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沒有完成的審判

在日本天皇裕仁發表詔書宣佈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時候，日本不得不承受了可恥的失敗。歷史再次證明，將國內矛盾轉嫁給他國的侵略戰爭註定了要失敗。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寫道：“這個國家筋疲力盡的人民把最後一點力量和精力都用來進行戰爭，現在，這是一個完全失去了物質和精神的人民——一個飢餓的、驚愕的、失敗了的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剛剛取得偉大勝利，硝煙還沒有完全散去，中國和盟國隨即展開了對日本戰爭罪犯的審判工作。審判戰爭罪犯，既是一個法律問題，又是一個政治問題；既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

審判戰犯的目的，不僅是清算一個又一個具體的戰爭罪犯，更是要剷除邪惡力量得以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土壤；不僅是慰藉無數的死難者，更是要讓燦爛的和平之光照耀人類的未來。審判是對大大小小的軍國主義分子們的嚴厲懲罰，審判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心聲。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同盟國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遠東太平洋小委員會在重慶制定日本戰犯嫌疑人的名單。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國國民政府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在重慶歌樂山成立，調查的重點包括“謀殺、屠殺及有組織有計劃的恐怖行為”、“強姦婦女、擄掠婦女，或強迫婦女為娼”、“使用毒氣、散播毒菌及其他毒物”、“殺害戰俘或其他傷病軍人”等十三種罪行。

日本宣佈投降以後，對戰犯的審判工作在兩個層面上展開。一個層面是中國國內的審判；另一個層面是同盟國共同參與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也就是與紐倫堡審判齊名的東京審判。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國民政府戰犯處理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戰爭罪犯的案件由國防部統一分配給各軍事法庭審理。中國的軍事法庭一共受理戰犯案件一千五百二十三件，經過審判執行死刑的戰犯一百一十名，無罪遣送日本的九百三十三名，經過審判執行死刑的一百一十名，有期徒刑一百六十七名。

但是，戰後中國的司法機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留下了諸多遺憾之處。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蔣介石對全國軍民及世界人民作廣播講話說：“我想起了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我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慣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擊潰，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敵國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軍閥所愚弄所驅使表示憐憫……”

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採取“以德報怨”的方針，既有他個人的原因，也跟他對當時國際國內局勢的評估有關。蔣介石青年時代曾在日本軍校求學，對日本頗有感情。蔣介石既是一名基督徒，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揚者，因此主張以寬恕的姿態對待戰敗的敵人。同時，他面對國內一觸即發的內戰以及全球即將成型的冷戰格局，也希望將日本問題轉化為在現實政治鬥爭中對自己有利的棋子。

在這個複雜的歷史背景下，才出現了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岡村寧次不僅逃脫了正義的審判，而且搖身一變成為蔣介石高級顧問的咄咄怪事。

根據中國國民政府“以德報怨”的政策，從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一批遣返船從塘沽港離岸開始，到第二年八月二十一最後一批日俘、日僑在日本登陸為止，共計有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多名日軍俘虜、七十八萬五千多名日本僑民從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基隆等港口乘船回國。之後，還有日俘、日僑陸續回國，總計三百一十萬人。

當時中國內部並不安寧，運力極其緊張，但國民政府依然動員大量運輸工具和船隻，讓這些曾經傷害中國的日本人及時、安全地回到家園。考慮到日本已成一片廢墟，為了減少他們回國后的生活困難，中方還允許每人攜帶三十公斤行李。這樣的優待，是戰後在盟軍集體管理下的德國戰俘所不敢想像的，也是古往今來戰勝國對戰敗國從所未有的優待。

然而，中國政府的寬容政策，在以後的歲月里並未獲得日本方面的善意回應。

在戰爭賠償方面，據不完全統計，在十五年的抗戰中，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財產直接損失為一千八百億美金，間接損失超過了六千億美金。這筆巨款未能追回，是中國在勝利條件下的巨大損失。這是冷戰格局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應有的權利的漠視，同時中國的決策者們對此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戰後，中國僅僅從日本獲得了兩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賠償委員會派船隻到日本橫須賀接收日本的賠償物資，先後二十二次，運回賠償物資一萬五千餘箱，全部價值為兩千兩百五十萬美元。這個數字只有中國政府提出的賠償要求的萬分之三。

與之相比，亞洲其他受害國家得到了更多的賠償。以戰爭賠償的名義，印度尼西亞獲得八億美元，菲律賓獲得八億美元，緬甸獲得兩億美元，越南獲得三千九百萬美元。即便是中立國瑞士、瑞典、丹麥、西班牙等也得到了數量不等的財產損失賠償。

比中國國內審判日本戰犯稍晚，以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為主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開幕。

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美軍駐日統帥麥克阿瑟發出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命令。十天後，盟軍公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憲章規定，遠東軍事法庭審理的犯罪包括“破壞和平罪”、“違反戰爭法規或慣例罪”、“對人道的犯罪”等。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八日，麥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亞人韋伯為首席法官，另外還任命了來自中國、蘇聯、美國、英國、菲律賓、加拿大、新西蘭、印度等國的十名法官。頗有諷刺意味

的是，法庭設在原日本陸軍省，庭長室則設在東條英機原來的辦公室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開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官內部會議一百三十一次，四百一十九位證人出庭作證，七百七十九位證人提供供述書和宣誓口供，受理證據四千三百三十六份，審判記錄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頁。審判持續了兩年之久。

參加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回憶說，在審判南京大屠殺元兇時，“我們花了差不多三個星期的工夫專事聽取來自中國、親歷目睹的中外證人的口頭證言及檢察官與被告辯護律師雙方的對質辨難，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書面證詞和有關的文件。”由此可見，東京審判既符合道義原則，也符合法律精神。戰後少數日本保守勢力對東京審判的質疑是毫無根據的。

另一方面，從整體上來看，東京審判遠遠沒有紐倫堡審判那麼全面和徹底。由於戰後的國際局勢迅速向冷戰方向發展，國際檢察團沒有充分的時間去發掘更多的證據，在量刑上存在着某些偏頗之處。

從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開始，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宣讀長達一千兩百三十一頁的判決書，八天之後才宣讀完畢。法庭對二十五名被告作出了判決，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七人被處以死刑，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等十六人被處以無期徒刑，東鄉茂德、重光葵等二人被處以有期徒刑。日本軍國主義者中，對“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和太平洋戰爭承擔責任、被判處絞刑只有七人，量刑之輕讓人驚詫。

不久之後，盟軍方面陸續釋放了除二十八名甲級戰犯以外的全部戰犯嫌疑人。僅幾年後，盟軍還將被判處有期徒刑的十八名甲級戰犯予以提前釋放。

戰後逃避審判、但罪刑嚴重的戰犯有七三一部隊的締造者、陸軍中將石井四郎。像這樣一個對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魔鬼，居然能安享晚年乃至獲得立碑紀念的榮譽，這一事實確實發人深省。

美國記者鮑威爾利用美國的“情報公開法”獲得了美軍最高機密情報，發現戰後麥克阿瑟的助手與七三一部隊殘餘人員進行幕後交易的經過：七三一部隊成員向美軍提供他們的研究成果，而盟軍則赦免他們。

雖然在日軍細菌戰部隊用來進行各種活體試驗的俘虜中有人數不明的美國人，但出於實用目的，美軍負責處理此項事務的專家卻指出：“石井部隊的資料是出資數百萬美元和長期進行研究的成果，這種資料是附着於活體試驗的，受到良心的責備，我們在實驗室是無法取得的，我們為了取得這些資料僅僅花費七百美元的很少一點錢而已，是廉價品。”

於是，美國軍方和國務院決定：“由於日軍細菌戰情報的重要性，美國政府決定不揭發日本細菌戰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人員為戰犯。”

這些黑幕告訴人們，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着正義的自動來臨。正義與邪惡之間的鬥爭，還將在人類的歷史上長期地存在下去。

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盟軍總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計劃。計劃中列舉了要求罷免和清洗的七類人：第一類為戰犯，第二類為職業軍人和陸海軍部特別警察和官吏，第三類為極端民族主義、暴力主義和秘密愛國團體的主要成員，第四類為參與大陸政翼贊會、翼贊政治會和大日本政治會活動的主要成員，第五類為同日本擴張有關的金融機構和開發機構成員，第六類為佔領地行政長官，第七類為其他軍國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上述人員均被要求免去公職，剝奪其競選議員的資格，以排除其對政治的影響。

初步統計，以上七類人員在日本共有二十多萬人。但是，這份計劃後來並沒有得到切實的執行。

在德國的美國佔領區，登記人口一千三百多萬人，被起訴者三百四十四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正式判決達九十四萬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七。戰後的聯邦德國，在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的幫助下，在體制上與第三帝國背道而馳，全體國民也以擺脫第三帝國為目標。

在戰犯審理上，盟軍在歐洲各地審判法西斯戰犯共八萬多人，在太平洋地區五十多個法庭卻僅僅起訴了五千多名日本戰犯。八萬比五千，這個數字是耐人尋味的。難道日本戰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國戰犯的暴行嗎？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審判的力度為何會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在瀋陽、太原審判時期所拘押的戰犯一千一百零八人大部釋放。起訴的僅四十五人，沒有一人被處以死刑。

歐洲各國政府對納粹戰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進行，而亞洲各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追查自五十年代中期之後便大體停止了。日本沒有參加聯合國一九七八年“關於追究戰爭罪犯沒有時效”的決議，為繼續追究戰犯的戰爭罪刑製造了法律上的漏洞。

戰後的日本，舊體制和舊思想在相當程度上被保留下來。

一九四九年五月，美國政府正式命令麥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戰爭賠償計劃，使日本得以恢復生產，儘快成為美國的在亞太地區的“實際同盟者”。韓戰爆發之後，駐日美軍開赴朝鮮戰場，麥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組建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預備隊”，大量日本的舊軍官和舊警察加入了這支准軍事力量。

那些被盟軍釋放的高級戰犯，在不久以後《三藩市和約》生效的時候，不僅被解除了整肅，而且重新在政界、財界和輿論界活躍起來。正是這些軍國主義殘餘分子，開啟了此後日本國內民族主義勢力崛起的先聲。

擔任過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戰犯岸信介，一九五七年順利當選日本首相；甲級戰犯重光葵，一九五二年擔任改進黨總裁，此後出任外務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職。日本學者稱他們為“戰犯政治家”。由某些戰犯重新粉墨登場、主宰政局得情況，在德國和意大利等歐洲的前法西斯國家中完全是不可思議的。

某些大講侵略戰爭是解放戰爭、日軍並沒有幹壞事的日本官僚和商人，也繼續充當富可敵國的財閥和呼風喚雨的經濟鱷魚。這些精英人物完全沒有創建新日本的意識，他們維持着一種半封建的天皇官僚統治模式。日本學者本澤二郎在《天皇的官僚》一書中指出，戰後的日本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都不充分，日本依然不是民眾的社會，而是官僚的社會，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官尊民卑”的社會。

戰後的日本，雖然初步建立起了三權分立的民主政體，但是既沒有在官僚體制和文化精神上精心脫胎換骨式的變革，也沒有完成一次全面而徹底的“全民反省”和“全民謝罪”。歷史雖然邁進了二十一世紀，對昔日由弱肉強食的生存邏輯支撐的、大亞細亞主義的“聖戰”心理，某些日本人依然情意纏綿、不忍割捨。

“天皇像平常人一樣死在床上，與此相關有兩點事實讓人感到悲哀——一點是她居然能得享天年；另一點是在有關他的許多最骯髒的犯罪尚未得到應有的懲罰前他便死去。”這是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刊登在英國《太陽報》上的一篇題為《地獄等着那位萬惡的天皇》的社論中的一段點睛之筆。

儘管日本外務省因此向英國方面表示抗議，但這篇社論告訴人民，經歷過二戰的英國士兵，在四十多年後，對戰爭期間日本人在南太平洋地區虐待俘虜的暴行尚未忘卻。那麼，曾受到更大摧殘的中國人民是否忘記了天皇的罪惡？

日本近代天皇制，與其說是日本傳統與文化的象徵，不如說是日本政治氣候的晴雨表。自“明治維新”以來，歷次日本的政治與社會變遷都首先在日本人對待天皇的態度上體現出來。

在日本歷史上，天皇經常被任意罷免、放逐以至被人民所遺忘。天皇與民眾的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幕府時期甚至還出現過天皇宮廷貧困潦倒、向商人借貸的窘迫狀況。日本歷史上還出現過若干位女天皇，其血統早已經歷了多次的斷裂。

當幕府統治失去民心之後，作為攘夷安內的對策，後期水戶學派將天皇作為絕對權威加以美化，並將這種理想化的天皇作為國家統一的凝聚力。日本歷史學家富永健一在《日本的近代化與社會變動》一書中認為，“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將古代專制國家的天皇作為近代國民國家的理想的統治者，因此“明治維新”可以說是由對古代天皇制的恢復而展開的。而且，這種恢復以一種變本加厲的方式來快速推進。

明治以前，日本學校進行的是鬆散的愛國教育；明治期間，皇祖皇宗教育已經成為唯一重要的內容。在小學就有拜天皇像、升國旗高呼萬歲等規定。一八八零年的教育令要求，必須大力培養學生尊重天皇的感情。在日本戰敗之前的半個多世紀裏，日本人在學校里所受的是這樣的教育：天皇的祖先是太陽神、天照大神，天皇是日本自開國以來的統治者，天皇的家族自古以來就未曾中斷過，也就是萬世一系，而且認為日本是神國；天皇既是神又是人，而且還是日本人的祖先；天皇的日本有統治世界的使命。

明治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具有神性的天皇對維護日本國體的重要性，為了表明天皇對民眾的關愛和擴大天皇在民眾間的影響，天皇還親自到全國各地去巡幸，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明治天皇在位四十五年，其間他外出巡幸達八十多次，足跡幾乎遍及全國。這套無孔不入的宣傳教育模式，終於掀起了民眾對天皇瘋狂的熱愛和崇拜。

天皇是戰爭的核心。對於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作了三個方面的分析：第一，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天皇是大日本帝國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也是大日本帝國軍隊唯一的、最高的絕對統帥；第二，裕仁天皇作為大日本帝國的道德和精神的最高權威，要求作為臣民的日本國民，無條件地效忠、服從和尊崇他；第三，裕仁本人對所有條件和情況進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考慮。

汪偽政權中央儲備銀行顧問、經濟學博士木村增太郎曾經說過：“上至司令官下到普通一兵，人人都燃燒着精忠報國的赤誠，彼此息息相通，他們的赤誠全都彙集在‘為了天皇一人’這道宗旨之下。大東亞戰爭的赫赫戰果是偉大的皇威所致。”天皇曾經對軍部說：“沒有朕的命令，不準動一兵一卒。”因此，日本的君主立憲明顯不同與英國的君主立憲，天皇裕仁並不是一個不問時事的“虛君”，他自始至終都主宰着戰爭的進程。

裕仁天皇是日本頭號戰爭罪犯，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分子，是殺害五千萬亞洲人民的罪魁禍首。五千萬人是什麼樣的概念？如果跟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發生的日本阪神大地震死亡的五千五百人相比，前者等於後者的九千多倍。也就是說，即使日本每天都發生如此巨大的地震和造成如此慘重的傷亡，也要持續二十五年天天如此，才能達到五千萬人。

審判裕仁符合道義、民意和歷史潮流。在當時美國國內的輿論中，百分之三十三的人主

張處決裕仁，百分之三十七的人主張審判裕仁，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認為不必管他或者留作傀儡。對於杜魯門保留日本天皇的主張，連羅斯福時代的國務卿赫爾也認為：“太姑息遷就了。”

戰爭結束前夕，美國方面曾就日本保留天皇體制的要求徵求盟國的意見。

由於處處依賴美國，蔣介石立即致電錶示同意。與之相反，澳大利亞政府表示強烈反對。澳大利亞政府先是致電倫敦：“我們堅持認為，天皇作為國家首腦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應對日本的侵略行徑和戰爭罪行負責，因此要求廢黜他。”接着又致電華盛頓：“不應豁免天皇對日本侵略所負的罪責。明確廢除天皇制，是破除日本人把天皇當神崇奉的根本辦法。正是以天皇的名義，他們犯下了許多暴行。天皇體制不廢除，日本人就不會改變，還將發動對太平洋的侵略。”澳大利亞政府認為，日軍在戰爭中有預謀有計劃的恐怖政策和暴行，包括天皇在內的日本最高當局絕不會一無所知，裕仁及其同夥跟希特拉及其同夥沒有區別。

然而，美國自有一副小算盤。在戰前擔任過美國駐日大使長達十年之久的美國國務院特別顧問格魯指出：“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穩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們就會背上沉重的包袱，無限期地管理面臨崩潰的七千萬人口的社會。”

權衡利弊之後，美國政府決定在戰後不觸動天皇體制，這樣才能迅速實現對日本的控制，在天皇的配合下將日本改造成美國在亞洲忠實的盟國。

這是現實主義對道義的勝利。由杜魯門和麥克阿瑟所主導的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固然在日本推行了非軍事化、民主化的改革，但也非常扎眼地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管美國人多麼努力消除軍國主義政府過去推行“全民灌輸”所造成的影響，事實上卻沒有觸動日本人的精神架構和日本龐大的舊官僚體系。戰後，大部分日本人根本不去想未來的政治或國家治理。他們對自己現有的基本政治結構是滿意的：依然在頭銜完備的天皇的治理下，雖然天皇必須遵從佔領軍的決定。

於是，盟軍最高司令部變成了鄉下日本人眼中幕府時代的將軍。一位鄉村的鄉長說：“天皇不能找到更好的人擔當這個角色了。”這大約是傲慢的麥克阿瑟將軍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果吧。

天皇制是戰爭機器的內在催化劑。日本士兵在把天皇神聖化的同時，也將自我渺小化了。日本學者江口圭一在《日本帝國主義研究》一書中指出：“日本國民之所以從事了長達十五年的戰爭，乃是由於迷信這場戰爭是正當和正義的戰爭。它的正當性與正義性的根據首先就在於它是‘聖戰’，即天皇的戰爭。正因為是‘聖戰’，正因為日本國民為了天皇陛下而甘願忍受一切困苦與犧牲，所以或在遙遠的南溟，或在北邊的凍土，便去玉碎、特攻、自決。天皇難道不應為自己的無德而慚愧和謝罪嗎？難道不應採取與此相符合的去就嗎？”

天皇的態度卻與之相反。裕仁在後來發表的《獨白錄》中，恬不知恥地將自己描述成“為和平而苦惱的天皇”、“一貫祈求和平的天皇”。他企圖將自己手上的鮮血洗得一乾二淨。

天皇崇拜是日本社會至今未觸動的毒瘤。東京審判的最大缺陷就在於：沒有追究戰爭元兇日本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責。

日本學者安丸良夫曾經是一名“軍國主義少年”，在聽到天皇宣佈投降的廣播之後流下了眼淚。經過對自己的青年時代以及對整個日本社會的反思，在《近代天皇制的形成》一書中安丸良夫指出，現代日本人雖然格外珍視個人的自由，但卻在一種偽造的觀念體系中尋求認同感，天皇制對每個日本人來說也是一個“恥辱的紀念碑”。

然而，認識到天皇制是“恥辱的紀念碑”的日本人寥寥無幾。東京審判中天皇的缺席，民主改造中天皇的逍遙，戰後文化教育中對天皇罪行的遮掩，使得天皇的重新被神話成為可能。日本經濟高速增長之後不久，便出現了保守思潮的回歸，天皇制也處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前首相中曾根就曾經宣稱，天皇就像是璀璨的陽光一樣的存在。保守派作家出雲井晶寫道：“英國有四百五十年是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而後來又有三百年受法國國王的統治。斯圖爾特家、漢諾威家、溫莎家，血緣關係幾度發生過變化。但我國則是萬世一統，皇統連綿。‘天皇之國——日本’是一個傑作，在全世界不論哪個地方都沒有這樣非常文明、非常卓越的國家。”政界和文化界對天皇制度的頌揚是不遺餘力的。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天皇的支持率一直在上升，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裕仁天皇病重的時候，到皇宮簽名祈禱的人有時一天達七萬人次之多，隊列綿延一公里之長。

一九九九年六月一日，日本官方發表聲明指出，即將正式法定為國歌的《君之代》中的“君”就是指天皇，由此日本國歌再度成為對天皇的讚美。明治學院大學加藤典洋教授認為，《君之代》與作為戰後日本國民存在基礎的民主主義相對立，在法律上將《君之代》規定為國歌也就意味着日本國民的自我否定。把《君之代》立法化意味着，日本國民雖因戰敗而獲得了主權，但在五十四年後，又自己選擇了與戰前同樣的和天皇的關係。

由此可見，天皇制度得保留，成為戰後日本保守勢力“借屍還魂”的制度保障和精神源泉。雖然戰後“象徵性的天皇”與戰前“主權性的天皇”有了巨大的區別，但兩者之間並非沒有發生轉化的可能。

同時，在清理歷史垃圾、審定戰爭罪責的時候，由於東京國際軍事法庭這場沒有完成的審判，使日本大部分民眾對戰爭的性質依然充滿矛盾和模糊的認識。他們認為，既然天皇都沒有罪孽，那麼天皇的將軍、官僚和士兵們也都沒有罪孽。

長期以來，對外侵略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也是日本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許多日本人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錯誤觀念：對外侵略是理所當然的。審判的不徹底使日本人認為，自己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了，但這僅僅是戰爭策略的失敗、時機選擇的錯誤等，而沒有意識到對外侵略本身的非正義性。

東京審判早已結束。然而，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說，東京審判是一場遠遠沒有完成、也依然沒有結束的審判。

正因為東京審判的漏洞和缺陷，才導致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沉渣泛起；正因為東京大審判的半途而廢，才導致了受日本侵略和殘害的各國人民數十年如一日地、鍥而不捨地申訴和追討，民間的慰安婦賠償、勞工賠償和細菌戰毒氣彈賠償等問題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

東京審判僅僅是揭露和追討戰爭罪行的開始，而絕對不是結束。在東京審判之後，每一次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聲討和訴訟，都可以看作是對東京審判的回應和延續。這場正義與邪惡的鬥爭，還將持續一段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

一切有正義感的國家，不會對此袖手旁觀。

一切歷史感的的人民，不會對此熟視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