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光榮與恥辱
在這白山黑水之間，在通化這座東北邊陲小城的一個小山坡上，有一處荒蕪的墳墓。在夕陽的餘暉中，這座墳墓愈發顯得凄涼與孤獨。
這個墳墓的主人王鳳閣將軍，曾經是一名兇悍的土匪首領，後來卻成為視死如歸的民族英雄。半個多世紀以後，已經沒有多少鄉親和同胞記得王鳳閣可歌可泣的故事了。在這片沃土上，他僅僅是無數默默出生、默默死去的抗日烈士中的一名。王鳳閣與馬占山、楊靖宇、
李兆麟等烈士一樣，是這片土地的優秀兒女。
“九·一八”事變之後，王鳳閣在臨江縣紅土崖一帶組織民眾，打出了“民眾抗日自衛隊”的大旗，並被鄉親們推選為司令。一九三二年四月，王鳳閣出任遼寧民眾自衛軍第十九路軍司令。通化陷落後，他堅持抗日達六年之久。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王鳳閣在大羅圈溝“一四三四”高地與日軍決戰，彈盡糧絕，重傷被俘。同年四月十五日，王鳳閣及其妻、子三人同時被日寇殺害於玉皇山下柳條溝門。當地人傳說，當時日軍當著王鳳閣的面屠殺了他的兒子和妻子，企圖威逼他投降。然而，王鳳閣一家三口至死都大罵日寇。在一場偉大的民族戰爭的感召下，一個昔日的土匪也升華為民族英雄。
“七·七”事變之後，西方的觀察家們在驚訝於中國人表現出的頑強戰鬥意志的同時，也預言中國人在這場實力懸殊的廝殺中前景黯淡。
在一九三七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噸位為一百九十萬噸，是中國的二十至三十倍。日本作戰飛機有兩千七百架，而中國僅有六百架。日本一個師的武力裝備，在戰爭之初相當於中國一個師武力裝備的三倍；而在戰爭的中後期，已經相當於中國的八至九倍。
武裝到牙齒的日本軍隊讓歐美列強也不敢輕視，而中國只有一個虛弱的中央政府和數十個各自為政的地方政府，經濟結構、組織形態和技術水平都還停留在“前現代”的狀態。誰都知道，一個尚未脫離中世紀的國度與一支如狼似虎的現代化軍隊開戰意味着什麼。
日本政客把中國形容為一條大甲吉魚，為了吃到生魚片，必須速戰速決。然而，中國軍隊並沒有像日軍大本營所想像的那樣，只能堅持三個月便全面崩潰。
然而，日本的算盤打錯了。日軍雖然迅速佔領了中國沿海最富庶的地區，但中國並沒有崩潰。國民政府雖然損失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業，卻依然頑強地組織着各種方式的抵抗。日本越是向中國戰場加派軍隊，越是發覺這是一個無底洞。負責宣傳工作的日本軍官阿部多利吉，這樣形容日軍在的處境：“雙腳陷進無邊的沼澤中沒有地方可扶靠，欲拔出右腳，左腳又深深地陷進去。再想將左腳拔出時，右腳又再深地陷下去，已經完全無法逃脫了。這就是日本目前的現狀，是解決支那事變的實際情況。”日軍所到之處沒有歡迎和支持，阿部多利吉不得不承認：“在內地可以看到，沒有日軍的地區生機勃勃，而有日軍的地方卻死氣沉沉。”
狂妄的日軍開始感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悲憤和怒吼。這憤怒恰如那噴發的火山、如暴風、如雷霆、如怒濤、如激流。日本軍閥們這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多麼嚴重的錯誤。
“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在偉大的抗日衛國戰爭中，無數的英雄和勇士站了出來，用他們的血肉之軀捍衛着民族的生存和尊嚴。僅僅是中央軍校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畢業的兩萬五千名年輕軍官中，就有一萬名犧牲在全面戰爭爆發的前四個月，陣亡的比例高度百分之四十。
今天，我們既不能忘卻敵人的罪惡，也不能忘卻自己的英雄。
在那些曾經浴血奮戰的前輩中，有一位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英雄。他的名字叫楊雲峰，今年九十五歲，抗戰時期他是國民政府二十九軍的一名普通士兵。現在，楊雲峰家住河南省舞陽縣北辛渡大牆后鄉。老人早就喪失勞動能力了，膝下無子，也沒有老伴，過着艱難的生活，甚至四處討飯。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二月進佔熱河，三月進犯長城喜峰口。激烈的戰鬥展開了，守將何基灃旅長下命令說：“用大刀！夜襲！寧為戰死鬼、不作亡國奴！”在長城抗戰中，二十九軍以慘烈的傷亡換來了赫赫戰果：殲滅日寇六千餘人，擊斃少佐以上軍官五十三人，繳獲坦克十一輛、裝甲車六輛、大炮十一門、機槍三十六架。
二十九軍軍需處長過家芳回憶說：“戰鬥僅三月，我軍中、下級指揮人員傷亡較多。在戰鬥中，營長傷亡，由副營長代；又傷亡，連長代；一日數易，司空見慣。第一線戰鬥部隊無人可代理時，由師、旅、團部人員調任。”楊雲峰是倖存者之一，渾身是傷，子彈從左臉頰穿進，使上下槽牙全掉了，耳朵被大炮震聾。
一九四零年，楊雲峰參加了宜昌戰役。一九四五年，當部隊駐紮河南開封時，他向長官申請回家。他只帶了一把二十九軍的大刀回去，盤纏沒到家就花完了。
作為二十九軍的一名老兵，楊老漢年年都要積攢盤纏來盧溝橋看看，不是為了感懷，而是為了生存。他把當年的戰場看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多年前，二十九軍官兵有十萬人，衛戍北平，威風凜凜，聲震八方。盧溝橋事變之後直至抗戰勝利，二十九軍官兵一直在抗日戰爭烽火的最前線與日軍血戰，是抗戰中付出犧牲最多的中國部隊之一。
如今，二十九軍官兵只剩下不到兩個排的人，他們分佈在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加拿大等地。老兵楊雲峰，就是其中的一員。
九十五歲的老漢要飯，並不能定義一個人的羞恥，而只能表明命運的坎坷。人們之所以躲避他、厭惡他，因為他是一個窮人、一個老人。如果他是一名將軍，人們對他立即就會另眼相看。
與楊雲峰的悲慘遭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老兵的生活情況。參加過侵略戰爭的日本老兵，每月由政府發給十幾萬日圓的退休金，另外還有天皇發給的五萬元的“恩給”。他們能夠享受到良好的醫療條件，生活在一種得到尊重和關懷的社會氛圍中。
如果一個民族記不得那些曾經為她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兒女，那麼這個民族就不可能擁有真正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楊雲峰老人的遺忘，是另一種形式的犯罪。
我們虧欠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
我們背叛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信念。
“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在戰爭中，誰是勇士，誰是懦夫，無須言語爭論。十五年抗戰中，國民黨軍隊有一百多名將軍光榮捐軀，共產黨軍隊則有二十餘位將領獻出了生命。一九三八年四月，蔣介石在武漢會戰前夕的各部長官會議上要求高級將領“抱定必死的決心，與士兵共患難同生死……雖天崩地裂，此志不渝。”這也成為許多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將領們的人生信條。
在前線犧牲的將軍中，生前有上將軍銜和死後被追授上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一共有九位，他們分別是：佟麟閣上將、趙登禹上將、郝夢齡上將、王銘章上將、馮安邦上將、唐淮源上將、饒國華上將、張自忠上將、李家鈺上將。
其中，職務最高的集團軍總司令有兩人，即：張自忠上將，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一九四零年在湖北南瓜店犧牲；李家鈺上將，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河南秦家坡犧牲。
在這些英雄中，李家鈺是最不為人所知的一位。
李家鈺，川軍將領，曾任四川陸軍第一師師長、四川省邊防軍總司令等要職。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李家鈺立即致電中央請纓抗戰，並將其所部編入第二十二集團軍，率部赴山西前線。
一九三八年，日偽軍萬人向東陽關、長治城進攻。李家鈺指揮四十七軍憑藉山地工事，頑強抵抗，激戰三晝夜，將日軍擊退。一九三九年，因戰功晉陞為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兼四十七軍軍長。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發起豫中戰役，李家鈺奉命率第三十六集團軍主力參戰，擔任戰區後衛總指揮，阻擋日軍西進。五月二十一日，集團軍總部在陝西秦家坡高地遭日軍伏擊，李家鈺身中數彈，當即殉國，終年五十二歲。此役，多位中國將星在此隕落，是抗戰期間中國將領犧牲最多的戰役之一。
經過浴血奮戰，李家鈺的子弟兵們奪回將軍的遺體，並將其運回老家成都。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追贈李家鈺為陸軍上將。
除了這群將星閃爍的將軍之外，更多為國捐軀的是普通士兵。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昨天還是一個字都不認識、一次槍都沒摸過的農家子弟。他們憨厚、樸實、沉默而堅韌，就像他們腳下那片堅實的土地。正是為了土地和親人，那一雙雙習慣拿鋤頭的手拿起了槍。他們缺少衣食和彈藥，缺少醫療和組織，但從不缺少勇氣和信心。
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二師的女機關槍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裝、代兄從軍、屢建奇功的動人事迹，被譽為“現代花木蘭”。
一九四二年，日軍進犯湖南常德。在常德保衛戰中，三位師長壯烈犧牲，國民國民軍第五十七師遭遇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傷亡，一萬五千名將士中，生還者僅三百人。
面對強大的日軍，中國士兵在殘酷的戰鬥中以他們特有的幽默溫良的性格和謙虛誠實的態度給西方觀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忍受了任何國家的士兵都無法忍受的艱苦生活，在疾病、飢餓、寒冷以及敵人先進的武器面前屹立不倒。
美國歷史學家易勞逸評論說，中國與一個在組織、訓練、準備上占絕對優勢的敵軍的戰爭中，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堅持了整整十五年，與僅僅抵抗德國六個星期便崩潰的法國和一直從美國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國相比，中國軍隊的抵抗乃是一個決心和自立的奇迹。
國民黨軍隊積極地戰鬥在上海、南京、華北和華中平原，徹底地挫敗了日本人速戰速決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損失。然後，中國軍隊從沿海撤退，他們轉向消耗戰略，從而使得日軍陷於中國遼闊的國土而不能自拔。這一頑強的抵抗，對於反軸心國的整個同盟國的戰爭努力，做出了重大貢獻。中國在亞洲大陸拖住了大約一百萬日軍，否則這些部隊便會用於太平洋地區對於西方盟國越島部隊的戰鬥。
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指出：“千百萬中國人民在漫長的四年半里頂住了轟炸和飢荒，在日本武裝和裝備佔優勢的情況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擊了侵略軍。”在同年二月二十三日的一次爐邊談話中，羅斯福又說：“我們必須幫助中國進行現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後必然來到的反攻——因為這是打敗日本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與美國的命運息息相關。羅斯福曾經設想過一個可怕的結局：“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調往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幸運的是，中國沒有崩潰，這一悲劇也沒有發生。否則，人類的歷史也許因此而改寫。
抗戰軍興的時候，前線司令官們看到了穿着各種不同制服的軍隊，也看到了士兵們帶來的各種各樣的武器準備，將他們的武器裝備放在一起就像是舉辦一場大型的、過時的武器的博覽會，這些武器的歷史橫亘了半個多世紀。
在淞滬會戰中，雲集了中國最精銳的軍隊。張治中上將手下的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第三十六師配備有德國的先進武器，他可以指揮坦克手們攻擊被趕到海邊的日本士兵。而在台兒庄戰場上，來自四川的王銘章師長屬下的川軍士兵，卻穿着草鞋，他們連坦克是什麼樣子都沒有見過。與之相似，百團大戰中的八路軍戰士的基本裝備是小米加步槍。
在遭受了日本曠日持久的凌辱、欺壓和侵略之後，中國人終於決定用鮮血和勇氣與日軍拚命。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已經在預料之中，大片富庶的國土的淪陷已經在預料之中，大批年輕生命的消逝也已經在預料之中。但是，中國人民還是會戰鬥下去，直到最後一寸土地、直到最後一個士兵。
中國空軍與日本空軍的力量懸殊最大，但中國的空軍戰士依然在藍天上用鮮血譜寫了一曲曲保家衛國的瑰麗樂章。
高志航是中國第一代傑出的空軍將領，他曾經留學法國伊斯特陸軍航空學校，在法國空軍二十三團見習。歸國后，先後擔任東北航空處飛鷹隊隊長、中央空軍四大隊大隊長隊等重要職務。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日軍襲擊我軍事基地。高志航奉命起飛，與日機展開激烈戰鬥。在這次戰鬥中，高志航成為第一位擊落日機的中國空軍英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高志航在與日軍的戰鬥中壯烈犧牲，被追授為空軍少將。一九三九年，國民政府將八月十四日高志航擊落日本飛機的那天定為“空軍節”。
在舉足輕重的緬甸戰場上，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卡爾遜這樣評價與他並肩作戰的中國青年：“給予中國士兵以精神的鼓勵和足夠的糧食之後，那就沒有一種困難不能安然度過。他們的毅力是無可超越的，他們的忍耐是舉世無雙的。”
連以嚴厲和苛刻著稱的美國四星上將史迪威將軍，也罕有地將他的微笑送給了這些中國青年。史迪威高度讚揚這些吃苦耐勞的中國士兵說：“他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我以能跟他們一起作戰而感到光榮。”
中國的農民不僅充當戰士，而且是永遠不知道疲勞的民工。在中國戰場上同日軍搏鬥多年的美國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感嘆說：“那些瘦削而有力氣的中國民工們是第十四航空隊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不論日軍攻佔了多少機場，美軍仍舊能夠繼續活動。中國人幾乎隨處都能夠迅速地建築飛機場。日軍毀了一個飛機場，就有兩個飛機場產生。”
這樣的民族是無法用武力征服的，這樣的人民是無法用恐怖壓垮的。
這些來自社會最底層的士兵們，矢志不渝地捍衛着並不關心他們的祖國。
戰爭沒有改變有錢人們紙醉金迷的生活。在雲霧繚繞的陪都重慶，官僚和姦商們繼續着昔日他們在上海、南京和北平的奢侈享受。這些特權階級在舞廳和飯店裏一擲千金，卻不肯捐獻一分錢用在那些以生命保衛他們財產的軍人的裝備和醫療上。
那些擁有特權的人還趁機大發“國難財”。一名美國情報官員在重慶和昆明等地發現了龐大的地下黑市，大量美國援助中國的軍用物資居然在黑市上流通。誰有權力將這些物資轉移和買賣呢？直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刻，這種可恥的現象也沒有得到有力的遏制。
在抗日戰爭中，既有高唱“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也有號稱“曲線救國、和平抗戰”的漢奸。英雄讓我們感到光榮和驕傲，漢奸卻讓我們感到恥辱和羞愧。
日軍在佔領區實施“以華制華”的大戰略。一九三七年，日本內閣會議制定《處理中國事變綱要》，特意提出建立傀儡政權應當“網羅在全中國有信譽的人才”，“要有足以號召全國的主義和綱領”等。
日軍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五個較大的偽政權，即：偽滿洲國、偽冀東殷汝耕政權、偽華北王克敏政權、偽德王蒙疆政權和偽汪精衛政權。日本先後印刷發行了《支那新中央政府一覽》、《國民政府組織系統職員表》等文件資料，詳細記錄和介紹了漢奸政權的班底，從主席、副主席、部長、司長到處長各級漢奸官銜濟濟一堂，堪稱“漢奸家譜”。
偽滿政權自溥儀以下五十餘名高級官員，主要為原奉系官僚和滿清貴族；偽華北政府自王克敏以下二十多名高級官員，主要為北洋政府的舊軍閥和舊官僚；汪偽政府自汪精衛以下四十多名高級官員，有一半脫胎於國民黨內部。
中國的“漢奸文化”蔚為大觀，成為一個值得後人研究和深思的現象。
軍隊應當是一個國家的鋼鐵長城，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然而，在戰場上，中國的高級將領率領部隊投敵的事件卻層出不窮。
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叛變將領有：東北軍騎兵第十七旅旅長李守信、綏遠義勇軍司令王英、國民黨中央黨務訓練團軍訓處長劉夷、第一戰區豫北游擊隊總指揮劉昌義、第六十九軍軍長畢澤宇、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游擊總指揮、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新編第
五軍軍長孫殿英、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太行山游擊總司令龐炳勛……
這張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抗戰中投敵和出任偽職的高級將領多達千人。
“七·七”事變后，日軍開始在佔領區的“治安肅正”運動中大量使用偽軍，偽軍數量飛速增長。
在淪陷區，主要的偽軍部隊有：華北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治安軍”；河南省胡毓坤的“和平救國軍”和張嵐峰的“豫皖剿共軍”；華北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綏靖軍”；蘇北和皖北等地的“皇協軍”。在華中和華南地區，也編有“皇協軍”和“和平救國軍”等，後來還成立了“廣東和平建國軍”。
汪偽政府成立之後，組建了一支規模最大的偽軍——“和平建國軍”。一九四二年，其正規軍數量達三個方面軍、三個集團軍等共六十七個師、二十個旅以上，總數達六十二萬人。偽軍的指揮權由日本設置的最高軍事顧問部掌握，在軍事訓練、軍官教育、武器準備和器材技術等方面，也都受日本人控制。
除了軍人之外，在文職官員和學者名流中，也有不少人落水成為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漢奸。
汪精衛，在同盟會中是孫中山賞識的少年英雄，在二十年代是國民黨左派領袖，抗戰初期則是國民黨內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副總裁；周作人，在五四運動時是與哥哥魯迅齊名的啟蒙先驅，在二十年代是中國最優秀的散文家和學者。然而，這汪精衛和周作人這兩位備受尊敬的、可以稱之為“偉人”的人物，卻都晚節不保、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漢奸。還有出任汪偽政府宣傳部次長的胡蘭成，今天人們只關注他與張愛玲之間曲折的愛情故事，卻淡忘了其背叛國家民族的醜惡行徑。
漢奸中還有像偽滿洲國的溥儀和偽蒙古政權的德王這樣的舊時代的“孤臣孽子”。他們企圖利用日本人的勢力，恢復其被扔進歷史垃圾堆的昨日王朝。在晚年的回憶錄中，溥儀想表達的無非是這樣一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
從中共早期黨員到國民黨大員，到日本人傀儡政權的首腦，最後成為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的“天字第一號漢奸”，陳公博的一生充滿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在汪精衛的棺材下葬南京梅花山之前一天，陳公博就任偽南京國民政府“代主席”。陳公博曾對左右吐露內心的想法：“我不稱主席而稱代主席，是對重慶方面表示態度。汪先生上演的這台戲，已近尾聲，所謂人亡政息，應該結束。我繼承這個爛攤子，是來辦理收場的，不是來繼續演出的。”
在法庭上，陳公博宣讀了一份長達三萬多字的自白書《八年的回憶》，為自己追隨汪精衛組織偽南京政府進行辯護。對於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這樣一些前國民黨高級官員來說，選擇與日本人合作，當然有權力方面的考慮，但更多的是認識上的失誤，是對自己民族和國家的悲觀，以及對國際形勢的錯誤估計。
對於更加下層的人士而言，選擇當漢奸可以立刻換取權勢和金錢。東北的石人血淚山，得名於那段血淚交織的歷史：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此建立“東邊道開發株式會社石人采炭所”，對石人礦區的煤炭資源進行掠奪式開採，被折磨致死的礦工的屍體被扔在山上。從此，這座美麗的大山變成了白骨累累的血淚山。
在日本人開設的這家煤礦中，劉棠齡、楊秀坤、史秀臣三個漢奸，在日本人的指揮下積极參与了對同胞的奴役和虐待。他們的塑像被安置在這裏，就像西湖邊上秦檜等人的塑像一樣，將受到世世代代民眾的唾棄。據說，其中一名漢奸的後人後來成了大款，曾想用重金買走塑像，卻遭到當地老百姓的斷然拒絕。金錢改寫不了歷史，金錢也掩蓋不了恥辱。
與文武官員不同，普通老百姓選擇當漢奸，則多是出於生計、金錢、利益諸多方面的考慮。老舍在巨著《四世同堂》中，刻畫了北京人在淪喪時期的痛苦生活，也塑造了若干可悲且可恥的漢奸形象。
沒有現代國家的概念，沒有個人權利的觀念，也沒有堅定而恆久的信仰，導致了中國人習以為常、根深蒂固的奴性。因此，當甲午海戰在北方炮聲隆隆的時候，中國南方各省的官僚和將領們卻認為，這是日本與北方人、與李鴻章的艦隊交戰，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當幾名日本士兵將幾千南京軍民押送往屠殺之地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挺身反抗，其實當時那幾個日本兵心裏充滿了恐懼，反抗未嘗沒有絕處逢生的可能，但就是沒有人敢去把握這種機會。
日本陸軍隨軍記者赤星為光在一篇報道中寫道：“支那人好像傾城美女，既取悅於清晨來的源家客人，也討好傍晚來的平家客人。他們既然歡迎日本軍也歡迎國民黨軍。他們就是這樣的國民，根據生活意識而發揮了這種奇妙的民族性。”
日本在上海的僑民領袖橋本五郎次在一次訪談中指出：“我曾經作為江北方面的組織班長去海門執行任務，當地民眾看到我，都連連稱我‘東洋先生，東洋先生’。向我們鞠躬表示歡迎。我們巡視海門城時大街小巷都掛滿了太陽旗來歡迎我們，讓我們感覺自己是個王侯。然而到了夜裏，一旦夜幕遮住了哨兵的眼睛，那些太陽旗不知何時又變成了青天白日旗了。經調查了解到，因為一到夜裏附近就有游擊隊進來活動。而一旦天蒙蒙亮那些青天白日旗又換成了太陽旗。那些支那人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似的，人人都是一種得意洋洋且若無其事
的表情，真是有意思。”
這些記載並非侵略者對中國的有意的醜化。我們需要由此開始痛苦而深刻的自省。魯迅在概括中國的歷史時說過，中國人從來就沒有爭到作為人的自由和尊嚴。數千年來，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無非有兩種，一種是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另一種是沒有坐穩奴隸的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老百姓可以忍受本國獨裁政權的統治，為什麼就不能忍受異國佔領軍的統治呢？這種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國民劣根性，是幾千年專制制度所結出的惡果，也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礙。
今天，回顧這段充滿了光榮、也浸透了恥辱的抗戰史的時候，我們應當直面民族的奴性與劣根性，也應當呼喚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有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戰爭是一個民族自我淘汰的過程。沒有一個民族喜歡戰爭，但每個民族遭遇戰爭的時候，都會把它作為對自我的考驗和挑戰。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有的民族無法應對殘酷的戰爭，在異族入侵的壓力下滅亡了；有的民族則在戰爭的血與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鳳凰涅槃一樣獲得了重生。
抗日戰爭中的中華民族屬於後者。比起抗日戰爭的光芒萬丈來，民國以來的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內戰，不是顯得荒唐可笑，就是相形之下黯然失色。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到：“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讚譽。”這種榮譽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之後才得到的，這種榮譽是數百萬計的抗日將士用生命換來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鳳凰，中華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掙脫了一百年的鎖鏈，贏得了抗日戰爭輝煌的勝利，也贏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