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會議主持者在會議室門外等我，和我並肩走入餐廳。邊走邊說，希望我明天談談“四人幫”所推行的極“左”教育路線，對藝術院校教育方針教育方向的干擾破壞。我只好“極其謙虛”地拒絕。

我不是一個沒有說過謊的人。但是，跨出復旦校門那一天，我在日記上曾寫下過這樣的話：“這些年，我認清了那麼多虛偽的人，見過那麼多虛偽的事，聽過那麼多謊話，自己也違心地說過那麼多謊話，從此我要做一個誠實的人……”

我這“要作一個誠實的人”的人，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彌天大謊！

那的確是我離開大學后第一次說謊，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電影童星”一記耳光而說是“跟他鬧着玩”。

我第二次說謊，像一個謊話連篇的人一樣，說得那麼逼真，那麼周正。

我內心感到羞恥到了極點。

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青年，僅僅由於在某一個不正常的時期邁入了這所大學的校門，便如同私生子隱瞞自己的身世，在許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隱瞞自己的“廬山真面目”，真是歷史的悲哀！

就個人心理來說，這是十分可鄙的。

但這絕非我自己一個“工農兵學員”的心理。這種心理，像不可見的潰瘍，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農兵學員”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類。對於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又多麼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謊話，當晚就被戳穿——我們編輯部的某位領導來西苑看望在華南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曉得。

第二天，我遲到了十分鐘。在二樓樓口，被一位老者攔住。

他對我說：“你先不要進會議室。”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說：“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問：“知道什麼了？”

“知道你是一個‘工農兵學員’。”他那深沉的目光，嚴肅地注視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聲說：“大家很氣憤，正在議論你。你為什麼要扯謊呢？為什麼要欺騙大家呢？”他搖搖頭，聲音更低地說：“這多不好，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會簡報組彙報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國“高教”會上，在粉碎“四人幫”后，謊言和虛偽正開始從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肅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農兵學員”，卻大言不慚地自稱是“·文·革”·前電影學院導演系的畢業生，這的確是太令人生氣了。

我垂下了頭，臉紅得發燒。

我羞慚地對那老者說：“您替我講幾句好話吧，千萬別使我的名字上簡報啊！”

他說：“我已經這樣做了。”

他的目光那麼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時刻，也是最使人難以承受的目光。我覺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裏了。

他說：“我們到樓外走走好嗎？”

我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我們在樓外走着，他向我講了許多應該怎樣看待自己是一個“工農兵學員”的道理。當他陪着我走回到會議室門前，我還是缺乏足夠的勇氣進入。

他說：“世上沒有一個人敢聲明自己從未說過謊。進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齊進入了會議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這位令我感激不盡的老者，原來是老教育家吳伯簫。

吳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個引起我發自內心的無比尊敬的人。

“高教”會結束后，他給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歡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時他家住沙灘。我到他家去過兩次。

第一次他贈我散文集《北極星》。

第二次他贈我散文集《布衣集》，並贈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欽”四字。他親自替我刻的。

兩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寫作。一見我，他立刻放下筆，沏茶，找煙，面對面與我相坐，與我交談。

他是那麼平易近人，簡直使我懷疑他是個絲毫沒有脾氣的人。

他臉上的表情總是那麼安詳。與我說話時，眼睛注視着我。聽我說話時，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聽力不佳。

我最難忘的是他那種目光，那麼坦誠，那麼親切，那麼真摯。注視着我時，我便覺心中的煩愁減少了許多許多。

那時他家的居住條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僅有兩間廂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間，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間以木條為骨，裱着大白紙，作為間壁。裏邊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邊一半是他的寫作間。一張桌子，就佔去了外間的大部分面積。我們兩人落座，第三個人就幾乎無處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爐，兩次去他家都見房檐下炊煙裊裊，地上貼着幾排新做的煤餅子。

我問他為什麼居住條件這樣差？

他笑笑，說：“這不是滿好嗎？有睡覺的地方，有寫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辭時，他都一直將我送到公共汽車站。

我向他傾述了許多做人和處世的煩惱。他循循善誘地開導了我許多做人和處事的道理。

他這樣對我說過：多一份真誠，多一個朋友。少一份真誠，少一個朋友。沒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貧者。誰想尋找到完全沒有缺點的朋友，那麼就連他自己都不可能成為他的朋友。一個人有許多長處，卻不正直。這樣的人不能引為朋友。一個人有許多缺點，但是正直，這樣的人應該與之交往。正直與否，這是一個人品質中最重要的一點。你的朋友們是你的鏡子。你交往一些什麼樣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質來。我們常常是通過與朋友的品質的對比，認清了我們自己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北影的一位同志，從前曾在吳老領導下工作過。他敬稱吳老為自己的“老師”——他已經是四十五六歲了。我常於晚上看見他在廠院內散步，卻從未說過話。

有次我們又相遇，他主動說：“吳老要我代問你好。”我們便交談起來，主要話題談的是吳老。

他告訴我這樣一件事：當年他與六個年輕人在吳老直接領導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丟了二百元錢，向吳老彙報了。吳老囑他不要聲張，說一定能找到。過了幾天，六個年輕人都在場的情況下，吳老將二百元錢交給失主，說：“你的錢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後放到我抽屜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興。當天，又有二百元錢出現在吳老抽屜里。原來他交給失主的那二百元錢，是他自己的。但對這件事，他再也沒追究過。六個年輕人先後離開他時，都戀戀不捨，有的甚至哭了……

“因為吳老當時很信任我，只對我一個人講過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說：“吳老認為，究竟誰偷了那二百元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六個年輕人中，有一個犯了一次錯誤，但自己糾正了。這使我感到高興啊！”

聽了這件事以後，我心中對吳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聯想到了蘇聯教育家馬卡連柯。

對年輕人寬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風範。

因吳老身體不好，業餘時間又在寫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數多了，反而打擾他，就再未去過他家。

我最初幾篇稚嫩的小說發表，將刊物寄給他。

他回信大大鼓勵了我一番，而且稱我“曉聲文弟”，希望我也對他的作品提出藝術意見，使我愧怍之極。信是用毛筆寫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後，我出差在外地，偶從報紙上看到吳老去世的消息，悲痛萬分。將自己關在招待所房間裏，失聲慟哭一場……《北極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愛。我們中學時期語文課本中的一篇《延安的紡車》，便收在《北極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愛《布衣集》。

我將《布衣集》放在我書架的最上一檔，與許多我喜愛的書並列。

吳老，吳老，您生前，我未當面對您說過這句話，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對您說——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僅僅因為當年您使我的姓名免於羞恥地出現在全國第四次“高教”會的簡報上，不僅僅因為您後來對我的引導和教誨，還因為您的《布衣集》。雖然它是那麼薄的一本小集子，遠不能與那些大部頭的長篇小說或什麼全集、選集之類相比，雖然它沒有獲得過什麼文學獎。您真摯地召喚並在思想上、情操上實踐着“布衣精神”。這種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認為已經過時了，似乎已經不那麼光榮了，似乎已經是知識分子的“迂腐”之論了。

您在給我的信中卻這樣寫道：“我所謂的‘布衣精神’，便是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不為貪圖個人一切好處而思想，而行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識分子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知識方面的貢獻。共產黨人有了這種精神，才會有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方面的貢獻。因而‘布衣精神’不但應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尤其應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

吳老，您是老知識分子，您亦是老共產黨員。從這兩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將“布衣精神”，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品格原則的，也是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品格原則的。您對這種精神，懷着一種兒童般的執着鍥而不捨。但願我到了您那樣的年紀，能有資格毫不慚愧地對自己說：“我不為權，不為錢，不為利，不為名，清清白白地寫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輩子人，沒損害過侵佔過或變相侵佔過老百姓一丁點利益！……”

如今穿布衣的知識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人少了。穿布衣的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少了。因為有了的確涼、的卡、混紡、其他什麼什麼的。共產黨如果成了布衣黨，在二十世紀八十年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產黨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黨，那則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產生別的一番滋味了！

您正是在身後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嘆，召喚着一種黨風，召喚着一種黨的幹部之風啊！

現實真真有愧於您生前那兒童般執着的信念和寓言般樸素的思想啊！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積澱和種種歷史淵源所至，一向是崇尚權力的。而封建王權便是以這種崇尚為其社會基礎的。這是我們民族愚昧的一面。人類不應受王權的統治，而只應受知識的統治。這叫人類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個時期我們的社會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識的良好風氣開始發端，但很快又被對金錢的崇拜所滌盪了。

金錢，這個討人喜愛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國人的靈魂，吞噬着某些中國共產黨人的靈魂。

前一時期，省委書記有兼某某公司經理者，市委書記有兼某某公司經理者，地縣委書記們更趨之若鶩，甚至連軍區司令員副司令員，也成了戴着紅領章紅帽徽的買賣人。是為老百姓嫌錢么？還是賺老百姓的錢？更有他們的妻子兒女，假經商之名，堂而皇之地行走私之實。不走私，國外銀行何以能夠幾萬十幾萬地立戶頭？

連《參考消息》上都登了，大概總不至於是無中生有，階級敵人對共產黨的誣衊吧？

不是說“先使一部分人富起來”么？應該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來才對啊！倘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們，都利用職權，着急慌忙地，爭先恐後地先使自己富起來，還算什麼“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

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中國的一切財富，巨細無遺，都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任何侵吞、揮霍、浪費人民財產的行為，都不應是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的行為，都是醜行，都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這樣。如今人民對黨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不變；希望黨風徹底好轉；希望黨內有幾位“包龍圖”，剷除邪惡，輔佐“朝綱”；希望改革之舉成績更大，彎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則是——黨內損公肥己、以權謀私者們不再繼續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們，又拿他們沒辦法。因為人民已將權力交給了他們，就像李爾王將王杖，交給了對自己始而恭順繼而飛揚跋扈的女兒女婿們一樣。

老百姓有句話——“再一再二不可再三”。這也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義最厚道的老百姓。他們很通情達理。江山是老共產黨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們有資格伸手向人民要好處。人民給，而且人民已經給了。包括他們的子孫輩們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裏的東西一樣去拿，去撈種種特殊的好處，人民也能寬宏地沉默着。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太仁義太厚道了。但是中國很窮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普遍還很窮啊！要達到小康，還得努力奮鬥到本世紀末呢！人民給不了那麼多，人民負擔不起。什麼事情都得慢慢兒來，也得容人民慢慢兒給。別撈得太急了。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還是只有希望而已。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仁義更厚道呢？哪個國家的老百姓比中國的老百姓更善於忍耐，更善於在忍耐之中仍懷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權謀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來，全不將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應該感到羞愧的。

就在幾天前，哈爾濱市一家制本廠廠長來找我，還講到這樣一件事：他們廠要買一台某種型號的印刷機，難以買到，就有人好心地為他介紹了一位經商的幹部子弟。

對方說：你們要買的印刷機我有，可以賣給你們，但你們得給我百分之十的“個人勞務費”。給，明天就可提貨。

一台印刷機十七萬元。百分之十——一萬七千元。問：“給開發貨票嗎？”

答：“‘個人勞務費’，開什麼發票？”

拿國家生產的機器轉手倒賣，一張口就敢一萬二萬的要“小費”，還美其名曰：“個人勞務”，這叫幹什麼？！而且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紹信為擴大再生產買不到，怎地竟會在某些人手中囤積居奇？他們靠的是哪方面的權力？

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寫作，父親來叫我，說家中來了一位個子高高的外國人。

我到北京后，素少交際，更從未結識過外國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見一外國人靜坐以待——申·沃克！

自從他離開復旦后，我從未見過他，以為他再也不會到中國來了。

想不到他竟從天而降，我們彼此的高興心情，不必贅述。

我向父親介紹道：“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沃克站起身，頭觸到了吊燈罩子，噼里啪啦掉下無數塑料飾穗。

他臉倏地紅了，立刻彎腰去撿。他那高個子，彎下去就很困難。只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個高高挑挑的外國小姐，正行着曲膝禮時一條腿抽筋了。

我忍笑幫他撿。

父親則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麼時候，在什麼情況之下認識了這個外國人，而且稱他為“朋友”。父親是怕我出了點名，忘乎所以，犯什麼“國際錯誤”。父親習慣於將“裏通外國”說成“國際錯誤”。對與外國人交往這種事，父親的思想認識仍停滯在“文革”時期，半點也沒“開放”。

他常說：“別看那些與外國人交往的中國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樣，保不準哪一天又會倒霉，到時候哭都來不及。”

沃克將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飾穗全部接過去，從容不迫地往吊燈罩上安裝。

我見父親那種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麼，又補充介紹道：“在復旦時，我們倆一個宿舍住過呢！”

沃克安裝完畢，對父親笑笑，落座，也說：“我和曉聲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國交往的第一個朋友。那時還是‘四人幫’時期呢，我們的友誼是經過了一些考驗的。”說著轉臉瞧我，意思是問我——對嗎？

“正是這樣。”我對他說，也是對父親說。

父親“哦，哦……”應着，退出屋去，再未進來。

如今，一個中國人能稱一位外國人為自己的朋友，倘若這外國人又是來自所謂西方世界，諸如瑞典這樣一個“富庶國家”，並且還是一位年輕的博士，那麼彷彿便是某些中國人的不尋常的榮耀了。

我稱沃克為自己的朋友，不覺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麼光。他視我為朋友，也肯定不會自認為是對我的一種抬舉。他的博士頭銜，在我看來也並不光芒四射。他獲得這學位的論文——《中國古代民歌研究》，還是在大學時我幫他搜集資料、抄寫卡片，互相探討之下完成的。

他這次是到駐中國的一個辦事機構工作的。他從“青年報”上看到介紹我的小文章，才詢問到我的住址的。

以後，他幾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來做客。他喜歡喝大米棗粥，喜歡吃炸糕，黃瓜罐頭，還喜歡吃餃子。我們就每個月讓他吃上兩頓餃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