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從復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

報到前有半個月假。三年沒探家，很想家，想母親。但我打算分配單位確定了，工作幾個月後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儘早知道我的工作單位將是何處，非常希望儘早對這個單位產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樣，我有些茫然。“大串聯”時期，我作為“紅衛兵代表”，曾往返兩次到過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學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選出的。我的中學母校在“文革”初期頗為“保守”，選“紅衛兵代表”的條件還不是以“造反性”為原則，其實跟選“三好學生”的條件差不多。到京后，據說大學、中學包括小學的“紅衛兵”，已近百萬之多。我們先是在天壇公園內的臨時席棚里凍了一夜，爾後住到了地質博物館。各地的“紅衛兵”見我們胸前別著“代表”的紅綢條，大加嘲諷。說“革命串聯”，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是每一個“紅衛兵”，每一個革命學生的權力。你們有何資格以“代表”身份剝奪他人權力？我們無不大慚，紛紛將引以為榮的“代表”標誌扯下扔掉了。

被檢閱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樂山，去探望父親。父親的通訊地址是代號信箱，問許多人全不知，到郵局問，答曉得這地方，但屬軍工單位，保密，不能告訴我。無奈按信箱地址給父親拍了一封電報。父親的回電只有三個字“速返哈”。後來聽父親說，當時他們那裏大亂，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遠“留”在那兒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趕上了一次“檢閱”。怎樣的形式，回憶不起來了，只記得住在東單外交部家屬宿舍，一位什麼參贊的家裏。我與武漢某“長征隊”的九名男學生同住。一間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間，薄薄的一層乾草，上面鋪着骯髒的被褥，有虱子。“長征隊員”們對住的條件很不滿意，就用大毛筆飽蘸墨汁往潔白的牆壁上寫各種標語口號。我離開那天，四堵牆壁彷彿掛了四張荷蘭奶牛皮，黑一塊白一塊。其實，主人家的“外婆”對我們挺親熱的。我雖然沒往牆上塗過一筆，卻替別人感到十分內疚……我佇立在站前廣場，想到今後將要在北京工作，成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動。

九月的陽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馬路散發的熱氣在地表蒸騰，車輛行人街邊樹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動。

車站的大鐘敲響了。我扭回頭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語：“北京，北京，今後請多關照啊！……”

哈爾濱—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彈指間。我彷彿由十八歲開始，做了一個長長的夢。一覺醒來，二十八歲了。可小時候，我連做夢都不曾想到過，二十八歲后我會成為一個北京人。“大串聯”時期北京並沒給我留下什麼好印象。到處都油漆成紅色，使人心裏騷亂不安，而且秋季的風沙還那麼大。到軍事博物館去參觀，西風卷着巨塵在馬路上奔囂。使人聯想到驃騎赳赳過長街，蹄下宏沙亂飛揚的“元大都”時期。

儘管北京並不使我覺得親切，但我心中還是充滿了幸運感。是幸運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還有幾十萬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餘萬北京知識青年。可我這個哈爾濱的小子，竟不知命運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搖身一變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運真是充滿了機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個時期的某種機遇在起重大作用。這乃是人和社會既矛盾又統一的關係。對每一個人來說，重要的是善於掌握住機遇，因為機遇畢竟不可能屬於那些毫無準備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運這麼好，無論我分配在哪個部門，哪個單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則太對不起我家的祖墳。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廣場上，頭腦中所產生的最強烈的想法。我問許多人文化部在什麼地方，都說不知道。也難怪，我問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個人中至少有六七個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誰是北京人誰是外地人。我問一個年輕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問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還算問對了。文化部……我壓根兒就沒想到過有人會問我文化部在什麼地方。”

到底是大學生了，我的頭腦比三年前靈活多了。我到車站對面的郵電局去查電話簿子。查到號碼，撥通了電話，問我們共和國的最高文化機關在什麼地方。

接電話的，是傳達室的人，反問我是什麼人？要到文化部來幹什麼？口氣帶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說明我是報到的大學畢業生。

“沙灘。”對方回答了兩個字，就把電話放了。

我買了一張北京市內交通路線圖，不再問任何人，按圖換車。一個半小時后，終於站在了文化部大門外。

持槍站崗的士兵問我有何公幹？我從書包里翻出學校發的介紹信給他看。

他看了一下，還給我，說：“這不是文化部，這是《紅旗》雜誌社。”

《紅旗》！難怪有士兵持槍保衛。積“文革”之成見，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別稱。它是一個時期內代表“黨中央”給文化藝術定罪的權威刊物。批《海瑞罷官》，批《燕山夜話》，批《上海的早晨》，批《紅日》，它都發表過大塊文章。一切文化藝術，一切文化藝術界的知名人物，經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動”的，便是成了“封建主義”的，“修正主義”的。這是一個在“文革”中專門羅織罪名，以進行“焚書坑儒事業”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給中國的文化藝術和文化藝術界人士定罪，還給外國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萬言地批判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藝術體系，批判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在一篇歌頌中國現代芭蕾舞的文章中，還批判過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麼來到了這麼個地方啊！雖然我不過是普通的十億中之一蟻，即使“文革”中犯了什麼文化罪，也沒有被《紅旗》“坑”一下的資格。但我對這個地方還是有些誠惶誠恐。

我掉頭便走。

走了兩步，忍不住轉身說：“可人家告訴我文化部就在這個院裏啊！”

站崗的士兵說：“不錯，就是在這個院裏，就在那大樓。這個門，是‘紅旗’的門，繞到前面那條街的正門，才是文化部的門。”

我請求道：“那你就讓我進去吧！”

士兵說：“不行！各走各的門。”

我說：“好，好，好。”

就又繞了十分鐘，繞到了正門。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猶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湧起一番親情。

“姥姥”家大門口也有持槍的士兵站崗。

被允許進入院內，急急地就往大樓奔去。

沒想到在樓口又被一站崗的士兵橫臂攔住，朝我要在大門外傳達室填寫的“來客登記單”。可我在院內急急走着時隨手扔掉了。

士兵說：“你找回來。”

我見那士兵是個沒法商量的人，無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邊走邊找。院裏有兩個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為我丟了錢包或什麼貴重的東西。

還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責，認認真真地用手撫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樓。

終於進入樓內，先前那種孩子見到了姥姥般的親情，一掃而光。院門樓口，雙重警衛，不算“戒備森嚴”，也可謂“步步設防”了。我懷疑自己來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麼兵種的司令部。

上樓時，就一級級走的很穩重，怕毫無精神準備之下，又從哪裏冷不防閃出一個士兵，被攔住盤查。

還好，也就兩重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層樓，碰到一位五十餘歲的男同志，問他“畢業生分配辦公室”在哪一房間。

答曰：“還沒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時怔怔地竟不知說什麼好，汗也頓時淌了下來。

他見我急成那樣，說：“有一個人可能將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問問。”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會兒，那男同志引來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問我：“你是來報到的？”

我說：“是。”

又問：“哪個大學畢業的？”

我說：“復旦。”再次翻出介紹信遞給她。

她看了看，說：“你報到得太早了啊！還有半個多月呢！昨天才讓我負責這項工作，我一點都沒頭緒呢，你十天後再來吧！”

我急忙說：“那可不行，這十天我住哪兒啊？”她問：“你家在哪兒啊？”

我說：“哈爾濱。”

她說：“那你就回哈爾濱嘛，晚來報到幾天也沒什麼的。”

回哈爾濱——我衣兜里只剩下十來元錢了，不夠買火車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說：“反正我是不能回哈爾濱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車了。”

她聽了我的話，以為我有什麼特殊的隱衷，又問：“北京沒有親戚？”

我搖頭道：“沒有。”

再問：“也沒有同學。”

我搖頭道：“沒有。”

繼續問：“一個熟悉的人也沒有？”

我說：“有幾個當年在北大荒同連隊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說：“這就好啦！住他們家吧。三天後你來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這已經算照顧你了！……”

還說什麼呢？不能再說什麼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謝意，心情沮喪地離開了文化部。

四點多了，我不知該向哪裏去？頭腦里倏然想到一個人——黃宗江。

便決定去找他。

那時我還不認識黃宗江老師，但已認識了黃宗英老師。在上海讀書三年，我覺得最榮幸的事，便是認識了兩個我極尊敬的人：一個是黃宗英老師，一個是茹志鵑老師。每每想到她們，心中便懷着感激。

我認識她們，說來也算“機遇”。

粉碎“四人幫”后，上海召開了一次全市文藝工作者的大會，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多少多少周年。復旦大學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師，兩名學生。我是其中之一，參加小說組討論，擔任記錄員。如果我沒記錯，茹志鵑老師，好像擔任副組長。小說組還有巴金老、師佗、任干……共十幾人。

巴老那年身體尚健，行走時步子也很穩。給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詞，平易近人，說話很慢，彷彿句句都須經過思考。雖然“文革”中遭受摧殘，名譽還未得到公開恢復和平反，但毫不自輕。從那張“思想者”型的臉上，不難看出內心的剛強自尊。會議開了五天，我們常在一張桌上吃飯。我沒與他交談過。因為過於敬重這矮小而又難以壓垮的老人。但吃飯時，常替他盛飯，或主動將他夾不到的菜盤往他面前遞一下。茹志鵑老師發言不多。身為討論主持者不得不“請求”別人發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當成一種罪受。讀過《百合花》的人，都說茹志鵑老師該是個清秀女性。似乎不應像她本人身材那麼高，手那麼大，還吸煙。似乎她寫《百合花》時，不是個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對勁。而且還有的說她的名字也是那樣的文雅。

我沒見到她之前，想像中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個樣子。但見到她之後，又覺得她就該是那個樣子。覺得吸煙對她來說是一種特殊的風度。她那雙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該寫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雙手小巧，倒是有點不像女作家茹志鵑的手了。

我基本上沒發言。都是長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願說，只想聽。

但是有一天開全會，《朝霞》編輯部的一位代表發言，竟說什麼“像《百合花》這樣的小說，思想情調畢竟是不健康的，畢竟屬於小資產階級情調，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后，文學工作者們應自覺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這使我很惱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學時代就非常喜愛的小說。對一個我喜愛的人，或一篇我喜愛的作品，我容不得別人在大庭廣眾面前貶低。於是下午繼續討論時，我便措詞激烈地發了一次言。那隻不過是一種感情式的發言，沒有談出什麼有邏輯的理論。當時我也談不出什麼理論。那次發言之前，我與茹志鵑老師雖然一塊兒開了幾天會，同桌吃了幾次飯，但也並未說過話。我對自己所尊敬的人，只願將尊敬放在心裏，不願溢於言表。

我發言時，茹志鵑老師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神態有些驚訝，有些意外，似乎還有幾分擔心。興許怕我說得“走了火”，說出什麼不妥的話來。

我沒“走火”。

記得我說：我們無產階級所謂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情調，我認為實實在在是人類非常富有詩意的情調。我們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這種情調，那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但願我們的生活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我們的文學中多一些這樣的情調……

迄今為止，我認為自己說過而且說得挺好的話，實在不多。這番話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發言后，眾人沉默良久。沒人支持我，也沒人反對我。大家繼而發言，都與這話題無關。

接着又開了一天半會。茹志鵑老師仍未與我說話。我也仍未與她說話。

直至散會，她交給我一頁從日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上面寫着她家的地址，真誠地對我說：“有空兒到我家來玩吧，我這人挺隨便，絕不會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歡接近年輕人。”

我共去過她家兩次。

第一次是畢業前，帶了兩位同學，與她交談了近一個半小時。她對我們很坦率，談了許多與當時仍很“革命”的文藝理論相左的文藝觀。

交談中間，她忽然說：“我把我女兒叫下來和你們認識一下吧，她也喜愛文學。”

就是在那一天，我認識了王安憶。當時安憶還在徐州地區文工團，個子起碼比現在矮半頭，皮膚曬得很黑，披散着並不濃密的頭髮，穿一條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褲，趿拖鞋。茹志鵑老師對安憶說：“他們稱我老師，按理說你也該稱他們老師，因為他們都是大學中文系的學生。”安憶並不稱我們“老師”，也沒打量我們，似乎是為了遵從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們對面，手中還拿着一本什麼書。茹志鵑老師又說：“你們都是年輕人，今後都有志於文學，你們之間應該有更多共同的話題。”

安憶仍不作聲。

我記不得自己對她提了一個什麼問題，她才顯然是出於禮貌不得不回答。怎樣回答的，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她說話極快，標點符號不分明。給我的印象是，她急於表達自己的思想，可她頭腦中的思想又是多層次的，內涵廣泛的，是只適於用筆而不適於用話表達的。另一個印象是，她從內心裏不大瞧得起我們這三個工農兵學員。

她說完，也純粹是出於禮貌，陪坐了幾分鐘，便起身上樓去了。

茹志鵑老師連忙對我們解釋：“安憶的性格就這樣，你們別見怪。”

我們起身告辭時，茹志鵑老師對我說：“曉聲你先留步，我還有話跟你講。”

我便留了下來。

她說：“《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學》就要恢復了。你畢業后，如果願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學校爭取。”我說：“我是北方人，我還是想回哈爾濱。生活在上海人之間，我常常會感到孤獨。”

她沉吟片刻，說：“我能理解你。那麼今後不管你分配到哪裏，再來上海，我都歡迎你到我家裏來。”

這話當時使我很受感動。

她又說：“你是一個好青年。你可別以為你替《百合花》說了些辯護之詞，我才誇獎你啊！我是憑直感。你長的像上海人，性格卻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歡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為《上海文學》改稿，抽時間去茹志鵑老師家中看望她時，她向安憶的父親介紹我，第一句話仍是：“曉聲是個好青年……”

她說這話從來是很認真的。

也許她無法知道，這句話對我是多麼重要。我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好青年，但認為自己還不壞。從復旦到北影，至今已經八年，在名利場上，在影視圈中，沒有沾染什麼很可惡的壞毛病，沒有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實在是因為經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變成了某一類人，茹志鵑老師將會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將有何面目再見茹志鵑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