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二三點鐘，哈爾濱至上海的一趟火車進站。一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被人流裹着，步子虛浮地出了上海站。

上海很熱，三十四五度左右。這年輕人穿件卡嘰布的、舊的、在洗染店染過的、黑色而又變灰了的學生制服。一條嶄新的、褲線筆直的“的卡”褲子，藍色的，太長，折起一寸有餘。一雙半新的網球鞋。頭戴一頂嶄新單帽。

他左手拎皮革旅行包，右手拎網兜，裏面兜着一個新臉盆、牙具什麼的。

他避開人流，有些發懵，不知該往哪去。

他像東北農村某人民公社的小文書一類。更具體說，像《艷陽天》中的“馬立本”。連“馬立本”那點土瀟洒也沒有，模樣遲鈍。

雖然“文革”時期，講究穿着的上海人還是比全國其他大城市的人們明顯地穿得雅緻。

他很有些自慚其美“土”。

他從來也沒有見過滿大街的女人盡數裸胳膊裸腿的情形。他感到有些害羞，竟不知目光應朝什麼地方看才算個正經的年輕人。

從他眼面前走過的女人們，卻並不注意他。偶有一兩個女人看他一眼，完全是覺得他有些“憨大”。

他便更自慚，更害羞。

沒有一個男人像他似的頭上戴着頂嶄新的單帽。撐帽紙板還保留在帽子裏，未丟掉是為了帽臉兒顯得更陡，給自己增添點精神。

他不由得將帽子摘了下來，塞進手提兜里。可是想到自己一個多月前剃禿頭，頭髮生出還不足半寸，一定更傻裏傻氣，又取出帽子重新戴上。撐帽紙板折壞了，只好扔了。單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麼像樣。有幾分沮喪。他是我。

如果上海的年輕人們知道我隨身帶着一份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入學通知書，他們肯定會非常羨慕甚至可能嫉妒我這個“東北土老帽”的。那年頭“工農兵學員”正吃香，復旦又是國內名牌大學。我家祖墳大冒紅煙紫氣！我向一個清掃工問去復旦怎樣乘車。

他上下打量我一陣，反問：“新入學的工農兵學員？”我不無自豪地點頭。

又問：“從哪兒來？”

我回答：“北大荒。”

再問：“北大荒當地人？”

答：“哈爾濱知青。”

他說：“我女兒也在北大荒，一師三團。”

我說：“我在二團。”

他詢問兵團知青的近況。我很樂意地回答了他提出的種種問題。我的上海知青朋友很多，上海話早已聽慣。他對我頗產生了一點好感，末了說：“復旦大學的接站車停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我帶你去。”……我能進入復旦，自己完全沒想到。

一九七三年初，我從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總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市回到我們一師二團。我是到兵團總部去參加文學創作學習班的。我是團宣傳股報道員，兵團業餘文學創作員。

回到團部剛幾天，政治部主任帶我到木材加工廠“蹲點”，總結“政治思想工作”經驗。木材加工廠是團後勤處直屬連隊，在團部附近，離團機關區只五六分鐘的路。木材加工廠有一個鶴崗知識青年，抬大木時摔斷了腿，被送到師部醫院住院。腿好后，他從醫院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要求回鶴崗市探一次家。連隊領導沒批准。他私自回到了鶴崗。他的母親給連隊領導寫了一封信，其中有句質問的話：“我的兒子千里迢迢去到邊疆，在勞動中摔斷了腿，我自己也在生病，難道你們當連隊領導的，竟沒有批准我兒子探一次家的善心嗎？”可想而知，這封信使連隊領導惱怒到什麼程度。他一個星期後回到連隊的當天，團支部召開會議，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並討論對他的處分。“討論”不過是一種形式，處分已在他回到連隊之前就確定了——開除團籍。

我以團政治部工作組成員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這次基層連隊的團組織特殊會議。會前我了解到，連隊領導已找過一些團員骨幹個別談話，“指示”他們在討論處分時起到“應起的作用”。團支部書記、一位哈爾濱姑娘，對連長和指導員的“指示”當然心領神會，毫無疑義，“堅決照辦”的了。這種做法，本應被列為破壞團組織原則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小動作”，是不光明正大的。也是對每個團員意志施加的壓力。更不利於一個基層連隊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那個鶴崗知青痛哭流涕地反覆承認錯誤，作了檢討之後，在經過一陣沉默之後，在由團支部書記宣佈給予他開除團籍的組織處分之後，在那幾個連長、指導員找他們個別談過話的團員骨幹同時舉起手之後，在其他團員們十分猶豫的時候，我忍耐不住了，開口發言了。我的性格不允許我在那一時刻保持沉默。而當我對什麼事情不贊同的時候，我的言詞往往是尖酸刻薄的。我當時說了些什麼，無須贅述。總之，團支部書記兼副指導員顯得非常尷尬和難堪，幾乎是憤憤然地吩咐一個團員：“去把連長和指導員找來！”

連長來了。指導員也來了。兩位連隊領導的“坐陣”局面，使氣氛格外嚴峻。這種嚴峻的氣氛，將我推到了被迫“迎戰”的地位。而人一旦被推到這種地位，哪怕是一個沉着練達的人，有時也會變得一反常態，激昂慷慨起來的。我天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沉着練達的人。我的氣質中有種易於衝動、易於激昂慷慨的不良基因。而我一旦衝動起來，豈止“激昂慷慨”而已，簡直可以說“目中無人”，“氣沖霄漢”！尤其當我深信正義是在我一方時，我是頗有點不怕天不怕地的。

我當時又說了些什麼，連我自己如今也記不清了。有一點卻記得很清楚，連長沒坐多一會兒，就一言未發，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指導員比連長涵養好，默默地吸了兩支煙，也站起身走了。他雖然表面上不動聲色，但離開前狠狠踩滅煙蒂的動作，也夠令人“觸目驚心”的。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工作組成員的身份，他當時絕不會表現得那麼有涵養。團支部書記也要起身走，我把她叫住了，對她說：“團組織會還沒開完呢，你不能走！”她只好留下，眼淚汪汪的，幾乎快哭了。

多數團員知青，對於出現了這樣一種他們萬萬料想不到的、“劍拔弩張”的局面，既感到震驚，也暗暗感到欽佩。我無形中成了代表他們被壓制的意見的人。他們主張繼續表決。表決的結果——給那個鶴崗知青警告處分。這等於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威信的一次嚴重打擊。

剖析起來，我的“仗義執言”，倒並非主要是受所謂“正義感”的驅使。還有更為主要的，當時連我自己也根本不可能意識到的心理因素起強烈作用。這種心理，就是身為一個知識青年，經常受到種種抑制性的不正當的“管束”，人格被“領導意志”隨心所欲地扭曲，情緒被外界力量無端地粗暴地施加騷擾，尋找機會想得以發泄，表示反抗的心理。不過在什麼機會下，以什麼事件為導火索，以什麼方式發泄和反抗，因人而異罷了。這件事，我在我的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作為“情節”移植到女主人公李曉燕身上了。

我以我認為恰當的方式發泄了。我的心理感到了一種發泄后的滿足，感到了一種類乎“大獲全勝”的痛快。一種從未有過的痛快。

然而，“大獲全勝”的不是我，也不可能是我。我不過扮演了一次“唐·吉訶德”式的慘敗者的角色而已。

我已說過，從木材加工廠到團部只需五六分鐘。剛表決完，還沒散會，我就被叫去接電話。政治部主任從團部打來的。

“放下電話，立刻跑步到我的辦公室！”政治部主任在電話中用異常嚴厲的語調命令。

我沒跑步，但走得很快。走進政治部主任辦公室，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坐在辦公室里，都幸災樂禍地瞧着我，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氣。

“從今天起，不，從現在起，你不再是工作組成員了！你必須在木材加工廠團支部會議上做深刻檢查！”主任對我拍桌子瞪眼睛。

“沒什麼可檢查的！”我惱火透了。

“你太放肆了！”主任氣得臉色紫紅。

我頂撞道：“作為一個人，我有權放肆一次！”主任腮幫子抽搐，說不出話。

“小梁，你何必發這麼大火呢！有話好好講嘛！”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虛偽地勸說我。

我狠狠瞪了他們一眼，走出了主任辦公室。

政治部主任對我沒有半點好印象。他給我的印象更不怎麼樣。我從連隊調到宣傳股兩個多月後，我們連的文書，一位小巧玲瓏的“安琪兒”般的牡丹江姑娘，也調到了團部組織股。她報到的當天，吃晚飯的時候，我和她肩並肩向機關食堂走。政治部主任吃罷了晚飯，迎着我們倆往回走。相距三十步遠，我就發現他的五官往一塊兒擠，在臉上擠出了一堆笑。儘管我不愛看他那種笑，但卻認為他是在對我笑。自從我調到宣傳股后，他只對我簡短地說過幾句例行公事的話，還從沒對我笑過。

主任對我笑，而且是第一次，僅僅出於禮貌，我想我也應對主任笑。

我心裏那麼想，表情上也就相應地作出了一種笑模笑樣。笑得不怎麼自然，也不怎麼由衷。

相距二十步遠，主任臉上那堆笑更加可掬了。

相距十步遠，我才看出，主任臉上那堆笑，並非為我，而是呈獻給我身旁那位“安琪兒”般的她的。目光，是聚焦的。整整齊齊的兩束，投射向一個焦點——她的臉。連點兒餘光，也沒賞賜給我。我那笑模笑樣，算是白作出了。像一個蹩腳的“二傳手”，移傳不到位。

我撇下她，識趣地獨自走了。從那一天起，我就認定政治部主任不是個好東西。來事實證明，我對人的看法還有準頭。他終於因為道德敗壞，被開除了軍籍、黨籍，撤消了一切幹部職務，“發配”到我的老連隊，成了名符其實的“二勞改”。

這個“不是好東西”的人，在當時，還沒有充分的證據被公認為“壞東西”，因此也就還完全操縱着我這個小小報道員的命運。

不久，團機關開始“精簡機構”。政治部所屬幹部、組織、宣傳三個股要精簡掉二十二分之一。我是一。

宣傳股長覺得有些對不住我，安慰我：“你到機械連吧，能學點技術。以後，找個機會，我再把你抽上來。”我沒到機械連去。

我那時年少氣盛。一種對政治部主任，對木材加工廠連長和指導員的挑戰情緒，促使我要求到木材加工廠去。這樣的要求當然不會遭到拒絕。

在木材加工廠的連部里，連長坐在椅子上，撩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條斯理地說：“你自願來到木材加工廠，我當然很歡迎。在哪裏跌倒，在哪裏爬起來嘛！可我們這兒沒輕活啊！”

他分明對我落到這種地步很高興。

我問：“什麼活最累？”

他說：“抬大木。”

我說：“我抬大木。”

他說：“好啊！”

他站起來，從辦公櫃裏取出一雙帆布手套、一副墊肩，放在桌子上，悠悠然走出去了……我永遠感激當年木材加工廠抬木班的知青夥伴們，他們對我的愛護之情，勝似兄弟。他們認為我是被“貶”到木材加工廠的。他們覺得有義務愛護我。最初三個月內，我的肩膀幾乎沒挨過“蘑菇頭”——抬大木的杠棒。只是用卡鉤搬搬木頭。三個月後，在我的要求下，他們才開始輪流與我搭對抬木頭。我的腳步起初總是踏不上號子，大原木前扭后晃，左右搖擺，“耍龍”不止。好幾個人由於和我搭對子扭傷了腰，卻沒有一個人對我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我永遠感激他們。

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姓名和綽號。他們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常常浮現眼前。在北京的幾個，雖然都已成了家，各自被家庭和工作所累，來往不多了。但每到春節，總是要互相看望看望的。

他們性格各異，都很豪爽，很正直。也許這一點與特殊的體力勞動分不開。八個人，哼起號子，抬千斤重木，是不可能不齊心的。一聲“弟兄們，起呀……”將人和人拉近了。四個月後，招生名額下到連里了。

我成為三名被推薦者之一，名列第二。

但那一年出了個張鐵生，我沒走成。

政治部主任也不甘心讓我去上大學。他親自將我的名字劃掉了。

第二年，木材加工廠只分到兩個名額：一個大學名額，一個中專名額。大學名額是哈爾濱師範學院。中專名額是鶴崗市郵電學校。

那時我已借調到黑龍江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為期一年。對上大學不感什麼興趣了。唯希望一年後興許會被留在出版社，作一名編輯。因為他們對我好，有這個意思。

但連隊的知青夥伴們替我報了名。推薦的結果，我名列第三。夥伴們還頗為我遺憾。我從哈爾濱回木材加工廠“探家”，推薦工作剛剛結束。

被推薦到鶴崗市郵電學校的，是一名鶴崗知青，木材加工廠的衛生員。他處了個女朋友，是我們哈爾濱姑娘，菜班班長。

推薦結束的當天晚上，菜班班長約衛生員“會晤”。她對他說：“你千萬不要去上什麼郵電學校吧！鶴崗不過是個小小煤城，回去當郵遞員圖的什麼呢？衛生員在我們這裏很吃香，人人求得着，難道你捨得丟掉聽診器嗎？”衛生員猶豫起來。

菜班班長進而含情脈脈地說：“反正我是無論如何也不讓你走的！你一走，我們的愛情就完結了！我怕你回到鶴崗，會愛上別的姑娘！”

衛生員信誓旦旦，言道人雖離開，心是永遠不變的。菜班班長哭了，又說：“就算你不會變心，將來兩地生活，多麼不幸福啊！”

衛生員終於被說服，為了愛情，作出“犧牲”，放棄名額。

菜班班長卻瞞着衛生員，去找後勤處長，說她的男朋友希望能由她頂替這個名額，懇求後勤處長成全他們的願望。

木材加工廠歸後勤處領導。後勤處長經常到木材加工廠走走，對菜班班長這個哈爾濱姑娘印象不錯，爽快答應。

一個鶴崗市郵電學校的名額，誰頂替誰都不至於引起什麼風波。何況又是女朋友頂替男朋友。更何況後勤處長親自出面說情。招生辦認為反正不算原則問題，同意了。這豈能瞞得過衛生員？

衛生員知道后，未免生氣，質問女朋友，怎麼可以“偷梁換柱”呢？

菜班班長說：“我是太想上學，太想離開兵團了。只要能離開兵團，到任何一個小城市去都行！為了我們的愛情，你就徹底作出犧牲吧！我絕不會對你變心的！其實呢，兩地生活，也有兩地生活的好處。不經常在一起，思念會加深愛情的……”云云。

衛生員對這樣的話頗不受用。他真愛她。上了一次當，就不怎麼肯輕信她。於是找到招生辦吵鬧。

招生辦覺得他們無事生非，很惱火，對他們說：“拉倒吧！你們都紮根邊疆吧！”

結果，他們兩個上鶴崗市郵電學校的資格都被取消。感情卻未破裂，似乎斷了想法反而更相愛了。

連里呢，認為別白瞎一個名額啊！指導員就去招生辦交涉，又將這個名額要回來了。要回來，是為了讓另一個女知青走。指導員和那個女知青的關係有點非正常。

連里的知青們不同意，說應該讓我走。因為我是經過推薦的。而且名列第三。名列第二的沒資格了，當然該名列第三的走。

我呢，其實又不想去上什麼郵電學校。分配去向是預先明告的——鶴崗市郵電部門。我一想到以後將穿着一身綠衣服，在小小的煤城鶴崗的某一郵電所里整天拿着一顆郵章不停地蓋東蓋西，或者騎輛自行車叮鈴鈴地駛街穿巷，覺得並不美好。

夥伴們說服我。他們講人挪活樹挪死。他們講你想留在黑龍江出版社沒那麼容易。從兵團調走一個知青關卡多着呢！你身體這麼不好，再回到木材加工廠抬大木，非把你累垮了不可！他們講團里的幹部們不喜歡你，連里的幹部們也不待見你，不走留戀的又是什麼呢？

那個當初因為我替他說了一句公道話才保留了團籍的鶴崗知青對我說：“我爸爸是《鶴崗日報》的副主編，你千萬別錯過這機會！將來我讓我爸爸想辦法將你調到《鶴崗日報》當記者！”

我不忍辜負他們的好心。而且對能否留在黑龍江出版社當一名編輯，毫無把握，就作出了我一生中很重大的一次決定——去當一名鶴崗市公民。

我對抬大木這重體力活也確實有些怵了。那一時期我吃不下飯，渾身無力，走路雙腿發軟，不要說抬大木上高跳板了。有一次險些在三節跳板上被壓趴下。果真如此，我的小命也早就報銷在大木之下了。我自己不知道，那時我已患了急性無黃疸型肝炎。肝功能損傷嚴重。

我的名字報到團招生辦的第二天。我正硬撐着和夥伴們抬大木，連長走來了，對我說復旦的一名老師要見見我，叫我立刻到招待所去。

“負擔？什麼負擔？”我有些疑惑。慚愧得很，直到那一天，我還不知道中國有所著名的大學是復旦大學。只知道清華、北大、哈工大、哈軍工。如果我“大串聯”時到過上海，肯定會知道的。但我沒到過。平素也未從上海知青口中聽過“復旦”二字。一個初中畢業生，又怎麼會知道全國的每一所名牌大學呢？

連長顯然也糊裏糊塗，說：“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就去到了招待所，見到的是復旦的一位四十餘歲的男老師。如果我沒記錯，他姓陳。政治經濟系的。

他對我很熱情，問我都讀過哪些文學書籍，我就回答他讀過了什麼什麼。

又問我最喜歡哪些著作。

我說：“《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與黑》、《紅字》……”

“在這幾本書中，最感動你的是哪本書？”

我想了想，說：“《紅與黑》。”

“為什麼？”

我語塞了。我看《紅與黑》，是在初中一年級。記得讀完這本書，我痛哭了一場。我最同情的倒不是於連，而是德·瑞那夫人。她對於連的愛，在我看來太令人傷心太不幸了。我想我要是於連，可能會朝自己的太陽穴開一槍，絕不忍去傷害那麼樣熱烈那麼樣痴情地愛過自己的女人。而且看過《紅與黑》后，我常常設想另一種結局——於連越獄逃走，帶着德·瑞那夫人雙雙逃到一個孤島或大森林裏去，有情人終成眷屬，生下一個兒子一個女兒，白頭到老……我就把這些想法講了。

他很認真地聽。

最後我說：“第一次被深深地感動和第一次戀愛一樣，是難忘的。”

他看我一眼，忽然想到了什麼，問：“你有女朋友？”我搖頭說：“沒有。”

他還問：“真的？”

我說：“為什麼要騙你呢？”

他說：“好，很好。”

我當時並不明白他為什麼認為我沒有女朋友“好”，而且“很好”。

但能有這麼一位大學老師很認真地聽一個知青談文學，我覺得格外高興，不再感到拘束，又談起了別的作品。記得我還談到了《納賽·吉約》。這是一個短篇，小學五年級看的。篇名中肯定有兩個字我記錯了或顛倒了。而且是不是梅里美的作品，也搞不太清楚了。內容是：一個富家子弟與一個孤兒院長大的美麗女工相愛，但又沒有娶她為妻的意思。她無法擺脫對他的愛情，跳樓自殺，未死，摔斷了一條腿。被一個專作慈善事情的年輕的伯爵夫人所憐憫，送到醫院裏，天天給她讀聖經，教導她為自己“罪惡”的愛情懺悔。富家子弟深感內疚，決心娶女工為妻。但他的監護人，也是他的小姨反對這種愛情。認為一個富家子弟愛一個女工是有失貴族體面的愛情。那小姨就是那伯爵夫人，她亦愛上了自己的侄子。結局是：那女工凄涼地死在醫院裏，伯爵夫人阻擋了她的情人與她的每一次見面。伯爵夫人要女工臨死前向上帝懺悔。

她說：“我愛過。”

她說：“是我，我愛過。”

她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