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腔北調
中國曆來就有關於南方和北方的種種說法:南轅北轍、南征北戰、南來北往、南下北上等等。這些說法都不能顛倒或互換。比如南轅北轍就不能說成北轅南轍,南征北戰就不能說成是南戰北征,同樣,南腔北調也不能說成南調北腔。
奇怪!為什麼南是腔而北是調呢?
一、南方與北方
天地玄黃,五穀雜糧,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樣。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則是小麥。水稻的籽兒去了殼就能吃,因此是“米”。麥子要磨成粉以後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實”,如稻米、慧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狀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蝦米、高粱米。面,本寫作一個麥字加一個丏字,也寫作麵,就是麥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狀的東西都叫面,如豆面、葯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麵食為主,甭管是吃包子、餃子、饅頭、麵條、餅,都先得把麥子磨成了粉再說。所以麥子磨成的粉,乾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漿,比如豆漿、米漿。所以那麥子磨成的粉,不能簡單地只叫面,得叫麵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簡單地只叫做飯,得叫米飯一樣。
米飯不能單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調,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顯身手,沒北方人多少戲。北方廚師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麥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樣來。光是條狀的,就有拉麵、擀麵、壓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麵、撥魚子等等,而拉麵之中,又有拉條子、揪片子、炮仗子種種。南方人弄不清這麼多名堂,統統稱之為“面”。要細分,也就是寬面細面、湯麵炒麵、雲吞面炸醬麵。北方人就不能把麵粉做成的條狀食物簡稱為“面”,得叫“麵條”,以區別於麵糊、麵皮、麵包,以及其他用“面”(麵粉)做成的東西。同樣,南方人也不把粉狀的東西稱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見,活法不一樣,說法也不一樣。
說法不一樣,唱法也不一樣。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趙悲歌,蒼涼激越,聲遏行雲,氣吞萬里;南方人唱的是吳越小曲,玲瓏剔透,凄婉雋永,韻味無窮。歌變劇(歌劇),曲變戲(戲曲)。所以宋元時期的戲劇,北方的叫“雜劇”,南方的叫“戲文”,這就叫“北劇南戲”或“南戲北劇”。
戲劇戲劇,戲和劇,都有嬉戲娛樂的意思,它們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歡劇烈的劇,南方人則更喜歡遊戲的戲。在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執。北方人只不過劇字用得多一點,有時也說“戲”。南方卻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還拒絕使用“劇”這個字。一應與戲劇有關的詞,均以“戲”字命名,如戲子、戲台、戲園、戲班、古裝戲、時裝戲、木偶戲、文明戲。文明戲就是話劇,而電影則叫影戲。1939年,上海的報紙上開始提倡“越劇”這個名詞,可老百姓還是管它叫“紹興戲”(紹劇則叫“紹興大班”)。甚至京劇,原本也叫京戲,後來要普及國語,北方話佔了上風,京戲才變成了京劇。但在南方許多地區,地方戲還是不叫“劇”而叫“戲”的,比如閩南的梨園戲、高甲戲、歌仔戲。就連“地方戲”這個詞,也沒人改成“地方劇”。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戲,不叫“劇”,而叫“戲”。如墜子戲(河南)、郿鄠戲(陝西)。於是,既有豫劇、越劇、川劇、粵劇、漢劇、楚劇、湘劇、贛劇、閩劇、滬劇,又有柳琴戲、辰河戲、採茶戲、花鼓戲、皮影戲、滑稽戲。南北“戲”、“劇”之爭,算是打了個平手。
但如果要較真,就會發現還是南方吃了虧。叫“劇”的都是大劇種,叫“戲”的則多半是小劇種,最有名的,也只有一個黃梅戲,其他就名不見經傳。當然,最牛的還是秦腔,它不叫“戲”,也不叫“劇”,而叫“腔”。說起來秦腔也是有資格牛逼,京劇(還有漢劇和徽劇)里的“皮黃”(西皮、二黃)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從襄陽傳到武昌、漢口,就變成了“西皮”;傳到安徽桐城,就變成了“高撥子”;高撥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變成“二黃”。這西皮、二黃,漢調、徽調,北上進京一攪和,就成京劇了。看來這京劇也是“南腔北調”,秦腔自然也有資格不摻和什麼“戲”、“劇”之爭,自顧自地吼它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的地方還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騎馬,這叫“南船北馬”。“南方人指路,總是說前後左右,北方人指路,總是說東西南北。”(韓少功《陽台上的遺憾》)說前後左右,是以人為坐標;說東西南北,是以物為參照,這也許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異為什麼這麼大?環境使然。南方潮濕,架床便於通風;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馬;南方多水鄉,水鄉里要行船。馬馳平原,視野遼闊,東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鄉,曲里拐彎,說東西南北也去不了,就只好說前後左右了。
就連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樣。南方人喜歡用拳,北方人喜歡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個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擠擠巴巴,難以施展,還是用拳頭便當。北方天高地闊,一馬平川,好漢們又一個個人高馬大,一腳飛起,能把對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過癮,所以願意在腿腳上下功夫。也所以,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關係曖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則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於是就有了“方言”。
二、南腔與北調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樣。
中國曆來就有關於南方和北方的種種說法:南轅北轍、南征北戰、南來北往、南下北上等等。這些說法,都不能顛倒或互換。比如南轅北轍就不能說成北轅南轍,南征北戰就不能說成南戰北征,同樣,南腔北調也不能說成南調北腔。
奇怪!為什麼南是腔而北是調呢?
想來大約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別又性質有異之故。南方方言種類多而北方方言種類少。漢語七大方言(也有說八大的),吳、湘、贛、客、粵、閩(或閩南、閩北)都是南方方言,屬於北佬的只有一種,也沒法拿省份來命名,乾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種雖然單一,覆蓋面卻大得嚇人。北方方言四大塊(即四大次方言區),日華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簡直就是鋪天蓋地。除廣西、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少數民族地區外,長江以北,長江以南鎮江到九江,雲、貴、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廣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統天下,大約佔據了全國漢語地區四分之三的地盤。就連海南島,也有一小塊北方方言區。說漢語的人當中,也有七成是說北方方言的,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這樣廣闊的領域,如此眾多的人口,說起話來,原本應該南腔北調的,然而實際上內部分歧卻相當之小。從滿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線距離三千五百公里,從南京到酒泉,也有兩千公里,相互通話卻沒什麼困難。因為北方方言雖說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門,但語法結構差別很小,詞彙方面比較一致,語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說,都沒有濁塞音、濁塞擦音,沒有b,d,g,m四個輔音韻尾等等。也就是說,腔都差不多,就是調門不大一樣。區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調就行了(方言學家李榮就用入聲字的歸併來區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區)。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話”么!官家不比民間,說話可以隨便。官家要統一意志,怎麼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麼能言語不通?所以官話趨同。
南方那邊呢?就複雜多了,南北方言都有。雲、貴、川、鄂都屬北方方言區,吳、湘、贛、粵、閩則是南方方言區,其中還夾雜着許多“客家方言島”(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島到處都是,除廣東的東部北部外,福建、台灣、江西、廣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廣東一省,就至少有三種方言:屬於粵語的“白話”(廣州話)、屬於閩語的潮汕話和梅縣一帶的客家話。其實中國南方說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號稱“八閩互不交通”。這不就八種了?這還是往大里說,往小里算,還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為什麼要列出這麼多品種呢?因為它們不但調不同,連腔都不一樣。比如吃飯的“吃”,北方人說起來,怎麼聽也是“吃”,也就是調門有高有低,聲調有長有短。南方人呢?說什麼的都有,七、恰、夾、塞、噎、攜,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辦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說話,或北方方言區內人說話,雖說也會有不清楚的時候,但好歹大致能聽懂。因為哪怕是東北話和雲南話,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語音不同(粵方言與北方方言語音上的差別則多達百分之七十)。當然,聽不明白的時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專用名詞”的意思。比如一個天津人告訴你,某某人“幹活崴泥,說話離奚,背後念三音”,你也會一頭的霧水。因為你實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離奚”就是不着譜,“念三音”就是講怪話,可“崴泥”、“離奚”、“念三音”這幾個字你還是聽得懂。對方再一解釋,也就什麼都明白了。
聽南方人講話,麻煩就大了。首先是用詞五花八門,比如第三人稱,北方方言區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吳語、閩語),有叫“渠”的(贛語、粵語、客家話),還有叫“伲”、“其”的(吳語)。你,至少也有“儂”(吳語)和“汝”(閩語)兩種;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溫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媽仔”(廈門)的,有叫“阿嬤”(廣州)的,有叫“依嬤”(福州)的,有叫“細爹”(岳陽)的,甚至還有叫“娭毑”(長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廣州人管父親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們是什麼?豆芽菜呀?寫成“老竇”也不對,老爸是大窟窿,咱們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個詞,也未必聽得懂。“有”是“烏”,“無”是“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再說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沒有”叫“模”,也有叫“貓”的。他們也常常分不清l和n這兩個聲母,an和ang這兩個韻母。結果,在他們嘴裏,男子變成了“狼子”,女子變成了“驢子”。閩南人更好玩,乾脆把人統統叫做“狼”,整一個“與狼共舞”。一個閩侯人在朗讀《愚公移山》時,因為實在改不過腔來,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還有子,子死了還有孫,子子孫孫是沒有窮盡的”,念成了“我死了還有煮,煮死了還有酸,煮煮酸酸是沒有窮盡的”。這還是說“普通話”。要是說家鄉話,那就更麻煩了。湖南人把“捆紮”叫“tía”,把“勞累”叫“nía”,連個同音字都找不到,你聽得懂?
南方人說話還顛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會臭,怎麼會咸呢?腌魚啊?原來,這是閩南話,意思是“鹹得要命”、“咸死人了”。因為閩南人喜歡把話倒過來講,就弄得我們不知所云。其實北方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過當中並不夾一個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聽南方話就跟聽外語似的,恨不得找個翻譯來才好。
三、方言與官話
說起來也是,要不是當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南方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語?南方從來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從來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說的“化外之語”,不是“外語”是什麼?不過那時“外語”的地位可不像現在這麼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樣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門”不可。相反,它還被看作是野蠻文化的象徵。孟子就說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勞鳥,“鴃舌”也就是說話像鳥叫。可見,把南方方言視為“鳥語”,也是由來已久,少說也有兩三千年歷史了。
那時不但語音不統一,南方一片“鳥語花香”,北方也有“齊東野語”,就連文字也五花八門。用許慎的話說,就是“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統一了文字(書同文),卻統一不了語音(語同音)。反倒是,文字統一以後,溝通的困難少了許多,聽不懂,還可以寫出來看,大家也就懶得再去統一語音,故方言存焉。
所謂“方言”,其實也就是“四方之言”。華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視自己為“中”,視周邊民族(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外”,則“方言”也就是“外語”。後來,天下一統,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邊的“老外”,什麼英曾利、法蘭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稱為“夷人”,老百姓則稱其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則外語就該叫“夷語”或“鬼話”。可惜後來大清帝國已不大擺得起譜,條約規定不得稱“夷”,——鬼子們在中國混的日子長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麼好字眼,於是改稱“方言”。當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武昌創辦的“方言學堂”(即今武漢大學前身)就是外語學院。這回,東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實,他們哪裏也配姓趙?
自打“夷語”改稱“方言”,倒是沒聽說鬼子們有什麼意見,實際上他們又上當了。這是“春秋筆法”,他們不懂的。什麼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來,還是低了一等,鬼子們不明不白又吃了一個暗虧。在玩弄詞藻講究名分這方面,他們從來就不是咱們的對手。
中央的話語就是官話,也就是國語。官話和國語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過那時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語言。因為那時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為天下共主,則相互之間要溝通,要交流,要朝聘會盟,要勾肩搭背各懷鬼胎去打這個打那個,便約定都以周王室的語言為政治外交場合的正式通用語言,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規範。那麼,誰來規範呢?諸侯們是沒有資格的,有資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樣,誰需要把話說得一本正經呢?庶民們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會是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語言,也就是官話。
不過,那時的官話稱作“雅言”,也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華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國(中央之國)。認真說來,這華夏中國的雅言,在當時也不過只是諸國國語中的一種,只因為它為“天下共主”所有,這才成了“國際通用”的官方語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統,沒什麼“國際關係”了,雅言也就作廢,而代之以“官話”。官話就是官場中人說的話。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員都要說這種話,所以叫官話。
官話之所以叫官話,還因為只有在官員當中,這種民族共同語才推行得開。這也不奇怪,想那時並無廣播電視,一般民眾又都貓在家裏,守着祖上傳下來的那一畝三分地過日子,誰也不輕易往外跑,沒什麼對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會說土話,就足以打招呼、走親戚、娶媳婦,拿雞蛋換油鹽醬醋的了。要想讓這些普通老百姓都學會“普通話”,不比讓黃河水變清容易多少,也沒這個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須得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這些人,一是官員,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來不上船,中央政府歷來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員。再說官員不管也不行,官員如果也說方言,皇上問起話來,也如雞同鴨講,那還成何體統?事實上,官場如無共同語,則政情無法通曉,政令也無法通達,那可真是國將不國。比方說,將軍帶兵打仗,問部下前方有沒有敵人,明明有,卻答之以“烏”,將軍以為“無”,豈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禮”,還得“說此話”。清廷更是明文規定:“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做官就更談不上。這下“南蠻鴃舌之人”可就慘了。他們只好硬着頭皮學官話。中國的中央政權,從來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連續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話基本上就是北方話,甚至是北京話。說吳語、湘語、贛語的還稍好些,閩、粵、客家和北方話的距離相去何止以道里計?結果便難免說得不三不四,南方人聽着像北方話,北方人聽着又像南方話,誰也聽不明白。
難怪俗諺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說官話確實比較困難,他們的舌頭打不了彎。投資是“投機”,蝦餃是“瞎搞”,“坐在船頭看郊區,越看越美麗”,讓北方人一聽,就是“坐在床頭看嬌妻,越看越美麗”。福建人的官話水平比廣東人高了許多,但還是會把“粉紅鳳凰飛”說成“哄(上聲)紅哄(去聲)黃灰”。因為閩方言中沒有唇齒清擦音f,結果該念f的都念成h。可見南腔北調這說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過來,改調也沒有用。普及官話,並不那麼容易。
四、誰跟誰學
一般地說,官話也就是國語,但清朝的情況有些特別。因為清是滿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國語”是滿語,漢語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親帝胃,都要學“國語”;重要公文,也用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然而這“國語”仍然未能普及推廣,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滿文化差一點就斷了香火,還得靠錫伯人幫忙續上。
可見語言問題也不單純,它和政治,和經濟,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當年,中華民國國會投票定國語,一些粵籍議員要選廣東話。粵籍議員人數多,當真搞“民主”,沒準會通過,幸虧被“國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勸住了,仍定為北京話。要不然,當官的都得學粵語,小學校也用粵語教學,課本上儘是些諸如“咁”、“叻”、“嘸”、“乜”之類沒幾個人認識的字,國家還不定亂成什麼樣子。現在怎麼樣呢?沒誰動員,大家都屁顛屁顛地學起來,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單啦,誰不說誰老土。照這樣下去,再過些年,定粵語為國語,說不定“哇”的一聲就通過了。
這很讓一些人憤憤不平。從古到今,兩千多年了,從來只有普及官話的,哪有普及“商話”的?學什麼粵語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實,語言的變遷從來就是“趨炎附勢”的,哪個地方財大氣粗,大家就跟着學哪個地方的話。粵語成為時尚,只不過是近幾年的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先富了起來,代表着富裕的新生活方式,也都先從廣東登陸,然後再大舉“北伐”。再說香港也說粵語,內地人沒去過香港,以為那裏遍地是黃金,人人是闊佬,會說粵語,便可以冒充“富族”,至少也表示見過世面,不“土”。
不過,先前那些崇洋媚外的“假洋鬼子”和“業餘華僑”,卻是以說上海話為榮、為時尚的。別看現在香港、廣州牛逼烘烘,一百年前,香港可不叫“小廣州”,而叫“小上海”。因為上海才是真正的國際化大都會,遠東亞洲新興城市的“一隻鼎”,新生活和現代化的代名詞。那時,做一個上海人是很體面的,會說上海話則幾乎是“高等華人”的標誌。即便在香港,也如此。粵語?土不拉嘰的,算老幾!
可惜,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如今,上海話吃不開了,吃得開的是廣州話或香港話。這可真是誰有錢誰是大爺。
其實,犯不着罵誰是“勢利眼”、“跟屁蟲”,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語言也一樣。就說上海話,也並非一開始便是“高等華語”,起先也被人看不起過。上海,原本是華亭的一個鎮,所以上海話的方言語音,一度“視華亭為重”。華亭府後來改為松江府,而松江府又是從嘉興府獨立出來的,因此明代的《松江府志》和《華亭縣誌》述及方言時,都說“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可見,這個時候,上海話的地位還是很低的,誰說上海話誰老土,說嘉興話才牛逼。
然而到了清代,嘉興話又不時髦了,時髦的是蘇州話。因為蘇州經濟發達,富甲一方呀!於是,“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沒嘉興什麼事。民國以後,上海經濟比蘇州更發達,上海人比蘇州人更有錢,又沒蘇州什麼事了,倒是寧波話摻和了進來。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誌的“阿拉”,就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而上海人原本是自稱“伲”或“我伲”的,但寧波人在上海當老闆的多,老闆愛說的話,大家也都樂意仿效。比如現在的老闆愛說“埋單”,大家也就不說“結賬”。當年的老闆既然愛說“阿拉”,大家也就不再“我伲”了,再說“我伲”,就老土了。再後來,上海大大地發了起來,比寧波還老闆,大伙兒便集體地侵犯寧波人的著作權,只知道“阿拉上海人”,不知道“阿拉寧波人”。
這就叫“誰財大,誰氣粗”。比方說,蘇北人(也叫江北人)在上海也很不少,誰又以江北話為時尚呢?沒有。因為蘇北人當年在上海,多半是“苦力的幹活”,也就沒人願意認這門窮親戚。其實,上海的蘇北人那麼多,上海話怎麼能不受蘇北話的影響?只不過除方言學家外,沒多少人注意和承認罷了。就連嘉興話、蘇州話和寧波話,後來也不再是時尚。後來成為時尚的,是由嘉興話、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江北話甚至廣東話,以及其他雜七雜八混合而成的“上海話”,和明清時代被人看不起的上海話(松江府華亭縣上海鎮的土話)也不一碼事。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隨波逐流”。它總是不停地“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誰靠攏和看齊呢?向中心城市,向有權有勢的地方。或者說,向在文化上最有號召力和影響力的地方。
也許,這正是北方方言有那麼大地盤和勢力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政治上,北方几乎一直是“大爺”。
五、多樣與統一
在粵語文化大舉“北伐”之前,北方人是看不起粵語的。
北方人管粵語叫“鳥語”,說是聽起來像鳥叫。廣東人比北方人少,就沒敢說北方人說話像驢叫。想想廣東人也真是可笑,他們把五嶺以北的人統統叫做“北佬”,包括湖南人。其實湖南人哪裏會是“北佬”?明明是“南蠻”嘛!他們當中固然有說西南官話的,算是說北方話,但“正宗”的湖南人說湘語,湘語可是南方方言的一種,何況不論說西南官話的,還是說湘語和贛語的,都吃米,很少吃面。湖南人實在不能算是北方人。
湖南也是很牛逼的,就像廣東現在很牛逼一樣。近百年來,湖南這地面上領袖人物出了不少,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朱銘基。再往前,曾國藩也算得上是舉足輕重,但湖南話成不了國語。我就是湖南人,要我選國語,也不投湖南話的票。
湖南話怎麼就不能當國語呢?除不好懂外,也不好聽,遠不像北京話那樣神完氣足字正腔圓。即便湖南的官話長沙話,比起北京話來,也土得掉渣。不是長沙話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因為長沙從來就沒有當過全國的政治中心,而一個不是全國政治中心的地方,它的方言是不可能成為國語基礎的。
南腔北調的成因也大約就在這裏了。中國的政治中心長期在北方。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統一王朝京城的遷徙,大約是東進北上,轉來轉去,總在北緯34度以上,也就是黃河流域和黃河以北。如果跑到長江以南,那就糟糕,只能叫“偏安”了。所有的臣民,都會盼望那“王師北定中原日”。至於那些建都江南的,則多半是短命王朝,而且只有半壁江山,甚至半邊都沒有。比如東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還有南宋,再小一些的不說也罷。定都北方,則往往都能長治久安。比如漢,比如唐,比如宋、元、明、清。明政權本來也是在南京的,後來被朱棣搬到北京去了,這一搬,很持久地就混了二百多年。要是仍在南京坐天下,那命運就很難講。
北方總是趨向於統一。統一中國的,也總是北方人,或者從北方開始,南方則總是各自為政,自行其是,包括說話。北方也容易統一,沃野千里,一馬平川,站在高處喊一嗓子,大伙兒就全聽見了。便是逐鹿中原,也痛快。不像南方,坑坑窪窪,曲里拐彎,到處是崇山峻岭,到處是江河湖泊,重重疊疊,雲遮霧障,想抓個俘虜都不容易,人一閃就沒了影兒,你上哪兒找去?所以,仗一打到南方,往往就沒了快刀斬亂麻的痛快勁兒,拉拉扯扯,糾糾纏纏,沒完沒了。等到好不容易打下來,也就不再有進行文化統一的雄心壯志。只要南方人掛了降旗服了軟,哪怕口服心不服,也就拉倒。過去怎麼過日子,今後也還怎麼過日子;過去怎麼說話,今後也還怎麼說話。哪怕是說“鳥語”,也不管不問了。不這麼著也不行,管不了嘛!要管,也只管得了官,管不了民,而且,也只能要求官們在官場上說官話,管不了他們在家裏面說土話。
於是統一的北方就有了統一的語音,鬆散的南方則繼續七嘴八舌。前面說過,北方方言內部的分歧是很小的,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北方方言四大塊,華北、西北、西南、江淮,這是現代的分類。隋唐宋金時,北方方言卻是汴洛(中原)、燕趙(河朔)、秦隴(關中)、梁益(巴蜀)四類,可見北方原先也不怎麼統一,但後來汴洛和燕趙先統一了起來,成為北方方言的代表—華北方言,而且又佔領了東三省。秦隴變成了西北,梁益變成了西南,江淮算是后發展的,它們與“正宗”官話(華北方言)的分歧,頂多也就是這三個次方言區中人,可能會男、藍不分,跟、庚不分,信、性不分,或資、知不分,雌、吃不分,四、是不分。比方說,把“男褲子”說成“藍褲子”,把“是十九路”說成“四十九路”。其他,也就是調門的事了。
南方方言就複雜得多,和北方方言相比也隔膜得多。比如一個南方學校的校長宣佈:“教職工開會,家屬也參加。”在北方人聽來,便可能是“叫雞公開會,家畜也參加”。光是聽不懂倒也罷了,有些南方話,就連寫出來也是看不懂的。比如“伲撥俚嚇仔一跳”,“佢分一本書??”,“我畀狗咬咗”,“汝店遮看會着”,你懂嗎?其實它們分別是蘇州話“我被他嚇了一跳”,客家話“他給我一本書”,廣州話“我被狗咬了”和閩南話“你看得見嗎”。這種說法,不要說北方人不懂,南方其他地方人,也未必懂。
南方方言腔多,調也多。普通話只有三十九個韻母,閩南話卻有七十五個,比普通話多一倍;粵語也有五十一個。當然,它們的聲母要少一些,但發音卻極難。聲調呢?普通話四個,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吳語八個,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贛語六個,平聲和去聲分陰陽,上聲和入聲不分;客家話也是六個,平聲和入聲分陰陽,上聲和去聲不分;閩語七個,只有上聲陰陽不分;粵語聲調最多,不但平、上、去、入各分陰陽,而且陰入還分上下(上陰入和下陰入),一共九個,有的地方還有十個。難怪北方人一聽到南方話,尤其是聽到粵語閩語,就一個頭有兩個大——人家聲調就有你兩個多嘛!
這大約就是所謂南北之別了:北方求同,南方存異。所以八大方言除北方方言外,吳、湘、贛、客家、粵、閩(閩南、閩北),七個在南方。八大菜系,魯、川、蘇、粵、湘、浙、徽、閩,也是七個在南方。南方總是比北方豐富多彩。
南方多樣,北方統一。
六、再說南方
多樣的南方總是有些北方人聽來稀奇古怪的詞彙,比如飯蚊子(蒼蠅,湘方言)、拜東蓮(向日葵,贛方言)、紅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稜菜(菠菜,閩方言)。南方人說話也總是和北方人相顛倒,比如鬧熱(熱鬧)、歡喜(喜歡)、連牽(牽連)、緊要(要緊)、人客(客人)、擠擁(擁擠),甚至風台(颱風)、鞋拖(拖鞋)。這種“顛倒”的說法,閩語、粵語和客家話尤甚。至於把公雞叫做雞公,母雞叫做雞婆,在南方相當普遍。由此及彼,還有鴨公(公鴨)、鴨母(母鴨)、貓公(公貓)、貓母(母貓)、犬雄(公狗)、犬母(母狗)、豬牯(公豬)、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總是和北方反着來,對着干。
事實上南方在文化上總是和北方分庭抗禮。和北方動不動就逐鹿中原,喜歡把東西南北都打通了連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嚮往“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那種“小國寡民”的生活。這話是老子說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約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幾里地,語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廈門,都不過一箭之地,但莆仙話和福州話、廈門話就兩樣。廈門話和福州話,自然更是互不相通,於是,僅福建沿海一線,就弄了個“三國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對統一,而是認為那統一應該是“多樣的統一”。再說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一樣的中華民族,何況咱們南方的“炎”還排在你們北方的“黃”前面,幹嗎非得由北方來統一南方,連說話都得學北方話不可?說起來南方人心裏也是有點不平衡,八大方言七個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個在南方。南方人貢獻多大?可一說起民族,漢滿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連五分之一都沒有,有這麼做事的嗎?
這裏面確實有些歷史的恩恩怨怨。歷史上南北之間是很有些戰爭的,而打起仗來也差不多總是南方受北方欺負。楚,是被北方的秦滅掉的;吳,是被北方的晉滅掉的;陳,是被北方的隋滅掉的;也曾滅過南唐、南漢的宋,則被更北方的元所滅。元人滅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從炎黃時代就開始了。黃帝大約是北方人,北方一馬平川,最適合車馬奔走,發明了車子的黃帝便號稱“軒轅氏”。炎帝大約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適合作物生長,嘗遍了百草的炎帝便號稱“神農氏”。當時更南邊的還有九黎族,統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黃聯手打敗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們現在老是說“黎民百姓”,其實“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賤民,百姓是貴族,後來才混為一談。
鎮壓了九黎族的炎黃二族後來又“窩裏反”,南方來的、會煮湯藥的炎帝終於打不過武裝到牙齒、又有“坦克”的黃帝,於是,打贏了的黃帝坐北朝南,成了華夏正統,戰敗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約流竄到南方蠻荒之地,成為“南蠻”。
從此但凡有戰爭,便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而且都是從北方跑到南方。從南方往北方跑的,沒怎麼聽說過。因為戰爭總是從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黃帝家的“鳳子龍孫”,碰到了更北邊來的“虎狼之師”,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亂華”時,就有大約六分之一的中原漢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時,連皇帝也跑來了。客家,也是從中原地區南遷的。近的跑到了江西,遠的跑到了廣東、福建。贛語、閩語、客家話,就是這些從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創造”出來的。
離鄉背井,從北方跑到南方的人,雖說是“敗軍之將不敢言勇”,心裏卻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認輸,俯首稱臣,才要往南邊跑,一心琢磨着東山再起。即便不是什麼殘兵敗將、遺老遺少,南遷也是不得已。因此心裏憋着一口氣,發誓要讓祖宗開創的文化薪盡火傳,至少,那話音不能變了,這就叫:“寧賣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所以,你別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聽起來有股子地瓜味兒,認真說來,不少是咱們老祖宗的話,正宗的華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聲母是d,t的,和一部分聲母是zh,ch的,都混為一談,全都讀成d和t,也沒有唇齒清擦音f。中古以後,就分開了,也有了f。只有閩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沒f。比如“飯”,閩南話聲母讀b;鳳,聲母則讀h。又比如“豬”,福州話讀dü,廈門話讀di,都是以d為聲母。這就是古音了。因為上古時,“者”也是讀du的。所以那些以“者”為偏旁的,比如都、堵、賭、睹,現在仍讀du;另一些則和“豬”一樣,改讀成zhu,比如諸、褚、諸、櫧、煮、著。改了的新潮,沒改的古樸。閩方言沒改,因此閩方言古樸。
南方方言中的詞彙往往也很典雅古樸。比如面(臉)、目(眼)、食(吃)、飲(喝)、行(走)、曝(曬)、索(繩子)、翼(翅膀)。有些詞彙或說法,簡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鍋”叫“鼎”,“一瓶酒”叫“一蹲酒”,“一窩老鼠”叫“一竇老鼠”。這些古色古香的語言主要出現在閩方言、粵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為這三個方言區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難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遠”。結果他們的語言,也就跟不上“時代的變化”。雖說並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至少也是唐宋遺韻,充滿着文採風流。當然,同時也難免沾染了壯侗,雜揉了蠻僚(讀如老),更不大容易聽得懂了。
七、再說北方
北方就兩樣了。
北方從來就是漢胡雜處之地,北京更是如此。在歷史上,它是漢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數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漢人和胡人,龍爭虎鬥,舌劍唇槍,城頭變幻大王旗。這一撥來了,那一撥去了,各自的文化積澱了下來,融會成一種多元共存又渾然一體的東西。人也變了,儘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但認真說來,卻並不都是“炎黃嫡系”。北方那邊,鮮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麼人都有。他們也要通婚、聯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統都變了,還說什麼語言?就算都說漢語吧,說出來也不再是原來那麼回事。少數民族說漢語總是有點“洋涇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涇浜,洋涇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統。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樸、純正,而且簡直就是“八國聯軍”。今天的北方話,可不是當年“華夏雅言”一脈相傳直線發展的產物,甚至不是純粹的“漢語”,裏面還有北方游牧民族阿爾泰語的成分。什麼滿語、蒙古語、朝鮮語,都有,沒準還有突厥語。就說北京話,雖說是當今咱們漢民族的“官話”,或官話的基礎,其實是個“聯合國”。衚衕是蒙語,埋汰是滿語,尕兒是陝西話,嘎子是上海話。陝西人管錢叫尕兒,北京人也跟着這麼說;上海人說“戒指”,北京人聽起來像是“嘎子”,結果戒指便變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為什麼是“八國聯軍”呢?因為北方趨向於統一呀!這就多少得付出點“代價”。統一中國並不容易,中國地太大,人太多,東西南北,七嘴八舌,誰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別人將就你,你也得將就將就別人。不能將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後,也只好妥協。你讓一點,我讓一點,或者你多讓一點,我少讓一點。
何況統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稜角,我改改你的脾氣,兩下里這麼一磨合,共同的和認同的就留存了下來,差異太大的,也就漸次消亡。就算留了下來,也得變味兒。所以文化整合的結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變成我,我變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話就是五湖四海東西南北相互磨合將就的產物。所以北方話內部分歧小,語法結構差別不大,詞彙方面比較一致,語音系統也比較簡易。這也不奇怪,彼此之間要妥協將就嘛!既然要相互遷就,就不能太固執,得盡量靠攏才行;也不能太複雜,得盡量簡便才行。什麼濁塞音、濁塞擦音,發音太困難,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吳人不改,就隨他說去。輔音搞兩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哆嗦,有n和ng兩個也就湊合。粵人、閩人不嫌麻煩,也悉聽尊便。至於聲調,就別弄那麼多了,七個八個的,誰記得住?四個足矣!也別再弄什麼入聲字,別彆扭扭。再說平、上、去、入,仄聲佔了三個,也戒多了點,還是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誰也沒意見。南方人要保留入聲,也好,誦讀起古典詩詞來更有味道。咱們北方,就簡單點吧!要統一,就不能斤斤計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過靠攏歸靠攏,不等於投降;簡便歸簡便,不等於單調。相反,既然雲集了東西南北中,漢滿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豐富多彩,豈有單調之理?簡便又豐富,又豈有不廣泛應用之理?於是北方話便成了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方言,其中北京話又最牛逼。它的語音成了漢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
這一下,北方話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稱霸全國之勢。我們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為它總在變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異化,反正得變化。誰讓誰變?誰變成誰?一般地說,總是強勢的讓弱勢的變,或弱勢的比強勢的變得多一點。比如入關以後的滿人,雖然是征服者、統治者,可他們在文化上是弱勢,結果就被漢文化同化。當然,漢人也向滿人學了不少東西。比如好生、外道、敞開、咋呼、巴不得、不礙事、悄默聲兒,都是滿語。帥、牌兒亮,也是滿語。愛新覺羅?瀛生先生《北京土語中的滿語》一書中有考證。
優勢無非三種。一種是政治上的,一種是經濟上的,還有一種是文化上的。經濟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廣熟,天下足,江南魚米之鄉,歷來是繁榮發達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講。自古江南多才子,兩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為中國文化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紀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說,毛澤東、鄧小平、孫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學這邊,魯(魯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貢獻了個老舍。
北方的優勢主要是政治上的。萬歲爺、宰相府,中央機關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宮也都是從北方往南方派。他們要說官話,打官腔,就不能堅持再說“鳥語”。於是“南北之爭”就變成了“官民之爭”。中國在歷史上可是個“官本位”的國家,“民”豈能斗得過“官”?政治上的優勢再加自身的優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風捲殘雲般地便佔有了使用漢語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佔領了漢語地區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贏了。
八、南征北戰
就在北方方言從華北大本營出發,大舉北上(東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時,南方方言也在節節敗退。
南方方言區,主要在江南、華南,以及東南沿海一隅。就這麼一點點地盤,也不容易守住。西晉末年以前,江南一帶是清一色的吳語區,建業(南京)更是吳語重鎮,可是後來呢?南京也好,鎮江也好,當塗也好,都變成北方官話區了。因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別看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難來的,來到南方,依然“倒驢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學南方話,還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間,必須說洛陽話,就像當年俄國的貴族見了面必須說法語一樣,誰不說誰沒面子。東晉宰相王導,為了籠絡南方士族,常常說一點吳語,竟被北方士族恥笑,說王導的本事也就是會學鳥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議的,但一來民告官總是告不贏,二來北方人也太多。建業(南京)城裏不用說,京口(鎮江)和姑熟(當塗)也變成了北方移民的“僑鄉”,分別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這南京變成了洛陽,鎮江和當塗變成了山東和河南,那江南還是江南嗎?所以現在的寧鎮方言,和蘇(蘇州)、錫(無錫)、常(常州)的吳儂軟語,竟是“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吳語也不是沒有“反攻倒算”過,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啟東、海門、靖江、如東五縣,但那是后話,也是特例。通例則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話也好,都往更南邊跑。吳語也一樣,先是從吳國的蘇州、無錫和越國的紹興、諸暨這兩個中心往蘇南、浙北擴張,後來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後乾脆跑到福建,成為閩語的淵源之一。吳語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時那樣老是被別人同化騷擾,所以吳語的原始特徵,不保留在吳語裏,反倒保留在閩語中。
閩語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過是跳躍式的。比如閩南話,先是“流竄”到潮汕地區,然後沿着粵東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灣,走陸地的一路跳過廣東,一跳跳到海南島去了。如今海南島一大片地方,說的居然是閩南話,而這兩個閩南語方言區之間,竟隔着一大片粵語區和一片客家方言區。
客家也跑了好幾次。客家方言在兩宋之際定型以後,又從贛南閩西出發往別處走,弄得南方一百多個縣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島。吳楚分界之處被贛語一刀插進,湘語則被擠到了一個小角落裏。面對北方官話的咄咄逼人之勢,南方本來就招架不住,哪經得起這麼折騰?結果弄得跟藩鎮割據似的。就連北方官話隨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閩粵,有的變成客贛。
這就是南北之別了,北方方言是擴散的,南方方言則是流竄的。擴散的結果是相互融合,流竄的結果則是各自為政。所以,就外來語與原住民土語的關係而言,北方有點像水和面,南方有點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開始也一塌糊塗,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兌起來,你就是再攪和,那油珠子還在水面上漂着。難怪南方有那麼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島。比如南寧市區講粵語,郊區卻講平話(宋朝時平南軍講的山東話)。蘇南的溧水縣也很有趣。吳語和官話的分界線從這個縣穿過,結果溧水人就喜歡聽兩種戲:一種是吳語系統的錫劇,一種是官話系統的黃梅戲,對越劇則不感興趣。海南島南端的崖縣更好玩,一個小小的崖城鎮,居然講三種話—閩南話系統的海南話,粵語系統的“邁話”和北方方言系統的“軍話”。福建境內,則有浦城縣北的吳方言,南平市鎮的土官話,長樂琴江的旗下話,武平中山的軍家話,真是五花八門。
不過,說南方話是水和油,還只是橫向地看,縱向地看則像雞尾酒,一層一層的。比如閩南話中,不少字都有三種讀音,一種是秦漢音,一種是南朝音,一種是唐宋音。這三種讀音,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形成的,卻又都存在於閩南話當中。結果石頭的石不等於石硯的石,它們也都不等於石破天驚的石;草席的席不等於筵席的席,它們也都不等於席捲全球的席。福州話也是,高懸的懸不等於懸落的懸,它們也都不等於懸空的懸。這就有點像日語,一個當用漢字,好幾種讀音,誰記得住弄得清?難怪北方人一聽閩語就頭疼,覺得與其學閩南話,不如再學一門外語。
這就又和北方不一樣。北方話就像餃子餡,雖然也有多種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來;南方話卻像千層餅,一層一層,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積澱。
當然,北語也有層次,南語也有融合,層次是歷史分析的結果,融成一體是直接的現實。北方話也不是不搞串連,它也滿世界亂跑,甚至還有跑丟了的。香港電影剛進來那幾年,聽劇中人一口一個“老公”,大家都覺得新鮮,跟着學。其實這是北京話,元代就有的,元曲《酷寒亭》裏就說:“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遠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塢聽琴》裏也說:“我教你彈琴,正要清心養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現在卻把它當香港話學,這可真是“出口轉內銷”了。
方言就是這樣“趨炎附勢”又“朝秦暮楚”。過去是北方的,現在變成南方的了;過去是人家的,現在變成咱們的了。因此,我們還得和它算一算老賬,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副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