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今年五月見到茹志鵑老師那一次，她還說：“我向人探問過你的情況。讓你當文學部副主任，你沒當是不？沒當對。你年輕，創作上剛剛取得一點成績，不要就被官位所誘惑，那沒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關心我，是不會向人探問我在北影的工作情況的，也不會對我很坦率地說那番話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們，能夠很慷慨地對許多青年說：“你是一個好青年……”即便這個青年本身並不怎麼好，如我一樣。但那句話，具有着某種使一個不怎麼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壞的方面隨意發展的約制力。當然，那句話也只有出自一個受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約制力。

為了這一點，和由這一點使我從生活中領悟的一個道理，我感激茹志鵑老師。

與黃宗英老師相識，比與茹志鵑老師相識晚兩天，因為開會的前兩日她未到。

我是在樓梯上見到她的。我上樓，她下樓。她懷中抱着一大摞紅彤彤的塑料貼面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掉了幾冊，我替她撿了起來。

她道了謝，問：“買一冊嗎？”

我說：“不買。”

又問：“為什麼不買啊？”

我說：“有了。”

她說：“有了也肯定不是這樣的。這可是第一批塑料貼面的啊！”

我想：這人可怪，我不願買，幹嘛非動員我買啊！就答：“那也不買。再偉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說：“回答得好。他們叫我幫忙賣，我只好盡這份義務。可是推銷半天了，一本也推銷不掉，豈不是令我感到有點掃興嗎？”

我說：“誰盡這份義務，都會感到掃興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說：“看來我只好‘完璧歸趙’，給會務組送回去了！我就對他們說你剛才那句話吧——再偉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買非常對，一樓正在賣新書，莫如省下錢多買一本沒買過的書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轉身下樓。

聽到背後有人叫了一句：“黃宗英！”不禁站住，見一個人在同她說話。

我恍然大悟——熱情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推銷員”，竟是大名鼎鼎的黃宗英！

我至今仍不確知她的年齡。但當時肯定已五十多歲了，卻一點也不像五十多歲的女性，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左右。她神采奕奕，煥發著一種似乎永不會被生活的礪石所磨滅的熱情、爽朗和樂觀精神。

在大學裏，我讀過她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后，曾有意識地翻閱各種舊報刊，尋找她的作品當範文讀。她討論時發言很踴躍。我從她當時那些發言中得出結論，她是位非常重視深入生活的作家。

記得她當時曾這樣說：“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爭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條蚯蚓鑽入泥土中一樣。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許多人和許多事，實在是太令作家激動、太令作家感動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國，深入到各種各樣的生活中去！……”

於今重新思考她這番話，我仍認為很有道理。無論對於報告文學作家還是小說作家，熟悉各種各樣的人和各種各樣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學功力和才情這兩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擁有多少生活底蘊，究竟擁有多麼大的“創作園林”，決定作家將取得多大的成就。

會議結束后，我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請她給我們復旦中文系的學生們，講講報告文學寫作中的種種問題。但又怕她會拒絕，使我“下不來台”。最終還是鼓起勇氣，訥訥地向她提出了請求。

她說：“哎呀，這可不行！給你們復旦中文系的大學生們講課，我真沒那麼高的水平！”

我說：“我的許多同學都很喜愛讀您的報告文學，我是在代表他們請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說：“你好像還誠心誠意的？”

我說：“是誠心誠意的。”

她猶豫着。

我又說：“您放心好了，我們會組織得很有紀律，絕不許任何一個同學跟您搗亂。”

她說：“我倒不怕這一點。大學生們和一位作家有什麼過不去的呢？無非是提出幾個使我為難的問題。那我就來一句‘無可奉告’，他們還能如何呢？”

我說：“您答應了？”

她說：“並沒有啊。”

我說：“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猶豫了一會兒，說：“你這誠心誠意的樣子也真叫我感動了，不是裝的吧？”

我說：“不是裝的。”

她終於說：“好吧，我答應了。不過得給我幾天時間準備準備。給你們復旦中文系的大學生們講課，可不是隨隨便便的事。”就給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講課那一天，上午七點多鐘，我與中文系的一位老師，坐了一輛吉普車去接她。走進院子，見她正坐在一個小板凳上，膝蓋上放着一個小小的筆記本，聚精會神地思考什麼。

她講的很出色，許多外系的學生也去聽了，總共三百餘人。

我記得她講到細節問題時說：“什麼叫細節？細節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項鏈，這串項鏈要與別人的不同，你起碼得有幾顆是你的‘珠子’。一顆珍貴的珠子能使一串項鏈熠熠生輝。一個好的細節能使一篇作品讀後難忘。”

還記得她舉了一個例子：日本佔領中國時期，有一個日本軍官，養了一條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個籃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鋪子前一蹲，鋪主就得立刻將最好的雞鴨魚肉放進籃子裏，不敢怠慢絲毫，幾年如一日。而那日本軍官是從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馴順得很，並不像有些電影裏那樣，見了中國人就齜牙咧嘴。但每一個中國人卻避之如避猛虎……

舉了這個例子后，她說：“這段生活提供給我們的細節的藝術魅力在於，那個日本軍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費筆墨去寫他作為一個侵略者的飛揚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寫得非常之馴順。而中國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寫得淋漓盡致。數年如一日啊！這就是文學藝術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學們，聽了她的講課，都覺得受益很多。

其後，我又帶着《北方文學》的一位青年編輯到她家中向她組稿。

黑龍江省是有對不起黃宗英老師之處的。某一年舉行全省業餘文藝宣傳隊大匯演，我們兵團六師宣傳隊演出了一個小戲。恰值黃宗英老師在哈爾濱，觀看了，很高興，就說了一些熱情支持知識青年業餘創作，肯定和稱讚那個小戲的話。後來有人指出那個小戲寫的是“中間人物”，違反了“三突出”創作原則。宗英老師予以肯定和稱讚，當然是“別有用心”。成了一條“罪狀”，搞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批判風波。《北方文學》那位青年編輯，顧慮有這個前嫌，宗英老師會不待見。見面后，宗英老師卻隻字未提當年無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編輯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龍江省文學藝術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師說：“這件事我怎麼會耿耿於懷呢？對於批判過我的青年人，我尤其應該原諒。青年人受當年極左文藝理論的影響，作了一些錯事，我相信他們今後自己會有所認識的。那次在哈爾濱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許多人也是違心的。過去的事今後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鵑老師一樣，對青年是愛護和寬容的。不記仇。我認為名人對青年都應取這種態度。這是一種人格方面的修養，是極可敬的品質。當然，對那類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內疚的事而不知懺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當例外。其實呢，普通人之間，也應善於原諒善於寬容。記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機會必將實行報復。前一時期“清查三種人”，有些人就翻老賬，誰誰誰“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腳，或者貼過我一張大字報，恨不得就將對方推入“三種人”的圈子裏而後快。幹嘛呀！“文革”都過去快十年了！要記一輩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歲時，罵了你一句“狗東西”，往你頭上戴過一次高帽，便沒完沒了，何報復之心若此呢？我們黨的幹部如果都這等小肚雞腸的，我看民心就要失盡了！幸虧我們的鄧副主席是寬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麼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鄧運動”中，十億中國人個個表現如何？真若這樣搞，豈不是舉國上下又搞個“雞鳴狗跳牆”么？簡短地說，畢業時，我到宗英老師家面別。

宗英老師主動問我：“在北京有什麼親戚沒有？”我說：“沒有。”

又問：“有什麼熟人朋友么？”

我說：“沒有。”

宗英老師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夠孤單的。遇到什麼困難，連個幫你解決難處的人都沒有。這樣吧，我告訴你我兩位哥哥黃宗江和黃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難你就去找他們。”便寫下了兩個地址交給我。

我說：“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欲出門，說：“有沒有信都不妨。你就對他們說，是我的學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師寫給我的地址，找到了黃宗江老師家。我的本意是，找個借宿之所，我想八一電影製片廠大編劇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總是不成問題的。

不料宗江老師家的居住條件，實實出我意外。在雜院深處，好像只有兩間屋。廚房是後接的，陽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談“借宿”的話，只說是禮節性的拜訪。

宗江老師聽我自稱是宗英老師的“學生”，放下了正在進行的寫作，讓我坐沙發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對面與我交談。

他問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師的“學生”？

我實告之。

他說：“原來如此，這個黃宗英，好為人師！”他又問我可有宗英老師的信？

我說無有。

他大搖其頭，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學生么，卻又不讓你帶封信給我！我要懷疑你是一個小騙子，拒之門外，你今後成名了，豈不要對我耿耿於懷么？”我說：“您不是已經將我當成客人了么？”

他笑道：“這是因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學生味，毫無騙子行跡！”

說得我也笑了起來。

我見阿姨擺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辭。

他不放我走，說：“你這小青年太豈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學生，第一次到我家裏來，又趕上了吃飯的時候，不留下吃這頓飯，怎麼講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會兒，阮若珊老師回來了，他們的小女兒也回來了。加上阿姨，我們五個人，開始吃飯，宗江老師那天似乎特別高興，為我開了一瓶什麼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難卻，抿了小小兩口，臉便彤紅。

他們的小女兒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發窘。吃罷飯，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師怕我果真是醉了，讓我吃一個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時，他問我住什麼地方。

我撒謊搪塞過去了。

他又問我有什麼困難沒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來元錢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錢，但羞於開口。

他一直送我至鑼鼓巷公共汽車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車站度過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經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師家，第一頓飯是在宗江老師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來，我再也沒見過他。時時有人轉話給我：“黃宗江問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黃宗江說，曉聲是不是有了點名氣，就忘了當年自稱是黃宗英的學生，在我黃宗江家裏吃過飯啊？”寫到這裏，我不禁想，這篇文字完成之後，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說不過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擾別人，就有點離群索居。然別人對自己的關懷，幫助，照顧，一次，一點兒，常繫心頭，不敢輕忘的。誰忘了，誰沒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實實在在是不願交往。我的不願交往，實實在在是對目前社會上的一種交際之風的“消極抵禦”。如今的中國人，好像都成了“有閑階級”，睜眼看看我們周圍，多少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際場上。又不像人家外國人，人家的交際，也就是純粹的交際而已。眼睛再睜大點，看看我們周圍，多少人在交際之下，掩蓋着種種個人的企圖，過去稅某某是“交際花”，專指女性而言。於今吾國男性“交際花”，如雨後春筍，參差而出。真可以說是各條戰線，百花齊放。我們老祖宗主張的那種“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時代有點“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時髦起來。你交我，你得給予我這種好處。我交你，我將報答你那種好處。各種好處人人想占，十億之眾，哪來那麼多好處得以平均分配？不夠分，又不能印發優待券，可不就誰有本事誰撈唄！靠真本事興許還撈不着，靠交際卻往往得來全不費功夫。文壇本應是塊“凈土”，但素來總與名利藕斷絲連，斬不斷的“情緣”，刨不折的“俗根”，難免也有拉拉扯扯，蠅蠅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際之風的熏擾。所以我常想，老老實實地寫小說吧，能寫出來便寫，寫不出來便罷。別今天拜訪這個，明日“探望”那個的。成了習慣，墮入男性“交際花”者流，那可不怎麼樣了！

我在北京站度過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車站大廳二樓的洗漱室洗了臉，像個“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

我想，我這個未來的北京公民，今天無論如何得在北京找到個住的地方。我不能接連三天都像個“盲流”似的在火車站棲身。那也太對不起我書包裏面的復旦大學畢業證書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與他們在北大荒相處時，從沒想到過有一天我會成為北京公民，也就從來沒有記過他們之中任何一個的住址。

猛然間想起木材加工廠一個北京知青曾對我說起過，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柵欄的一個什麼鞋帽商店當售貨員，決定去碰碰運氣。

大柵欄有好幾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詢問。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這麼找人真難找。

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不壞，還終於將她找到了。

她聽我說與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廠生活過，對我非常親熱，就請了假，將我帶回家中。她家住大柵欄茶兒衚衕十一號。兩間小屋，她的父親癱瘓在床住外間屋，她和她的母親住裏間屋，睡一張很窄的雙人床。她猜到了我沒吃早飯，匆匆忙忙地給我做飯。

一會兒她就將飯菜做好了。

我默默吃着，覺得胃腸飽脹，雖然昨天至今天，僅在宗江老師家吃過一頓飯，卻吃不下什麼，不忍辜負她的好意，強吃。

她則靜靜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冊，重新在我對面坐下翻。翻出一張，遞給我，微笑着問：“照片上就是你吧？”

我放下筷子，接過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塊兒照的，兩人各騎一匹高頭大馬，挺威風的。

我很有感情地注視着那照片，說：“是我。”心中暗想，不知這頓飯吃完了，我還該到哪去？

她收回照片，問：“你為什麼愁眉不展的啊？大學畢業了，又分到北京了，難道還有什麼不順心的事嗎？”

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實話實說了吧！興許她真能幫我找個住處。就將自己這種暫時不太美好的處境告訴了她。

她思索了一會兒，說：“你看，我們家也沒你住的地方。

這樣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飯我就帶你去！”也只好如此。

能暫時有個地方住，我一口飯也不想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