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十分鐘后，第二次打來電話，說：“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見，那一天你未開口，我想當面聽你談談。”

我說：“我的意見，和我們副主任那天談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還是想同你談談。”我說：“我不到你家去談了，路遠，要談你就到北影來談吧！”

他又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明天就去。”

我說：“請上午來。”因下午廠內放“觀摩影片”，屬於藝術學習，我不願錯過機會。

他說：“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說：“那你就改天來。下星期內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請便。”

他說：“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沒有時間。”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掛上了電話，罵一句：“你他媽的！”

真夠矯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電影。原以為只放一部影片，卻放了兩部。

五天後，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號信，找到我的辦公室，說：“小梁，有人寫信告你。”

我吃一驚，暗想我沒作什麼違法犯科的事呀？也沒搞過什麼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誰告我什麼呢？因問：“張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說：“沒錯，告的就是你梁曉聲，你看看這封信。”

我接過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編者寫來的，曆數我的罪狀。不算洋洋萬言的一封信，起碼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髮衝冠”了，就要將那封信撕個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奪過信去，說：“別發火，講講，怎麼回事？”

我強按怒火，將事情來龍去脈，一五一十，述說一遍。正述說時，當時的一位廠黨委負責人也找到了編輯部，由主任陪着，將編輯們召集一起，詢問近期處理稿件中，誰可有什麼瀆職行為？

眾編輯回答：絕無。

這位廠黨委負責人說：肯定有。

原來，他剛參加過一個會。一位負責同志在會上點了北影，說：“你們北影要熱情對待業餘作者嘛，不要將業餘作者拒之門外嘛，不要像‘四人幫’時期一樣，搞得像個獨立王國，針插不入，水潑不進嘛！”

眾編輯聽了，面面相覷，不知這話從何說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寫道：“我一無靠山，二無‘後門’（噫！與辛欣語同出一轍），全憑一片關心中國電影事業的熱忱，寫了這個電影劇本，竟受到種種刁難，被拒於北影大門之外。你們對一位業餘作者是什麼態度？！你們這種冷漠無情的態度，又如何能使中國的電影事業得以繁榮？！……”他的話同那位負責同志的話何其相似乃爾？

“拒之門外”——確屬事實。

他下午來時，門衛沒放他進廠。告訴他下午編導部門正進行藝術觀摩研討，請他改日再來。

故他信中還寫到：“我在凄風苦雨中徘徊於北影門外近一小時才離去。回家后感冒了，發燒三十九度。我的父親和母親，不得不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實，不得而知。

我對大家說：“負責同志對北影的批評，並非‘莫須有’，肯定是因我而發的。”

政治部主任也說：“肯定是。”

於是當即，我、政治部主任、編輯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廠黨委領導，一齊走到二樓小會議室，研究如何妥善對待來自上面的尖銳批評。

廠長同志很重視這件事，也參加研究。

那位廠黨委領導說：“我看就讓小梁寫份檢討，由廠黨委轉給上級。”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擱在脖子上，我也不檢討！我沒什麼可檢討的，要檢討你們自己檢討！”

編輯部主任說：“讓小梁檢討，莫如讓我檢討。”副主任問：“檢討什麼？我作為編輯部副主任，親自到一個並不成熟的劇本的改編者家中，認認真真地談過意見，還要我們怎麼樣？”

政治部主任說：“我認為有的同志因為這件事而對北影作的批評，是言過其實的。”

廠長最後說：“不必檢討，誰也不必檢討。要是這也值得檢討的話，莫如我檢討了！因為我是廠長嘛！”轉臉看着我，又說，“小梁，我要求你給領導同志寫封信解釋一下，你不覺得過分吧？解釋，而不是檢討。”

我說：“這可以。”

回到辦公室，鋪開信紙，就欲寫。忽而想到，並沒指名道姓地批評我，我對他解釋得着嗎？決定不給那位負責人寫信，而給他的兒子寫信。

握着筆，我想到了兩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農村的二十一歲的青年，某日來到編輯部，由我接待。他隨身帶來三個電影劇本，請求我在兩天內看完，併當面向他談意見。我問他為何給我的時間這樣短？他說他是自費來京的，專程送稿。不得花錢住宿，在火車站過夜。問何以不寄來？說·希·望·當·面聽到意見。問年終“分紅”多少？說一百餘元。問豈不是路費就用去了一半么？說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時我已分到一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第二天，就集中時間和精力將三個劇本全部看完。那三個劇本實在不值得談什麼意見，但唯恐刺傷那農村青年的自尊心，與之委婉地談了一個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糾纏在傳達室，要求與編輯當面談構思。傳達室為難，組長也為難。傳達室說，編輯部若無人出面，便只好找保衛科了。我便自告奮勇，前去進行安撫。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頗善安撫精神病人。

走入傳達室，但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男子，像待審的犯人似的，雙腿緊緊併攏，雙手放在膝蓋上，坐得那麼規矩。規矩得可憐。他留中分頭，一張瘦臉颳得乾淨。穿件新藍幹部服，連領鉤也扣着。雖舊卻熨出褲線的灰褲子。一雙黃色塑料涼鞋，赤腳。表情安靜。

瞧他那樣，並不像精神病人。

可傳達室內除了他再無別人。

我問傳達師傅：“精神病在哪兒？”

傳達師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轉身詫異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緩緩站起，文質彬彬地說：“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來送劇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說：“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誤會了。我是編輯室的編輯，你帶來的劇本可以交給我啊。”

他打量着我說：“我看你不是編輯。”

我問：“那你看我像幹什麼的？”

他一字一句地說：“我看你像保衛股的。”

我說：“你錯了。”掏出工作證遞給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還給我，從一個黃色的學生書包中掏齣劇本，雙手捧着，鄭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彷彿將千金至誠相托。

我接過劇本，問：“你的姓名。”

他從傳達室的長椅下拖出一個口大底小的白鐵桶，自內取出一卷紅綢，默默展開來——紅稠上，梅花篆體赫然醒目地寫着四個毛筆字——齊天大聖。

我惑然。

他說：“這就是我的名字。”

我問：“你住哪兒啊？”

他指桶——桶內一條毯子，說：“蓋天鋪地”。那時他臉上才顯出一種怪異的笑。

我說：“外邊在下雨啊，蓋天鋪地哪成？”

他說：“行者苦中求樂。”

我便斷定，他是屬於那類主觀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兒明白，一忽兒糊塗。這會兒是糊塗了。

傳達師傅便上前替我“解圍”道：“你是‘齊天大聖’，這裏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宮，劇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當成瘋子？”

我趕緊說：“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轉對傳達師傅說：“讓我帶他入廠，我要和他談談。”傳達師傅愕然地問我：“帶他到辦公室？”

我說：“帶他到我宿舍。”

傳達師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聲說：“小梁，你何必？”我說：“不會發生什麼事的。”見他還不放心，又說，“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帶“齊天大聖”到我宿舍，待之為客，與之攀談。他糊塗勁過了，又明白起來，談吐很是文雅。

攀談中，我知他是北大畢業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勞改六年。現雖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單位卻不要求他上班。無所事事，便寫電影劇本。

我心中對他充滿了同情。

當晚，留宿我處。

第二天，送至火車站，替他買了回河北的火車票。送入站內，又送至車上，與乘務員特別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車開走才返……

想起這兩件事，我覺得，自己算得上一個有責任感的編輯。尤其對業餘作者，從未劣待過，即使對方是一個精神病患者。

於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寫道：“你的父親是高級幹部，你的靠山可謂固矣。你的劇本由各級負責人推薦，你的‘後門’可謂大矣。像大作這種水平的劇本，北影廠每年收到數千份。我廠委派了一位編輯副主任和我這位編輯加以扶植，對你可謂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歲人，感冒發燒，區區小病，你的父母便‘放棄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嬌貴忒寶貝你了吧？老實講，按一般稿件處理，你只能得到一張退稿箋罷了，而且將在三個月後……”

寫完，裝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產生什麼顧慮，立刻寄走。

之後，靜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個什麼“劇本委員會”，在部長同志直接領導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給“劇本委員會”寫了一封信。

大意是：該劇本系某負責人之子改編，且有文化部及電影局領導同志肯定之評語。我廠拍攝任務已滿，現寄你們，你們指示其他兄弟廠拍攝，似更加順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劇本之內，一併寄走。

僅僅五六日後，“完璧歸趙”。劇本被“劇本委員會”退回，附函曰：“該劇本既然已經你們扶植，你們還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見。”

碰上了和我一樣不具慧眼，也無伯樂精神的編輯！走投無路，不再猶豫，不再顧慮，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來當這個劇本的責編，還真是選對了人。我自以為“不辱使命”。

我想，權力之與文學藝術，恰如鐵樹之與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難活。偏若移花接木，何類“狗扯羊皮”？

現今有種說法：一等智商者經商，二等智商者從政，三等智商者才從文。“文”的經濟基礎，在“倒爺”們之下；“文”的社會地位，在“政府官員”之下，因此某些幹部子女，便經商，便從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麼電影製片廠啦，電視台啦，以及其他與“文學藝術”有關的單位或部門擠。果有“文學藝術”才華的，自當別論。並無“文學藝術”細胞的，豈非授柄於人，傳詬於世么？且“文”假以權，權佐以“文”，結果必然是“文”腐蝕了權，權褻瀆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頂討厭文學藝術領域內現今種種假權勢而壓“文”、而欺“文”的風氣。

動輒：“這個電影劇本某某領導同志看過，給予肯定了！”“這個電視劇本某某領導同志非常欣賞。”

“這篇小說某某領導希望發表並配合評論。”

文學藝術的圈子裏，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領導“看過了”，“給予肯定”了又怎樣？某某領導“非常欣賞”又怎樣？

某某領導的“希望”便一定要“照辦”么？

某某領導究竟是“領導”，還是文學藝術工作者？

你是市長，我是公民，公民該盡哪些公民義務，我聽你的。

我是編輯，你是市長，市長寫電影劇本，或寫小說，寫詩，寫話劇什麼的，對不起，你聽我的。

這才對勁。

否則，大不對勁。

這叫“社會分工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的社會原則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國第四次高等教育會議在北京西苑召開。各新聞和文藝單位派代表列席參加。

我作為北影廠代表，參加了華南大組學習討論。

會議最初幾天，討論內容是肅清“四人幫”極左教育路線的流毒，發言踴躍熱烈。

“工農兵學員”——這建國三十年來“高教”大樹上結下的“異果”，令每一位代表當時都難以為它說半句好話。而每一位發言者，無論從什麼角度什麼命題開始，最終都歸結到對“工農兵學員”的評價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評價問題——它處於被缺席審判的地位。如果當時有另外一個“工農兵學員”在場的話，他或她也許會逃走，再沒有勇氣進入會議室。

我有意在每次開會前先於別人進入會議室，坐在了更準確說是隱蔽在一排長沙發后不易被人發現的角落。我負有向編輯部傳達會議情況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須記錄代表們的發言。

我是多麼後悔我接受了這樣一個使命啊！然而我沒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領導改換他人參加會議。

第三天下午，還有半個鐘點散會，討論氣氛沉悶了。幾乎每個人都至少發過兩次言了。

主持討論者時間觀念很強，不想提前宣佈散會，也不想讓半個鐘點在沉悶中流逝。他用目光掃視着大家，企圖鼓勵什麼人作短暫發言。

他的目光掃視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時偶然抬起了頭。於是我品質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間籠罩了我的心靈，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憐的角色。

“你怎麼不發言啊？也談談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數人彷彿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紛紛向我投來猜測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尷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轉過身瞧着我，分明都沒想到沙發后還隱藏着我這麼個人。

我訥訥地說：“我……我不是工農兵學員……”幾乎是不由自主的這麼說了。

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參加討論三天來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許多白髮蒼蒼的老教授們說的第一句話，當著華南大組全體代表說的第一句話。

謊話，是語言的惡性裂變現象。說一顆紐扣是一顆鑽石，並欲使眾人相信，就得編出一個專門經營此種“鑽石”的珠寶店的牌號，就得進一步編出珠寶店所在的街道和老闆或經理的姓名……

我說，我是電影學院導演系“·文·革”·前的畢業生。我說，某某著名電影導演曾是我的老師。

我說，如果不發生“十年動亂”，我也許拍出至少兩部影片了……

為了使代表們不懷疑，我給自己長了五歲。

散會後，許多人對我點頭微笑。“·文·革”·前的畢業生，無論畢業於文、理、工學院，還是畢業於什麼藝術院校，代表們都認為是·他·們·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