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死去活來
詞語就像人一樣,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來”,有的會“轉換角色”,有的會“增減體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變化快。
一、德律風與BBS
如果有人對你說,對不起,德律風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實,所謂“德律風”就是電話,是英語telephone的音譯。不過,電話譯為德律風,也還有意譯的成分。風,在漢語中原本就有傳遞、傳達、傳播的意思,而用電話傳遞信息,也像風一樣飛快。但“德律”二字則不知所云,讀起來也拗口,遠不如“電話”(通過電線說話)生動形象感性直觀,一聽就明白。於是大家便不再說“德律風”,而說“電話”。叫什麼什麼風(phone)的,只留下一個“麥克風”(microphone)。
像“德律風”這樣風行一時又風消雲散的詞還很多,什麼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啦,賽因斯(science)啦,布爾喬亞(bourgeois)或普羅列塔利亞(proletariat)啦,柏里璽天德(president)啦,還有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什麼的,都沒人再說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學、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總統和靈感。此外,司的克(stick)、維他命(vitamin)、密斯(miss)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沒人說了(台灣還用杯葛這個詞)。想當年,它們可都是時髦得不能再時髦的新名詞。那時,兩個文人路上見了面,問一句“最近有煙士披里純么”,就像現在見面問“上網了沒有”一樣,是一種時尚。
然而意譯的新詞還是代替了音譯的老詞。不是說音譯就一定不好。許多音譯的外來詞現在也還在使用,比如吉普(jeep)、引擎(engine)、倍司(bass)、摩登(modem)、威士忌(whisky)、白蘭地(brandy)、高爾夫(golf)、歇斯底里(hysteria)等。但漢字講究的是形聲意的統一。一個詞,如果能讓人一目了然望文生義,就比較受歡迎。比如引擎,雖然是音譯,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對。民主、科學、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總統和靈感也是。資產階級就是有錢的人,無產階級就是沒錢的人。科學,分科的學問;民主,人民作主;總統,總而統之,都有那麼點意思。
靈感一詞也譯得好。因為在古希臘,靈感就是“為神靈所感”,當然是“靈感”。那時的詩人,都是些能夠通神的人。當他們為神靈所感時,就會在近乎迷狂的狀態下說出“神賜的真理”。藝術家在進行創作時不都有點神經兮兮么?他們不總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個奇特的構思或絕妙的好詞么?那都是因為他們為神靈所感,有了“靈感”。說“靈感”,當然比說那個不知所云的什麼“煙士披里純”好多了。
事實上,語言從來就不是自給自足的,也從來就不是一成不變的。有的“引進”,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來”。比如新上海人,現在突然時興說“不要”。什麼“不要太瀟洒哦”,“不要太漂亮哦”。這裏的“不要”,其實是“實在”的意思。“不要太瀟洒哦”就是“實在太瀟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實在太漂亮了”。“實在”用“不要”來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難懂哦”。難怪一些久居國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後,不但“看不懂”,而且“聽不懂”。順便說一句,看不懂,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
最讓人“看不懂”的還是所謂“網絡語言”。什麼jj,什麼BB,什麼TMD,什麼678,886,7456,誰懂呀!其實網絡語言也是一種方言。方言有兩種,一種叫“地域方言”,閩語、粵語、吳語、湘語之類是也;另一種叫“社會方言”,是一定階級或一定行業“圈子”內部使用的語言,各類術語、行話、黑話是也。網絡語言是BBS族在網絡上使用的專用語言,當然是“社會方言”。
社會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紀法國一個文學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編過一本《女雅士大詞典》,專供所謂“上流社會”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們使用。二十世紀初以前,廣州話也有街談和紳談之別。至於行話、黑話就更多了。比如趕場、救場,坐枱、出台,蘑菇、溜那路、什麼價之類,都是。不懂行話,就是“外行”;不懂黑話,則是“空子”。一個“空子”如果不小心跑進黑社會去了,對方一問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話,也很麻煩,比如你問一個演員演出一次要多少錢,不說“出場費”,而說“出台費”,對方不罵你個狗血噴頭才怪。
上網也一樣。如果不懂網絡語言,也想進聊天室聊天,沒準一分鐘以後人家就會和你BB(拜拜)。這時你必須趕快說678(對不起),請對方不要和你886(拜拜了)。但如果你還是笨手笨腳半天不得要領,那你就是個286。這年頭誰還會用286電腦?所以286也就是過氣、沒用的意思,沒哪個高水平的網蟲會理你,那才真是7456(氣死我了)。
網絡語言也和別的方言一樣,得在一定的語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寶貝;而TMD則多半不是美國的“戰區導彈防禦系統”,而是“他媽的”。因為TMD剛好是這個“國罵”漢語拼音的頭三個字母。其實網絡語言也沒什麼稀罕,無非是怪話連篇再加錯別字連篇,只不過怪得有趣錯得可愛而已。比如“灌水”是隨便說,“造磚”是用心寫,而“潛水”則是說悄悄話。如果網友們表示“歡迎你來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說八道了。當然,胡說八道也要有個譜。這譜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說“美女”就太俗氣了,好歹也得叫“美眉”(醜女則叫“恐龍”)。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這才叫酷斃帥呆。因此我很懷疑,總有一天這些新新人類的俊男美女會變成“菌藍霉綠”。
也許你會說,這網絡語言究竟是TMD(他媽的)個什麼東西?678(對不起),你又286了。網絡上不興說“東西”,得說“東東”。還是好好學習吧!只要你說得好,“斑竹”(版主)是會送給你一些小“東東”的。
二、上海口頭禪
話語的“死去活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世界在變么!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變了,話語相應地也要變。就連“萬壽無疆”也不可能萬壽無疆。過去這個詞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是用得很頻繁的,現在還有誰喊“萬歲”呢?沒有。詞語就像人一樣,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來”,有的會“轉換角色”(由一種意思變成另一種意思),有的會“增減體重”(增加內容或縮小範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變化快。比方說上海話。
上海話往大里說當然是吳語的一種。但上海話在吳語中是很特別的,特別之處有兩點,一是雜,二是新。上海話是很雜的,周邊地區的方言土語,松江話、蘇州話、寧波話、杭州話,上海話當中都有,可謂兼吳越而有之。比如“小鬼(讀如居)頭”就是寧波話,“勿來三”就是蘇州話,“莫牢牢”則是杭州話。所以上海話也是很豐富的。光是“很”,上海話當中就有交關、邪氣、窮、牢(老)、赫等好幾種說法。這也不奇怪,來源多嘛!
上海話也新。許多詞彙、說法、口頭禪、俏皮話,都是過去吳語中沒有的。因為上海是近百年間迅速崛起、全然不同於傳統社會的工商業大城市和國際化大都市。半個世紀以前,上海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中國其他地方很不一樣。什麼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賣行,何曾有過;什麼拿摩溫(工頭)、康白度(買辦)、披霞那(鋼琴)、梵啞林(小提琴),也聞所未聞。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煤氣)和水汀(暖氣)、司的克(手杖)和司必靈(彈簧鎖)為何物,沒用過嘛!
其實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們為這個全新的世界所吸引,從五湖四海、東洋西洋紛至沓來,雲集於此,正所謂“人物之至者,中國則十有八省,外洋則廿有四國”。寧波老闆、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羅宋癟三(白俄流浪漢),都要在這裏落腳謀生,便都把自己的語言文化帶進了上海。就說吃食吧,廣東人賣魚生粥,紹興人賣霉乾菜,蘇北人賣麻油撤子,寧波人賣糯米湯糰,上海街頭就什麼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話里什麼方言都有。上海這地方,人也雜,事也新,上海話自然也就既“雜格嚨咚”,又“簇骨勒新”。
何況上海還是“十里洋場”。於是上海話當中便難免會夾雜着“洋鬼子話”,哪怕它是“洋涇浜”的。上海人甚至連損人都會用洋文,比如一個人上班開會總是最後一個到,便會被叫做“拉司卡”;而一個人臉皮厚,則會被叫做“鄧祿普”。拉司卡是英語lastcar的音譯,意思是末班車。鄧祿普(Dunlop)則是一家英國輪胎公司,生產的輪胎特別厚實。然而這些話現在已經沒有多少人會說了,聽得懂的也不多,就連派司(通行證)、撲落(電器插座)、回絲(廢棉紗頭)、水門汀(水泥地坪)、卡賓槍、開司米、克羅米、喬其紗、派力司、陰丹士林,這些曾經風靡一時的新鮮名詞,現在有的讀來已有恍如隔世之感,不能不讓人感嘆“這世界變化快”。事實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輩說話也不一樣。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歡說“邪氣”、“交關”,年輕人則喜歡說“牢”(老)、“赫”(瞎)。
其實“牢”的淵源是很久遠的。上海話當中這個表示“很”的字,究竟應該寫作“老”,還是應該寫作“牢”,一直有爭議。我認為兩說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寫作“牢”沒準更好。“老”當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遠,不過上海人在說這個字的時候,往往還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寫作“老”,而應該寫作“牢”了。因為“老”沒有“特”的意思,“牢”卻與“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從“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時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講究,要求體全色純。色純的叫“犧”,體全的叫“牲”,合起來就叫“犧牲”(也都從牛)。“犧牲”主要有牛、羊、家三種,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沒牛的叫“少牢”,只有一頭“犧牲”就叫“特”。如果是一頭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頭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與“特”是不是有點關係?
實際上,用來做“牢”的牛羊總是“特”好。它們被圈養在“棧”里。所以“棧”也有品質優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棧雞、棧鵝,就是精心飼養的上等雞鵝,棧鹿則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吳語方言區仍把東西好質量高叫做“棧”,只不過寫成“嶄”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蠻嶄咯”,或“格物事牢嶄咯”。“嶄”當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嶄新、嶄綠。但如果這樣理解,則“牢嶄”就變成“特很”了,當然不通。何況,“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棧”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閑話上海》一書認為,上海話當中的“嶄”,其實原本是“棧”,這是很有道理的。當然,嶄,也可能是本字,因為“嶄”原指“山高貌”(嶄然),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籌,比如,“嶄露頭角”。如此,則“牢嶄”就是“特高”(特別高檔)了。看來,“牢嶄”也不一定要寫成或講成“牢棧”。
不過薛先生髮現了“棧”的秘密,卻又說“牢”字不知如何寫。他認為可能是來源於杭州話當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講“很多”,就說“莫牢牢多”。傳入上海后,就變成了“牢多”。其實,“莫牢牢”在許多方言書中都寫作“木佬佬”。如此,則“牢多”豈不是“佬多”?實際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是“不要太多”。我們不是奇怪新上海人為什麼動不動就說“不要太”(不要太瀟洒,不要太漂亮)嗎?原來是把“莫牢牢”翻譯成了普通話。
三、北京流行語
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譯成普通話,就讓人覺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讀,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頭禪,意思是“猛”,比如暴撮(猛吃)、暴侃(猛說)、暴捶(毒打猛揍)、暴磕(破釜沉舟)、暴切(瘋狂地倒外匯或打桌球)。新上海人也說“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這個“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還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不要太多)呢?那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也許,是他們愛說的“N多”吧!
其實“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話的“暴”也不同於新北京話的“暴”(一個是“特”,一個是“猛”)。廣州人也說“暴”,只不過要寫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觀眾特多,把劇場的棚子都擠“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現在也都成了全國性的流行語,大家都跟着說。不過北京人往往省掉那個“爆”,單說“火”。火,有旺盛、熱烈、火爆、紅火、走紅等意思。火紅火紅,一個人,一本書,一部戲,如果“火”了,當然也就“紅”了。
一般的走紅叫“火”,特別走紅就叫“劇火”。劇,也寫作“巨”,有很、極、特別、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話當中的“暴”相近。比如“劇颯”就是極其漂亮、非常瀟洒、特有風度,也叫“巨灑”。灑是瀟洒的灑,颯是颯爽的颯,意思都一樣。
也不光是瀟洒漂亮有風度叫“劇”,窩囊、土氣、傻、倒霉,也可以叫“劇”,比如劇面、劇冒、劇慘、劇累。北京人管軟弱、無能、窩囊、沒用叫“面”(軟弱無能,窩囊沒用的人則叫“面瓜”),管土氣和傻叫“冒”(此類人物也叫“土老冒”、“傻冒兒”、“老冒兒”、“冒兒爺”)。如此,則劇面就是特軟弱、特無能、特窩囊、特沒用,劇冒就是特土、特傻。還有劇慘和劇累,分別有特狼狽、特可憐和特不瀟洒、特不快活、特沒勁的意思。比方說:“春節聯歡晚會越辦越累,導演演員累,全國人民劇累。”這裏說的“劇”,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劇,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劇烈、劇痛、病情加劇,北京人不過是把“劇”最古老的詞義又重新挖掘出來了而已。
沒決斷的人叫“面瓜”,沒膽量的人叫“松貨”,沒骨氣的人叫“軟蛋”,沒腦子的人叫“傻冒”。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話,一般寫作“萬”,武俠小說中就有“揚名立萬”的說法。北京人改“萬”為“腕”,又發明了“腕兒”、“大腕”,大約因為在他們看來,此類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鐵腕”吧!
和“腕兒”平起平坐的是“款兒”。“腕兒”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權威、有名氣的人,“款兒”則是有錢的人。“款兒”也是歷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紅樓夢》第四十四回就說“今兒當著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兒來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兒”來指那些財大氣粗的人,倒是合適—錢也叫款,而有錢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則又有“大款”、“款爺”等等。這些新詞也已經流行於全國,比如上海就有這樣的新民謠:“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豬頭三,上夜班;十三點,倒三班。”看來錢這玩藝也真是個好東西,竟能夠溝通京滬兩地的。
流行於全國的詞還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價、侃爺。其實“侃”也是古為今用,它原本就有調侃、戲弄、胡說八道,漫無邊際地閑扯亂說等意思。關漢卿的《望江亭》裏有“浪侃”,王實甫的《西廂記》裏有“胡侃”,可見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過“侃”字在古人那裏不是什麼好字眼,就像“能說會道”不是什麼好詞一樣。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對能言善辯者大都沒有什麼好感。巧言令色、搖唇鼓舌、天花亂墜、夸夸其談,都是貶義詞。不過現在世道變了。現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當作一種事業來看待的。在北京,一個能說會道特能侃的人,會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長手藝人的待遇。他們被叫做“侃爺”,而那些專供人們發表各種見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類學會、協會、社團、沙龍,則被稱為“侃協”。
北京人也能侃出學問侃出名堂來,比如“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的段子就是。事實上,哥幾個湊在一起一頓暴侃,沒準就侃出什麼信息什麼點子來。所以有人說,別的地方學問是做出來的,北京人的學問是侃出來的,至少,也能豐富語言,提高語言的表現力。北京的現代流行語為什麼那麼多?侃出來的么!
這也是北京成為現代流行語策源地之一的一個原因。中國現代流行語的策源地主要有三個:北京、上海、廣州。上海和廣州成為這樣一個策源地,是因為兩地都曾“開風氣之先”,交替成為新生活新時尚的倡導者。上海在二十世紀上半個世紀出盡風頭,廣州在下半個世紀後來居上。北京成為這樣一個策源地,除因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還因為北京人會侃愛侃。會侃愛侃,就會在語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樣才能侃得有趣,侃得傳神,結果,幾乎每一個“新鮮事物”出現,北京人都能發明出相應的說法,還能說得既形象生動,又簡捷明了,上口好記。比如官倒、貓膩、練攤、搓麻、蒸餾水衙門。蒸餾水衙門就是比清水衙門還沒油水的單位。清水衙門雖然清,那水裏面好歹還多少有點養分。蒸餾水裏有什麼呢?什麼也沒有。
瞧這詞兒說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創造力強的地方,新陳代謝也快。就算你不想變吧,又哪裏架得住“這世界變化快”?於是流行語也難免“死去活來”。甭說早些年前的殺口(味道)、淘喚(尋找)、轉影壁兒(躲藏)沒人說了,就連上世紀六十年代還流行的提貨(盜竊)、鼠味(猥瑣)、國防綠(軍裝)也沒什麼人說了。舊的不去,新的不來,我們只能對它們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從頭到尾
死去活來的不僅有詞,還有詞頭和詞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這些詞我們都會用,卻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這三個詞尾是日本人的發明。日本人把food譯為食品,work譯為作品,production譯為產品,這就有了“品”這個詞尾。把possibility譯為可能性,importance譯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譯為不滲透性,這就有了“性”這個詞尾。把length譯為長度,strength譯為強度,height譯為高度,speed譯為速度,這就有了“度”這個詞尾。想想也對。品,原本有“種類”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質”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這些地方,很是合適,因此中國人也贊同,也要應用的,於是便有了現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類的詞。
品、性、度是“活來”的詞尾,“有”則是“死去”的詞頭。上古時,地名、國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個“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現在沒多少人這麼說了。只有個別人寫文章,還會把“明代”寫成“有明一代”,許多人還看不懂。
長生不老的詞頭是“阿”。用“阿”做詞頭,漢代就開始了。有用在疑問代詞前的,如“阿誰”;有用在人稱代詞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瞞”(曹操)、“阿斗”(劉禪)、“阿恭”(庾會)、“阿連”(謝惠連);還有用在稱謂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爺、阿戎(戎指從弟)。阿誰、阿你,現在沒人說了,其他用法則都保留了下來,而且主要流行於南方地區。北京話里已經沒了“阿”這個詞頭。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陰平,念去聲。“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於稱謂,如“阿大”(父親)。南方(尤其是閩、粵、吳方言區)則各種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說,阿張阿黃(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華(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粵語還用於排行,如“阿三”(別的地方則叫“老三”)。吳語則連罵人的話也說“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當然還是用於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歡說“阿”,北方人喜歡說“老”。阿張阿黃,到了北方就是老張老黃;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華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華老明。白居易就稱元棋為“老元”,蘇東坡則稱文與可為“老可”,可見稱“老”,至少從唐代就開始了。那時也有“老兄”、“老姊”一類的稱呼,和現在沒什麼兩樣。宋諺云:“關節不到,只有閻羅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紅包的,閻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關節(賄賂)不到,便只有閻羅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詞頭。老張老黃、老三老六、老華老明,也可以稱作小張小黃、小三小六、小華小明的。蘇東坡在稱文與可為“老可”的同時,便自稱“小坡”(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今與竹傳神)。老是尊稱,小則是謙稱,也是昵稱。所以范成大便稱蘇東坡為“老坡”(快讀老坡《秋望賦》,大千風月一毫端),孫悟空則自稱“老孫”,因為此人從不謙虛。除了此公,自稱“老某”的,並不太多,除非是開玩笑,或者寫雜文。
詞頭“老”也可以用於動物,如老鼠、老虎、老鴉(讀如挖)。北京話當中有許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幾乎是可以加於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謠(謠言)、老齋(獃子)、老叼(起重機)、老家賊(麻雀)、老陽兒(太陽)、老鑿兒(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臉蛋叫做“老蘋果”,嘴叫做“老櫻桃”,腦袋叫做“老屋子”,腳丫叫做“老丫丫”。至於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於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條”,把傲慢無禮的人叫做“老鼻煙壺”,把軟弱無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兒”,則明顯地帶有調侃甚至蔑視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詐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風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魚”,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歡賣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於贛語中的“老表”,湘語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則都是尊稱。
稱“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稱“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謂“小菜”其實包括所有的菜)。稱別人老楊老李,多半是客氣;稱別人小趙小王,卻不一定是“裝大”,也可能是親切,和稱“阿”意思一樣。小張小黃、小三小六、小華小明,還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傢伙、小把戲、小不點兒、小蘿蔔頭,都透着親切感。就算是“小鋼炮”(性情直率說話挺沖的年輕人)吧,也有一種愛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個例外。“小姐”原本是對大戶人家女兒的尊稱,現在則被弄得另有含義,以至於一些女孩子都不願意被人稱作“小姐”了。
同樣,“大姐”這個稱呼也曾有過特定的含義。它曾經是革命隊伍內部對領導同志配偶既尊重又親切的稱謂。看來,即便是詞頭,也有特定的文化內涵。所以,講禮數的北方人便喜歡稱“老”(老兄老弟),稱“大”(大哥大姐);重親情的南方人則喜歡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顯然比老哥老妹親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稱謂(阿哥阿妹情意長),北方情歌中則稱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門口)。哥哥妹妹只是一個客觀事實,不帶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還是“發乎情,止乎禮義”的。
那麼,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區也叫“妹子”(長沙話中的“妹子”則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話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兒,也是常用的詞尾。不過南方用“兒”做詞尾的很少,更喜歡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兒”,武漢人則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這個孩子”就是“這伢”。湖北話和四川話都是西南官話,但湖北和湖南過去同屬楚國,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響。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說“伢子”,也不說“娃兒”,乾脆只說“伢”,讀音也和湖南話差不多。
吳方言區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說“兒”。比如蘇州話只說“桃子”,不說“桃兒”;也不說“剪子”,而說“剪刀”。但鈔票、車票、電影票卻叫“票子”。可見“子”,也還是吳方言區愛用的詞尾。上海話和蘇州話中甚至還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說法。不過他們更愛用的還是“頭”,比如絹頭(手絹)、站頭(車站)、被頭(被子)、灶頭(爐灶)、夜頭(晚上)、外頭(外面)、角落頭(音晃)、里廂頭(裏面)。閩語和客家話也說“頭”。客家話中有上晝頭(上午)、下晝頭(下午)、夜哺頭(晚上),莆仙話中有頂頭(上面)、下頭(下面)、冥頭(晚上)、早起頭(早上)。閩語裏還有肩頭(肩膀)、標頭(商標)、號頭(號碼)、位頭(座位)、症頭(病症)、擔頭(擔子)。有些詞,加上“頭”以後,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頭(蘿蔔)、尺頭(尺寸)、門頭(門檻)、稱頭(斤兩)、藥頭(頭道中藥湯劑)。
粵語既不用“頭”作詞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說什麼“兒”,什麼“子”。廣州話里只有刀、剪、箸、禾、竹、葉,沒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葉子,當然更沒有刀兒、剪兒、筷兒。反倒是蘇州話里有“筷兒”,湖南話里有“箸(讀如舉)子”(比如吃一點點就叫“吃一箸子”)。廣州話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細佬仔(小孩)、疏蝦仔(嬰兒)、馬仔(跑腿的)、公仔書(小人書)、煲仔飯等等。其實仔就是崽,也讀作崽而不讀作子,意思卻和“子”相同。子,有虛有實,用在詞尾時義虛,要讀輕聲,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樣,要看義實義虛,如果用在實處,那就是“崽”,比如“兩個仔三個女”。仔,有“小”的意思。廣州話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並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樣,雞仔、船仔也就是小雞、小船。至於煲仔,大約就是小沙鍋了。
這就有點近似於北京話當中的“兒”。有人認為北京話就是說什麼都帶兒字音,其實是不對的,並不是隨便什麼東西在北京話當中都能帶兒字。學校、工廠、衙門、政府、人造衛星、摩天大樓這些詞後面都不能帶兒字。大馬路後面也不行,但可以說“遭彎兒”、“抄小道兒”。自家家門也可以說“兒”,比如“帶孩子來家坐坐,認個門兒”。包括門道、門路、辦法、可能性的“門”,也能這麼說,比如“有門兒”、“沒門兒”、“門兒清”。如果是正陽門、地安門,就只能叫前門、後門,不能叫前門兒、後門兒。便是車、馬、船,也不能隨便兒化,小車兒、小馬兒、小船兒是可以的,大車、大馬、大船就不能加兒。大人當然也不能叫“大人兒”,除非是“小大人兒”。
也就是說,兒,只能用在小東西、小事物、小人兒身上,因此往往帶有親切愛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兒、眼力勁兒什麼的。“小小子兒,坐門墩兒,哭哭啼啼要媳婦兒。要媳婦兒,幹啥事兒?點燈,說話兒;吹燈,做伴兒;明兒早晨梳小辮兒。”這首歌謠,很能說明帶“兒”字兒的是個什麼味兒。
粵語和閩語中的“仔”也有這樣的味道。比如閩語中的“一點仔”就是“一點兒”,“一絲仔”就是“一絲兒”,“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兒”,“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兒”。不過閩語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寫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說,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門別類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閩方言,囡是吳方言。吳語就算寫“囝”這個字,也讀作“囡”。再說吳語也不用“囝”作詞尾,用“頭”。如果用於人,則多半有親昵疼愛的意思,如小鬼(讀如居)頭、毛毛頭、囡囡頭。上海人還會在孩子的名字後面加一個“頭”,以為小名、愛昵、昵稱,比如一個名叫什麼波的孩子便會被叫做“波波頭”,這都是北方沒有的說法。
其實吳語原本也是說“兒”的。至少在明代,蘇滬一帶方言還是以兒尾詞佔優勢。人兒、口兒、心兒、門兒、郎兒、姐兒、貓兒、狗兒、瓶兒、鉤兒這些詞都有,現在則只剩下“固兒”和“筷兒”了。同樣,用“頭”做詞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頭、後頭、年頭、日頭、念頭、想頭、碼頭、鋤頭、石頭、木頭、骨頭、舌頭、準頭、甜頭、苗頭等等。但“座頭”、“房頭”這些詞,雖然《水滸傳》、《西遊記》裏面都有,現在卻主要流行於吳語方言區。王力先生說,“頭”作為詞尾,始於六朝(《漢語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吳語要更愛說“頭”一些。
兒和子也一樣。用“子”做詞尾,魏晉以後就開始了。漢子、犢子、種子、日子這些詞,已見於六朝時的著作。唐以後,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襖子、妃子、娘子,還有面子,和現在沒什麼兩樣。用“兒”做詞尾則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不過那時用在鳥獸魚蟲後面的“兒”,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鵝兒、鴨兒、蠶兒。即便是詞尾,也不一定就念輕音。宋以後,才有了車兒、船兒、唇兒、葫蘆兒一類的詞,名詞也才開始“兒化”。但這時,中原漢人大規模南下閩、粵、贛,創建新方言的事已成歷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經形成,沒誰會當“兒皇帝”了。
六、新與舊
一般地說,作為詞尾,“兒”和“子”可以互換。但換過以後,語感就不同了。比如貓兒和貓子,兔兒和兔子,老頭兒和老頭子,就不一樣。也有不能換的,如花兒、草兒、臉蛋兒。因為“兒”可以發展為愛稱,也可以表示調侃或微諷,比如“款兒”、“腕兒”、“小大人兒”,“子”就不行。再說,換成“子”,意思也變了。比如“款子”就是錢,不能用來表示那些有錢的主(款兒)。
粵語和閩語沒有“兒”這個詞尾,便用“仔”來表示。吳語不喜歡說“兒”,就說“頭”。仔,是一個南方方言字。《說文解字》裏也有“仔”,但那是能夠、勝任的意思。也不讀“崽”,讀“滋”。頭,大約原先也是一個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說戰國以前沒有“頭”字,中原雅言管“頭”叫“首”(很久以後北方還叫“首級”),“頭”可能是方言進入了普通話(《漢語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頭”字的是《墨子》和《莊子》。墨子、莊子包括他們的門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懷疑“頭”最早也是南方話。
南方話中古文不少。比如閩南話仍然管“臉”叫“面”,“眼”叫“目”。這是很古老的說法。戰國以前無“眼”字,漢以後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當於“睛”。“臉”字則直到公元六世紀才出現,而且也只指塗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說“雙臉”、“兩臉”,意思是“兩頰”。如果臉面相同,則一個人只能有一張臉,哪有兩張臉的?豈非“兩面派”?臉與面、眼與目,既然並不相等,閩南人便不肯含糊,堅持把臉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變臉,目變眼,還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樣,或褒貶相反的詞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願從事某種“賤業”或黑道營生,比方說去當娼妓、海盜,加入流氓團伙等。只不過,一般地說,書生當強盜叫“落草”,民婦做妓女則叫“下海”。也許,正因為良家婦女淪為帽妓叫“下海”,妓女從良在粵語中便叫“埋街”(靠岸)。舊社會,伶人(藝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們不叫“演員”更不叫“明星”,而叫“戲子”。愛好戲劇,自己也演着玩兒的,則叫“票友”。戲子既然被視同娼妓,則票友參加贏利性演出,或者由業餘的變成職業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業餘身份,也不靠演戲掙錢,則叫“玩票”。顯然,下海與玩票,區別就在一個“錢”字,而機關幹部、大學教授們為生活所迫,或為了“先富起來”,放棄自己的官位或專業去經商,便多少有些“逼良為娟”的味道,當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過時代不同了,過去“下海”不怎麼體面,現在“下海”則挺光榮,也沒人把它和什麼妓女之類的事情聯繫在一起,頂多聯想到票友。事實上許多人“下海”,一開始也不過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變成真的了,因為“玩票”只能做“馬仔”,“下海”才能當“老闆”。“馬仔”是粵語,原本指打手、保鏢,現在也指跟班、下手,或為老闆鞍前馬後奔走效勞的人。有點本事的人都不會甘當“馬仔”,於是便“下海”。
其實不“下海”也能當“老闆”,因為“老闆”這個詞也發生了變化。過去,叫“老闆”的是兩種人:一種是私營業主,另一種是戲班子裏的“腕兒”,他們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國成立以後,工廠商店什麼的不再私有,藝人們也不用再跑江湖,沒什麼人是“老闆”,大家都是“同志”。吃得開的也不是“老闆”,而是“師傅”。“老闆”這個詞,也就從此銷聲匿跡。然而語言是隨着社會生活的變化而變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來”。現在,不但私營業主是“老闆”,就連單位領導和研究生導師,也叫“老闆”。“師傅”和“同志”,則差不多變成了明日黃花。至少在東南沿海地區,已經很少有人使用了。
說起來“師傅”和“同志”也是老詞。(《穀梁傳》云:“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後漢書》則云:“所與交友,必也同志。”所謂“師傅”,就是教學問、教手藝、教本事的人,“同志”則是志同道合者。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時期,叫不叫“師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資派,是沒有資格叫“師傅”叫“同志”的,那時,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這麼叫一聲,現在怎麼就沒人稀罕了呢?
看來,語言,尤其是流行語,也有點像時裝,有“行時”的,也有“過氣”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一點也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