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不是讀書天

我早就認識了他，早在一個飄雪的午後。

那天我們安靜的在教室里讀一篇托爾斯泰的短篇，阿雅拉拿起一顆水果糖從桌子右方彈向我的心臟部位。中彈之後，用眼神向她打過去一個問號，她用手指指教室的玻璃門。我們在二樓。

我用雙手扳住桌沿，椅子向後倒，人半仰下去望着走廊，細碎的雪花漫天飛舞着，這在西雅圖並不多見。“很美。”我輕輕對阿雅拉說。

艾琳老師聽見了，走向玻璃，張望了一下，對全班說：“外面下雪了，真是很美。”

於是我們放下托爾斯泰，一同靜靜觀雪。

下課時，我跑到走廊上去，阿雅拉笑吟吟的跑出來，兩個人靠在欄杆上。

“親愛的，我剛才並不是叫你看雪。”她說。

又說：“剛才經過一個男老師，我是要你看他。”

“我知道你講的是誰。索贊尼辛一樣的那個。”“對不對？他嘛——你也注意到了。”

我們的心靈，在那一霎間，又做了一次不必言傳的交流。阿雅拉太精彩，不愧是個畫家。

阿雅拉順手又剝一顆糖，很得意的說：“在班上，只我們兩個特別喜歡觀察人。”

那個被我們看中的男老師，此刻正穿過校園朝我的方向走來。

我並不動，靜立在一棵花樹下已經好久了。

等他快走向另一條小徑時，我大聲喊出來：“哈羅！PA－PERMAN”

這個被我喊成“紙人”的人這才發現原來我在樹底下。他微微一笑，大步走上來，說：“嗨！你好嗎？”“好得不能再好。”我笑說的同時，把頭髮拉拉，給他看：“注意，頭上肩上都是櫻花瓣，風吹下來的。”“真的吔！”這位美國大鬍子這才讚歎起來。

“這種事情，你是視而不見的。”我說。

“你知道，我是只看印刷的——”他打打自己的頭，對我擠了一下眼睛，笑着。

他又要講話，我噓了他一聲，這時微風拂過，又一陣花雨斜斜的飄下來。

我沉浸在一種寧靜的巨大幸福里。

“這使你聯想到什麼？”這位朋友問我。

“你說呢？”我的表情嚴肅起來。

“莫非在想你的前半生吧？”

“不是。”

我們一同走了開去，往另一叢櫻花林。

“這使我，想起了我目前居住的美國。”我接著說：“我住在華盛頓州。”又說：“這又使我想起你們的國父——華盛頓以及他的少年時期。”

“春天，跟國父有關嗎？”他說。

“跟他有關的是一棵櫻花樹、一把鋸子，還有，在他鋸掉了那棵樹之後，那個沒有迫着國父用棍子打的爸爸。”我一面走一面再說：“至於跟我有關的是——我很想問問你，如果說，在現代的美國，如果又有一個人——女人，也去鋸掉一棵櫻花樹——”，

我們已經走到了那更大的一片櫻樹林裏，我指着那第一棵花樹，說：“譬如說——這一棵——”

我身邊守法的人大吃一驚，喊：“耶穌基督，原來——。”

“原來我不是在花下想我的——新——愁——舊——恨——”我的英文不好，只有常用中國意思直譯過去，這樣反而產生一種奇異的語文效果，不同。

在春日的校園裏，一個中年人笑得顛三倒四的走開，他的背後有我的聲音在追着——“華盛頓根本沒有砍過什麼樹，是你們一個叫WEEN的人給編出來的——”

當我衝進教室里去的時候，同學們非常熱烈的彼此招呼。十幾天苦悶假期終於結束，春季班的開始，使人說不出有多麼的歡喜。

“你哦，好像很快樂的樣子。”同學中的一位說。“我不是好像很快樂。”我把外套脫下，掛在椅背上；“我是真的、真的好快樂。”

“為什麼？”

“春來了、花開了、人又相逢，學校再度開放，你說該不該？”

“ECHO講出這幾句話來好像一首歌詞。”同學們笑起來。

“而且押韻——注意喔。”我唱了起來。

這一生，沒有一個學校、一個班級、一位老師，曾經帶給我如此明顯的喜悅，想不到，卻在美國這第四次再來的經驗里，得到了這份意外的禮物。

是老師艾琳的功勞。

想到艾琳她就進來了。

全新的髮型、小耳環、新背心、臉上春花般的笑，使得我的老師成了世上最美的人。

我從不去管人的年齡。艾琳幾歲？到底。

她一進來。先嗨來嗨去的看學生，接着急急的說：“各位，等下放學絕對不要快回家，你們別忘了到那些杏花、李花樹下去睡個午覺再走。”

果然是我的好老師，懂得書本以外時時刻刻的生活教育。她從來沒有強迫我們讀書。

卻因為如此，兩個日本同學換了另一班。

她們說：“那個隔班的英文老師嚴格。”

我不要嚴的那位，我是艾琳這一派的。再說，她留下那麼重的作業我們也全做的，不須督促。

新來的學期帶來了新的同學和消息，艾琳說：“各位，學校給了我們這一班一個好漂亮的大教室，可以各有書桌，還有大窗，不過那在校分部，去不去呀？”

大家楞了一下，接着全體反對起來。

“我們圍着這張大會議桌上課，可以面對面講話，如果變成一排一排的，只看到同學的背後，氣氛就不親密了。”我說。

“校分部只是建築新，不像學校，倒像個學店。”

“說起商店，校分部只有自動販賣機，沒有人味的。”“有大窗”吔”老師說。

“有了窗不會專心讀書，都去東張西望了。”

艾琳沉吟了一會兒，說：“好——那我們留在這個小房間裏。”

“對了——”全班齊聲說。

對了，班上去了幾箇舊同學，來了兩個新同學，這一走馬換將，那句：“你哪裏來的？”又開始冒泡泡。當然，為著禮貌，再重新來一次自我介紹。

來的還是東方人，一男一女。

男的是劉傑克，夫婦兩個一起從台灣來的，太太做事。傑克開創電腦公司，他一個人來上個沒有壓力的英文課。我觀察這位劉同學，立即喜歡了他。

我看一眼阿雅拉，她對我點一個頭，我們顯然接受這位和藹可親又朴樸素素的好傢夥。傑克合適我們班上的情調，步伐一致。而且有童心。

另外一位女同學，是東南亞中的一國人。

她略棕色，黑髮捲曲着長到腰部，身材好，包在一件黑底黃花的連身裙里，手上七個戒指是她特別的地方。眼窩深，下巴方，鼻子無肉，嘴唇薄……是個好看的女人。

傑克有着一種不知不覺的自信，二十八九歲吧，活得自在怡然的。我猜他必然有着位好太太。

那位新女同學，英文太爛，只能講單字，不能成句子。這使她非常緊張。艾琳馬上注意到她的心態，就沒有強迫她介紹自己。她只說了她的來處。

第一堂課時，我移到這位新來的女同學身邊去，把書跟她合看，她的感激非常清楚的傳達到我心裏，雖然不必明說。下了第一堂課，我拉她去樓下書店買教材，她說不用了。我看着她，不知沒有書這課怎麼上下去呢。

“我，來試試。”她說。

我突然明白了，其實班上的同學都是存心來上課的，雖然我們很活潑。而這一位女人，完全不是來念書的，她只是來坐坐。她連書都不要，不是節省，是還在觀望。

這位誰也懶得理的新同學跟我孤零零的坐着。她的不理人是一種身體語言的發散。說說話就要去弄一下肩上的長發，對於本身的外貌有着一份不放心和戒備——她很注意自己——自卑。

雖然她講話不會加助動詞，這無妨我們的溝通，可是當我知道她住在美國已經十一年了，而且嫁給一個美國人已經十六年了時，還是使我吃了一驚。

“那你先生講你國家的話？”我問。

“不，他只講英語。”

說到她的丈夫，她不知不覺流露出一種自得。也許是很想在班上找個姊妹淘吧，她突然用高跟鞋輕輕踢了我一腳，那鞋子是半吊在腳上的，所謂風情。

這在另一個女人如此，我一定能欣賞，可是同樣半脫着鞋的她，就不高尚。

新同學說：“你，找個美國老頭子嫁了，做個美國人，不好？”

我笑看着她不語。

她又說：“嫁個白人，吃他一輩子，難道不要？”這幾句英文，她講得好傳神。

聽見她講出這種話來，我的眼前突然看到了那長年的越南戰爭、飢餓、死亡，以及那一群群因此帶回了東南亞新娘的美國人。

又上課了，阿雅拉一把將我拉過去，說：“那個女人你別理她——廉價。”

“她有她的生長背景和苦難，你不要太嚴。”

“我們猶太人難道不苦嗎？就沒有她那種下賤的樣子。”阿雅拉過份愛惡分明，性子其實是忠厚的，她假不來。

這個班級，只有我跟這位新同學做了朋友，也看過來接她的好先生——年紀大了些，卻不失為一個溫文的人。我誇她的先生，她說：“沒有個性，不像個男人。”聽見她這麼衡量人，我默默然。

沒上幾次課，這位同學消失了，也沒有人再問起過她。至於傑克，他開始烘蛋糕來班上加入我們的遊樂場教室，大家寶愛他。

我終於看清楚了這可敬可愛的全班人，在相處了三個月之後。

阿敏不再來上學了，雖然過去是伊朗老王旗下的軍官，很可能為生活所迫，聽說去做了倉庫的夜間管理員。

南斯拉夫來的奧娃以前是個秘書，目前身分是難民。為著把她四年不見的母親接來美國相聚，她放棄了學業，去做了包裝死魚冷凍的工作。

這兩個棄學的人，本身的遭遇和移民，和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在這種巨大的力量下，人，看上去變成如此的渺小而無力。看見他們的消失，我心裏怕得不得了。“不要怕，你看我們以色列人，是什麼都不怕的。”阿雅拉說。

我注視着那三五個日本女同學，她們那麼有守有分有禮又有自信。內心不由得對這個國家產生再一度的敬——雖然他們過去對中國的確有着錯失，卻不能因此把這種事混到教室的個人情感上來。

日本女同學的丈夫們全是日本大公司——他們叫做“會社”派駐美國的代表。她們生活安穩，經濟情況好，那份氣勢也就安然自在。我們之間很友愛的。

瑞恰也是個猶太人，她的黑短髮，慢跑裝，球鞋，不多說話，都在表現出她內在世界的平衡和穩當。那份永遠只穿兩套替換衣服的她，說明了對於本身價值的肯定。她的冷靜中自有溫柔，是腦科開刀房的護士。

阿雅拉同是猶太人，卻是個調色盤。從她每次更新的衣服到她的現實生活，都是一塊滾動的石頭。在她的人格里，交雜着易感、熱忱、銳利、坦白、突破以及一份對待活着這件事情強烈的愛悅。越跟她相處、越是感到這人的深不可測和可貴，她太特殊了。卻是個畫家。

伊朗女同學仍是兩個。一個建築師的太太，上課也不放棄她那“孔雀王朝”的古國大氣，她披金戴鑽，衣飾華麗，整個人給人的聯想是一匹閃着沉光的黑緞綉着金線大花。真正高貴的本質，使她優美，我們很喜歡她。

講起她的祖國，她總是眼淚打轉。忍着。

另一位伊朗同學完全相反，她脂粉不施，頭髮用橡皮筋草草一紮，丈夫還留在伊朗，他帶着孩子住在美國。說起傷心事來三分鐘內可以趴在桌上大哭，三分鐘后又去作業邊邊上用鉛筆畫圖去了。畫的好似一種波斯畫上的男女，“夜鶯的花園”那種童話故事裏的神秘。雖然遭遇堪憐，卻因為本性的快樂，並沒有悲傷得變了人。

古托是唯一南美洲來的，深黑的大眼睛裏飽藏寂寞，不過二十多歲，背井離鄉的滋味正開始品嘗。好在拿到語文證書可以回去參加嘉年華會了。他是我們班的寵兒，不跟他爭的。

月鳳是個台北人，別跟她談歷史文學，跟她講股票她最有這種專業知識。那分聰明和勤勞，加上瘦瘦而細緻的臉孔，使人不得不聯想到張愛玲筆下那某些個精明能幹又偏偏很講理的女子。月鳳最現實，卻又現實得令人讚歎。她是有家的，據說家事也是一把抓，精采。

日本同學細川，閱讀方面浩如煙海，要講任何世界性的常識，只有她。有一次跟她講到日本的俳句，不能用英文，我中文，她日文，筆談三天三夜不會談得完。在衣着和表情上，她不那麼絕對日本風味，她是國際的。在生活品味上，她有着那麼一絲“雅痞”的從容和講究，又是個深具幽默感的人。不但如此，金錢上亦是慷慷慨慨的一個君子。我從來沒有在日本人之間看過這麼出眾的女子。一般日本人，是統一化的產品，她不是。

班上總共十幾個同學，偏偏存在着三分之一的人，絕對沒法形容。他們五官普通、衣着普通、思想普通，表現普通，使人共處了快三個月，還叫不全他們的名字。

這是一種最適合做間諜的人們。怎麼看他們的樣子，就怎麼忘記。他們最大的優點，就在那驚人的堅持普通里。“我覺得我們這班太精采了。”我靠在門邊跟老師艾琳說話。

“的確很棒。”艾琳說：“可是，你是那個團結全班感情的力量，要加上——你，班裏面才叫好了。”

我笑着看她，說：“不是，是你在我們裏面才叫好了。”“現在可以走了吧？”我問艾琳。

“我又沒有留你。”艾琳說：“你現在一個人去哪裏？”我搖搖車鑰匙，說：“進城——PIKEPLACEMAEKET去玩。”那裏數百家小店，夠瘋了。

“祝你快樂！”艾琳收拾雜物一同下樓。

我跑得好快，跑到老遠才回頭，高叫：“艾琳，我也祝你快樂！快樂！”

說起快樂，在春季班還沒註冊以前，阿雅拉找我，說：“有一門課叫做——快樂畫廊。我們三個，瑞恰、你、我，下學季一起去修，好不好？”

我很驚訝居然存在這種保證學生心情的科目，跑到註冊組去查課目表，這才發現阿雅拉看英文字是有邊讀邊，沒邊念中間的。

那門課叫做“畫廊遊覽”。遊覽是我給想的中文，原意是由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並不停留太久。英文用了HOP－PING這個字。阿雅拉把它看成HAPPY，真是充滿想像力。

想像中全班十幾個人由老師帶了一家一家看畫廊，看完再同去吃一家情調午餐才散課，那必然非常快樂才是。於是我們三個就去注了冊，上了課。那不是國際學生班。起初，我忍住那份疏遠而客氣的人際關係，五堂課以後，不去了。反正不去了。

那一班，不是真誠的班。藝術罩頂，也沒有用。假的。“噢，做人真自由。”蹺課以後，我滿意的嘆了口氣。阿雅拉和瑞恰也不喜歡那堂課的一切，可是她們說，付了學費就得忍下來。我們彼此笑罵：“沒品味的、沒品味的。”也不知到底是放棄了叫做沒品味，還是堅持下去叫做沒品味。

說到堅持下去，除了我們這種不拿學分的同學之外，其他中國學生大半隻二十多歲，他們或由台灣去、或由中國大陸去，都念得相當認真。表現第一流。

這種社區大學容不下雄心大志的中國青年，上個一兩年，就轉到那種名校去了。他們念書為的是更好的前途，跟我的沒有目的很不相同。

在這七八個中國同學裏，沒有懦弱的人。一群大孩子，精采絕倫的活着，那成績好不必說，精神上也是開開朗朗、大大方方的。

就這樣，北京來的周霽，成了我心摯愛的朋友。我老是那麼單字喊他——“霽——呀——”遠遠聽起來，就好似在叫——“弟——呀——。”

弟的老師私底下跟我喝過一次咖啡，她說：“你們中國學生，特別特別優秀，無論那一邊來的，都好得不得了。這個周霽絕不是個普通人，不信你試試他。”

我不必試他，我知道。

春天來了，午後沒課的時候，霽的腳踏車被我塞進汽車後座，他和我這一去就去了湖邊。兩個人，在那波光閃閃的水影深處，靜下心來，誠誠懇懇的談論我們共同的民族。

在美國，我哭過一次，那事無關風月，在霽的面前，我濕濕的眼睛，是那份說不清楚的對於中華民族愛成心疼的刻骨。

跟霽交往之後，汽車的後座墊子永遠沒有了靠墊。我把靠背平放，成了小貨車，擺的是霽隨時上車的附屬品——他的單車。

春天來了，沒有人在讀書。

我們忽而趕場大減價，忽而趕場好電影，忽而碰到那東南亞來的女人跟着另一個美國老頭在賣名貴化妝品——不是她的先生。我們匆匆做功課、快快買瓶飲料、悠悠然躺在草上曬太陽。

艾琳說，這才叫做生活嘛！熱門音樂大集會，艾琳買好票，興奮的倒數日子——再三天後的晚上，我要去聽我的兒子打鼓——他是一個音樂家，住在荷里活。

我的日子不再只是下課捏雪人，我的日子也不只是下課泡咖啡館、圖書館，我脫離了那一幢幢方盒子，把自己，交給了森林、湖泊、小攤子和碼頭。

那種四季分明的風啊，這一回，是春天的。

在咖啡館裏，我再度看見了那位“紙人老師”。他的每一個口袋裏都有紙片，見了人就會拿出來同讀。那種折好的東西，是他豐富知識的來源，他的行蹤不出西雅圖。“你還想砍樹嗎？”他笑問着我。

“現在不想了。”我笑說：“倒是湖邊那些水鴨子，得當心我們中國人，尤其是北京來的。”

紙人老師大笑起來，哈哈哈哈。弄得安靜的咖啡館充滿了假日的氣息。

“北京烤鴨？”他說。

“怎麼樣？我們去中國城吃？”我把桌子一拍。“你不回家嗎？”他說。

“你、我什麼家？都沒家人的嘛！”

於是，紙人也大步走了。在那一次的相聚里，我們不知為什麼那麼喜歡笑，笑得瘋子一般都沒覺得不好意思。噯，都中年了。咦——都中年了嗎？

回到住的地方，做好功課，活動一下僵硬的肩膀，我鋪開信紙，照例寫家書。

寫下：“爸爸、媽媽”這四個字之後，對着信紙發獃，窗外的什麼花香，充滿了整個寂靜的夜。一彎新月，在枝丫里掛着。

我推開筆，口中念念有詞，手指按了好多個數目——電話接通了。

媽媽——我高喊着。

台灣的媽媽喜出望外，連問了好多次——好不好？好不好？

“就是太好了呀！忍不住打電話來跟你講，可以比信快一點。”我快速的說：

“春天來了你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都是花海哦也不冷了我來不及的在享受什麼時候回來還不知道對呀我是在上課呀也有用功呀不過還來得及做別的事情呀我很好的好得不得了都穿涼鞋了不會凍到別擔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