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年後，年輕的寡居的伯爵夫人與自己的侄子結成夫妻。小說的名字我雖然記錯了，但是那女工臨死前說的話，銘刻在我記憶中。
我還記得對這篇小說的介紹中這樣寫道：“作品一發表，貴族階層大嘩，對作家進行憤怒的圍剿。貴婦淑女們，謾罵作家是一隻可憎的忘恩負義的猴子，‘一旦攀上高枝，便向人間作態’……”
陳老師自始至終聽得很認真。
他又問我看過哪些中國文學作品。
我老老實實地回答我都看過了什麼什麼。
他沉思了一會兒，忽然問：“看過《牛田洋》么？”
我說：“看過。語錄引用得太多，不是小說。”他不再問什麼。
我便告辭了。
抬大木的夥伴們圍住我，問我復旦的老師找我什麼事兒，問了些什麼，我怎樣回答的。
我複述了一遍，他們就一個個直拍大腿，說我是個大傻蛋，不該對復旦的老師賣弄，大談什麼西方文學。尤其不該貶低《牛田洋》，那是“革命樣板文學”。他們認為我如果回答得高明，興許能入復旦。
我想哪有這等好事落在我頭上？我上鶴崗市郵電學校，已是板上釘釘了。報以一笑而已。
第二天，那復旦的老師到師里去了。
隔了三天，他從師里回到了我們團，又把我找到招待所，一見面就對我說：“你的檔案，我從團裏帶到師里了，如今已從師里寄往複旦大學了。如果復旦複審合格，你就是復旦大學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學生了！”
我呆住了。半天講不出話。
他又說：“關於《牛田洋》的那些話，你如果真入了復旦，是不能再說的。復旦很複雜，言行要謹慎。不要希望目前情況之下能在大學學到很多，自己多看些書吧！多看書，對一個人今後總是有益處的。”
事後我才知道，那一次招生，整個東北地區只有兩個復旦大學的名額，都分在了黑龍江省。黑龍江省又都分在了兵團。其中一個名額又分在了我們二團。陳老師住在招待所里，偶讀《兵團戰士報》，發現了我的一篇小散文，便到宣傳股，將我幾年來發表的小散文、小詩、小小說一類，統統找到，認真讀了。還給黑龍江出版社去了一封信，了解我在那裏的表現。然後親自與團招生辦交涉。將我的名字同復旦大學聯在了一起。
是機遇嗎？不是機遇又是什麼呢？
從此我在許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機遇了。如果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對我不好，不連續兩年推薦我，便沒有這機遇。如果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的那些老編輯們給我寫封很壞的而不是很好的鑒定，便也沒這機遇。如果陳老師不是偶然在招待所中翻看《兵團戰士報》，仍沒這機遇。如果不是陳老師是另外一位老師來招生呢？更沒這機遇。
我的機遇是許許多多人給予我的。我甚至認為包括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和菜班班長。這次機遇是我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機遇決定了多少人的命運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僅僅因為沒有機遇，便默默無聞。而一旦有了機遇，誰又能斷定走在大馬路上的一個什麼人，不會在一番什麼事業中取得什麼成功呢？
當時我們兵團創作員中，不少人在寫作上都比我強得多。那次機遇卻偏偏落在我頭上。對他們真是不公正。對我真是太幸運。
我是兵團創作員中最早離開北大荒去上大學的一個。
讓我在這篇記述性文字中，對當年木材加工廠的我的知青夥伴們；對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在文學上給予我許多指引的老編輯們；對復旦大學的陳老師，再次表達我永遠的感激吧！
也讓我感激機遇吧！
這冥冥之中的彷彿法力無邊的主宰。
而且讓我說，人啊，都為別人更多地創造機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們每個人的機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業而不成功，有時實在不是因為缺少才華，而是缺少機遇。進而言之，是缺少為他或她創造機遇的一些人們。我們為他人創造機遇，更多的時候並不損失我們自己的什麼利益。何樂而不為呢？僅僅因為“我不能，你便也別想”這樣一種心理，斷送了別人可能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機遇，那是多麼該詛咒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點，生活將會變得多麼美好！
有一部電影中的一個情節，令我感動至深，永難忘記。
年輕的蕭邦初到巴黎，無人賞識他的音樂天才。他偶識了喬治·桑——這也是機遇。喬治·桑引他進入自己的沙龍的第一天，邀請了許多音樂界名流，告訴他們，大音樂家李斯特將為他們演奏鋼琴曲。但有一個條件，需熄燭聽之。黑暗中，鋼琴聲將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聲止，掌聲起。喬治·桑挽着李斯特持燭走至鋼琴旁。這時人們才發現，演奏者原來並非李斯特，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持在法國女作家手中的蠟燭，照亮了未來的大音樂家的臉。
李斯特說：“這位年輕人演奏得好極了！我非常羨佩他的音樂天才！”
也許是虛構。但是真美好！美好的喬治·桑！美好的李斯特！當時眼望着銀幕，我流淚了。從此喜愛喬治·桑的作品。喜愛李斯特的樂曲，尤勝喜愛別的作品和別的樂曲。喬治·桑與蕭邦的愛情，對我來說，也成為容不得什麼人的什麼文字非議的愛情了……在接到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前的半個月，我每天仍抬木頭。身體愈加不行，撐着。以此感謝心中要感激的一切。一天，竟暈倒了……
我到復旦那天，兩腿浮腫，鞋襪難脫。以為是在火車上坐的。並不是，是急性肝病的癥狀。
當天晚上，專業已報到的同學們，聚在一起開“認識會”。天南地北，各自拿出帶來的好吃的東西，堆了一桌子。我只剩下幾個小蘋果，不好意思拿出來。也不好意思光吃別人的。就吸煙。
我的東北老鄉，Ｃ，女姓，放在桌上的是兩個哈爾濱特有的“大列巴”。有小臉盆那麼大。我只在很小時吃過幾次。當時哈爾濱難以買到。大家覺得新奇，切了，你一片他一片，都說好吃，我也拿起一片吃。吃的是老鄉的，太客氣反而顯得疏遠。我在一師，Ｃ來自五師，原先互不認識。心中暗想，同學中有一個老鄉兼兵團戰友，真不錯。
有一同學問：“聽說你們哈爾濱人天天吃這種‘大列巴’？”Ｃ回答：“當然。哈爾濱人個個都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
我覺得很有糾正一下的必要，便說：“只有百分之五，也許還更少的哈爾濱人是從小吃‘大列巴’長大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從小吃大餅子長大的。”
我說的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時哈爾濱人的糧食定量是——麵粉二斤、大米一斤，其餘全是粗糧。米面在一般家庭中，除了過年過節，都是給上班的人帶的。
Ｃ當即反駁我：“你一個人是吃大餅子長大的，也代表不了哈爾濱人。我就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
我據理力爭，說我是百分之九十五中的一個，當然代表大多數哈爾濱人。她不過是百分之五那“一小撮”中的一個，無論如何代表不了哈爾濱人。
她生氣了，說：“你說誰是‘一小撮’？告訴你，我的家庭是‘革幹家庭’！你侮辱革命幹部！”
我說：“我不知道啊！可你為什麼要說謊呢？為什麼要欺騙這麼多初識的同學們呢？你明明知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吃的是粗糧！哈爾濱人如果都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哈爾濱人早算進入共產主義了！”
我認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這是非辯論清楚不可的。對於這一類問題，我一向特別敏感，容不得別人當我面說一句假話。
她說：“你的話里明明有對現實不滿的意思！”我火了，說：“咱倆都是工農兵學員，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就算我對現實不滿，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她說：“我是一名共產黨員，那我就有權批判你！”我說：“你不過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共產黨員，統計一下，你在共產黨員中也不過是百分之五！”其他的同學就勸解。
他們越勸解，我越來氣。我希望他們都能夠相信我的真話，而不要相信Ｃ的假話。但他們似乎對我與Ｃ爭論的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只對“大列巴”感興趣。這比他們相信了Ｃ的話還令我氣憤。若在兵團，如果Ｃ不是女的，而是男的，說哈爾濱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從小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還堅持，非被吃大餅子長大的哈爾濱青年們合夥揍一頓不可！
怎麼能瞪着眼睛認真嚴肅的說假話呢？
Ｃ拍了一下桌子，氣勢洶洶地說：“你這是在分化我們黨員隊伍！”
我騰地立了起來，說：“滾你媽的！”將吃剩下那半片“大列巴”，狠狠朝桌上一摔，猛轉身離開了，回到自己的宿舍。
我以前從不罵人，是到木材加工廠後學會的。學會了，就覺得在必要時來一句“滾你媽的”，十分管用。
我躺在自己床上，還氣得不行，還想再去找Ｃ展開一場大辯論。忍而又忍，才忍住怒火。
我的性格中，有種過於認真而又過於激烈的劣根性。在連隊，跟幾任連幹部大吵過。在團里，跟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參謀長大吵過。到木材加工廠，性格依然不改。
我在初二便已入團。到了北大荒，要求重新入團。勞動很能幹，不怕苦不怕累的。就是因為這種性格，重新入團竟入不了啦。四年後，調到團宣傳股的前一年，只好又請求恢復團籍，補了十二元多的團費。教訓可謂深刻。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現在回想起來，哈爾濱人究竟是從小吃“大列巴”還是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什麼值得辯論的呢？吃大餅子長大的有之，吃“大列巴”夾紅腸長大的也有之。幹嘛臉紅脖子粗地爭誰代表百分之九十五哈爾濱人呢？
聽隔壁宿舍陣陣說笑聲，我忽然意識到，我是換到了另一種環境裏。復旦與北大荒太不一樣了。我將與之共處的同學也與木材加工廠抬木頭的夥伴們太不一樣了。我必須正視這個現實。想起陳老師在我們團招待所里對我說過的那番告誡的話，倏然地我心中產生了一種孤獨感。
隔壁宿舍里不斷傳來歡聲笑語。Ｃ的說笑聲尤為響亮。同學們吃着她的“大列巴”，當然不會表示懷疑她的話而相信我的話了。
可我從來沒有像那時那刻一樣，希望自己的話被相信。每月二斤麵粉的哈爾濱人……我心裏真是有些難過。
隔了兩天，我到醫務室去看身體複檢結果。醫生問過我的姓名，翻到我的化驗單，只看了一眼，就低聲叫道：“乖乖，好傢夥！”接著說：“你跟我來，你跟我來！”不用手扯我，用夾化驗單的夾板從背後頂着我往前走。我就這麼被頂上了醫務室的二樓，頂進了一扇三夾板臨時做成的門內。我糊裏糊塗地問：“這是什麼地方啊？”
醫生說：“肝炎隔離室。”
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帶病毒者——轉氨酶五百八十以上。
我請求道：“那也得讓我回宿舍一次呀！”
醫生說：“不行。你的一切東西都得經過嚴格消毒。消毒後日常用的我們會替你送來。從現在起你不能離開這裏！”
共有二十幾名各系各專業的新生被關閉在“肝炎隔離室”。我是其中肝指數最高的。大家的活動區僅限各房間。每房間四五人。有一個四十多平方米的大陽台。陽台下是籃球場。可誰也不願出現在陽台上，那好像等於自我展覽。
我苦悶起來，唯恐被退回兵團。未入復旦，不知復旦名氣。入了復旦，方知復旦果果真真是可以改變一個人命運的地方。有一個上海“老高三”的新生，與我對面床，每天向我講復旦的歷史。我才知道復旦是出名人的地方，不禁從此對這所大學肅然起敬。
有一天，學校里的氣氛似乎顯得有些異常。那“老高三”經常偷偷溜出隔離室，帶回一些消息。那天他又溜出去了，回來后告訴我們，是某國元首到學校參觀。還說翻譯就是復旦上一屆分配到外交部的學生。“肝友”中一個外語系的，不知為什麼就哭了。大家問他哭什麼？他說：“我的名額將來是要分到外交部去的，現在卻被關在這兒！”大家寂然。
大學既是往人頭腦里灌輸學問的地方，也是在人頭腦里編織夢幻的地方。天天批“智育第一”，學問貶值。“戴帽分配”——即入學前便已預知分配去向，尤使夢幻迷人。想想看，昨天還在握鋤把或掄大鎚，明天突然進了某某名牌大學，三年後將要被分配到什麼外交部、文化部、中宣部、《人民日報》社等等好去處，怎地不使人天天做夢呢？
“肝友”中還有一個國際政治系的，是廣西農村學員。“老高三”半真半假地對他說，他們這一屆國際政治系中，有分配到中國駐聯合國辦事處去的。他便天天夢想着有朝一日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每天不斷地沖葡萄糖水喝。以為轉氨酶會早降下來。還買了一本“肝臟病知識”，手不釋卷。一會兒用小鏡照舌苔，一會兒看手，害怕發現“肝掌”。
我也借來那本“肝臟病知識”讀，也學會了長長地伸出舌頭照着小鏡自己觀察自己的舌苔，也學會了觀察身上有沒有“蜘蛛痣”，手上出沒出現肝掌。也夢想。夢想有朝一日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文藝編輯室作一名編輯。為這個夢想也暗暗祈禱過。不是祈禱上帝，而是祈禱“復方”什麼“草沖劑”——醫生每天給我三次的草藥湯。
一天，剛剛吃過晚飯，正躺在床上憂愁，忽聽外面有人喊我。走到陽台上，朝下一望，是陳老師。見了他，就如同見了一位久別的親人，不禁淚潸潸無語。他仰視，我俯視，我倆好像戲台上《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和司馬懿。他見我那可憐樣子，安慰道：“別想的太多，安心養病。思想負擔太重，對肝病也是不利的。”
我說：“我真怕被退回去。”
他說：“一般情況下不會的。肝炎沒那麼可怕，也不是什麼不治之症。”
陳老師走後，我回到隔離病房，重新躺在床上，感到內心的憂鬱稍釋。
同學小莫給我送來十幾封信。一封家信，其餘全是木材加工廠抬大木的夥伴和宣傳股的朋友們寫來的。信給我帶來了一些安慰。
有三封信是宣傳股的姑娘們分別寫來的。我們宣傳股只有三位姑娘。北京姑娘小徐是廣播員，天津姑娘小張和鶴崗姑娘小張都是放映員。我總是叫她們“張天”、“張鶴”。我們宣傳股在政治部人最多。加上三名報道員、三名幹事、兩名男放映員，可謂是一個大家庭。股長當年也才三十六七歲，現役軍人，我們的“家長”，令我們感到很可親的一位“家長”。在我們面前，半點也沒有股長的架子。對政治部主任也是“敬而遠之”。
我們宣傳股的知青之間非常友好。三位姑娘，像我們的三位妹妹一樣。這原因很簡單，因為那時似乎誰也沒有談情說愛的念頭，關係都很單純。起碼我自己那時沒有產生過與三位姑娘中的哪一個談情說愛的念頭，也從未看出其他幾個小夥子對三位姑娘有過這種表示。
我上大學兩年之後，我在宣傳股時那種互相之間友好的關係就分崩離析了。都是愛情把這種關係搞壞了。畢竟不是親兄妹們。到了年齡，小夥子們總希望某一個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為自己的妻子。這是任誰也沒辦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間才有所謂純粹的友誼。這是一條關於男人和女人的定律。偽君子們才企圖證明這條定律是錯誤的。
我們宣傳股的三位姑娘，是三位非常可愛的姑娘。都很懂事，很溫柔，很善良。也都各有其美，各有動人之處。小徐的身體最弱，我們視她為最小的妹妹。說句實在話，我們是把她寵得有點任性了。但她的任性，也不過是鬧點女孩家的小脾氣而已。逗她幾句，就又笑了。她對我最好，比我小三歲，倒像我一位姐姐。經常善意地取笑我。不知為什麼，我很認真地說的話，很認真地做的事，在她看來，似也有幾分可笑。
最難忘的一件事是，夏天，我在河邊刷棉襖（我的棉襖髒了，一向是刷洗的，拆了就不可能再自己做上），忽然想游泳，將棉襖用一塊大石頭壓在河中，脫了衣服躍入河裏。游夠了，穿上衣服就走了。直至冬天快到了，卻哪裏也找不見棉襖了。一天猛然想起，是夏季泡在河裏了。到河邊去找，仍被大石壓着，凍在一層薄薄的冰下面。破冰撈出，已被小魚小蟲之類鑽了許許多多的蜂窩洞。拿回來曬，瞧着發愁。那時知青們普遍都很節儉，輕易不扔一雙鞋一件衣服，何況是棉衣。小徐聽說了這件事兒，好一頓笑。她非要親眼看看那棉襖成了什麼樣子不可。看到了，更笑得不行。笑了好幾氣兒，指點着我說：“你呀，你呀，你呀，你真應該帶個阿姨一塊兒下鄉！看來今後我有義務當你阿姨了，誰叫我們在一個股呢？你真叫姑娘們覺着可憐！”我被她的玩笑話說得臉紅紅的，認為自己整個兒是個“傻青”。她又說：“棉襖都這樣了，晒乾了又怎麼穿？還不成鎧甲啦？”要拿去替我拆了重做。我怕她費事，不肯。她竟自作主張濕淋淋沉甸甸的就硬拿了去。幾天後，她將棉襖替我做好了。送來時，要我叫她一聲“阿姨”。我說：“叫姐吧！”她讓步了，說：“也行啊！”我就叫了她一聲“姐”。我一看棉襖，認不出是自己的了。里兒也換了，面兒也換了，棉花分明也換了。厚厚的、新新的。她給我重做了一件襖……
“張天”呢，一口嬌小姐似的懶洋洋慢吞吞的天津話。人卻一點也不嬌氣。常像小夥子們似的，戴一頂單軍帽，將辮子掖在帽沿里。乍看，像個俊俊秀秀靦靦腆腆的小夥子。
我被“精簡”到木材加工廠，常回股里去玩玩。像回家一樣。
她見了我，總是首先笑盈盈地說一句：“你來了呀？”而後就靜靜地坐在一旁，聽我與股里的小夥子們聊天。偶爾插嘴說一句：“你瘦多了呢！”或者問：“勞動很累吧？”“我家裏寄來一聽麥乳精，你拿去吧？”她好像任何脾氣都沒有，從未和什麼人翻過臉。誰對她發脾氣，她也依然笑盈盈地瞧着人家，使對方的脾氣不發自消。
有一次，大禮堂放電影《杜鵑山》，我坐在放映機旁。斷了幾次片，機械連的幾個壞小子，就往她身上扔鞭炮。鞭炮接二連三在她身上爆炸，她只是一聲不響地接片子。我忍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願看的，滾出去！”那幾個壞小子也一齊站了起來，朝我跨過來，想揍我。
“你們別欺負人！”她停了放映機，將我掩護在身後。
我喊：“木材加工廠的哥兒們，有人想跟我動武！”
我們抬木班的夥伴們，還有其他許多木材加工廠的小夥子，忽啦啦站起來一片。木材加工廠的知青們，打架是出了名的，沒有哪一個連隊的知青敢惹。那幾個機械連的壞小子，見勢不妙，慌慌張張地逃出去了。
事後，她對我說：“你還有那麼多肯幫你打架的朋友啊？”我驕傲地說：“那是當然！”又問：“那幾個壞小子往你身上扔鞭炮，你怎麼一點兒都不生氣？”
她一笑，說：“跟他們生的那份兒氣呀？犯不着嘛！我不理他們，他們自己就會感到沒趣兒的！”說罷，塞到我手中兩塊糖……
“張鶴”是礦工的女兒。白白凈凈的，短髮齊耳。眼睛挺大，挺嫵媚。略胖。是三個姑娘中看起來發育最成熟的一個。也是三個姑娘中頂厲害的一個。有一次在連隊放電影，因為斷片次數多了，知青們起鬨。她便停了放映機，不肯再放。直至那個連隊的連長和指導員向她說許多好話……我讀着她們各自寄給我的信，感到極大的快樂。回憶着我們相處時的種種趣事，藉以排遣心中的憂鬱。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給她們之中的某一個寫一封求愛信。那時我非常強烈地渴望獲得愛情。可是她們之中我最愛誰呢？覺得她們都曾非常友好地對待我。認為她們之中無論誰將來成為我的妻子，我都會很幸福。的的確確，她們是三位非常好的姑娘。以後我在生活中再也沒有碰到過像她們那麼好的姑娘。一個人二十多歲時認為非常好的姑娘，到了三十五六歲回憶起來還認為非常好，那就真是好姑娘了。在二十多歲的青年眼中，姑娘便是姑娘。在三十五六歲乃至更大年齡的男人眼中，姑娘是女人。這就很要命。但男人們都如此。所以大抵只有青年或年輕人，才能真正看出一個“姑娘”的美點。到了“男人”這個年齡，覺得一個姑娘很美，實在是覺得一個“女人”很美。這之間的意念上的區別，有如看話劇與看電影的區別。也許我是個壞男人，才生出這麼不地道的體會。
於今我認識的姑娘中，漂亮的頗有幾個。八十年代的姑娘有八十年代姑娘的特點。有的毫無思想。毫無思想而又“徹底解放”，也便談不上有多少實在的感情。有的彷彿是女哲人，或者自以為是女哲人。女人到了哲人的地步，不復再是女人，而是怪物。即令美到如花似玉，也不過就是如花似玉的怪物。這兩類，都叫我受不了。又有八十年代的流行病傳染着她們——玩世不恭。真真地玩世不恭，那是一種境界。裝模作樣的玩世不恭，那是一種病態。是達到了某種境界還是染了某種病態，帶她們到自由市場上走一遭就分辨出來了。企圖少花元兒八角錢從小販手中買一件便宜衣服時，你就可以對她們直言：“你有病。”八十年代的姑娘裝模作樣地玩世不恭，和封建社會的公主小姐們裝模作樣地弱不禁風，一碼事。話題扯開去了，還談我們宣傳股的三個姑娘吧！
她們都沒有裝模作樣的毛病。她們也沒有那麼許多深刻的思想，但都非常珍重感情。她們寫給我的信，都流露出對我的真摯的關心。
我沒給她們中的哪一個寫求愛信。雖然有這念頭，卻提不起這精神。在“肝炎隔離病房”內寫求愛信，命運未卜，我只怕自己會寫得太不像樣子。但從此，就覺得三位姑娘中的哪一位，已經便是我的戀人了似的，心中明朗了許多。幾乎每天都拿出她們的信讀。
到了冬天，多數“肝友”都已“獲釋”，只剩下了我和另外三個。形影相弔，冷冷清清好不凄涼！情緒都壞到了極點。又過了半個多月，一天下午，一輛小卡車，將我們拉到了虹橋醫院。
我整個第一學期沒上一天課。
出院后，心情漸漸開朗，積壓了許多信件，就在一個星期天集中回復。於是又重讀了三位姑娘各自寫給我的幾封信，竟不知如何回復才妥當了。
人啊，人啊，有時真是令自己都鄙視自己。在學校“肝炎隔離病房”，在虹橋醫院，我天天都盼着三位姑娘給我來信，希望她們經常給我來信。多多益善。每收到她們的來信，便如獲至寶，彷彿收到包治肝炎的靈丹妙藥。從字裏行間，我尋找着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反覆咀嚼，細細體味，獲得着某種精神上的憐恤和安撫。而一旦離開了那種特殊的令人沮喪的環境，肝指數正常了，心術則變得有些鬼詐起來。
眼前擺着她們的幾封來信，頭腦中忽然閃過一種想法：我若回信，她們必再來信。導致書信往來不斷。繼而將會導致什麼呢？
導致什麼呢？——導致愛情。
毫無疑問。
曾認為被她們之中的任何一個所愛，將是莫大幸福的我，肝病初愈，便覺得未見其然了。是啊，我已經是復旦——全國名牌大學的大學生了，她們呢，還在北大荒。這愛的後果，又有何幸福可言呢？最不理想，我也會被分配到黑龍江出版社吧？一位出版社的編輯，在哈爾濱市什麼樣的姑娘物色不到呢？何必操之過急呢？凡事還是現實些的好啊！人是不是都在生病的時候才更需要獲得着的愛情呢？生病時所需要獲得着的愛情，病好了是否便都覺得不那麼太急於獲得了呢？我當時弄不明白自己是怎麼一回事了。好像心裏生出了一個鬼，在教我一點鬼詐。
我重讀那幾封信，便認為那些充滿友情的、流露關心的、善良而溫柔的話語，分明都包含着不直白、待我回信中主動表露的一個“愛”字。
我可不能。我想。我千萬別頭腦發昏，今朝一主動，則將永遠被動了。
信總是要回的。
不回，太沒人味了。
究竟怎麼回呢？想啊想啊，受心中那個鬼的啟發，想出了一個可謂“上策”。
於是我動筆在一張信紙上這樣寫：小徐、張天、張鶴：
你們的來信收到了……每一句都經過反覆推敲，既要表達出感激，又要在關係上拉開遠遠的距離。寫完之後，塗塗改改，句句換字，最後定稿一封給“知青姐妹”的致敬電一般的短訊。抄了一遍，再讀一遍，覺得挺滿意。料想她們收到這樣一封寫給她們的公開信，大約是不會再來信了。來信，也可能是聯名信了。聯名信就沒什麼需設防的後果了。我覺得自己挺聰明的。
信寄出后，過了一個多月，果然未收到她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回信。心中有鬼，必然有愧。終於按捺不住內疚心理，就給股里的一個朋友寫了封信。末尾似乎隨便地帶了一句——我給三位姑娘的回信她們收到否？何以竟不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