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榆樹上有一種令人觸目驚心的肉蟲，我們北方人叫它“貼樹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溝兩側盡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貼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膚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雖去，則皮膚紅腫，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腫止疼。這一點類同水蛭，樣子卻比水蛭更令人討厭。而且它還會變色，在榆樹上為黑色，在楊樹上為白色，在槐樹上為綠色。

有些中國人，真像“貼樹皮”。其所“貼”之目標，隨時代進展而變化，而轉移。研究其“貼”的層次，頗耐人尋思。先是貼“官”。

“某某局長啊？我認識！”

“某某司令員啊？他兒子和我哥兒們！”

“某某領導啊？他女兒的同學的妹妹是我愛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繞，十竿子搭不上的，也總能搭上。搭上了，便“貼”。

此真“貼”者。

還有假“貼”者，雖也想“貼”，也毫無機遇，難以接近目標，在人前故出“貼”者語而已，為表明自己是“貼”着什麼的。

我們在生活中，不是經常能看到一些人，為了巴結上某某首長，或某某首長的兒子女兒，極盡阿諛奉承，鑽營諂媚，討好賣乖之能事么？圖的什麼呢？其中不乏確有所圖者。也有些人，詰之卻並無所圖，僅獲得某種心理安慰而已。彷彿“貼”上了誰誰，自己也便非等閑輩，身份抬高了似的。

繼而“貼”港客。港客本也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睛，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我們同胞。相“貼”何太急？蓋因港客在“貼”者們眼中都挺有錢。有錢，現今便彷彿屬“高等華人”

一類了。其實，他們除了比一般大陸人有些許錢，究竟“高”在哪兒呢？就錢而論，香港也絕非金銀遍地，香港人也絕非個個都腰纏萬貫。“港客”中冒牌的“經理”、偽裝的“富翁”，心懷叵測到大陸來行詐的騙子，近幾年僅披露報端的還少嗎？

然而“貼”者們為了撈到點好處，明知對方是騙子，也還是要不顧一切地“貼”將上去的。騙子身上揩油水，更能顯示其“貼”技之高超。

“貼”港客，比“貼”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實惠。小則打火機、絲襪、化妝品、假首飾什麼的，大則錄音機、照相機、彩電、錄像機等等。只要替他們在大陸效了勞，論功行賞，是不難得到的。港客還似乎比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們大方。你要從某某領導某某幹部家拎走一台錄音機？休想！一般情況下，他們是習慣了收受而不習慣給予的。“貼”領導幹部者，實“貼”權勢二字也。古今中外，權勢都並非可以白讓人走“貼”的。得“上稅”。以靠攀附上了某種權勢而辦成一般人們辦不成的事的，統計一下，不付出什麼的有幾個？“貼”港客者。實“貼”錢“貼”物也。錢亦物，物亦錢，都是手可觸眼可見的東西，“貼”到了，實實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辦事業和正派地經商。

二等的就難免投機牟利。

三等者流，行詐行騙，不擇手段，要從大陸揣兩兜錢回去吃喝玩樂罷了。

某一時期大陸上穿港服者，留港發者，港腔港調者，港模港樣者，“貼”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實使我們的社會和生活熱鬧了一陣子。

“貼”者為男性，不過令人討厭；“貼”者為女性，那就簡直愈發令人作嘔了。男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技巧，女性“貼”者憑的是無恥和色相。凡“貼”，技巧也罷，色相也罷，總都得無恥一點。恰如饅頭也罷，叉燒也罷，總都少不了要用點“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飯店去訪人，見一脂粉氣十足的妖麗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餘歲的醜陋港客，在前廳趨來複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頭，又足蹬一雙特高的高跟鞋，猶如攜着一個患肥胖症的孩子，實在令人“慘不忍睹”。那女郎還傲氣凌人，脖子抻得像長頸鹿，“富強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鵝黃色來。彷彿被她挽着的是拿破崙。真讓你覺得大陸人的臉，被這等男女“貼”者們丟盡了。

還有一次，我在一家飯店與我一位中學語文老師的女兒吃飯，鄰桌有二港仔，與幾個大陸“摩登”女郎舉杯調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個港仔，吐着煙圈，悠悠地說：“我每分鐘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錢啦！”炫耀其有幾個臭錢。

那幾個女“貼”者便口中嘖嘖有聲，表示無限崇拜，一個個眼角盪出風騷來。

另一個港仔，不時地朝我們的桌上睃視。終於湊過來，沒事找事地與我對火。然後盯着我的女伴，搭訕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

她紅了臉，正色道：“為什麼？”

“因為您實實在在是太美麗了呀！我來到北京許多天啦，沒見過您這麼美麗的姑娘呀！”那種港腔港調，那種涎皮賴臉的樣子，使我欲將菜盤子扣他臉上。

我冷冷地說：“謝謝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對方一怔，旋即說：“真羨慕死你了，有這麼美麗的一位妻子喲，一看就知道她是位電影演員啦！”

我的女伴的臉，早已羞紅得勝似桃花。她的確是位美麗的姑娘，那幾個女“貼”者與之相比愈加顯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錯。”我冷冷地說，決定今天掃掃這兩個港仔的興。

“咱們交個朋友好不好呢，我們是……”他摸出一張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張。印製精美。我們編輯部為了工作需要，給每個同志印的。也是噴香的。

我用手指輕輕一彈，將那張名片彈到地上，說：“你們可不配與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見我一身衣服，舊而且土，問：“您是什麼人物哇？”口氣中含着蔑視。

我從書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協會員證，放在桌上，說：“我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雖然是小人物，可這家餐廳的服務員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務員小夥子來撤菜盤，我問：“看過電視劇《今夜有暴風雪》么？”

那幾天正連續播放。

回答看過。

我說：“我就是原作者。”

小夥子笑了，說：“能認識你太高興了，我也喜歡文學，就是寫不好，以後可以去打擾你嗎？”

我說：“當然可以。”就從記事本上扯下一頁，寫了我的住址給他。

那港仔訥訥地不知再羅嗦什麼話好，識趣地退回到他們的桌旁去了。

那一夥俗男蕩女停止了調笑，用各種目光注視着我們。我的女伴低聲說：“咱們走吧。”

我說：“不。飯還沒吃完呢！你聽着，我出一上聯，看你能不能對——男‘貼’者，女‘貼’者，男女‘貼’者‘貼’男女。”

她毫無準備，低下頭去。

我又說：“聽下聯——紅蒼蠅，綠蒼蠅，紅綠蒼蠅找蒼蠅！”說罷，站了起來。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聲說：“挽着我的手臂，咱們走。”

她便順從地挽着我的手臂，與我一塊兒走了出去。走到馬路上，走了許久，我一句話未說。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緊緊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問：“你怎麼了？”

我這才說：“聽着，你知我將你當妹妹一樣看待，你就要調到廣州去工作了，那裏這類港客也許更多，那類女孩子們也許更多，如果你變得像她們一樣分文不值，一樣下賤，你從此就別再見我了。見了我，我也會不認識你！”她使勁握了一下我的手，低聲說：“你看我是那種女孩子么？”

我知她絕不會變成像她們那樣，我完全相信這一點。我常想，中國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麼？難道就是金錢么？為什麼近幾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國人反而對金錢變得眼紅到極點了呢？在十億中國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國人首先被金錢所打倒了？！社會，你來回答這個問題罷！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這樣一件事：一個外地的司機向人詢問到東單如何行駛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恥地說：“給我兩元錢告訴你，否則不告訴。”

司機又去問一個小販，小販說：“先買我一條褲衩我再告訴你。”

司機長嘆，自言自語：“唉，這還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車，帶兒子到北太平庄商場去買東西。兒子要吃雪糕，盡數兜中零錢，買了四支。交存車費時，沒了零錢，便用一元向那賣雪糕的老太婆兌換。

她卻問：“還買幾支？”

我說：“一支也不買了，騎車，還帶孩子，拿不了啦。”

她說：“沒零錢。”將一元錢還我，不再理我。我說：“我可是剛剛從你這兒買了四支啊！”

她只作沒聽見，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車那老人，怪通情達理，說：“算啦，走吧，走吧。”又搖首道：“這年頭，人都變成‘錢串子’了……”所幸並非人人都變成了“錢串子”。否則，吾國吾民達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會光景也實實在在並不美好。

看來，生活水平的提高與民族素質的提高，並不見得就成正比。

門戶開放，各種各樣的外國人來到中國。“貼”者們又大顯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貼”外國人。

此乃“貼”風的第三層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為“火星人”三年五載內不會駕着飛碟什麼的到中國來。據說“火星人”類似怪物——果而有的話，不論技巧多麼高超的男女“貼”者，見之也必尖叫驚走。

“貼”風有層次，“貼”者則分等級。

一等“貼”者，“貼”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貼”者，就“貼”黑人。

在這一點上，頗體現了中國人的國際態度——不搞種族歧視。

三等“貼”者，只有依舊去“貼”港客了。一邊“貼”住不放，一邊又不甘心永遠淪為二等，用俗話說：“騎着馬找馬。”有一次沃克對我說：“你們中國人如今在外國人面前怎麼變得這麼下賤了啊？和外國人認識沒三天，就會提出這樣那樣的請求，想擺脫，卻糾纏住你不放……”

我虎起臉，正色道：“請你別在我家裏侮辱中國人！”

他沒想到我會對他說出如此不客氣的話，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悅而辭。其後曠日不至，我以為我把他得罪了。他終於還是來了，並誠懇地因那番說過的話向我道歉。

其實沃克的話，對某些中國人來說，是算不得什麼侮辱的。他不過說出了一種“下賤”的現象。

“貼”外國人者，已不僅是為了錢，為了物，還為了出國。“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我們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實乃可敬。

有時不免胡思亂想，倘哪一個外國闊佬，別出心裁，在天安門廣場大擺案條，置種種外國貨於案上，大呼：“嗨，你們中國人來隨便拿吧！”會不會有千人萬眾，蜂擁而搶，擠翻案條，打破腦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來，而且次次開着小汽車來，就引起一些人對我的格外注意。

於是就有人問我：“能不能幫忙換點外匯券？”我總是乾乾脆脆地回答兩個字：“不能。”

便被某些人認為太“獨”，連點“方便”也不給予則個。我自己也不走這個“方便”之門。

那時我的家裏還沒有錄音機，沒有電冰箱，沒有彩電，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比較而言，電冰箱對我們的生活，比錄音機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熱了，剩飯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壞。電冰箱簡直成了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而電冰箱又脫銷，實在不易買到。但“友誼商店”卻是有賣的。可我無一張外匯券。

妻不免經常對我說：“你就開口求沃克一次吧！咱們就求他一次還不行么？憑你和沃克的友誼，求他用外匯券替咱們買一台電冰箱，難道他還會拒絕呀？咱們給他人民幣……”連老父親也說：“我看沃克會幫這個忙的，你開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開口請求，沃克是肯定會答應的。

我向自己發誓，絕不對沃克提出這樣的請求，以及類似的請求。

因為有一天，晚飯後，喝茶時，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積木的兒子，忽然說：“我第一次到你們家，小梁爽還不會單獨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經會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連一具玩具還沒送給他過。”面有愧色。

妻說：“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說：“我下次來，一定送給他一件玩具。”我說：“你何必這麼認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說：“曉聲，你是我結識的中國人中，唯一沒向我提出過任何請求的。”

我說：“我們中國有句話——‘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願在你我的友誼之中，摻入任何一點雜質。”

從那天以後，我牢牢記住了沃克的話——“你是我結識的中國人中，唯一沒向我提出過任何請求的”。

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輕的瑞典博士——在中國結識了多少中國人，也不甚知道這些中國人曾向他提出過怎樣的請求。但有一點我是知道的，在他結識的那些中國人中，“政府官員”們是不少的。而我，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編輯，在全部他結識的那些中國人中，是社會地位最低的一個。“如果你我不是復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會結識。因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進入我所結識的那些中國人的社會圈子。”——這是他對我說的話。

我相信他的話。

“我很尊敬你們中國的學者、專家和知識分子們，他們謙虛，普遍事業心強，在外國人面前不卑不亢。對於他們提出的請求，我從來都儘力而為。他們提出的請求，很少涉及個人物質方面，都僅限於事業方面。我能幫助他們做某些事，心裏常常感到很高興。他們的事業，代表着中國的某些事業。事業與個人利益，文化科學知識與物質，這兩類截然不同的請求，區別了我所結識的兩類截然不同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是他對我說過的另一番話。

他的這些話，使我為某些中國人自豪亦為某些中國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問他：“在你結識的中國人中，有請求你幫助他們買電冰箱的嗎？”

他說：“豈止是買電冰箱啊！”

他告訴我，有一位什麼什麼局長，通過什麼什麼關係認識了他，然後便多次主動請他到家中做客，並把自己的兩位女兒介紹給他。再後來通過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這位年輕的瑞典博士成為那局長“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無論我愛上哪一個都可以。‘兩個之中任你挑’——他們的原話就是這麼對我說的！”沃克那張英俊的，王子氣質的臉上，呈現出極其鄙夷的表情。

我說：“那你就挑一個唄！你不是希望尋找一個中國姑娘作你的妻子嗎？”

沃克憤憤地說：“可我是要在中國自己尋找，而不是要別人向我兜售！”

我說：“你應該理解他們的心情啊！”

沃克說：“我當然理解，簡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在那兩個姑娘之中，我一個也愛不上！並勸他們死了這條心！我覺得他們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們繼而又向我提出什麼樣的請求？”

我說：“猜不到。”

沃克說：“你認真猜猜。”

我想了一會兒，搖頭。

沃克說：“他們請求我，將別的外國人介紹給那位局長的兩個女兒！我問他們，中國男人那麼多，為什麼非要替自己的女兒找一個外國人做丈夫？他們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長一級的幹部多的是。而且我這位局長快退休了，女兒們沒什麼大本事，找個外國人做丈夫，將來可以到國外去，幸福有個依靠。’你們某些中國人替自己女兒考慮的所謂的幸福，竟是找一個外國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連忙看着我說：“請原諒。”我說：“你問得有道理。”也許我的表情過於嚴肅，沃克的表情也鄭重起來。

他思考片刻，低聲道：“我今後再遇到這類事情，當面輕蔑他們不過分吧？”

我說：“隨你。”

妻接着我的話說；“沃克，別聽他的！他是存心想當現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歲，對這類事連聽也不聽。我可不想當現行反革命家屬！”

我說：“如果我說這番話便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那他媽的中國算是沒救了！”

妻用懇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換了個話題。

但接下來的交談卻顯得非常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