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朝秦暮楚
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隨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
一、英雄與美人
南方六大方言中,資格最老的是吳語。
吳語據說已經有三千多年歷史了。它可以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一次大移民,這次移民是太伯和仲雍領導的。太伯和仲雍是周太王古公亶父的兒子。古公亶父一共有三個兒子:長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歷。大約當爹的總有些偏心,要心疼小兒子一些,又尤其喜歡季歷的兒子姬昌,也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太伯和仲雍一看沒戲,就帶着族人跑得無影無蹤,史書上的說法是“讓賢”。但如果是讓賢,自己躲起來就是,幹嗎把手下的精兵強將統統帶走?又何必連周族的衣服都不穿了,“斷髮文身”,作“野蠻人”狀,公然擺出一副不合作的姿態?分明是和老爹、老弟都翻了臉,沒準還是被打跑的。反正“打不贏就往南方跑”,也是炎黃時代就創立了的光榮傳統,沒什麼稀罕,也沒什麼不妥。
不過太伯和仲雍這一跑,就跑得遠了,從陝西的岐山一直跑到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一帶,這才站住了腳跟,號稱“句吳”。江南這地方,現在是富得流油,當年卻是蠻荒之地,叫“荊蠻”。移民也是早就有了的,在紹興、諸暨一帶,是夏禹的苗裔,據說是夏王少康派來給大禹守陵的,叫“於越”。他們的習俗,也是“斷髮文身”,或者“披髮文身”,大約還保持着夏代的原始風貌,祖上則是中原的羌族。太伯和仲雍他們祖上也是中原的羌族,也“斷髮文身”,這可真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了。
可惜現在是親兄弟的,尚且難免禍起蕭牆,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又哪裏靠得住?所以後到的“句吳”,和先來的“於越”,也免不了刀兵相見,鷸蚌相爭。吳越之間的戰爭,也不知打了多少年,最後打出個“卧薪嘗膽”的故事來。不過吳越兩族的文化,畢竟相通之處甚多,正所謂“交通屬,習俗同,語言通”,何況還有需要合作的時候?正如孫子兵法所言:“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同舟共濟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裏來的。)總之吳越兩國的交往是很多的。不管是戰,還是和,總歸要溝通,也要融合,彼此之間也會相互影響。於是吳越兩國的“國語”,就成為今天吳語的原型。直到現在,除寧鎮一帶“失守淪陷”外,吳方言區,大體上也就是當年吳越兩國的地盤。
吳語的代表是蘇州話。蘇州話也被稱作“吳儂軟語”,儂,是典型的吳語。吳人自稱我儂,稱別人為他儂、渠儂、個儂,現在則稱“你”為儂,反正不管什麼人,都是儂,所以叫“吳儂”。不過儂則儂矣,軟卻不一定,寧波話就不軟,因此有“寧聽蘇州人吵架,不聽寧波人講話”的說法。事實上吳人和越人原先都尚武好鬥。吳王金鉤越王劍,吳人更是兵器製造專家。春秋時,最好的兵器都是吳國的兵工廠里打造出來的。什麼吳戈、吳鉤、吳干,都是。《楚辭》上說:“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毅兮短兵接。”(《國瘍》)應該說是當時戰場上的真實寫照。難怪伍子青要報仇雪恨殺楚王,不找別人,非到吳國搬兵不可。“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風氣風尚如此,吳語怎麼會軟?
吳國出兵器,也出絲綢;出英雄,也出美女。吳國的絲綢叫吳絞,吳國的美女叫吳娃,也叫吳姬、吳娘。越國也出美女,叫越艷。“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李白),弄得吳人和越人都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吳國也被越國派出的色情間謀所顛覆。再說越人還擅長詛咒,其禁咒術就叫“越方”,越巫、越祝也讓人談虎色變,吳國豈能不亡?
然而後來越國又被楚國所滅。再說南方從來就打不過北方。吳也好,越也好,楚也好,最後都被北方來的強秦統一了去,南方之強變成了北方的刀下之羊。
此後兵戰就開始改成商戰了。吳鹽勝雪,吳羊奇白,富庶的南方有足夠的能力在經濟上征服北方。打造兵器的手藝自然也只好用來做剪刀,叫“吳刀”。“吳刀剪綵縫舞衣,明妝麗服奪春暉”,“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以柔克剛的結果是吳語開始變得甜糯綿軟,終於變成所謂“吳儂軟語”。
不過,在幾乎舉國上下都以北方話那種粗獷硬朗鏗鏘有力為尚時,這種輕柔悠揚婉轉文雅的“吳音”,卻有一份難得的可貴。自古江南多才子,我不知道這和他們都說吳語是否有關,但文化要求多樣,不喜歡單一,總是不爭的事實。
認真說來,吳語雖然也是南方方言中個性特徵比較鮮明的一種,但與粵語、閩語相比,和北方官話還算是比較接近的。在詞彙和語法兩方面,吳方言和普通話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區別主要在腔調。比方說保留濁音,複元音韻母都讀成單元音,擺(bai)讀ba,悲(bei)讀be,飛(fei)讀fi等,這也不奇怪。吳方言區畢竟是南北方言交鋒的前沿陣地,一點不變也是不可能的。長江以南,連南京、鎮江都變成了北方方言區,“柔弱”的蘇州居然能“頂住”,我們實在該說一聲“不簡單”!
有人說,人生三大悲哀:英雄末路,美人遲暮,江郎才盡。吳語是否英雄末路,我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它並未江郎才盡,大約也還沒到美人遲暮的份上。
二、行盡瀟湘到洞庭
相比而言,楚國的情況要差得多。
楚國原本也是南方之強。春秋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庄)有它,戰國七雄(秦、齊、楚、燕、趙、魏、韓)也有它,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說地大物博人口多,還得數楚國。戰國時,楚的疆域,東至海濱,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蒼梧,差不多佔了當時中國的半壁江山。
楚人原來也是“南蠻”,舉姓,西周時立國於荊山一帶,周人管他們叫“荊蠻”。武王伐紂時,楚人也隨了大流,算是“同盟國”。因此後來論功行賞,坐地分贓,也有楚的一份。然而只封了個子爵,四等,可見地位之低。後來楚國一天天強大,也就耗子腰裏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要“問鼎中原”。九鼎,是三代時的傳國之寶,政權的象徵。楚子居然藉著周王派人來勞軍的時候,問九鼎有多大多重,那意思便很明顯。
楚人也有資格牛逼。因為楚人比吳人和越人都尚武好鬥,而且還有一股子蠻勁。湘語中至今還有一個詞,叫“霸蠻”(不管條件怎樣,硬要如何如何的意思)。又霸又蠻,當是楚人的性格。然而楚人霸則霸矣,蠻則蠻矣,智商卻不低。楚辭是可以和北方歌詩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吳歌差,楚國的政治家更是多為棟樑之材。搞歷史的人都知道,自古以來,“惟楚有才”,雖然“楚才”難免會被“晉用”。
自強不息的楚人也不以南人為恥,上下君臣,都自稱蠻夷,專一和華夏諸侯作對,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恥大辱,死後不得見祖先。春秋前後,楚吞併的諸侯國,大大小小四十五個,越國就是被他滅掉的。也就是說,楚國原本也有資格有條件統一中國,所以,秦滅六國,楚最不服,以至於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
不過,亡秦的雖然是楚人(陳勝、吳廣、項羽、劉邦都可以算是楚人),漢代的皇帝也像楚王一樣好細腰(能作掌中舞的趙飛燕就是典型),統一了的中國的政治中心還是在北方。楚語不但沒能成為“國語”,反倒是楚都所在的湖北,也基本上變成了北方方言區。只有戰國時才被楚人佔領的湖南,還保留着古楚語的一個分支——南楚江湘,它後來就發展成又一種南方方言——湘語。
在南方六大方言中,湘語也許要算是最可憐的一個。它的使用人口不算最少。最少的是贛語,只佔漢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多一點。次為閩語和客家話,各佔百分之四。湘語則和粵語差不多,各佔百分之五,在南方方言中僅次於吳語。但湘語的地位和影響,又豈敢望吳語、粵語之項背?就連和閩語、客家話,也不能比。這也沒法子,人家財大氣粗么!上海和長江三角區說吳語,香港、廣州說粵語,台灣、福建說閩語,客家則動不動就開世界客籍大會,聚在一起說客家話,湘語哪有這個條件?
可見光是人多,也未必頂用。事實上湘語的地盤最小,受其他方言的影響最多,內部的分歧也很大,純粹的湘語方言點又一天比一天少,以至於有人懷疑它是不是還有資格作為一種獨立的方言,和其他六大方言平起平坐。也有人乾脆主張將湘語和贛語合併,並稱為湘贛方言,或者將湘語“五馬分屍”,分別歸屬西南方言、客家方言和贛方言。
說起來湘語也是窩囊。湘語,顧名思義也就是湖南話,然而湖南一省之中,真正說湘語的不過三十多個縣市,連一省的半數都不到,其他地方分別被西南方言和贛客方言佔領。西南方言佔據了湖南西北、湘水以南和京廣線以西廣大地區,贛客方言則佔據了湘東狹長的一帶,留給湘語的地盤所剩無幾。即便是湘語方言區,也分新湘語和老湘語。新湘語流行在長沙、益陽、株州、湘潭等城市,老湘語流行於寧鄉、湘鄉、雙峰、衡陽等地。湘諺有云:“長沙裏手(內行)湘潭俏(漂亮),湘鄉嗯啊做牛叫。”可見新老湘語之間也是不能對話的。如果按照某些方言學家的意見,把新湘語歸入西南方言,湘語的地盤可就所剩無幾,更加少得可憐了。
其實楚語的地盤原來還是蠻大的,少說也佔有湘鄂兩省,但既然連楚王都守不住他的領地,湘語又能如何?能有這一畝三分自留地,沒準還得感謝秦始皇設了長沙郡,又幸虧還有個洞庭湖,好歹能抵擋一陣。可惜即便長江天塹,也未必能抵擋北方方言的凌厲攻勢。“吳王”那邊,寧鎮“失守”;“楚王”這裏,兩湖“淪陷”。這也難怪。吳楚兩地,畢竟都在南方方言區的最北邊,所謂“首當其衝”之地,對手又強大無比,便難免寡不敵眾,節節敗退。吳語從江蘇退到浙江,湘語(或楚語)從湖北退到湖南,也是理所當然。何況湘語的處境比吳語更難,東西南北都被其他方言(贛、客、粵、西南官話)包圍,簡直就是四面楚歌(或四面都不唱楚歌)。吳語好歹還有個東海作後盾,可以背水一戰的。
吳楚(湘)命運多鮮,還因為它們是資格最老的方言。創業易,守成難,老的總是不如新的有生命力。北方方言日新月異,開拓進取,贛客方言後起之秀,方興未艾,吳湘方言區被它們蠶食,也是勢所必然。
三、吳楚東南拆
湘語和楚語是嫡親,和吳語則是表親。
楚語和吳語曾被看作同一種方言,而且就叫“吳楚”。這也不奇怪,吳與楚都是“荊蠻”嘛!再說越滅吳,楚滅越,他們也曾統一過,所以古楚語和古吳語是比較接近的。直到現在,湘語和吳語還有不少相同之處。比如“吃”,便都念作“恰”,只不過聲調不一樣,也就是腔同調不同。父親叫“爺”,讀如“衙”,也一樣。從這些蛛絲馬跡看,吳語和楚語的關係在歷史上很可能非同一般。
事實上直到隋唐,吳語和楚語還被看作一種大方言。陸法言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切韻》)陸德明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淺,或滯於沉濁。”(《經典釋文》他說的“河北”,就是“燕趙”;他說的“江南”,就是“吳楚”。顏之推也說南方水土柔和,所以說話聲音清而切;北方山水深厚,所以說話聲音濁而鈍。可見吳楚之同遠大於南北之同,南北之異也遠大於吳楚之異。要是它們就這麼聯起手來,南方的方言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然而一把刀子卻從吳楚之間插了進來。
這把刀子就是贛語。
顧名思義,贛語就是江西話。不過,說贛語就是江西話,就和說湘語就是湖南話一樣,並不准確。因為湖南人並不都說湘語,還有說北方話(西南官話)和客家話的;江西人也並不都說贛語,還有說北方話(江淮官話)和客家話的。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和客家方言這麼一擠兌,湘語和贛語就很可憐,連自己一省的地盤都守不住。但要說湘語主要在湖南,贛語主要在江西,也不算錯。
江西這地方,歷史上叫做“吳頭楚尾”,春秋時是吳、越、楚三國的交界處,漢代又介乎荊(荊州)、揚(揚州)之間,是個“三不管”的空子:楚不管,吳不管,越也不管,結果,古時這塊地方的方言,就有點不三不四,不明不白,連漢代的方言學家揚雄都弄不清楚,只好留下一片空白(也可能那時人煙稀少,語言方面根本就乏善可陳)。其實直到現在,贛語的特徵也還不十分明顯,而且來歷不明,就像江西菜一樣,不南不北,不東不西,沒什麼“特色”。
是空子,就有人鑽。西晉末年,八王混戰,五胡亂華,匈奴、鮮卑、揭、氏、羌,殺過來殺過去,中原地區就很不安定,一直處於動蕩之中。東晉末年,戰亂更加劇烈,中原漢人就開始大規模地往南跑,有的便跑到了江西。唐末和宋末,中原漢人又多次大批南遷。這一次跑得就遠了。跨黃河,過長江,越淮河,渡贛水,一直跑到廣東、福建,跑到後來成為客家方言區的地方。
這些南遷的漢人都要經過江西,江西就像是一個中轉鑽。那時又沒有大京九,即便是逃難,也走不快。也有走不動的,就乾脆留了下來。但不管是過路的,還是留下的,也都要把當時中原的方言帶到這裏。贛中、贛北人說話,原本就既不如吳人之“清”,又不如楚人之“楚”,有些不清不楚。現在再讓北方官話接二連三這麼一攪和,就更加不三不四,結果,贛語就成了非吳非楚非中原的“怪話”。
事實上贛語的特徵可能也是最不明顯突出的。它南部接近客家方言,北部接近江淮方言,西部和湘語拉拉扯扯,東部又和閩語黏黏糊糊,疆域從來就沒弄清楚過。贛語的語音也怪怪的,濁音都變成了清音,這和普通話是一樣的,但普通話中濁音變清音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贛語卻一律送氣,又和客家話是一樣的。長沙人藍男不分,泥犁卻分得很清楚,南昌人也一樣。武漢人喜歡用“倒”這個虛詞,意思相當於“着”,南昌人也這麼說:“坐倒”(坐着)、“站倒”(站着)。成都人也說“倒”,比如“牛都過得倒你過不倒”,這裏的“倒”就是“了”的意思。成都人不說“坐倒”、“站倒”,而說“坐起”、“站起”。同樣,武漢人也不說“拿一本書倒(給)我”,而說“拿一本書把(給)我”。只有在贛語中,“倒”才既有“着”的意思,又有“給”的意思。
贛語,明擺着是個混血兒。
它也是一個奇迹。在吳語、楚語這些老方言節節敗退朝不保夕的情況下,它居然能作為一種新方言在夾縫中生長起來,還贏得了和吳、湘、閩、粵平起平坐的地位,真的讓人刮目了。江西這地方,先前可沒有這樣得意過。
然而這樣一來,吳楚之間的聯繫也就被切斷了。吳楚之間的聯繫原本就很鬆散,贛語一刀切將過來,便連藕斷絲連也很難做到。中唐以後,大批移民從中原經贛北、贛中向贛南挺進,這個口子也就越撕越大,最後,不但吳語與湘語從此天各一方,而且閩語也被限制在東南一隅,除了往台灣島和海南島上跳,再沒別的出路。
四、不要問我從哪裏來
和贛語一起“分裂”吳楚的,還有客家話。
客家,是相對“土著”而言。先入為主,後來為客,客家也就是移民,客家話也就是移民的語言。不過不是所有的移民都叫客家,也不是所有的移民都說客家話。所謂“客家”,特指在公元四世紀初(西晉末年)、九世紀末(唐朝末年)和十三世紀初(南宋末年)從黃河流域遷徙到南方,現居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台灣等省區的移民。他們祖上是北方人,到南方來是出於無奈。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那些先來的便把他們叫做“客家”,甚至不承認他們是漢族,管他們叫“犭+客”。客家人當然不能接受。為了“反客為主”,也為了“自強不息”,便考證出自己是華夏正宗,其祖上居住的地方,大約北起并州上黨(山西),西屆司州弘農(陝西),東達揚州淮南(江蘇),中至豫州新蔡(河南),也就是黃河以南,淮河以北,汝水之東,潁水之西,地地道道的中原。
中原總是要打仗的,那裏從來就是問鼎逐鹿之地。問鼎逐鹿當然是一種英雄業績,只可惜這種英雄業績和老百姓沒多少關係。反倒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勝利的成果只屬於少數英雄,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災難卻得由老百姓來承擔。因此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便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倉皇出逃。據歷史記載和學者考證,客家人的大規模遷徙一共有五次,前三次都是從北往南跑。第一次跑到贛北、贛中,第二次跑到閩西、贛南,第三次跑到粵東、粵北。越跑,離自己的家鄉越遠。
不過文化的認同卻是超時空的。而且,越是遠在他鄉,就越是懷念故土。客家人從北國中原來到南方蠻荒之地,雖然也得“入鄉隨俗”,但決不肯輕易苟同。相反,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頑固地保持自己獨特的風土人情和語言習慣。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因為和現如今打工青年的隻身南下不同,那時的南遷是集團軍式的。不但是拖家帶口傾巢而出,而且往往是整個家族成建制地集體遷移。血緣紐帶並未割斷,宗教關係照舊保存,風俗習慣也依然故我。原來是什麼關係,現在還是什麼關係;原來怎麼過日子,現在還怎麼過日子;原來怎麼說話,現在還怎麼說話,只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
然而換了地方和沒換地方總歸不一樣。雖雲“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但杭州畢竟不是汴州。逃到杭州的汴州人慢慢開始說吳語,同時原來的杭州人也慢慢開始說官話,因此現在的杭州話便有一種半吳語半官話的特徵,和其他吳語區頗不一樣。客家來到遠離故土的南方,語言一點都不變,似乎也不可能。
不過客家先民的移居地不是杭州,而是閩粵贛與世隔絕的閉塞山區。窮鄉僻壤,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天高皇帝遠,這就使客家先民有可能維持自己的文化習俗和語言習慣,而“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也恰恰正是客家人的口號。但這樣一來,他們和故土的關係就有點尷尬了,——他這裏一廂情願地保持着舊時風貌,“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而守其語言不少變”(廣東梅縣客家人黃遵憲語),中原那邊卻早已“換了人間”,說起話來滿不再是當年那個“中原音韻”,結果,客家便走到哪裏都是“客”。在移居地,是客;回到中原,也是客。中原老鄉的子孫後代見了他們,聽着他們那一口現代中原人也不懂的“中原話”,真的要“笑問客從何處來”了。
客家如此不肯“客隨主便”,與土著便難免有些格格不入,土客矛盾也時時烽煙驟起不可開交。這就迫使客家人更加抱團扎堆,高築牆,廣積糧,建立自己的根據地。閩西土樓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客家社區建築。土樓被“老外”譽為“天上掉下的飛碟,地上長出的蘑菇”,但在我看來,它怎麼看都怎麼像個大碉堡。體大,樓高,牆厚,處處設防,易守難攻。土樓之中,水井、糧倉、畜圈,一應俱全,甚至還有“土電話”,可以一呼百應。幾十上百戶人家在這裏聚族而居,簡直就像生活在一個全面設防的城市之中。
可惜土樓再大,也有住不下的時候,貧瘠的山田也無法讓日益增長的人口都吃飽肚子,而摩擦和械鬥又屢禁不止,於是一部分客家人便只好再次遠走他鄉。有的到了四川,有的到了廣西,有的到了台灣,有的到了湖南,還有的到了海南島,但都說客家話。在廣西的叫“新民話”或“麻介話”,在四川的叫“土廣東話”。其實客家話不能算是廣東話,連粵語都不能說就是廣東話,客家話又怎麼能說是廣東話?只不過客家話的大本營在廣東梅縣,四川的客家人也是從粵東北遷移過去的。四川人分不清粵語和客家話,也就只好管客家話叫“土廣東話”了。
四川、廣西、台灣、湖南、海南島的客家人,主要是清代康乾之際和乾嘉之後從粵東北、贛南和粵中出走的,他們已經不好再算北方人,他們說的話也不好再算北方話。不管他們說的話如何地“客味甚濃”,也只能說是一種南方方言。其與普通話之間的差別,雖然沒有閩語、粵語和吳語那麼大,也同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一個族群從西晉開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還到處做客,這可真是個奇迹,因此也有認為客家不是什麼“客”,反倒可能是“土著”的。比較靠得住的是李如龍先生的結論:客家先民主要是晚唐五代時期南下的中原漢人,客家方言的定型,則時在兩宋之際,地在閩西贛南。不過,客家人從晉南、陝東、豫中、蘇北跑到贛南、閩西、粵東北,又跑到四川、廣西、台灣、湖南、海南島,歷時數百年,跨地數千里,實在很是辛苦,我們還是“英雄不問出處”吧!
五、一堆石頭
如果如贛語像刀,客家話像圈子,那麼閩語就像是石頭,而且是活化石。
閩語的形態是很古老的,老得有時候你會覺得福建人說話簡直就是在說古漢語:你叫汝,他叫伊,吃叫食,走叫行,臉叫面,黑叫烏,鍋叫鼎,繩叫索,翅膀叫翼,圖章叫印,房子叫厝,棉襖叫裘。當兩個福建人相互詢問“食糜未”(喝過粥沒有)或“有佇無”(在不在家)時,你會不會覺得自己進了時間隧道?
閩語既古又怪,既老又雜。閩語原本又叫“福佬話”。福佬,是後來之客家對先到之閩人的稱呼。反正福佬就是閩人,或福建人,但福佬話卻不好說就是福建話。實際上沒什麼籠而統之的福建話,只有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莆仙話等等,它們都是福建話,卻又都不能對話。這正是福建不同於廣東、湖南、江西之處。廣東人聽不懂廣東人說話,是因為他們並不都說廣東話(粵語);湖南人聽不懂湖南人說話;江西人聽不懂江西人說話,也是因為他們並不都說湖南話(湘語)或江西話(贛語),比方還有說客家話等等。然而福建人聽不懂福建人說話,卻是因為他們都說福建話(閩語),這可真是沒有道理可講。
事實上閩語也是漢語中內部分歧最大、語音現象最複雜的一個大方言。它不是一塊石頭,而是一堆石頭。往大里數,是三塊,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和莆仙話則是夾在這三塊大石頭中的小石頭。細數,也有數出六塊或九塊的。石頭堆在一起,擠得再緊,也各是各。閩語就是這樣。閩南話、閩北話、閩東話、閩中話、莆仙話,這些“石頭”之間的縫隙,很可能比某些大方言之間的差異還大。所以福建人和福建人坐在一起,弄不好就是大眼瞪小眼,雞同鴨講,不知所云。
看來,弄清閩語的形成,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福佬的祖上多半也是北方人。起先來的是吳人,是孫權稱霸東南時從江蘇、浙江跑到福建來搞“開發”的。他們把“吳楚”、“江淮”方言帶到了福建,所以閩語當中,還保留了不少原始吳語的特徵。準確地說,那時的閩中,有古吳語,有古楚語,當然還有古閩越語。福建方言是多源的。
不過這些先期入閩的吳人和孫吳政權一樣沒成什麼大氣候。真正成了氣候的還是中原來的漢人。他們從中原跑到福建來,原因也很多:有“避亂”的,有“征蠻”的,有“謫遣”的。比如韓愈,就是“謫遣”。韓愈謫貶之地雖然在廣東潮州,但那正是閩南話方言區。韓愈也好生了得,讓潮州的山山水水都姓了韓(韓山、韓水)。不難想像,如果跑到福建的是一大批韓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
中原漢人的大規模入閩,是在西晉末年永嘉喪亂以後。那時中原人每六個就有一個渡江避亂,一等的“望族”隨皇室定居在富庶的江浙,而且把寧鎮一帶的方言從吳語變成了官話;二等、三等的只好繼續往南跑,所謂“衣冠八族”入閩,說的大約就是這些人。入閩的路線大約有海陸兩路,定居點則有三個中心,即建甌、福州、泉州。所以,後來建甌話、福州話和泉州話就分別成為閩北話、閩東話和閩南話的代表。當然,現在閩南話的代表已變成廈門話了。這很讓泉州人私下裏嘀嘀咕咕,不以為然,因為廈門本屬同安縣,而同安縣又屬泉州府。但這就像上海話終於取代蘇州話成為吳語代表一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誰財大,誰氣粗。
遷徙的時間也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在南梁,主要定居於閩北;第二次在初唐,主要定居於閩南;第三次在五代,主要定居於閩東。“中原漢人三次入閩之後,閩方言便都定型了。”(李如龍《福建方言》)
最初入閩的中原漢人雖然分散在閩北、閩東和閩南,當真要說話,大約還是聽得懂的。但閩北、閩東和閩南,畢竟山河阻隔,道路崎嶇,既不同風,亦不同俗。說起來福建的情況也是特殊,首先是天高皇帝遠,北面有吳語擋着,南邊有粵語堵着,西邊呢,又有贛語和客家話攔着。就是想和北方說幾句話,也沒了可能。所以反倒是遠離中原的福建,保留的古語古音最多。其次,福建的地理環境也特別,移民總是伴水而居的,如果水系較長,移民們也可能溯流而上,或順江而下,進入別的地區。然而福建的河流都比較短,又大多獨流入海,河與河之間又有高大的分水嶺隔着,移民們便只好分別在晉江流域(閩南)、建溪富屯溪流域(閩北)和閩江下游一帶(閩東)互不搭界地各自折騰。雞犬之聲既不能相聞,也就更加老死不相往來。沒有往來,也就生分了,最後,便連話都不通。
實際上閩語內部最大的分歧正在山與海。山,就是西北諸山,閩北、閩中、閩西是也。海,就是東南沿海,閩南、閩東、莆仙是也。二者之間的分野,“恰好與晉代晉安郡和建安郡的分界相重合”(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這也不奇怪。郡縣總是因人而設的。從陸路入閩的進入西北山區,伴建溪而居,於是便有建安郡。從海路入閩的進入東南沿海,伴晉江而居,於是便有晉安郡。前者從仙霞嶺、武夷山向東南發展,後者從東南沿海向西北推進,等到兩郡之間的空間終於填滿時,各自的方言卻早成定局。後來,本屬泉州管轄的木蘭溪流域(莆田、仙游)自成一個二級政區(宋元興化軍、明清興化府),莆仙話便成了閩東話、閩南話這兩塊大石頭之間的小石頭。
歷史、地理、政治一齊使勁,八閩也就互不交通。
六、雜交品種
說完了閩語,就該來說粵語。
粵語和閩語一樣,也是和普通話相異程度很高的方言,次則為吳語,再次為湘語、贛語、客家話,和普通話相異程度最小的是北方方言內部各次方言,比如西北方言、西南方言、江淮方言、華北方言。所以,南方六大方言也可以分為三組:閩粵、吳湘、贛客。吳湘形成最早,贛客最晚,閩粵居中。吳湘同源,贛客同代,閩粵的關係則有些微妙。
如果說吳楚(或吳湘)是遠親,那麼閩粵便是近鄰。在華夏諸族崛起於中原的“三代”(夏、商、周)時期,閩粵都是“天荒地老”的“荒服”之地。周人別內外,定親疏,有四夷、八蠻、七閩、百粵各色人等。七閩、百粵排在四夷、八蠻後面,可見在當時華夏民族的眼裏,閩人和粵人比“蠻夷”還要“蠻夷”。甚至直到如今,閩人和粵人在不少人眼裏仍有“非我族類”之感,因為他們說的話最難懂,風俗習慣也大相逕庭。千百年前,和他們說話要“待譯而後通”(《鹽鐵論》),現在如果沒有翻譯,也還是困難重重。
百粵也叫百越,可能是指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部落也很多,所以叫“百越”。其中住在浙江的叫“於越”,住在福建的叫“閩越”,住在江西的叫“揚越”,住在廣東的叫“南越”,住在安南的叫“駱越”。可見閩粵之間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沒準還是同祖同宗,完全應該“同病相憐”乃至“同舟共濟”的。然而閩粵文化卻並不相同,閩粵之間也少有交通。閩語和粵語之間的差異,也不比吳語和湘語、贛語和客家話之間的差別小,甚至閩人和粵人在體質上也不太相同。閩人和咱們一樣,都是蒙古人種,粵人則被疑為馬來人種。其實馬來人種也是蒙古人種的一個分支,叫“馬來亞種”。但一說“馬來人種”,便想到什麼安南啦,暹羅啦,爪哇啦,有些“異類”的感覺。
粵語也很異類。它和普通話的差異,要多到七成以上。閩語和普通話的差異也有這麼多,但閩語是當年中原音韻的遺存。說閩語異類,便未免數典忘祖。再說也沒什麼人說閩人是“馬來人種”。粵語,不三不四,怪裏怪氣,爪哇人的話,算什麼呢?
其實粵語也是漢語。在海外許多地方,它還被看作是“正宗”的漢語,形態上也並不比閩語古老。閩語中本字無考的讀音很多,普通話填詞的歌曲如果改用閩語來唱,就不倫不類,“翻譯”成粵語卻沒什麼關係,因為粵語有一整套完整的文白讀音系統,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話對換,所以,和閩語相比,它還是更“現代”的漢語。
實際上粵語的源頭比閩語還久遠。因為中原漢人第一次大規模移民嶺南,是在秦代。秦始皇二十五年,大將王翦平定江南及百越,七年後,任囂、趙佗又再次平定百越,並留下將士五十萬人鎮守,越漢雜處的局面形成,古粵語也就初具規模。然而現代粵語卻並不是古粵語獨立發展的產物。在後來漫長的歲月里,它不斷受到中原漢語的影響。特別是漢末唐末宋末這三個時期,中原漢人絡繹不絕地進入嶺南,其中不乏名門望族、學士文人。這些人代表着比較先進的文化,來頭大,水平高,便使當地土著逐漸漢化,粵語也就一變再變。
這就和閩語的形成不大一樣。閩語的成型是突變的,粵語的成型則是漸變的。因為對於嶺南來說,大規模的移民其事已久,以後所受之影響不過潛移默化,其間有一個漫長的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過程。福建就不一樣,移民既晚,來勢亦凶,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往往伴隨着中央政權的南移。比如晉室偏安江左,與福建相去不遠;隋中葉全福建人丁不過一萬五千戶,到唐開元時僅泉州就有五萬餘戶人家,可見移民之多。如此鋪天蓋地,則原先散落在八閩大地的那些閩越土著,也就勢必淹沒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沒多少越漢雜處相互磨合的事情了。
成功也往往意味着結束。因此突變的閩語便相對比較封閉,漸變的粵語反倒有一種開放的性格。粵語是很有一點“拿來主義”精神的。粵語中外來詞彙不少,波(ball球)啦,恤(shirt襯衣)啦,的士(taxi出租車)啦,我們早就耳熟能詳。這種現象其他方言中也有,但不如粵語突出,也不像粵語那樣喜歡搞“中外合資”,同一個詞或詞組中,一半外來的,一半土生土長的,還要把那外來的詞念成粵語腔。
其實這正是粵語的一貫作風。它原本就是中原漢語、當地土話、少數民族語言和外國語的“雜交品種”。直到現在,粵語中還有不少當年“百越雜處”的痕迹。比如“這”說成“呢”,就和壯、侗、傣、黎、布依語相同或近似。又如細想叫捻,抓住叫撳,一團叫一舊,便是壯語。乜、擰等字都念陰調,也和壯語相似。修飾詞放在被修飾詞後面,比如客人叫人客,乾菜叫菜乾,公雞叫雞公,牯牛叫牛牯,更是壯語的構詞特徵。漢語和壯語雖然都屬漢藏語系,但畢竟不是同一個語族,粵語卻能將它們融為一體。這種融會貫通、大而化之的神通,正是粵語和粵語文化的特徵。
粵語既然能打通南北東西、古今中外,自然也能打通全省,這就和閩語不同。粵語是一體化的,閩語則是多元化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粵語文化的影響要比閩語文化的影響大。粵劇遠比閩劇或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有名,廣東音樂也遠比福建的南音深入人心。美術方面,廣東有嶺南畫派,福建卻乏善可陳,因為福建雖不乏人才,但八閩互不交通,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鑼齊鼓不齊的,沒法擰成一股繩,也就不可能和一體化的粵語文化相抗衡了。難怪海外的華人雖然閩人比粵人多,粵語卻比閩語吃得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