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室像遊樂場

當我的車子開進校園中去找停車位時，同學阿敏的身影正在一棵樹下掠過。我把車子鎖好，發足狂奔，開始追人，口裏叫着他的名字。追到阿敏時，拍的打他一下，這才一同往教室的方向走去。

上學不過三五次，對於這種學校生活已經着了迷。初上課時以為功課簡單，抱着輕敵的自在而去。每周幾堂課事實上算不得什麼，老師艾琳也是個不逼人的好傢夥。可是課後的作業留得那麼多，幾十頁的習題加上一個短篇小說分析，那不上課的日子就有得忙了。

我覺得，自己還是個很實心的人，文法填充每一條都好好寫，小說里的單字也是查得完全了解才去教室。這樣認真的念書，雖然什麼目的也沒有，還是當它一回事似的在做，做得像真的一樣，比較好玩。

我在教室里掛外套，放書籍，再把一大盤各色糖果放在桌上，這才對阿敏說：“剛才停車場邊的那隻松鼠又出來了，看到沒有？”

阿敏聽不懂松鼠這個英文字，我就形容給他聽：“是一種樹林裏的小動物，有着長——長——毛——毛的尾巴，它吃東西時，像這樣……”說著丟了一顆糖給六十歲的阿敏，接着自己剝一顆，做松鼠吃東西的樣子。阿敏就懂了。這時第三個同學走進教室；必然是我們這三個最早到。伊朗女同學一進來就喊：“快點，拿來抄。”我把習題向她一推，她不講話，口裏咬着水果糖，嘩嘩抄我的作業。

在我們教室的玻璃門上，學校貼了一張醒目的告示，嚴重警告：“在這個區域裏，絕對禁止食物、飲料，更不許抽煙。”

上學的第一天，大家都做到了，除了那個頭髮上打大蝴蝶結的以色列同學阿雅拉。

阿雅拉念書時含含糊糊的，我問她：“你怎麼了？”她把舌頭向我一伸，上面一塊糖果。我們的老師艾琳在第二節課時，開始斜坐在大家的橢圓形桌子上，手裏一罐“七喜汽水”。

當我發現老師的飲料時，心裏十分興奮，從此以後，每次上課都帶一大盤糖果。

彩色的東西一進教室，大家都變成了小孩子，在裏面挑挑揀揀的，玩得像真的一樣。老師對於糖果也有偏愛，上課上到一半，會停，走上來剝一顆紅白相間的薄荷糖，再上。於是我們全班念書時口裏都是含含糊糊的，可是大家都能懂。

在這個班上，日本女同學是客氣的，我供應每天三塊美金的甜蜜，她們就來加茶水和紙杯子。這一來教室里每個人都有了各自的茶葉包。老師特別告訴我們，在走廊轉角處有個飲水機——熱水。就這樣，我們在那“絕對不許”的告示下做文盲，包括老師。

在我們的班上，還是有小圈圈的。坐在長桌兩端的人，各自講話。同國籍的，不肯用英文。害羞的根本很安靜。男生只有三個，都是女生主動去照顧他們，不然男生不敢吃東西。

我的座位就在桌子的中間，所以左邊、右邊、對面、旁邊的同學，都可以去四面八方的講話。下了課，在走廊上抽煙時，往往只拉了艾琳，那種時刻，講的內容就不同。什麼亨利·詹姆斯，費滋傑羅，福克納，海明威……這些作家的東西，只有跟老師談談，心裏才舒暢。

上課的情形是這樣的：先講十分鐘閑話，同時彼此觀賞當日衣着，那日穿得特美的同學，就得站起來轉一圈，這時大家讚歎一番。衣服看過了，就去弄茶水，如果當日老師又烘了個“香蕉蛋糕”來，還得分紙盤子。等到大家終於把心安定時，才開始輪流做文法句子。萬一有一個同學不懂，全班集中精神教這一個。等到好不容易弄懂了，已經可以下課。

第二堂必有一張漫畫，影印好了的，分給同學。畫是這種的：畫著一個人躺在地上死了，旁邊警察在交談。其中一景是個警察的手槍還在冒煙。開槍的警察說：“什麼，一個遊客？我以為是個恐怖分子呢。”

遊客和恐怖分子這兩個字發音很接近，就給誤打死了，背景是影射蘇俄的那種俄式建築。

同學們看了這張漫畫，都會笑一陣。不笑的屬於英文特糟的兩三個，大家又去把他們教成會笑，這二十分鐘又過去了。

接下來一同讀個短篇小說。

我在這短篇小說上佔了大便宜，是因為老師拿來給我們念的故事，我全部念過，雖然如此，絕對不會殺風景，把結局給講出來，甚而不告訴他人——這種故事我早就看過了。

看故事時大家像演廣播劇，每一小段由同學自動讀，每個人的了解程度和文學修養在這時一目了然。碰到精彩的小說時，教室里一片肅靜。

這些故事，大半悲劇結束。我們不甘心，要救故事主角。老師說：“文學的結局都是悲的居多，大家不要難過。”

有一天，我們又念着一個故事；書中一對結婚六十年的老夫婦，突然妻子先死了。那個丈夫發了瘋，每天在田野里呼叫太太的名字。這樣，那老人在鄉村與鄉村之間流浪了三年，白天吃着他人施捨的食物，晚上睡在稻草堆里。直到一個夜晚，老人清清楚楚看見他的太太站在一棵開滿梨花的樹下，向他招手。他撲了上去。第二天，村人發現老人跌死在懸崖下。那上面，一樹的花，靜靜的開着。

當我們讀完這篇二千字左右的故事時，全班有好一會兒不想講話。老師等了一下，才說：“悲傷。”我們也不吃糖、也不響、也不回答，各自出神。那十幾分鐘后，有個同學把書一合，說：“太悲了。不要上了。我回家去。”“別走。”我說：“我們可以來修改結局。”

我開始講：“那村莊裏同時住着一個守寡多年的寡婦，大家卻仍叫她馬波小姐。這個馬波小姐每天晚上在爐火邊給她的侄兒打毛衣。在寂靜的夜晚，除了風的聲音之外，就聽見那個瘋老頭一聲一聲凄慘的呼喚——馬利亞——馬利亞——你在那裏呀——。這種呼叫持續了一整年。那馬波小姐聽着聽着嘆了口氣，突然放下編織的毛衣袖子，打開大門，直直的向瘋老頭走去，上去一把拎住他的耳朵，大聲說：“我在這裏，不要再叫了，快去洗澡吃飯——你這親愛的老頭，是回家的時候了。”

說完這故事，對面一個女同學丟上來一支鉛筆，笑喊着：“壞蛋！壞蛋！你把阿嘉莎·克莉絲蒂裏面的馬波小姐配給這篇故事的男人了。”

這以後，每念一個故事，我的工作就是：修改結局。老師突然說：“喂！你可以出一本書，把全世界文學名著的結局都改掉。”

以後教室中再沒有了悲傷，全是喜劇結尾。下課時，彼此在雨中揮手，臉上掛着微笑。

沒多久，中國新年來了，老師一進教室就喊：“各位，各位，我們來過年吧！”

“什麼年哦——我們在美國。”我說。

“你們逃不過的。說說看，要做什麼活動送給全班？”老師對着月鳳和我。

“給你們吃一盤炒麵。”我說。

大家不同意，月鳳也加了菜，大家還是不肯，最後，我說：“那我要演講，月鳳跟我一同講，把中國的年俗講給大家聽。”

“什麼羅——你——”月鳳向我大喊，全班鼓掌送給她，她臉紅紅的不語了。

那一個下午，月鳳和我坐在學校的咖啡館裏，對着一張白紙。上面只寫了一個英文——祖宗。

“怎麼講？”月鳳說。“從送灶神講起。”我說。“灶神英文怎麼講？”月鳳說。“叫他們夫妻兩個廚房神好了。”我說：“不對、不對，還是從中國的社會結構講起——才給過年。”

兩個人說來說去，發覺中國真是個有趣而充滿幻想的民族。這一來，不怕了，只擔心兩小時的課，不夠講到元宵花燈日呢。

好，那第三天，我們跑到教室去過中國年。艾琳非常得意擁有月鳳和我這種學生，居然到處去宣傳——那學校中的老師們全來啦！

我跑上寫字板上，先把那片海棠葉子給畫得清楚，那朵海棠花——台灣，當然特別畫得大一點。

在擠滿了陌生人的教室里，我拍一拍月鳳的肩膀，兩人很從容的笑着站起來。

開場白是中國古老的農業社會；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大地休息。好啦！中國人忙完了一年。開始過節。年，是一種怪獸……。

在聽眾滿眼元宵燈火的神往中，我們的中國新年告一段落，那十二生肖趴在寫字板上。同學拚命問問題：“我屬豬，跟誰好一點？”“那屬蛇的呢？屬蛇的又跟那種動物要好？”

那些來聽講的老師們有些上來跟月鳳和我握手，說我們講活了一個古老的文明。

艾琳簡直陶醉，她好似也是個中國人似的驕傲着。她把我用力一抱，用中文說：“恭喜！恭喜！”我在她耳邊用西班牙文說：“這是小意思啦！”

月鳳跟我，在這幾班國際學生課程里，成了名人。那些老師都去他們的班上為我們宣傳。這種事情，實在很小家氣，土啦。

從月鳳和我的演講之後，班上又加了一種讀書方法——演說。人人爭着說。

我們打招呼、看衣服、讀文法、塗漫畫、改小說、吃糖果、切蛋糕、泡茶水、然後一國一國的文化開始上演。

那教室，像極了一座流動的旋轉馬。每一個人騎在一匹響着音樂的馬上，高高低低的旋轉不停。我快樂得要瘋了過去。

“各位，昨天我去看了一場電影——《遠離非洲》。大家一定要去看，太棒了。”我一進教室就在亂喊。跑到牆上把電影院廣告和街名都給用大頭釘釘在那兒。又說：“午場便宜一塊錢。”

那天的話題變成電影了。

艾琳進門時，我又講。艾琳問我哭了沒有，我說哭了好幾場，還要再去看。

這一天下午，我們教室里給吵來了一台電視機和錄放影機。以後，我們的課又加了一種方式——看電影。

在這時候，我已經跑圖書館了，把《遠離非洲》這本書給看了一遍，不好，是電影給改好的。我的課外時間，有了滿滿的填空。吞書去了。

我開始每天去學校。

沒有課的日子，我在圖書館裏挑電影帶子看，看中國紀錄片。圖書館內有小房間，一個人一間，看完了不必收拾，自有職員來換帶子。我快樂得又要昏過去。

我每天下午在學校里遊戲，餓了就上咖啡館，不到天黑不回家。於是，我又有了咖啡座的一群。

學校生活開始蔓延到外面去。那阿雅拉首先忍不住，下了課偷偷喊我，去參加她家的猶太人節慶。日本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去吃生魚片。伊朗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來家裏嘗嘗伊朗菜。南斯拉夫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回家去聊天。巴西同學下了課，偷偷喊我——來喝巴西咖啡。月鳳下了課，偷偷喊我，給我五個糯米粿。

艾琳下了課，偷偷喊我——又來一本好書。

咖啡館的那一群散了會，偷偷喊我——我們今晚去華盛頓大學聽印度音樂再去小酒店。

我變成了一個偷偷摸摸的人，在西雅圖這陌生的城郊。“我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賊。”在艾琳的辦公室門口，我捧着一杯咖啡對她說。艾琳笑看了我一眼，說：“哦，我在美國土生土長了一輩子，只有一個朋友。你才來一個多月，就忙不過來。”

“你也快要忙不過來，因為我來了。”我上去抱一下艾琳，對她說：“親愛的。”

說完趕快跑。情人節快到了，要嚇她一次，叫她終生難忘我們這一班。

“嘩，那麼美麗的卡片！”班上同學叫了起來。

“每人寫一句話，送給艾琳過情人節。”我說。

那張卡片尺寸好大，寫着——送給一個特別的人。全張都是花朵。誇張的。

“這種事情呀，看起來很無聊，可是做老師的收到這類的東西，都會深——受感動。”

“你怎麼知道？”有人問。

“我自己也當過老師呀！有一年，全班同學給了我一張卡片，我看着那一排排名字，都哭吔！”我說。

大家上課時悄悄的寫，寫好了推給隔壁的。我們很費心，畫了好多甜心給老師，還有好多個吻。這種事，在中國，打死不會去做。

等到第二節上課時，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加一張卡片，放在桌子前端艾琳的地方。

艾琳照例拿着一罐汽水走進來。

當她發現那卡片時，咦了一聲，打開來看，嘩的一下好似觸電了一般。

“注意！艾琳就要下雨了。”我小聲說。

同學們靜靜的等待老師的表情，都板著臉。

那老師，那《讀者文摘》一般的老師，念着我們寫的一句又一句話，眼淚嘩嘩的流下來。

“哦——艾琳哭了。”我們開始歡呼。

另一班的老師聽見這邊那麼吵，探身進來輕問：“發生了什麼事嗎？”

當她發現艾琳在站着哭時，立即說一聲：“對不起。”把門給關上了。她以為我們在整人。

這一回，艾琳和我們再度一同歡呼，大家叫着：“情人節快樂！情人節快樂！”

於是我們推開書本，唱向每一個同學，大家輕輕一抱，教室里乒乒乓乓的都是撞椅子的聲音。抱到月鳳時，我們兩個中國人尖叫。

在咖啡館的落地大玻璃外，艾琳走過；我向她揮揮手，吹一個飛吻給她。她笑着，吹一個飛吻給我，走了。我下課也賴在學校，不走。

“那是我的好老師吔。”我對一位同桌的人說。他也是位老師，不過不教我的。

我們同喝咖啡。

“你們這班很親愛啊。”這位老師說。

“特別親愛，不錯。”我說。

“我聽說，有另外一個英文老師，教美國文學的，比你現在的課深，要不要下學季再去修一門？”這位物理老師說。“她人怎麼樣？”我小心翼翼的問。

“人怎麼樣？現在就去看看她，很有學問的。”這位老師一推椅子就要走。

“等等，讓我想一想”我喊着，可是手臂被那老師輕輕拉了一下，說：“不要怕，你有實力。”

我們就這樣衝進了一間辦公室。

那房間裏坐着一位特美的女老師——我只是說她的五官。

“珍，我向你介紹一位同學，她對文學的見解很深，你跟她談談一定會吃了一驚的。”我的朋友，這位物理老師彎着腰，跟那坐着不動不微笑的人說。我對這位介紹人產生了一種抱歉。

那位珍冷淡的答了一聲：“是嗎？”

我立即不喜歡這個女人。

“你，大概看過奧·亨利之類的短篇小說吧？”她很輕視人的拿出這位作家來，我開始氣也氣不出來了。“美國文學不是簡單的。”珍也不再看我們兩個站在她面前的人，低頭去寫字。

“可是，她特別的優秀，不信你考她，沒有一個好作家是她不知道的。”那個男老師還要自找沒趣。

珍看了我一眼，突然說：“我可不是你們那位艾琳，我——是深刻的。我的班，也是深刻的。如果你要來上課，可得早些去預排名單，不然——”

“不然算了，謝謝你。”我也不等那另一個傻在一邊的物理老師，把門嘩一拉，走了。

在無人的停車場裏，我把汽車玻璃後窗的積雪用手鋪鋪平，慢慢倒下一包咖啡館裏拿來的白糖，把雪拌成台灣的清冰來吃。

那位物理老師追出來，我也不講什麼深刻，捧了一把雪給他，說：“快吃，甜的。”

“你不要生氣，珍是傲慢了一點。”他說。

我回答他：“沒受傷。”把那捧甜雪往他脖子裏一塞，跳進車裏開走了。開的時候故意按了好長一聲喇叭。我就要無禮。

回到公寓裏，外面的薄雪停了。我跑到陽台上把雪捏捏緊，做了三個小小的雪人。遠遠看去，倒像三隻鴨子。我打開航空信紙開始例行的寫家書。

寫着：“幸好我的運氣不錯，得了艾琳這樣有人性又其實深刻的一位好老師，雖然她外表上看去不那麼深。不然我可慘羅！下學季還是選她的遊樂場當教室，再加一堂藝術欣賞。不必動手畫的，只是欣賞欣賞。下星期我們要看一堂有關南斯拉夫的民俗採風幻燈片，怎麼樣，這種課有深度吧？再下一堂，是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紀錄電影。對呀！我們是在上英文呀！下雪了，很好吃。再見！情人節快快樂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