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央戲劇學院的女大學生宿舍。簡直就像東北的“跑腿子老客”們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棧。起碼才華橫溢的青年女作家張辛欣，畢業前住的那個宿舍是那樣。似乎根本沒有暖氣，或者有暖氣但壞了，不比外邊的溫度高多少。四張床，兩張空着，光床板上堆滿雜七雜八的東西。還好，辛欣的被子是捲起來的，像花捲那種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床頭一張小桌，可桌面鋪排着稿紙，紙簍里開滿“雪蓮花”。看來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個牆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盤啦、飯盒啦，工藝品似的在窗台上擺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還有一個破損了的煙灰缸，裏面大有“內容”。

辛欣那位同學，煞費苦心地在調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電視機，卻怎麼也調不出圖像來。

我和老李干坐無聊，搭訕着問：“是壞了吧？”她說：“沒壞啊，從家裏搬來前我還看的。”又問：“你們是哪兒的？”

我說：“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問：“北影的梁曉聲你認識吧？”

我說：“那小子是我。”

她仔細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說：“沒錯。”

“天啊！”她說，“我都認不出來你了。”

我問：“你是誰？”

她說：“我是李小龍啊！我和我們老師到你家去過好幾次，你記不起來了？”

我終於記起來了，說：“你也變化很大。”

“胖了。”她說，“我結婚了。”

由女大學生而少婦，質的變化。我當然難以認出她。她復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說：“真沒想到三年未見，你就變成這樣子了！第一次見面時，覺得你還可以呀！”我說：“我當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聲。

我九月份剃的光頭，那時十一月份，頭髮長出不足一寸，鬍子卻經久未刮，荒蕪了滿臉。而且大病初癒，神情倦怠，面如塗鉛。穿着一件破“棉猴”，舊皮鞋不系鞋帶，整個一副俗裝懨態的惡和尚形象。變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僅僅是由於當了爸爸，由於剃了光頭，由於病，還由於當了作家。當了演員們的女人，是越變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維持着好看。當了作家們的男人，則註定的越變越不“可以”了。功夫會花在“打扮”稿紙上，自己是什麼鳥模樣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說：“我們多等會兒不打擾吧？”

她說：“沒事，沒事。”

我問：“辛欣情緒如何？”

她說：“辛欣挨批的次數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種“不在乎”。

我說：“不在乎，這是境界。中國的作家，要習慣挨批，泰然處之才好。”

她說：“沒批到你頭上，你才泰然。”

我說：“是啊。別人的孩子被掐死了，總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麼痛不欲生。”

正說著，辛欣回來了。

我將老李介紹給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誠意。她坐下去，默然無聲。

我說：“老李是我朋友，誠心誠意來向你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沉吟良久，方開口道：“曉聲，不是我不講交情，我近來差不多發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編輯部都不敢發，你說我還寫個什麼勁？還他媽的寫得下去嗎？”翻弄着桌上的稿紙給我看，又說，“其實倒也不是不想寫了。還想寫，但實在寫不下去啊！一個星期了，寫了還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卻一個階段，思考一些問題，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擾地進行思考。”說完，她將桌上的稿紙全部收攏，放入抽屜，鎖上。彷彿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說：“我不逼你為《青春》寫稿。我來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關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咱們來日方長。作為刊物負責人，不能作家有難，則疏之，作家揚名，則近之，那就太勢利了！”

老李真好編輯，不愧我朋友。

我們聊了近一個小時，十點後方告辭。夜風瑟瑟中，我們緩緩地走着，心中都有說不出的惆悵。當時《青春》也因為一篇什麼小說，“散佈了污染”，上了簡報。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頂着壓力卻來京專程找辛欣組稿，作為一個刊物的負責人，這“俠肝義膽”使我敬佩。

至於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灘小報記者評論三四流這個“星”那個“星”的語言說——正很“走紅”。然而我也憂鬱，我也壓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涼。因為我不可能終生扮演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對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說幾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話，哪怕這話是真的，也便會與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線上”了。而一個作家，不，一個人，某些時對某些事，大抵總難免要皺皺眉，搖搖頭，或者瞪瞪眼睛的。也總難免要說些什麼使某些人們不大受用的話的。達到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境界，超脫則超脫矣，悠然則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這種“超脫”和“悠然”中，不復是作家了！文壇從來不是佛殿。要想“超脫”倒莫如拋棄紙筆去數念珠，遁入空門為好。

後來有某報的編者來訪，說是要寫篇文章，舉兩位青年作家為例，梁曉聲代表“正確的”創造道路，張辛欣代表“錯誤的”創作道路。逼我談點“正確代表”的體會，始大厭，進而大怒，不客氣地“送”出門去。

我並不老謀深算，也不願在文壇沉浮中撈取什麼“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種“政治道具”時，便將你高高舉起；緊鑼密鼓一停，便甩手將你扔在台上，摔你個“仰巴叉”。積成人後之政治常識而非經驗，這一點兒“悟性”還是有的。而某些編者記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為了職業的緣故也許還為其他的什麼緣故，卻偏要將你塗了某種顏料，高高地插在什麼幌子上，也忒不仗義了！

再後來，某刊約我寫篇“我與文學”之類的文章。當時心中覺得有那麼多話，似乎不吐不快，便寫了。八千餘字，其中有兩千餘字談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記述了我與李紀同志深夜訪她歸來時那種心境，那種感受，那些思想。記得其中寫到這樣的話：“辛欣正在思考。我認為思考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嚴肅的時刻，神聖的時刻，是應當受到尊重的。而干擾別人的思考，無論以什麼方式，出於什麼動機，良好的也罷，善意的也罷，其實都是討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碼是不文明的行為。奉勸他們學得懂點禮貌……”

一吐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這篇文章當時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給辛欣看看，一想有討好賣乖之嫌，便放置起來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屆“作代會”期間，一位評論家，問我：“讀了張辛欣發在《人民文學》上的長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讀。

說：“一定要讀，寫得極好。”

后兩天離開會議，帶着那期《人民文學》到石家莊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學》上，刊有“推薦‘讀者最喜歡的作品’啟事”。便連夜寫了一篇很嚴肅很認真的推薦信，約千餘字，寄給了《人民文學》。《回老家》竟未評上“讀者最喜歡的作品”，據說是僅有我那一份選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沒之時！難怪王蒙同志主張編輯出版“落選作品選”，以補“遺珠之憾”。

至今我仍認為，辛欣有創作電影劇本的才華。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實前，曾託人達意她，願“保舉”她到北影來。讀了《回老家》，不免後悔。暗想：梁曉聲，梁曉聲，你才是個大傻瓜！沒誰會像你似的，拉來個強者“蓋”自己！張辛欣進了北影，你自己就乾脆“回老家”吧！心中產生了這想法，就好像一個人照鏡子照出了一張猙獰的鬼臉，靈魂不由出汗。承認別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還寫封“推薦信”什麼的，這類小小“高尚”，有利而無害，不過是“高尚”的自我表現。而要將別人拉到自己身旁，讓別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來，心中那鬼就會啃你的靈魂了！

人啊，人！為什麼都免不了有那麼點嫉妒心理呢？回廠后我還是向領導“保舉”了她，領導也表示可考慮。她自己又猶豫，我只好作罷……張辛欣，聽着！你這輩子不寫一——三個好電影劇本，你才對不起你自己呢！寫吧，必要時我願像當年那樣，極負責任地為你當一次編輯。我如今已是編劇，不是哪個編劇都他媽的樂於給別人當編輯。而且有一條你是可以放心的，無論你寫出多麼好的劇本，我都不會在你的名字之後再掛上我自己的名字。我這人從不沾別人的光。到時候你拿你的編劇費，我拿我的責編費。即使你寫出的劇本可能得“奧斯卡”獎，我也不動心。這點職業道德還是有的，更何況你也不是個“善茬子”。

寫到這裏，我不能不替電影編輯們辯白幾句。因為我又想起了數年前你第一次與我見面時說過的話：“我知道，一無名人推薦，二無後門方便，像我這樣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當時你我還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屬“文學青年”一類。我“迂”得可憐，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樣，都急切地要早日顯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種壓制。

其實呢，我作了幾年電影編輯，倒認為靠名人推薦，或走個什麼“後門”，達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並不那麼容易。編輯之上有編輯組長，編輯組長之上有編輯部主任們。主任們也說了不算，還得經過編輯部定稿小組討論。討論之後也還無效，得經黨委通過，有時甚至還驚動電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級的“階段”，則非黨中央的某某領導同志出面說一句話不可。

一部電影的拍攝，真是層層把關，難乎其難。如今“拍攝自主權”下放各廠，情況是略有好轉，但那“犯錯誤”的可能也便同時下放到了各廠。把關者們還是比刊物的負責人們更其顧慮重重。一篇稿子發排了又抽下來，也不過就損失個幾千元，至多上萬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攝又中途“下馬”，那損失則可能是十幾萬，幾十萬。如今講究“經濟效益”，損失中包括了全廠職工的獎金，是“怨聲載道”的。電影編輯們，除個別人熱衷於假什麼名人或首長之名，推平庸之作欲獲責編費而外，多數還是有藝術良心的。

我覺得我自己在這一點上就無懈可擊。謙虛過分實乃虛偽。

在我們北影的《電影創作》即將復刊時，一天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交給我一個劇本說：“別拖，早看完。看完寫一份書面意見給我。”

我接過劇本，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坐下便看。

內中用大頭針別著幾份“批示”。

第一頁，是當時的一位領導同志寫給自己秘書的，只稱作者名字，可見關係非同一般。大意是劇本看過了，很電影化，主題思想很有意義。人物形象突出，情節曲折生動云云。要秘書告作者，已代轉電影局某負責同志。

第二頁，是這位電影局某負責同志的“意見”，當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見”。大概是為了表示虔誠和態度認真，還提了幾條無傷大雅的“似可修改”之處。一個“似”字，道出許多謹慎。

第三頁，是我們北影廠當時廠長的批條——立轉編輯部主任一閱。

主任積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閱”了。我看罷這些“官批”，對同室的一位老編輯笑道：“這位作者，不是大幹部的兒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類。”老編輯揶揄道：“你的美差來了啊。”

我答：“看看再說吧。”

這個劇本是根據北影已故著名編劇海默同志的遺作《戰馬》改編的。

看過後，竟沒看出什麼“匠心”之處。凝思良久，又去資料室翻出原作細讀。讀罷，大不以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寫的是新疆剿匪時期，一名解放軍排長的戰馬，在戰鬥中犧牲，戰馬是騎兵的“第二戰友”，思念之情深切。後來在戰鬥中擊斃一匪首，獲得一匹與自己的“戰友”一模一樣的雪白馬，遂結“生死之交”，屢立戰功。小說原作，確不失為一篇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為，從小說到電影，所謂改編應是“再創作”，要重新體現改編者自己的藝術處理和藝術構思。“再創作”意味着藝術性的“再升華”，思想性的“再開掘”，情節細節方面的“再組合”。不見這些，那改編便是平庸的改編，當一名編劇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說改編為電影，該補充多少改編者自己的生活和藝術方面的積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於這種藝術觀點，我認為那劇本的改編是平庸的，這就與那些負責人的意見大相逕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親自改編過自己這篇小說，北影還曾打印，“文革”中“一掃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為難起來，不知該怎樣寫“書面意見”，索性拿着它找主任當面說。

主任又問：“改編的如何？”

我說：“將小說‘斷行’，不等於就算改編。”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來。

我又說：“題材也有些陳舊。剛剛粉碎‘四人幫’，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側面反映‘十年動亂’的電影。再者，便拍，也應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編的劇本，亦算對我廠著名編劇的一種追憶和紀念。”

看得出，主任也頗感為難，默默吸了一會煙，終於說：“這樣吧，再給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將恢復，修改後發一下，也算了結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藝術判斷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對我說：“即使發表，也需讓作者再認真修改幾遍。”

我就打電話與作者聯繫，約他到廠里來聽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見。

他嫌路遠，希望到他家談。

我想到副主任家離他家較近，為了老頭少走許多路，應諾了。那時我們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從北影廠到火車站，路是夠遠的。倒了三次車到了火車站，還要倒一次車，下了車還要走十分鐘。那一帶我到北京后沒去過，街道不熟，約定的時間又早——八點半。六點半便離廠，吃不上早飯，北京站附近買了一個麵包，邊走邊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當然要請副主任先談意見。

老頭看得很認真，用鉛筆在稿紙格邊做了許多記號，寫了不少句“評語”，一邊翻閱，一邊談。

老頭談一條，作者“解釋”一條。或曰：“這裏你沒看明白。”或曰：“這裏不能照你的建議改。”或曰：“我自己認為這裏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斷他說：“我們尊重改編者本人的藝術見地，我們的意見也僅供你參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過分。你修改後再寄我們看吧！”說罷起身，也不告辭，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評我：“幹嘛那麼沒耐心呢？”我說：“他幹嘛那麼不虛心呢？”

副主任說：“他認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這一點你還沒看出來？”

我說：“看出來了，因此我這一般編輯不願給他這非一般作者當責編，另請高明罷！”

副主任笑道：“我們研究后，還非你當這責編不可呢！沒吃早飯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們找個地方，我請你吃一頓。”數日後，劇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頭勾出的幾個錯別字，毫無變動。再一項作者的“勞動”，便是用橡皮將老頭在格邊作的記號或評語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腦細胞了！擱置抽屜，看他怎樣？僅僅隔了一天，就打來電話，質問：“你們到底作出決定沒有？”

我反問：“什麼決定？”

作者說：“有關領導同志都很認真對待這個劇本，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廠長也無反對態度，你們為什麼雞蛋裏挑骨頭呢？”

我說：“那你就讓他們直接下道生產令拍攝嘛！還給我這個責編打電話幹什麼？”說罷掛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