命”總該算一次機會，出身乾淨，紅五類。大風頭出不了，小風頭也是可以出出的。揭竿而起，成立個什麼紅衛兵組織，並非幹不成。我們中學裏，最初起碼有三十幾個紅衛兵組織。最小的紅衛兵組織只有七八人。我又覺得那種風頭太丟臉面。黑龍江省“炮轟派”的一個頭頭，哈軍工的學生，與“捍聯總”的頭頭們從北京談判后回到哈爾濱，站在飛機舷梯上，答各派戰報記者問，那瀟洒風度，那演講才能，令我羨慕極了。當時我十九歲，那個頭頭二十四五歲，正是我到復旦的年齡。十九歲的我到機場看熱鬧，目睹彷彿電影裏的情形，那時便暗暗想，給我一次這樣的機會，我死也甘心了！

全市中學生紅衛兵組織聯合代表大會召開，也去看熱鬧。一位中學女紅衛兵領袖，站在台上，面對數千人，就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安娜一樣，一擎臂，群情激昂的數千人頓時鴉雀無聲，而後以鏗鏘的語調大聲演講：“埋葬全世界的帝修反，是我們紅衛兵的歷史使命，我們要光復莫斯科！解放華盛頓！踏平巴黎！佔領倫敦……”於是台下囂起一陣陣口號的狂濤：“光復莫斯！解放華盛頓！……”我在台下暗想，哪怕我是為那中學女紅衛兵領袖擺弄擴音器的人，也值得自豪自豪啊！

下鄉后，漸漸地對一切轟轟烈烈都厭倦了，但是更愛出風頭。開個什麼慶祝會，總要胡寫幾行歪詩當眾朗誦朗誦。若有人奉承：“詩寫的不錯呀！”便足可得意幾天。後來也終於覺得不過癮，也厭倦。期待着我人生路上有更輝煌的機會到來，出更輝煌的風頭。

二十五歲，二十五歲，這真是年輕人最最渴望出風頭的年齡！研究起來，年輕人的愛出風頭，大抵是因為姑娘們的存在。正如不見雌孔雀，也未受什麼鮮艷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懶得開屏的。只有小夥子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出風頭的小夥子，也沒多大興緻出風頭。反之，只有姑娘們在一起的情況下，連最愛打扮的姑娘，也沒多大興緻打扮自己。出風頭實在是小夥子們為姑娘們“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我將代表專業新生髮言，看成是在全系師生面前的一次公開“亮相”。在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中，在名牌大學的教授、講師面前進行一次精彩的發言，我以為這風頭是大大值得一出的。是一次夠輝煌的機會。

預先寫好了發言稿，但對同學和老師說尚未寫好。發言稿揣在兜里，走出學校，在校園后圍牆下來回徜徉，將發言稿背了下來。

我要達到在發言時出口成章的效果。

我要在發言后引起掌聲和竊竊私議。

我要在散會時聽到學生、教授和講師們互相詢問：“他叫什麼名字？”

“哪個專業的？幾年級？”

還要聽到這樣的稱讚：“發言太有水平了！”

“簡直出口成章！”

“從容不迫！”

“有演說家氣質！”

還要引起男學生們的嫉妒。

還要從此無論在什麼場合下都吸引女學生們的目光。

還要從此為自己在專業，在系裏奠定一種優上的地位……

在學校“肝炎隔離室”和傳染病醫院裏孤孤寂寂地度過了整整一學期，想出一次風頭的願望幾乎都成了精神上的需要。

開會那天，我穿了一件新的鐵灰色的卡中山裝。出院后買的。上海那時流行襯領，便新買了一條潔白的襯領，使鐵灰色內露出一圈潔白。單帽早已不戴。頭髮早已長出。往宿舍的窗子上照照自己，半清半楚地映出一個斯文了點的“馬立本”，覺得自己還頗有發言代表的風度，挺自信的。系總支書記、工宣隊長的講話，擾亂了我背熟的發言。我覺得他說的太荒唐。無論是什麼人，說了我不贊同的話，無論什麼場面下，我也會起而反駁。全然不計後果。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與我的愛出風頭，相得益彰，互為襯映，顯現出一個我來。他的話剛結束，我便站了起來。我說：“我不同意您的話！復旦大學誰是虎豹豺狼？既有之，指出給我們看！當然不會是我們工農兵學員吧？那麼難道是這些教授？副教授？講師們不成？我看他們沒那麼可怕！在上、管、改中，工農兵學員不是與革命的教師們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嗎？虎豹豺狼一詞，不是明明在分裂我們嗎？……”

工人若在工廠里做工，我是很尊敬他們的。若在大學裏氣指頤使，那再令人討厭不過了。我是有意當眾表示出我對這位工宣隊隊長的蔑視。下鄉前，軍宣隊也當眾頂撞過，頂撞也就頂撞了。在兵團，一般連隊的知青，幾年後已普通形成了對權力的蔑視。有一次，一位兵團總部副政委到木材加工廠視察，進入我們男知青宿舍，大家躺着的照樣躺着，歪着的照樣歪着，光着脊樑洗臉的照樣水花四濺地大洗特洗，沒一個拿正眼瞧一下那副政委的。他說：“同志們好”，也沒人應聲。

我初入復旦，不知深淺。不知工宣隊在復旦的一統天下的權力，更不知“藏龍卧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窩”這句話是張春橋說的。

所以我的話，使全體鴉雀無聲。許多老師和許多學生是都知道張春橋說過那句話的。如果我也知道，絕不會當眾反駁工宣隊長的。我以為反駁他一下，不過就像在兵團時反駁團長政委一下，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其實大不一樣。

我的話所造成的靜場效果，使我愛出風頭的心理受到了慫恿和鼓勵。於是我借題發揮，侃侃而談。好像還說了托爾斯泰、巴爾扎克、雨果從書架上走下來，與老教授們坐在一起，同樣引起我的敬意一類的話。總之，接下來我說的儘是一些花哨浮麗、賣弄唇舌的話。大大地嘩眾取寵了一番。工宣隊隊長臉色陰沉嚴峻。

“住口！”有人打斷我的話，是評論專業三年級一名上海男同學，他激昂慷慨地批判我。他剛坐下，第二個立刻站起，一場批判會自發開始。我是那麼不堪一擊。沒有機會站起來反駁。有機會站起來也失去了反駁的勇氣和能力。得意之色一掃而光。坐在那裏無地自容。

批判我的，差不多全是上海同學。這應該被解釋為復旦的一種政治現象。同全國所有文理科大學一樣，中文系也是復旦的“神經”。是工宣隊控制最嚴的系。如果說其他理科各系的學生還可以也能夠將政治視為“副科”，中文系的學生則不得不將政治當成本科。在那個歷史時期，復旦中文系實應改為“復旦中國政治系”。復旦小舞台上的政治戲與中國大舞台上的政治戲，是按照同一腳本演出的。主演是工宣隊。導演也是他們。在一切運動中，中文系帶動哲學系、新聞系、歷史系，然後帶動起全校。

徐景賢曾對復旦工宣隊指示：“北有北大，南有復旦。這是我們的兩座橋頭堡。復旦應該成為斯莫爾尼那樣的大學。”斯莫爾尼，是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為蘇維埃奪取政權培訓武裝力量的革命大學。“四人幫”希望將復旦的學生培訓成既能為他們奪取政權效力的工具，也能像保衛冬宮一樣有朝一日保衛他們的“中國士官生”。

工宣隊在中文系培訓的骨幹，以上海學生為主。指出這一點，也許會傷某些上海“工農兵學員”的自尊心，但這是事實。有許多充分的證據足以證明這一點，張春橋曾對復旦作過指示：“要多輸送上海學生進京”。

但另一個事實是，並非所有的上海學生，都願意成為“骨幹”。像Ｃ那樣的外地學生而積極靠攏工宣隊的，有之，不多。每一個懷有政治目的之人，都希圖在告別復旦時，得到復旦慷慨的政治饋贈。失掉了些什麼，他們不在乎。像今天某些人對錢的觀念很實在一樣，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七年，某些人對政治的觀念也是很實在的。這也就是“四人幫”粉碎以後，許多應該“說清楚”的人，為什麼只談政治，不談靈魂，說來說去總也說不清楚的緣故。

我的風頭出得很划不來。但因此出了點名。許多學生從此都知道中文系有個梁曉聲。在女學生們眼中，我不過是個嘩眾取寵的傢伙而已。但我並不認為這不公正。很公正。與其說那是對一個工農兵學員的觀點的“圍剿”，不如說是對一個愛出風頭的傢伙的公開聲討。

在五角場買香煙，碰到了專業的一位老師。

他問：“氣色怎麼這麼不好？病了？”

我說：“沒病。”

他說：“你剛出院不久，肝病容易複發，要注意身體啊！”我說：“謝謝。”

他說：“感到壓力了？”

我說：“有點。”

他說：“工宣隊是很惱火，還要繼續動員學生對你進行推判。我替你多次辯解過了。你是新生，剛入校，對復旦的情況缺乏了解，發表了錯誤的觀點也情有可原。”我沒作聲。

他又說：“其實我和你的觀點一樣，工農兵學員應該同革命教師是同一戰壕的戰友。大學又不是動物園，哪有什麼虎豹豺狼？聳人聽聞嘛！即令有，也不是我們。你的觀點並不錯，只是太嘩眾取寵了。如果不是這樣，肯定會有不少同學支持你的觀點。嘩眾取寵，你就使自己正確的觀點也變成孤立的觀點了。在個性、氣質、風度和其他一切方面，受人尊重的是質樸無華。你要記住這一點。今後要多觀察，多分析，多思考啊！復旦值得思考的事情太多了。我們教師的責任之一，就是盡量保護自己的學生。”

老師的話使我非常受感動。

因為那次發言，以及“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剛剛傳到復旦，我第一個闖入校黨委抗議不許我們走出校園遊行慶祝，我的畢業鑒定上多了對我十分有利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條——“與‘四人幫’進行過鬥爭”。

十六名同學中，只有我的鑒定中有這樣一條評語。被粉碎了的“四人幫”是死老虎。

踢死老虎一腳也算勇氣么？

細想想，真慚愧！政治對人的嘉獎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從此對它有了悟性。

如今已經三十六歲。愛出風頭的年齡早已過去了。與多情的年齡一塊兒過去了。從個人的教訓中，從別的愛出風頭者們的庸俗中，體會到了這種庸俗實實在在是對一個人自己的莫大損害。也就學會了一點自尊。人既從自己的教訓中發現自己的劣點，也是從別人的庸俗中總結出自己應當如何作人的原則的。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無限延長。那是怪不幸的。

我在復旦見識到了不少在別的地方不太容易見識到的人和事。

中文系總支副書記中，有一個身高一米五左右的侏儒，男性，三十餘歲。不知是留校生還是工宣隊。樣子很猥瑣。我從未見其笑過，永遠那麼猥瑣地嚴肅着。彷彿權力又極大，與系工宣隊隊長平起平坐。背影莫測。在《學習與批判》上發過一篇所謂雜文《贊“山羊角”精神》，據說很得張春橋好評。自那以後，似乎更身價百倍，使人覺得你不招他不惹他，他也時刻想猝然頂你一頭。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在系裏拍着桌子訓斥一位副教授，大有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而且他還沒有脖子。在校園裏看見他，矮矮地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地移動過來，猥瑣而嚴肅地瞪着你，夠令人不舒服的。我經常是退避三舍，繞條路走。無路可繞，便低下頭去。倒不是怕他到這般地步，是看見他也會破壞你一時的好心境。按說他應到某電影製片廠去作特型演員，卻狂傲之極地在堂堂復旦大學內招搖過往。“四人幫”納“賢”到了寵丑的地步，使人常常替中國替復旦深感羞恥和悲哀。

有一位工宣隊員，某天中午還在復旦食堂用鋼精勺敲着鐵飯碗，一邊哼唱樣板戲一邊排隊買飯，第二天便在《人民日報》上揚名顯姓，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他自己還不知道。別人將報紙拿給他看，指着他的名字問：“是你吧？”他回答：“我他媽的哪有當中央候補委員的造化！”後來證明果真是他，喜滋滋樂悠悠地又對人說：“洪文對我真夠意思！”原來他是王洪文造反起家時的小兄弟。王氏還真夠講交情的。雞犬升天尋常事。難怪那年頭許多人都認為政治是個一本萬利的賭盤。抹下臉皮往上拋賭注。

“四大幫”粉碎以後，有次我在公共汽車上碰到了一個不尋常人——上海曾紅極一時的一位小說作者。到我們專業去座談過，故而認得。我問他日子好過否？他倒對我說了幾句實話：“日子不好過哇。其實我們這些人呢，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我們是要通過文學走向政治。我們崇拜的是張姚道路。哎，前途如煙了呀！……”

心灰意懶之人，往往能吐真言。

有一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在系圖書館偶然翻到一本他的小冊子，“文革”前出的，便拿着向他請教某一文藝理論問題。

不料他連連擺手，有些驚惶地說：“不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

我說：“別人告訴我就是您寫的呀！”

他更加驚惶：“同名同姓，同名同姓！”說罷匆匆而去。同學小莫恰巧看見了這情形，對我說：“你別再給自己找麻煩，也別給他找麻煩！”

我說：“我又怎麼了呀？不過就是向他請教一個文藝理論問題嘛！”

小莫說：“文藝理論在中國只有一個——‘三突出’創作原則，請教我吧！”

我問：“他不願回答也罷了，幹嘛那麼驚惶呀？”

小莫同情地望着他走遠的背影，說：“因為他是個‘壞人’啊！”

我更加大惑不解。

小莫便告訴我：據說他原是徐景賢的同學。徐氏還沒在政治上成氣候時，兩人碰在一起開過一次什麼會。徐氏愛聽鬼故事。他也善講鬼故事。講罷回自己房間睡覺，半夜徐氏敲門，只穿着褲衩跨進他的房間，言道怕鬼，不敢獨眠。房間裏正好空一張床，徐氏便天天與他睡在同一房間。徐氏是怕鬼，又迷鬼。每晚都糾纏他講鬼。後來徐氏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反對徐的一派組織就派人到復旦來找這位研究文藝理論的講師，想從他口中獲得“炮轟”材料。講師本是書獃子，不願捲入政治旋渦，被糾纏煩了，無法擺脫，便拍拍衣兜說：“材料都在這裏。時候不到。時候一到，材料拋出，十個徐景賢也打倒了。”說的實在是氣話。

徐氏的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當穩了，就下令將他抓了起來，被隔離審查半年有餘，逼他老實交待，到底掌握哪些徐的“黑材料”？審來訊去，他也只能交待出一條——徐景賢怕鬼。終於定不成什麼罪名，不得不放了。放是放了，徐氏對他耿耿於懷。堂堂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總歸是有點令人哂笑的事。而且容易使人產生疑問：真唯物主義者還是假唯物主義者？徐氏便下了一道口喻：“這個人是個壞人。要控制使用，永不得帶學生。”

於是未蓋棺而定論，這講師便成了復旦園內罪名抽象的“壞人”。以後我每次再見到他，心中尤為充滿同情。試想這“壞人”的罪名，對於好人來說，是作踐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測到道德敗壞，腐化墮落，以及與女人亂搞關係一類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無法向別人釋冤的。述說一次自己成為“壞人”的經過，便等於又散佈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怕鬼的言論，豈非壞上加壞，罪上加罪么？別人也是無法替他釋冤的。就只有那樣令人莫測地和一個“壞”字連着了。在我看來，他那半禿的頭頂，那列寧式的智能的前額，那不修邊幅的樣子，完完全全是個只會做學問的人。可能做學問做的還有點“迂”。嗚呼！悲夫！至今想來，黑色幽默之戲劇之文學，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蘊含著大量大量的素材與啟示，卻怎麼在外國異軍突起了呢？不是中國作家和戲劇家們的一大遺憾么？

講師成了壞人，學生原來是“試驗品”。

同學中有名女生小樊，上海川沙縣人，農村姑娘。矮、胖、圓臉。像目前電視中正在播放的兒童動畫片中的“小咪呣”。挺厲害，誰說她一句不的話也不行。開玩笑她會當真。動不動就這樣搶白你：“昨啦，瞧不起阿拉貧下中農女兒哇？”心眼卻很好，富有同情感。在十六名同學中，三年不說一句違心話，不做一件違心事的，我認為只有她一個人。“批鄧”時，每個同學都至少貼過一張表態性質的大字報。唯獨她例外，不寫。很乾脆地說：“阿拉寫不來嘛！”若是別的同學，起碼屬於路線鬥爭的立場問題。對她，沒人敢這麼上綱上線。誰也奈何不得她。

她確是“寫不來”。

老師將我和她編在一組，交給我幫助她提高“寫作水平”的任務。

我第一次看她寫的東西，是學期個人總結。連標點符號也不會用，一“逗”到底，最後一個實心大句號。而那字，像稻田裏插的秧苗，一律傾斜地“長”在格子裏，彷彿字字是從下往上挑着寫的。通篇有四分之一的字似是而非，缺胳膊短腿。語法就更談不到了。我想替她重標一下標點，力不從心。一“逗”到底，還看得明白。若重新斷句，則沒有一句話意思是完整的。

我十分驚詫，問：“你上過幾年學呀？”

答曰：“初一。”

又問：“為什麼初中都沒念完？”

答曰：“母親死了，家中缺勞力，幫父親掙工分。”

再問：“教你的語文老師沒給你講過如何運用標點符號嗎？”

答曰：“誰有耐心認真學那些？”

“為什麼？”

“不學那些就嫁不了人啦？”

我怔怔地瞧着她，許久不知說什麼。

她說崇明對面是台灣。我告訴她不是。她就跟我爭執不休。爭得我只好說是是是。

後來我才知道，張春橋對復旦中文系有過什麼“指示”，要招收一個文化很低的，根本不知“文學”為何物的學生，將其培養造就成為作家。以打破“文學神秘論”、“作家天才論”。她就是按照這樣的指示，招入復旦的“試驗品”。

知道了這個底細后，我常常替她感到悲哀。後來同學們差不多都知道了，卻沒有一個人告訴過她。她自己不知，也就從不悲哀。每月十七元伍角的助學金，吃飯很節省，竟能省下近半數的錢。不買書。買衣服。對我說：“兩個月添一件衣服，三年三十六個月，我至少能添十幾件衣服是不是？將來結婚的時候，就不必自己再添衣服了。”

我問：“你有對象了？”

她誠實地點點頭，說：“還沒定。”

問：“為什麼還沒定？”

答：“要是我分在上海了，就把他甩了！定了，將來就甩不掉了。”

問：“他很愛你？”

答：“當然，我們全公社，這幾年就出了我這麼一個大學生。”

她對我比對別的同學信任，肯講實話。

我在北大荒當過小學教師，就從怎樣運用標點符號起幫她提高“寫作水平”。三年來，我覺得我對她是盡了一個同學的義務的，不乏耐心。畢業時，除了逗號和句號，她還會運用冒號，引號，感嘆號了。字寫得依然如故，不見進步。殘字在她的文化廢墟上，依然可以組成一個“獨立王國”。

有年端午節她從川沙返校，給我帶回十幾個肉粽子。我說：“別都給我，也分給其他同學呀。”

她說：“哼，給他們個屁！”

她覺得所有的同學都瞧不起她這個“貧下中農的女兒”。其實更多的同學並非瞧不起她，是可憐她。她似乎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憐的。三年來與同學們“劃清界線”。

作集體畢業鑒定時，十六個同學中，對十五個同學她一言不發。只對我一個人發了言，提了三條優點。過後，她單獨找到我，說：“我算報答你了吧？”一句話，竟感動得我幾乎落淚。

三年，三條優點。還有那些肉粽子……她是個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姑娘。而且自尊心特強。

三年來我對她的一些所謂幫助，實在不值一報。對於提高她的“寫作水平”，也並不起什麼作用。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本欲告訴她，她為什麼會被招入復旦。卻終於沒有告訴她。我想她知道了，準會大哭一場。何必要讓她三年後懷着一顆深深受傷害的心靈離開復旦呢？

她離校時，除了我，沒有第二個同學去送她。因為她不向同學們告別。

我一直將她送到公共汽車站。她對我竟有些依依不捨。忽然她哭了，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能入復旦是怎麼回事了，把我當成‘試驗品’，所以我偏不努力學，讓他們掃興……”“他們”——當然不是指的老師們。老師們對她都很關心，她對此也不無感激。張春橋的任何一條“指示”都是復旦的法令。老師們沒有抗拒的力量。她自己，三年來不過是以一種消極的心理，嘲弄政治對她的命運的擺佈。

政治擺佈人，如同貓擺佈老鼠。

她還不是“工農兵學員”中最值得同情的一個。最值得同情的是評論專業的一個藏族女生。文化水平不比小樊高多少，兩個孩子的媽媽。入校後有壓力，也想孩子，對文學評論不感興趣，如同盲人對看電影不感興趣。數次要求退學，工宣隊不同意，黨委不批。她是農奴的女兒，認為退了她，是“階級感情”問題。

有天我端着臉盆到水房洗衣服，見她獃獃地站立在三樓走廊的一個窗口出神。一件衣服還未洗完，就聽“刷啦”一響，是什麼從樓上掉下去砸到樹的聲音。我覺着那聲音不祥，滿手肥皂沫衝出了水房——走廊窗口已不見了她的身影。俯窗一看，樓底下卧着她的軀體。

她摔死了……

這些人，這些事，漸漸使我意識到，復旦是不能滿足我強烈的求知慾的。它可以給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類東西：入黨，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墊腳石。想要多少塊？它可以給你多少塊！但需用等量的“實際行動”去換取。在給了工宣隊一個不良的最初印象后，對我來說，換取到那些東西，得“搖身一變”，往自己臉上多塗幾道反差油彩。

我沒有足夠的信心和足夠的勇氣。出賣自己也總需要點勇氣。徹底出賣自己則需要大的勇氣。

我唯願自己能無風無波地在復旦度過三年。

我想，我得本分一點才好。

然而“本分”要成為一個人的願望和原則時，還需獲得客觀的恩典。客觀不發“允許證”，主觀就像一個被無賴糾纏的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