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她就將我帶到了男朋友家。離她家不遠，在排子衚衕。她和男朋友商量了幾句，引我走進一間新接蓋起來的磚房裏，不大，十來平米。新的雙人床，新的被褥，一對繡花枕頭，一張新打的還沒上油漆的寫字枱。

她紅着臉說：“這是我們未來的新房。”

我也紅了臉，說：“這可不行，這可不行……”她說：“有什麼不行？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樣嘛！”

她的男朋友也說：“別見外，我兩個姐姐都在北大荒。她們每次探家，在哈爾濱轉車，都要在你們哈爾濱知青家裏住上一兩天，都是哈爾濱知青接站送站。哈爾濱知青講義氣。我們北京人對哈爾濱知青也得夠朋友！”

我就這麼的，在人家未來的新房裏住下了。有了住處，最需要的便是睡覺。從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車站“夜遊”，睏乏之極，他們走後，我倒頭便睡，一覺睡到下午三點多鐘才醒。醒來就去逛大柵欄，逛天安門廣場。逛夠了才回來吃晚飯。吃罷晚飯，我那“妹妹”來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塊兒陪我聊天。她臨走時問：“梁哥，你肯定缺錢用吧？”

我說：“不缺不缺。”

她說：“不管你缺不缺，給你留二十元錢。”將二十元錢壓在枕下。

我說：“我第一個月開支就還你。”

她說：“你看，你沒說實話吧！這就是你的家一樣呀，還客氣什麼！”

三天後，我又到文化部去。

接待過我的那個女同志問我：“你是願留在部里，還是願到具體文藝單位？”

我反問：“留在部里將分配我作什麼工作？”

她說：“可惜你不是黨員。否則可以分到組織部、幹部局。不過你的畢業鑒定不錯——同‘四人幫’作過鬥爭，這一條很重要。憑這一條鑒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辦公室’協助工作，他們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說：“那還是分配我到某個具體的文藝單位吧。”她說：“這可關係到你今後的個人前途，你再慎重考慮考慮。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處，解決組織問題容易些，你檔案中那條鑒定對你非常有利啊！”

我說：“沒什麼可考慮的。”

她說：“隨你便！北京電影製片廠、電影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這四個文藝單位任你自己選擇。”

我考慮了足有五分鐘。我想，我到中央戲劇學院和電影學院去能幹什麼呢？當教師？我懂什麼電影理論或戲劇理論？還不叫學生把我從講台上轟下來？到青年藝術劇院？我對話劇又不甚感興趣。到電影製片廠呢？我在電影製片廠又能擔當起什麼呢？那時，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藝術知識、藝術修養太少了！

我訥訥地問：“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文學編輯呀？比如《人民文學》、《北京文學》這樣的單位，我的最大願望是今後能當一名好編輯。我相信我能。”

她說：“那你就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去吧！製片廠也有編輯部，需要編輯。”

我不再思考，說：“行！”

暗想：以前我看的電影太少了，今後可有電影看了。

她留下了復旦給我開的介紹信，重給我開了一張文化部的介紹信。然後，她又把我的檔案交給我，讓我自己帶着到北影去。

我來到北影，見北影廠門旁也有士兵站崗，真是大惑不解。彷彿從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藝術單位都在實行“軍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過文化部的介紹信后，說：“部里怎麼事先不徵得我們的同意就分配人來啊！我們的職工定額已經超編了。我們得向領導請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過幾天來聽信。”

我的心涼了半截，問：“幾天？”

他說：“三四天後吧！”

我要把檔案留下。

他說：“你自己先帶着吧。”

我沮喪地離開了北影。比三天前離開文化部時的心情還沮喪。

我那“妹妹”見我情緒不佳，詢問我結果如何？

我將在北影碰了一個“軟釘子”的情況毫不隱瞞地告訴了她。

她勸慰道：“嗨，這也值得憂愁？北影不要你，不是還有好幾個文藝單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學畢業生，還怕在北京成了個無業游民不成？”

我說：“這幾天我給你們添了不少麻煩，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

我那“妹夫”說：“別不安。我們又沒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當自家人看待，你有什麼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們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頤和園去，開開心心地玩上一天。”經他們勸慰，我的憂鬱才稍釋。

星期天他們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沒有着落，玩得不開心。

晚上回來，躺在床上，無法入睡。忽然產生了一個念頭，想拆開自己的檔案袋，看看裏邊都裝了梁某一些什麼材料。便光着腳丫，從書包里掏出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檔案袋，不說“違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裏還是不甘罷休。為什麼不允許一個人知道自己的檔案袋裏裝着一些有關自己，有關自己父母和親屬的什麼材料呢？它像個影子似的，跟隨着你一輩子。你覺得自己是個好人，你努力像個好人那麼生活，但它卻很可能向許多人證明你是個壞人。許多人相信它，遠勝過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實際行為和表現。“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識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這樣的一些評語曾寫在多少人的各種鑒定上啊！而寫鑒定的人卻又不見得是個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裝進了骨灰盒。你的檔案，又成了你兒子或你女兒的檔案的一部分。這樣一想都夠令人七竅生煙的！

雖然我明知自己的檔案里絕不會有什麼黑材料，雖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話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我對自己的檔案袋所產生的那種好奇心，簡直就無法轉移。他媽的就算寫的全是優點，我也想知道我這個人具體都有哪些優點。有利於今後發揚光大嘛！誰叫他們讓我的檔案袋落在我自己手裏呢？不看白不看！這樣的機會很難得！

於是我又光着腳丫蹦到地上，第二次從書包里掏出了檔案袋。拿在手裏，就像拿着我自己的靈魂，別人為我製造的“第二靈魂”，掂了掂，很輕。他媽的一個二十八歲的人的“靈魂”，怎麼才這麼一丁點分量啊！

洗腳水沒倒。就用洗腳水浸濕了封口，然後用大頭針謹慎地挑開了，心情挺激動地從中抽出幾頁紙和表格來。

我的檔案真是太簡單了，簡單得使我大大掃興。小學的畢業簽定，中學的畢業簽定，都寫的相當好。中學的畢業簽定中，居然還有“責人寬，克己嚴”這樣簡直等於是讚美的話。不由得想，但願這一條我死後，悼詞上也寫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種簽定也相當好，不乏讚美之詞。我忽然覺得奇怪，我既然這麼好，怎麼不發展我入黨呢？逐頁逐條細看，看出了點名堂。有兩條是：不尊重領導。政治上不成熟。帶着這樣兩條缺點可不是不太容易入黨么！難怪難怪。不尊重領導這一條，是公正的。在老連隊，和連長指導員吵過架。在木材加工廠，和連長指導員吵過架。在團機關時，頂撞過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參謀長。我想這一條將來到了新的工作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這一點，我有點不認可。政治上不成熟，能僅寫過一張表態性的“批鄧”大字報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幫’作過鬥爭”么？從書包里掏出鋼筆，就要由着性子將那個“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幾下，覺得筆劃實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罷。

沒有什麼“黑材料”，“紅”得還可以，令我不但覺着掃興，甚至覺着有幾分遺憾了。要是有點什麼“黑材料”，不妄我作這番手腳。

拆開的檔案袋撇在沒油漆過的寫字枱上，索然地睡了。

從此我對裝在自己檔案袋裏的“第二靈魂”不再產生任何好奇，也不再發生任何興趣。讓它在檔案袋裏安息吧！

倒是與我肉體同在的靈魂，因為自己的某些行為，某些沒有變成行為的慾念，某些沒有變成慾念的意識，某些連意識也沒有變成的朦朧的不良的衝動，而時常感到羞愧。這個靈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過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見過的女同志說那人生病了，十幾天內不會上班。我問我的工作定下來沒有。她說不了解這件事。

我又動肝火了，虎虎地問，“你們廠長在哪兒？我要見他！”

她淡淡地說：“你見不着他。在國外訪問呢！”問：“那你們黨委書記在哪兒？”

說：“不能告訴你。在開會。”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訴我，誤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沒完！”

她見我來者不善，改換了一種比較客氣的口吻說：“我告訴你也沒用啊。他在二樓會議室，正開會，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羅嗦，轉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層樓，找到會議室，按捺住肝火敲門。

一個人將門開條縫，探出頭說了句：“開會呢！”又欲將門關上。

我的肝火終於按捺不住，一腳踹開門，氣勢洶洶闖將進去。

十幾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環視他們，大吼：“哪個是黨委書記？！”一時無人作聲，面面相覷。

我將嗓門提得更高：“哪個是黨委書記？！”

一個黃瘦臉上佈滿皺紋的六十多歲的人，用嘎啞的帶有湖南口音的語調頗不安地問：“你找他什麼事？”我從書包里掏出檔案袋（來時封上的，膠水還沒幹），當著他們的面，像撕信封一樣撕開了封口，抽出我那幾頁“靈魂”，往一張茶几上使勁一摔，厲聲道：“我是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過了三天，來了兩次，竟然連個具體的答覆都得不到！我在北京舉目無親，身上的錢已花光，連個棲身之處都沒有。你們如此對待一個與‘四人幫’作過鬥爭的大學畢業生，如此對待大學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話了吧？你們心目中還有沒有文化部？！難道你們北影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的領導之下？！你們不想要我，就乾脆說明，也算一種答覆！偌大個北京，文化藝術單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們北影乞求臨時工作的盲流！……”我這一番即興演說，振振有詞，效果頗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同志很客氣地說：“你先別生氣，坐下談，坐下談。”說著從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檔案看起來。看了一會兒，望着其他人又說：“是同‘四人幫’作過鬥爭。”白紙黑字，那還有假！

入廠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當時北影的“清查小組”負責人，文化部“清查辦公室”成員之一。一個與她年齡不相上下，黑紅臉微胖的男同志說：“我看一下檔案。”

她就將檔案送給了他。

他看了一會兒，對那個黃瘦臉的人說，“我們編輯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廠后的第一任編輯部主任。

黃瘦臉連連點頭，“同意，同意。”

他便是黨委書記。過後我才知道，開的是敦促他“說清楚”的會。在座的都是黨委委員，難怪他那麼無精打採的。我主演的這出“春草闖堂”正趕在了鑼鼓點上。我畢業鑒定中“與‘四人幫’作過鬥爭”那一條，顯然對他們每個人都起到了潛在的影響作用。

編輯部主任對我說：“你去找人事科辦關係吧。”

真沒想到奔波了數次，一個星期內憂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幾分鐘內就簡簡單單地解決了。

看來有些時候一味地溫良恭儉讓不行。該動肝火的事，還是得動動肝火。

“與‘四人幫’作過鬥爭”的“光榮”，雖然寫在我的“第二靈魂”上，卻常使我感到滑稽並羞臊。

政治有時對人過分慷慨……編輯部主任又問我：“你的東西什麼的都在哪啊？”我說：“都打在託運行李里了。”

他說：“催領單到后，派車給你拉回來。”

我說：“那得先給我解決個住處吧？”

他說：“這事以後再談。你先到廠招待所去吧，我這就打電話，給你安排一個床位。今天休息，在廠里參觀參觀，明天上午到編輯部找我。”

我就這樣成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編輯部的編輯，分配在外稿組。

成了北影廠的編輯后，我對自己的“闖堂”行為竟感到後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來。回想自己當時的樣子，總覺得有點“耍光棍”的性質。只怕給那些黨委委員們留下的第一印象並不佳。

編輯部的多數同志卻對我格外好。從主任到我們的外稿組老組長。後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幹部，“魯藝”出身，《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作詞者之一，電影《畫中人》的編輯，肖紅的故鄉人，當然與我也就沾着點老鄉的關係。他個子矮矮的，形象似農民，穿着也似農民，尺半長的煙鍋整日不離手。最初我還很奇怪，以為他是位什麼老“農宣隊”的遺留人員。了解后，極生敬意。

他常於無事時同我聊幾句。多次問：“在復旦怎麼同‘四人幫’鬥爭過的啊？講講，講講。”

每一次都令我大慚。作謙虛狀云：“沒什麼可講的，沒什麼可講的。”

他對我好感愈增，視我為一謙虛青年。

後來主任告訴我，如果我的鑒定中沒有那一條，就憑我當時“闖堂”那種“紅衛兵”遺風，他是絕不要我的。其實我當“紅衛兵”時，反倒“溫良恭儉讓”。“大串聯”回到哈爾濱，見了我的語文老師，當時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剃了鬼頭，我仍在校門口對她行禮，問“老師好”。因為我是她喜愛的學生。我的壞脾氣，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養成的。

母親從小對我的一句教誨——“頭三腳難踢”。意思是，到了一個新地方，新單位，在新同志中間，尤其要謹言慎行，給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親雖然是普通家庭婦女，目不識丁，但卻很重視對我們的家教。希望我們幾個子女長大成人後，都文質彬彬的，說話慢聲細語的，辦事穩穩重重的。她認為的好青年，是那種“像大姑娘”似的類型。我在十八歲前，身上這種家教的成績特別顯著。不但文質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歲后。這種家教的印痕開始模糊，開始退化。因為母親已無暇再訓導我。社會替母親效勞了。社會的教育內容與家庭與學校大不一樣，也比家庭比學校的教育具有說服力。它採取的是另外一種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兩種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潛在影響。平素我要求自己盡量文質彬彬，以禮待人。一旦反抗起來，則“怒髮衝冠”，恨不得“屍橫二具，血濺數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虧我身材瘦弱，毫無拳腳功夫。否則，大概早已鬧出什麼人命官司了。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時體驗一下“情緒打鬥”。

然而我認為母親那句教誨不失為至理明言。“頭三腳難踢”，便得“踢”好。一般說來，我每到一新單位，新地方，“頭三腳”總還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長日久，免不了來次“頭球”或者“倒構”。那“球”多半都是朝領導們射去的，結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腳“勾銷”。誰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溫良恭儉讓”？偶爾露一下“崢嶸”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編輯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從招待所來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後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樸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亂瞟姑娘們。不像某些年輕人見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賊”，更不去搭搭訕訕、粘粘乎乎地結識年輕女演員或者“亞”女演員。下了班則關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間裏看書，從不在廠里東走西竄。節假日一個人悶得慌，就出廠門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車，直達動物園，去看犀牛。所有的動物中，我最看不夠的是犀牛。因為它從不在乎別人怎麼看它，也從不作態。

總之我那時給人的印象是規規矩矩，老老實實，本本分分的。對編輯部的同志一律稱“老師”。有時佯裝乳臭未乾，不諳世故，裝得挺像。

一天終於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國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電影童星兩記耳光。

我住的房間，四張床位。客滿時一張床位也不空。那一時期時常客滿。

住客中有位錦州漢子。人倒不錯，但我對他的存在感到非常頭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說著說著話，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傾倒。人一倒下，鼾聲頓起，如雷貫耳。夜深人靜，那鼾聲猶如一台推土機在發動。我差不多快得神經官能症了。

終於盼着他與我“後會有期”，九點多鐘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幾天來受摧殘的神經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無法入睡。隔壁房間有幾個人在高聲談天說地，雜以嘻嘻哈哈的男歡女笑。兩個房間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牆上還開着一扇門，被一張床橫住。他們等於是在我的房間裏談天說地，嘻嘻哈哈一樣。

請求他們雅靜吧，我又不願意。犯不着為這種事兒請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頭。無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點，招待所規定的安息時間。起身在那扇門上輕敲幾下，以示提醒。

鴉靜片刻，嘻嘻復嘻嘻，哈哈復哈哈。而且那些話語，就有些俗。我們北方人稱之為“逗悶子”。

看看手錶，十點半了。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