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東拉西扯
外來語大量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禪，其盛況空前最早大約是在漢唐之際。
中心總是會名垂史冊的。事實上現在我們使用的語言被稱作“漢語”，或者被叫做“唐話”，就因為這兩個朝代國力最雄厚，文化最繁榮，影響最深遠，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
一、洋芋與土豆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麥。
麥在上古漢語中叫“來”。《詩經》中就有稱麥為“來”的。方言學家潘家懿說直到現在山西臨汾人還把麥子熟了叫“來了”。大米則是水稻。“稻”與“到”同音，沒準也有“到”的意思。苟如此，則“稻麥”便是“到來”了。
稻麥為什麼是到來呢？
大約原本沒有，後來才“到”才“來”。
小麥可能是從羌族人那裏傳入華夏的，水稻則可能是從印度經由緬甸、老撾、柬埔寨、越南，自華南一路北上。不過浙江河姆渡出土的炭化稻穀，則好像又證明咱們老早就種稻子了。其實“來”的本義就是小麥，《說文》謂“周所受瑞麥”。其中大麥叫牟，小麥叫來，字形也是“像芒束之形”，其義則是“天所來也”，以後才轉借為往來的來。所以，小麥是不是從人家那裏嫁過來的，還說不清。
同樣，稻也不一定是“到”的諧音，也可能是“搗”的諧音。稻穀成熟后，要放到臼裏面搗，才能變成米，也才能吃。稻的字形，便是搗米之狀，林義光先生的《文源》中說過的。周振鶴、游汝傑兩先生《方言與中國文化》一書則從語言學的角度，考證出廣西西南和雲南南部也是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看來這稻子是家生的，還是進口的，也很難弄明白。不過麥（麥）字從來，稻字從禾，倒是事實。甲骨文中既有麥字，也有稻字，也是事實。而且，它們也都被叫做“谷”（穀）。麥叫“芒谷”（有芒之谷），稻則叫“嘉穀”（也叫禾）。當然，後來大家不這麼混着叫了，叫“穀子”的都是“米”—在北方是指小米，在南方則指稻米。
如果說稻麥還有點“來歷不明”，那麼，玉蜀黍可是地地道道的“舶來品”。它原產南美洲，來到中國也很不容易。玉蜀黍傳入中國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先由葡萄牙人帶到爪哇，再從爪哇輾轉而來；另一條則是阿拉伯人從麥加、中亞輸入。所以，它在各地方言中的別名也五花八門。有叫玉麥（南寧）的，有叫黍麥（溫州）的，有叫紅須麥（巍山）的，還有叫番大麥（廈門）的，最早的官方稱謂則是“御麥”。可見玉蜀黍剛進入中國時，被看作是一種“麥”。其實它和大麥、小麥、黑麥、燕麥，無論外形還是味道，都相去甚遠，怎麼會是“麥”？大約就因為“麥”有“來”的意思。外來的，也就是“麥”。又因為來得稀罕，來之不易，便叫“御麥”。御和玉同音，玉蜀黍也更像是米而不是麥，因此便改叫“玉米”（玉一樣晶瑩的米）。既然是米，當然也是谷，所以又叫“包穀”（葉子包着的谷）。又因為這“包穀”是棒糙狀，故而也叫“包穀棒子”或乾脆簡稱“棒子”。
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還很不少，比如胡麻、胡菜、胡桃、胡豆、胡蘿蔔等等都是。胡麻就是芝麻，胡菜就是油菜，胡桃就是核桃，胡豆則有兩種，豌豆和蠶豆。豌豆原產中亞和西亞，蠶豆最早則為希伯來人所種值，它們當然都是“胡豆”。此外還有胡椒、辣椒，也是外來的。這就讓人覺得匪夷所思。胡椒還好說，它來自摩伽陀國（屬印度），當然是“胡椒”。如果辣椒也不是“國貨”，那我們湖南、四川的“辣妹子”，豈不都成了“外來妹”？然而辣椒確實原產南美洲熱帶地方，據德康道爾的《農藝植物考源》考證，直到十七世紀才傳入中國。那時明朝已近滅亡，清人都快入關了，這可真是做夢都想不到的事情。我等嗜辣之人吃了一輩子辣椒，原以為自己是愛國主義者，誰知道吃的竟是外國佐料。
其實土生土長的椒只有一種，即花椒。何況辣椒雖然不姓“胡”，看不出是從國外進口的，方言中還是留下了飄洋過海的蛛絲馬跡。比如溫州、廈門便管辣椒叫“番姜”，福建許多地方（如建陽、建甌、崇安、光澤）則管辣椒叫“番椒”，中藥藥典上也叫“番椒”。大約辣椒傳入中國以前，國人的辛辣佐料主要是生薑和花椒，這才把辣椒稱為“外國生薑”（番姜）和“外國花椒”（番椒）。之所以不冠以“胡”，則是因為已另有“胡椒”。但生薑之味主要是辛，花椒之味主要是麻，辣椒之味才真正是辣，這才因味得名，叫做辣椒。
辣椒被叫做番椒或番姜（四川人則稱之為海椒），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大凡從國外引進的植物，往往會被冠以胡、番、西、洋等字眼，以示其來歷，比如西紅柿也叫番茄，還叫洋柿子。又比如番薯，番薯學名甘薯，也叫白薯、紅薯、紅苔、山芋、地瓜，南昌、廣州、陽江、梅縣、潮州、廈門、福州、溫州都叫番薯。它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由西班牙人從南美洲帶到菲律賓的。明代萬曆年間，福建遭受颱風，總督金學派人到菲律賓尋找可以救災的農作物，甘薯便飄洋過海，來到中國，所以甘薯又叫金薯，也就是為了紀念金學的功勞。不過要想什麼事都能做到飲水思源，是不容易的。極易生長的甘薯在全國推廣后，便不再叫金薯或番薯，反而變成了“地瓜”。
番薯變成了地瓜，洋芋則變成了土豆。洋芋就是馬鈴薯，也是原產南美洲，傳入中國比甘薯還晚，所以叫洋番薯（溫州）、番仔番薯（廈門），也有叫荷蘭薯（廣州、潮州、梅縣）的，更普遍的叫法則是洋芋。洋芋也就是洋山芋，和洋番薯是一個意思。反正先入為主，後來為客。甘薯先來，便是“土”；馬鈴薯後到，便是“洋”，等到“洋芋”也變成了“土豆”，則已是“幾度風雨，幾度春秋”了。
二、胡番與西洋
漢語中用來指“老外”或“舶來品”的詞，有胡、番、西、洋。胡，大約是用得最早的。它原本泛指北方和西方的少數民族，即“胡人”。所以，但凡叫做“胡什麼”的，多半來自所謂“西域”。西域的概念，近一點的，在天山以南，崑崙以北，玉門以西，蔥嶺以東（蔥嶺即帕米爾高原）。遠一點，則可到克什米爾和伊朗了。
中國和西域交通很早。兩千一百多年前，張騫便通了西域，以後又有絲綢之路，中亞文化也就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除了胡麻、胡蔥、胡桃、胡豆、胡椒、胡蘿蔔，還有胡食（抓飯）、胡餅（燒餅）、胡茄、胡琴、胡笙模（也是一種樂器）。還有一些東西，雖然並不叫胡什麼，也是從西域來的，比如苜蓿、葡萄、石榴、琥珀、獅子。據周振鶴、游汝傑兩先生雲，它們很可能是當時外來語的音譯。比如苜蓿和葡萄源自古大宛語，琥珀源自突厥語，獅子源自伊蘭語，或波斯語，或粟特語。石榴原本叫安石榴。安石，很可能是安息（在今伊朗），也可能是安息帕提亞王朝名Arshak的諧音。
石榴現在已經是“國貨”了，也不再叫安石榴。就像羅漢不再叫阿羅漢一樣，也是省掉了頭一個字。它還被老百姓用來作為多子多福的象徵。中國民間用來祝願多子多福的東西很多，魚（年年有餘）啦，蓮子（連連得子）啦，棗和栗子（早早立子）啦。石榴既然“房中多子”，自然也不妨“洋為中用”了。
還有一個“洋芋變土豆”的例子是嗩吶。嗩吶這玩藝，在一般人心目中要算土得掉渣的樂器，地地道道的“國樂”或“民樂”，卻原來也和胡琴一樣，是從西域來的。嗩吶原本流傳於波斯、阿拉伯一帶，金元時傳入中國，其名則源自波斯語surna，所以又叫瑣奈、蘇爾奈。鈸則比嗩吶來得早一點，是南北朝時傳入中國的。鈸既然原本就是西域的東西，那西方的妖怪自然也能把孫悟空裝在裏面了。
琵琶也是從西域傳入的，起先叫“批把”，不知是音譯，還是因為它彈奏起來噼噼啪啪的。漢代劉熙的《釋名》說：“批把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彈奏）也。”他還解釋說，琵琶演奏時，手往前推叫批，往後退叫把，所以叫批把。南北朝時，又有曲頸琵琶傳入。曲頸琵琶源於烏特，是一種阿拉伯樂器，也流行於土耳其、伊朗、蘇丹、摩洛哥、阿拉伯文叫ud。它傳入歐洲，就變成了琉特，盛行於文藝復興時期。傳入中國，則變成了琵琶，隋唐年間盛極一時，有龜茲琵琶、五弦、忽雷（忽雷又分大忽雷、小忽雷）多種，大約也還在馬上彈奏。“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西域情調是很濃的。
琵琶、五弦、忽雷、火不思，都是西域撥弦樂器，當時統稱胡琴。火不思是烏特的一種，突厥語叫qobuz，譯名也五花八門，什麼和必斯、虎撥思、唬拍詞、吳撥四，比較好玩的則有胡不思和渾不似兩種。火不思後來變成了拉弦樂器，也就是二胡。二胡是典型的“中外合資”產品。北方的馬尾、松香，南方的蛇皮、竹子，中西合璧，北人南相，表現力極強，也就在民樂演奏中唱起了主角。
儘管西域的文化貢獻如此之大，中原卻並不怎麼領情。喜歡胡食、胡服、胡樂、胡舞的當然大有人在，但“胡”這個字眼還是帶有貶義。在中原之人看來，北方的胡，南方的越，都有些“非我族類”的味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雖雲“意合則胡越為昆弟”，但意合的時候有，意不合的時候也多。而且往往是一言不合，便刀兵相見，雙方之間，心裏面便難免有些彆扭。
更重要的是，在中原華夏之人看來，胡人（也包括所有的“蠻夷”）不懂禮儀，不講道理，不守規矩，喜歡“胡來”。胡來也就是任意亂來。之所以叫“胡來”，就因為胡人喜歡亂來（比如五胡亂華什麼的），也叫“胡亂”。所以胡來便是“像胡人一樣亂來”，胡說便是“像胡人一樣亂說”，胡思亂想則是“像胡人一樣思維混亂”。此外，胡扯、胡鬧、胡言亂語、胡攪蠻纏、胡說八道、胡作非為，意思和來歷都差不多。胡，不是和扯、鬧相聯繫，便是和蠻、非相對應，反正沒什麼好詞。至於把神志不清時說的話稱為“胡話”（胡人說的話），則鄙夷之情更是躍然紙上。
這當然是一種“偏見”，不利於民族團結的，但它們產生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並非沒有道理。胡思亂想一詞最早見於南宋朱熹的《答潘文叔》，當時叫“胡思亂量”。胡說和胡來則分別見於南宋周密的《齊東野語》和金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南宋與金，那可是中原漢人最仇恨胡人的一個時代。
胡的本義是獸肉（領下垂肉），番的本義則是獸足。番，也是用來指外族和外國的，叫番邦，而且主要指西方諸族、諸國，叫西番。用獸肉、獸足來指稱外族、外國，畢竟不太友好，也不文明禮貌，因此胡、番便漸漸為西、洋所替代，比如西點、西服、西醫、西學，或洋貨、洋裝、洋人、洋場。其中當然有一個過渡階段，比如西餐先前就叫番菜；也不是所有的胡、番都能改成西、洋，比如番瓜（南瓜）就不能改叫西瓜。叫西、洋的也不一定就不帶貶義，比如西患、洋相。但畢竟西、洋只是說出了一個客觀事實，不像胡、番那樣帶有主觀色彩，要好得多了。這說明民族偏見雖然在所難免，時代和社會也畢竟在進步，語言也不會一成不變的。
三、佛國梵音
從西土來的，不光是葡萄、石榴、嗩吶、琵琶、胡豆、胡椒、胡羅卜，還有佛。
佛也是“舶來品”。中國本土有鬼，有神，有仙，沒有佛。鬼神都是死人，一個普通人死了，就變成鬼；如果死的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一個於國於民有大功勞的人，比如夏禹什麼的，就變成神。鬼之與神，不過是靈魂的兩種不同待遇，或兩種不同存在方式。鬼投胎，神附體；鬼作祟，神降福。至於仙，則是活人，只因為得了道術，或服了丹藥，變得長生不老，或者可以肉體飛升，平步青雲，也就成了仙。
佛也是活人，釋迎牟尼就是活着的時候成佛的。成佛也不是長生不老，或者法力無邊，而是有了“覺悟”。佛，就是覺悟者。不過不是一般的覺悟，而是悟得了無上正等正覺；也不光是有覺悟而已，而是能夠做到自覺、覺他和覺行圓滿。但不管怎麼說，無非也就是覺悟。覺悟這個詞，我們現在是用得很多的，卻很少有人知道是從佛教中來。
從佛教中來的詞很多，比如“五體投地”也是。中國古代只有三跪九叩，沒有五體投地。五體投地即雙膝雙肘和頭着地，是古印度的最高禮節，佛教沿用。又因為行此禮時要用頭頂尊者之足，所以也叫“頂禮”。至於“膜拜”，則是舉手加額，長跪而拜，許多宗教中都有此禮。後來，人們便用“頂禮膜拜”表示極度崇拜，用“五體投地”表示極其佩服，也不知道它們是從佛教中來的。
其實早期影響最大的外來語，就要算這佛國梵音了。我們現在常常會說諸如“祝大會圓滿成功”一類的話，這“圓滿”二字，就是佛教用語，指無所欠缺，十分完美，比如功德圓滿。佛教喜歡說“圓”字，比如圓通、圓融、圓覺、圓成、圓寂都是。圓通即無偏缺（圓），無障礙（通）；圓融即圓滿通融；圓成即圓滿成就；圓覺即圓滿的靈覺；圓寂即圓滿的寂滅，也叫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譯）。
涅槃不是死。一個和尚或僧人死了，就說他“涅槃”、“圓寂”，那是拍馬屁的話。真正的涅槃，是指一種非生非死、亦生亦死、超生超死的最高境界。超越了生死，也就超越了時空。什麼劫波，什麼剎那，也都不在話下。劫波是梵文kalpa的音譯，剎那則是梵文ksana的音譯。佛教時間概念很強，計算也很精確，長短遠近都有具體的說法。其中劫波時間最長，大約四百三十二萬年為一劫；剎那時間最短，大約九十剎那為一念。一念之差，也可能萬劫不復。一劫不復尚且可怕，何況萬劫？要知道，一劫之後，是會有劫火出現的。“世界終盡，劫火洞燒”，只留下一片“劫灰”。“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有劫灰”，這是很恐怖的事。所以“劫”之一詞，又引申為災難。如劫難、劫數、浩劫、劫後餘生等。一個人，如果命中注定要遭此災難，就叫“在劫難逃”，相反，若能做到“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則可謂幸甚至哉。
涅槃也不是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是“普度眾生”，也叫“慈航普渡”。慈航就是幸福的航船。佛教管愛護眾生給予歡樂叫“慈”，憐憫眾生拔除苦難叫“悲”，因此“慈悲”就是“與樂拔苦”。這當然是佛菩薩的任務。只有他們才有此大慈大悲，也只有他們才有此“神通”。神通一詞，也來自佛教。佛教有“五眼六神通”的說法。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六神通即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這些詞我們也都借用，比如肉眼凡胎，慧眼識珠，神通廣大，手眼通天等等。此外像因果、因緣、緣起、報應、不二法門，都是佛教名詞，現在也都變成人們的口頭禪了。
口頭禪也和佛教有瓜葛。禪，是梵文Dhyana音譯“禪那”之略，意謂“靜慮”，是佛教的一種修持方式，也叫“禪定”（即禪與定的合稱），而主張用禪定來概括佛教全部修習的宗派就叫禪宗。禪定講“心注一境，正審思慮”，禪宗講“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都不需要多說話。如果整天喋喋不休，或並無覺悟，只會說些禪語，那就是“口頭禪”了。
禪宗主張“見性成佛，道體心傳”，怎麼會整出個“口頭禪”來呢？就因為佛教有“覺他”的任務。這就要“啟智開悟”，也就是啟迪智慧，使人覺悟。順便說一句，“智慧”和“覺語”一樣，也是佛教名詞。漢語中原來也有這兩個詞，但沒有什麼太深刻的意義。覺悟基本上是覺醒、醒悟的意思，不是悟得無上正等正覺；智慧則主要是聰慧、智謀的意思，也不是把握諸法真如涅梁成佛的特殊認識。這種特殊認識或最高智慧又叫“般若”。般若讀如波惹，正如南無（致敬、禮讚、飯依）讀如拿摩，都是梵文的音譯（般若的梵文是Prajna；南無的梵文是Namas）；而把智慧和聰明區別開來，則正是佛教的高明之處。
智慧不同於聰明，也不同於知識。聰明多半不大，叫朽小聰明”；智慧一定不小，叫“大智慧”。知識屬於社會，智慧屬於個人；知識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啟迪。所以，要啟迪他人的智慧，首先自己就得有大智慧，而且，要悟得無上正等正覺，就得“破執”。執，就是執著，也就是不開竅，認死理，非在一棵樹上弔死不可。執則迷，迷則不悟，叫做“執迷不悟”。執迷不悟也是禪宗用語，現在也變成了我們的口頭禪。
禪宗大師們要破執、啟智、開悟，弘法時就不能教條主義地照本宣科，得說些讓人覺得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恍然大悟的話才行，比如什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啦，什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都是。這些驚人妙語即便不能真正使人覺悟，至少也讓人覺得新鮮好玩，大家也都會跟着學。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人們的口頭禪。
四、老母雞變鴨
外來語大量成為中國人的口頭禪，其盛況空前最早大約是在漢唐之際。
漢唐時期幾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間所謂“漢唐盛世”更是中國歷史上很值得誇耀的輝煌時代。漢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國的疆域竟擴張到兩倍以上，廣達五百萬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採納魏微“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議，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來朝。什麼突厥啦，吐蕃啦，高麗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亞美尼亞、東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半島的大食，都一撥一撥地把使者和留學生派到中國來，心悅誠服地學習中國文化。於是大唐帝國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總是會名垂史冊的。事實上現在我們使用的語言被稱作“漢語”，或者被叫作“唐話”，就因為這兩個朝代國力最雄厚，文化最繁榮，影響最深遠，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結果大家記得住的，便不是漢，就是唐。比如日語中當用漢字的語音有吳音、漢音、唐音三個系統。京都的京讀作きょう，是吳音；京師的京讀作けい，是漢音；南京的京讀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來，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學去的當然是吳音。漢音和唐音就有點名不副實了。所謂漢音，其實是模仿唐代中原語音的，但那時唐的名氣還不如漢大，於是便被稱作漢音。後來，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結果模仿宋元明清語音的又被稱為唐音。儘管北宋當局一再要求各國改稱中國為宋，卻可惜收效甚微。這也怪不得人家，漢與唐，實在是“先前闊得多了”。
語言學家薩不爾（Sapir）有句名言：語言很少是自給自足的。日本人要學中國話，中國人也要從外國人那裏借語言。事實上當兩種異質文化發生關係時，影響從來就很少是單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會你一拳，我一腳，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個傷疤。漢開拓，唐開放，與外部世界的交通聯繫自然頻繁。張騫通西域，玄奘求佛經，飲食服飾、風俗習慣、語言文字之類的東西也會跟着“搭便車”。至少是，西域既通，現成的詞彙就不敷使用；佛經既得，外文的翻譯就成了問題，因此漢唐兩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詞彙入民族公用語庫，華夏民族語言大大豐富的時代。
外來文化進入中國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那些外國有中國沒有的東西，不知道該怎麼叫。最便當的辦法，自然是人家怎麼叫咱們也怎麼叫，這就是音譯。但那時還沒有漢語拼音，便只好找些讀音相近的漢字來對付。這種辦法，近現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蘇打（soda）、沙龍（salon）、邏輯（logic）。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來自大宛語，在伊朗語中分別是buksuk和budawa，讀起來差不多。
我們老祖宗做事，是相當認真的。雖說不過是音譯，也不肯胡亂找些字來湊合，總希望不但聽起來像那麼回事，看起來也得有那麼一點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譯為蒲桃或蒲陶，後來幾經斟酌，還是寫成葡萄。因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寫成葡萄，不但不會鬧誤會，而且還真有一嘟嚕一嘟嚕的感覺。
這也是中文翻譯的一貫精神；信、雅、達。所以，用“可口可樂”譯cocacola，用“偉哥”譯Viagra，便被稱為“神譯”。其實，雷達（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譯得很傳神的。雷達，像雷電一樣迅速傳達；模特，模樣既好，又很獨特。
不過古人的困難比我們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鮮事物又多，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只好摸着石頭過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譯為牧宿和目宿，琥珀則曾翻譯為虎魄。但苜蓿畢竟不是放牧時睡覺或看得見的宿營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譯為牧宿、目宿、虎魄，怎麼看怎麼不對勁，於是乾脆一不做二不休，發明出新字來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唬是古代的一種禮器，即琥磺；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專門為此發明的。後來，但凡松柏樹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臘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紅的才叫琥珀。
最妙的是“佛”。前面說過，中國原本是沒有佛的，所以佛教剛傳入中國時，Buddha一詞的譯法也五花八門。沒馱、勃馱、浮屠、浮圖、佛圖、佛陀，不一而足。最後選定了佛陀，簡稱為佛。因為沒馱、勃馱實在怪異，讓人看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浮屠、浮圖也容易產生歧義。當然，也可以意譯為“覺者”，但總覺得不過癮。既不崇高，又沒有神秘感，想來想去，還是佛陀好。佛的本義是彷彿，即所謂“見不審也”。像釋伽牟尼佛祖這樣的人，我們自然看不真切，惚兮恍兮，高深莫測。再說，佛這個字也妙不可言，既是人（有單人旁），又不是人（弗人），正好用來表示那悟得了無上正等正覺的非凡的人。何況鬼、神、仙、佛並列，也很整齊。所以，用佛來譯Buddha，也是“神譯”。
比佛低一等的是菩薩，但這是中國人的說法。在原始佛教中，它本是釋迎牟尼修行尚未成佛時的稱號，全稱是菩提薩埵，即梵文Budhisattva的音譯。其中，菩提（Budhi）即斷絕煩惱成就涅桑的智慧和覺悟，薩埵（Sattva）即心繫眾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還要救萬民於水火，所以，一個人，如果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就會被稱作“活菩薩”或“菩薩心腸”。菩薩低眉，金剛怒目，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佛家的世界很是豐富。
閻羅也是音譯，而且和菩薩一樣，都是偷工減料，省掉了兩個字，全稱則是閻魔羅闍（Yamaraja）。菩提薩埵簡稱為菩薩，閻魔羅闍簡稱為閻羅，並不光是為了省事，也是為了更容易為中國人所接受。你看菩薩和菩提薩埵相比，閻羅和閻魔羅闍相比，是不是更有中國味兒？至於鄔波馱耶（Upadhyaya）譯為和尚，比丘尼（Bhiksuni）稱作尼姑，就更是中國化。事實上菩薩、閻羅也好，和尚、尼姑也好，不但讀音全變，意思也不盡相同，早就變成中國的名詞，異國情調已經沒有多少了。
這可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
五、東邊日出西邊雨
日本人的本事也不小。
日本人是很能學習和吸取外來文化的。當年，他們跑到中國來，學了不少東西去，連文字都是從中國進口。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人以西洋為師，一大堆先前聞所未聞的新名詞湧入日本，頗有些應接不暇。他們的辦法，是用從中國借來的漢字去對付，反正借一回是借，借兩回也是借，一客不煩二主，乾脆一借到底。
具體說來，方式又有好幾種。
最便當的方式當然是用現成的漢語詞彙來意譯，比如文化（culture）、文明（civilization）、革命（revolution）、經濟（economics）。這些詞，中國老早就有，但意思不同或不完全相同。比如文化的意思是文治教化。西漢劉向《說苑》的《指武》篇說：“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那意思是說，咱們是“禮義之邦”，從來不興隨便動武的。先用“文”（文明）去“化”（教化）你，要是“化”了幾回還是老樣子，不肯改過來，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顯然，這裏說的“文化”，就有些“和平演變”的意思，和現在所謂“文化”滿不是一回事。此外，文明的原意是文採光明，經濟的原意是經世濟民，革命的原意是變革天命，也就是改朝換代，即《周易》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和現在的意思不一樣。
如果沒有現成的詞彙日本人就會用漢字造一個出來，比如歷史（history），辯證法（dialect）、共產主義（communism）。這些字都是中國有的，這些詞卻是日本人造的。科學、原則、政策、單位、對象、條件、成分、關係、系統、意識、觀念、概念、目的、意圖、代表、前提、現象、背景、現實等等也是。日本人不但造詞，還造字，比如“癌”和“腺”就是日本人造的。還有呎（英尺）、粍（毫米）、浬（海里）、瓩（千瓦）也是。
這幾種方法，日本人在搞翻譯時，是綜合運用的。比如漢語中原本有“精神”這個詞，意思是精氣和神明，那就用來翻譯spirit好了。但與spirit相對的matter卻沒有現成的漢語詞彙可用，便發明一個“物質”。此外，相對與絕對、具體與抽象，也如此。相對和具體這兩個詞，是中國原有的，本義是“相向而對”和“具有全體”。absolute既然和“相對”（相向而對）相反，自然是“絕對”（絕無所對）。照此邏輯，則與“具體”相對的，就應該是“抽體”，怎麼是“抽象”呢？原來，日本人已先把concrete翻譯為“具象”了。其實，抽象和具象，我們也仍在使用，只不過主要用於美術領域罷了。
老實說，接觸西方文化，日本人也未必就比我們早，態度卻要積極得多。為了富國強兵，他們甚至主張吃麵包喝牛奶，和洋人通婚。引進些西洋名詞，自然更是不在話下。於是，等到中國人也要引進時，日本人已經翻譯過了。那就省點事，照抄過來，免得再費“精神”。早年《海國圖志》（這本書是魏源受林則徐委託編的）中翻譯過的那些名詞，則只剩下地球、赤道、公司、螺絲釘幾種。
日本人並不光是用漢字做翻譯，也用漢字搞創造。希望、場合、方針、權威、支部、宗教、派出所、處女作、化妝品等等，還有取締、引渡、見習、手續，也都是日本人的發明創造，現在中國人用起來也都得心應手。日本人從中國人這裏學去了漢字，又用這漢字造了詞來供中國人使用，可真有點“出口轉內銷”的味道；而中國人既從日本“進口”辯證法（西文日譯），又從日本“進口”派出所（漢字日文），則是地地道道的“東扯西拉”。
其實日本人的這種本事也是從中國人這裏學過去的。當年中國人翻譯西域和佛教名詞，用的就是諸如此類的辦法。比如過去、現在、未來，就是佛教名詞。過去即前世，現在即現世，未來即來世，合起來叫“三世”，也叫“三際”（前際、中際、后際）。俗話說一個人嘴饞，就說“前世沒吃過”；說活該，就說“現世現報”；說感恩戴德，就說“來世變牛變馬也要報答”，這都是受佛教的影響。中國原先也有過去、現在、未來，但那是詞組，不是單詞，意思也不一樣。現在是此刻存在，未來是尚未到來，過去則是從某一時空點移到另一時空點。不過，“過”和“去”都有不再存在的意思，比如事過境遷、去年今日等等。所以，把“過”和“去”合成“過去”，用來翻譯“前世”，也還“過得去”。
“世界”也是。中國古代有世有界，沒有世界。我們現在說的世界，上古時叫“天下”。“世界”是佛教的概念，其中三際為世，十方為界。三際就是過去、現在、未來，十方就是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和上、下。可見世是一個時間概念，界則是一個空間概念，佛教的所謂“世界”，也就相當於漢語中原有的“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但漢語的宇宙和佛教的世界並不是同一個概念，所以古人寧肯用作為時間概念的“世”（世代）和作為空間概念的“界”（界限）合成一個新詞，也不願意照搬“宇宙”這個現成的老詞。
不過佛法雖然無邊，菩薩們也都神通廣大，卻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們怎麼說話，所以“世界”一詞，後來意思也變了，成了“國際社會”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則又不一樣。北京人說“滿世界”，是“到處”的意思。粵語中的“世界”則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傾世界，是談生活；嘆世界，是享受生活；撈世界，則是謀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謂“世界”也滿不是一回事了。
六、引進與發明
的確，外國的詞彙一旦翻譯為中文，往往就會變成中國的東西，比如天堂和地獄就是。
天堂和地獄，就像歷史、現實一樣，是專門為了翻譯外文造出來的新詞，而且譯得滿是那麼回事。地獄是地下的監獄，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獄，天有堂，正所謂“惡有惡報，善有善報”。地獄是梵文Naraka的意譯，天堂則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沒有天堂，只有凈土（Sukhavati），也叫極樂世界。其中屬於阿彌陀佛的叫西方凈土，也叫西天。一個人死了以後，如果能往生西方凈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說一個人“上了西天”，卻不是什麼好詞。這大約也是發明“西天”一詞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譯，也譯為魔羅，意為擾亂身心、破壞好事、障礙善法者。它最早寫作磨，後來被梁武帝改為“魔”。這一改不要緊，魔王、魔鬼、魔怪紛紛出籠，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設魔障，弄得人們頗有些難逃魔掌的感覺。可見語言這東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換了存在環境，就會變種，甚至生兒育女，衍生出新的詞彙來。
就說羅漢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譯，全文是阿羅漢，意思指斷絕了一切嗜欲，解脫了所有煩惱的修成正果者。羅漢比菩薩要低一等，因此人數很多，沒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廟裏，當然是“羅漢”（羅列的漢子）了。在中國人的眼裏，他們既然解脫了一切煩惱，自然應該是一臉的福相，胖墩墩的。於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東西，便也被稱作羅漢，比如羅漢豆或羅漢肚。羅漢豆就是蠶豆，羅漢肚則是發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將軍肚或老闆肚。其實叫將軍肚是不對的，將軍們如果一個個都腆着個大肚皮，怎麼打仗？叫老闆肚也有問題，現在大老闆都懂得養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闆。叫羅漢肚就更不對頭，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麼會吃出個大肚皮來。也許叫宰相肚還合適，“將軍額上跑馬，宰相肚裏撐船”，宰相的肚子應該是很大的，只可惜能當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當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車的人多。出租車在台灣叫計程車，在香港和廣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譯，公共汽車（bus）則叫巴士。如果這公共汽車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卻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譯；裙，則是skirt的意譯。這也是港用粵語的翻譯。粵人港人翻譯外文，喜歡音譯，更喜歡音意雙佳。“迷你裙”就是。事實上女孩子穿上這種超短裙，確實比較性感，也多少有點“迷你”的味道。可惜並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東西都性感，“迷你”一詞的使用範圍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麵包車。麵包車其實是旅行車，只因為外形像只長方形的麵包，便被叫做麵包車。麵包車如果用來做公共汽車，當然得叫“巴”。如果用來做出租車，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稱“小面”。北京人喜歡“小面”，因為便宜，十塊錢起步，能跑十公里，超過起步價每公里也只要一塊錢，坐的人還多。不過現在北京已經沒有“小面”了，再過若干年，人們將不知“面的”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項發明是“板的”。“板的”其實就是平板三輪車，拉這車的則叫“板兒爺”。北京人愛用“爺”這個字，因此有錢的叫.’’款爺”，能說的叫“侃爺”，拉板車的當然就是“板兒爺”了。其實板兒爺並不是什麼“爺”，正如“網蟲”並不是什麼“蟲”。網蟲就是迷戀互聯網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蟲”（比如“書蟲”）。整天想着上網，一上去就不肯下來的當然是“網蟲”。於是，一個外來的“網絡”加一個本地的“蟲”，就構成了“網蟲”。這就像一個外來的“的士”加一個本地的“板車”就構成了“板的”一樣，都是北京人創造的當代方言。
北京人創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漢人和成都人則發明了“麻的”和“??的”。“麻的”其實就是三輪車。因為在武漢，駕三輪車的多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漢子，俗稱“酒麻木”，因此他們駕駛的三輪車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的”則是自行車旁加一個車斗，原本應該叫“偏斗車”的，只因為這種偏斗車的發明，原本是為了讓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載了太太們去上班、購物、兜風，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耳朵”，於是一致公認應該將此車美其名曰“??耳朵車”。這種車，如果也拉客、出租，當然就是“??的”了。
其實最愛搞“組裝”的還是粵語方言區中人（主要是廣州人和香港人）。粵人引進外來詞彙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歡音譯，二是喜歡組裝。比方說，內地人很少會把奶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麵包（toast）叫“多士”，廣州人和香港人就會。他們也管足球、籃球、排球一類的球（ball）叫“波”。於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娣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則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譯，意思是襯衣和襯衣一類的東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時穿的“恤衫”，也就是運動衣了。
把運動衣叫做波恤，是粵語方言區獨有的叫法。後來流行到全國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話稱作“貼血”，現在也都叫T恤了。實際上外語一旦用方言來翻譯，那譯名便會五花八門。比如toffee（奶油糖），廣州話叫“拖肥”，上海話卻叫“太妃”（太妃搪）；butter，廣州話用意譯，稱為“牛油”，上海話卻用音譯，稱作“白脫”。看來，外語登陸的地方不一樣，譯成的中文也不同，因此，我們還要來討論一下外語與方言。
七、外語與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來詞。比如雪文、洞葛、五腳忌、加步棉這些詞，北方人聽了肯定是一頭的霧水。其實它們是印尼馬來亞語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譯，是閩南華僑從東南亞帶回廈門的。同樣，列巴、蘇波之類，南方人聽了恐怕也不明就裏，除非他懂俄語。俄語在中國也曾很普及了一陣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類，大家或許還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蘇波是俄語麵包和湯的音譯，大約就只有東北人和新疆人了。東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國人）打交道，新疆與蘇俄的關係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蘇波之類的俄譯名詞，在東北和新疆還流行。
不過更值得一說的還是上海和廣州。
上海和廣州是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開放的兩個最大窗口和門戶。這兩個城市，又分別是吳語和粵語的重鎮。結果一些外語在上海和廣州登陸后，就被翻譯成吳語和粵語了。比如沙發（sofa），用普通話翻譯應該是“梭發”，但上海人把“沙”讀作“梭”，也就成了“沙發”。還有“快巴”（Eider，一種紡織品），也只有用粵語讀才對頭。北京人照搬了過去，又自作聰明地把“巴”寫成“扒”，結果就弄出“快扒女褲”之類的笑話來。
粵語翻譯的外來詞走向全國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還有菲林（膠片或膠捲）、鐳射（激光，內地曾譯為萊塞）、派對和的確良等等。的確良是Dacron的粵語音譯，廣州人寫成“的確靚”。靚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靚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確靚”是典型的粵語譯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確良從廣州進口時，粵語還不像現在這麼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靚”是什麼東西（甚至也不會讀），就改成“的確涼”。後來發現這玩藝也未必涼快，又改成“的確良”。
滬譯外語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風行一時，現在則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幣）、派司（pass通行證）、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醬）、水門汀（cement混凝土）。要用，範圍也不大。比如“羅宋湯”，西餐菜譜上還有。有些詞，新上海人寧願直接說英語，比如暫停說stop，而不再說“史到婆”。有些詞，則和全國統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還是有些外來詞像鹽溶入水裏一樣，化得不見痕迹了，比如“癟三”和“阿飛”就是。癟三和阿飛，一般都認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則指出它們是洋涇浜英語（見薛著《閑話上海》）。洋涇浜，在今上海延安東路一帶，當年是黃浦江的一條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難免華洋混雜，交易頻繁的。那時與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謂洋行幫、生意幫、白相幫和碼頭幫。但不管是哪一幫，英語都不怎麼地道（洋行幫水平最高，碼頭幫最差），都夾雜着上海話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涇浜英語。
洋涇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產，也是典型的外語加方言。那時上海的各行各業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連人力車夫一類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顧不上語音標準不標準，語法規範不規範。為了普及英語，更有好事者編出洋涇浜歌：來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諾，如此如此沙鹹魚沙。真嶄實貨佛立谷，洋行買辦江擺渡。翹梯翹梯請吃茶，雪堂雪堂請儂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賬王八蛋風爐。麥克麥克鈔票多，畢的生司當票多。紅頭阿三開潑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爺要發茶娘賣茶，丈人阿伯發音落。如果用上海話把這歌訣念一遍，保管洋涇浜味道十足。
洋涇浜如此這般一普及，有些詞就變成了上海話，不再是英語了。比如英語管乞丐叫beg，管乞討叫begfor，洋涇浜則稱作begsay，寫成漢字就是“癟三”。癟，指容貌枯黃乾癟；三，指衣食住三者全無。如果這人還買了件舊西裝人模狗樣地穿在身上裝闊氣，便會被罵作“洋裝癟三”。阿飛則從英語fly來。美國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現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蒼蠅（fly），而fly的本義和常用意義是“飛”。吳語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貓阿狗阿木林，就連那些印度錫克族警員都被稱作“紅頭阿三”（英國人招呼警員常以Isay開頭，這些人又都頭纏紅布），則fly當然也就是“阿飛”了。上海的阿飛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樣的。他們的作派更“洋氣”，往往是些油頭粉面穿着時髦的“小白臉”。同樣，上海的癟三也比國內其他城市中的無業游民更為乾癟枯瘦面目可憎。於是，阿飛和癟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實不但外語會變成方言，方言也會變成外語。比如英語中的tea，便是閩南話“茶”的音譯，法語和德語也是（俄語和日語中的茶則是北方方言的音譯）。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烏龍）；souchong（小種，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來自閩語，便是來自粵語，而且多半來自閩語（陳原《社會語言學》）。可見文化的交流總是雙向的，中國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東拉”。
拉拉扯扯之中，難免以訛傳訛。比如英語中圍棋叫go，就是日語“碁”的音譯。圍棋在日文中寫作“碁”，讀作ご。其實中國古代圍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這個“碁”就是中國人的“棋”，而且還以為圍棋是日本人的發明，稱作“日本的棋藝”。這可真是讓人哭笑不得。不過這已是題外話，不說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