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沒有硝煙的生死搏鬥
古代中國是日本慷慨無私的老師，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蕩百年史》中承認：“古代的中國擁有非常先進的文明，對日本人來說，常常學習中國，是一個莫大的恩惠。”然而，近代以來，由“學生”的身份搖身一變而成為“老師”的日本，卻對中國張開了血盆大口。早在清代末年，日本政客就悍然聲稱：“中國人與日本人不同，如果兵力足以控制其民眾，那麼中國人無不帖然服從。”
一八七九年，日本吞併琉球群島，處於內憂外患中的滿清政權無暇顧及這一遠在海外的屬國。當時，美國前總統格蘭特來亞洲訪問，中方托他居中調停。格蘭特到達日本之後，兩次給李鴻章寫信，信中說：“我很盼望中國能夠自強，但是日本有很多奸人願中國日漸衰弱，他們好趁機圖得便宜。”
隨從格蘭特訪問的楊約翰，後來成為美國駐華公使，他在信函中說得更加直率：“在日本人心中，每視中國弱，自家強，所為無不遂者。彼既看不起中國，則無事不可做，日本既如此，則他國難保無輕視欺凌之事。”更值得中國反省的，是楊約翰下面的幾句話：“中國如果願意真心與日本和好，不在條約而在自強，因為條約可不照辦，自強則不敢生心矣。中國大害在弱之一字，國家譬之人身，人身一弱則百病來侵，一強則外邪不入。”
在抗戰的硝煙中，越來越多中國的愛國志士們體認到了這幾句肺腑之言。
氣勢磅礴的抗戰圖景，是由每一個中國國民的抗戰匯聚而成的。在五四時代呼喚個體獨立、精神自由的作家郁達夫，就是抗日洪流中一滴晶亮的水珠。
抗戰爆發之後，郁達夫像一枚蒲公英一樣飄向南洋，那裏是抗戰的另一個戰場。最初，郁達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報刊的編務，以筆為刀槍，痛斥日軍的暴行，歌頌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達夫在一篇紀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寫道：“不抗戰，我們決不會使這偉大的實力，能發揚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戰，我們的團結堅忍之美德，也無從使世人看到得這樣的顯著。”郁達夫火一樣熱情的文章，鼓舞了無數的海外華人，增添着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太平洋戰爭爆發，新加坡落入日軍之手，郁達夫被迫開始了新一輪的流亡。
郁達夫生命的最後一站，是處於日寇統治下的蘇門答臘。
這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艱苦困窘的一段歲月，也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照人的一段歲月。以他這樣一個名滿天下的大作家的身份，卻必須化名為“趙廉”，偽裝成為一個庸俗的商人；面對着多年來痛恨得咬牙切齒的日本侵略軍，他卻還要強顏歡笑。已經身為酒廠老闆，又是長期嗜酒如命、不可一日無酒的郁達夫，為了隨時保持頭腦的清醒，竟毅然戒酒。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神秘失蹤。這位魯迅最好的朋友，像魯迅那樣實踐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
日本學者鈴木正夫多年來致力於破解郁達夫死亡之謎。作為一個日本國民，他帶着否定郁達夫被日本憲兵隊殺死的想法去做調查。但調查結果與他的設想相反：原來，那個下命令殺害郁達夫的憲兵隊長尚在人間，只是畏罪隱居鄉間。
經過多次訪談，耐心說服，並且答應不告發不追究其罪行，這個殺人魔王終於交待出殺害郁達夫的真相。當時，日本軍部知道了“趙廉”就是郁達夫之後，勸說他去東京或上海，都被嚴詞拒絕。正在等待如何進一步處置郁達夫時，日本宣告投降。日軍知道郁達夫掌握了他們大量的侵略罪行，當地憲兵在奉命在撤退之前對郁達夫下手。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晚上，日軍派出四名憲兵，找一個印尼人誘騙郁達夫出門。開車到荒野之後，將郁達夫活活掐死。
已經八十多歲的老憲兵依然悠哉游哉地活着，他運用種種手段逃脫了戰後的審判。作為一個“劍道五段”高手，他用那雙有力的大手掐死了單薄文弱的郁達夫。迄今為止，這個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得多的老頭依然沒有絲毫的愧疚之情。
鈴木正夫感慨說：“他們原本也是一介平民，要是沒有戰爭的話，他們將過着自己平穩的日子，但是在戰爭中，加上所接受的教育也起了作用，他們作為國家權力的尖兵，倒變成了魔鬼和沒心沒肺冷酷無情的畜生。”
得知郁達夫遇害的消息之後，他的日本友人金子光晴這樣寫道：“我因憤懣而無法成寐，郁達夫是一個正直的男子，殺害他是毫無理由的。郁達夫在被殺害的那一瞬間，直視呲牙裂嘴的日本兵專橫凶暴的悲慘表情，就迫近在我的眼前，我的血都變涼了。”
郁達夫從留學日本的時候開始他的文學道路，日本現代文學給他很大影響，他一直希望中國和日本兩個鄰邦能夠像兄弟一樣友愛互助。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文化巨匠，卻慘死在日本憲兵手上，連遺骸也不知下落。冰心說過：“這場戰爭對中國文學的最大打擊，便是我們失去了他。”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郁達夫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還獻出了他的全家。郁達夫的母親在富陽失守的時候，不肯逃亡，在故鄉餓死了；郁達夫的哥哥抗日誌士郁華，在上海被日偽特務暗殺。他們一家在抗日戰爭中的遭遇，正是千千萬萬普通中國人的家庭在抗日戰爭中遭遇的縮影。
一九三七年深秋，德國柏林的郊外，兩間幽靜的平房。一位中國人正在伏案寫作，題目是《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這個溫文爾雅又英氣逼人的中國人，就是現代中國優秀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教育家蔣百里。當他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中日兩國的軍隊正在淞滬與華北交戰。中國軍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抗日熱情卻空前高漲。
雖然遠在天涯，同胞的苦難和國家的命運依然牽動着蔣百里的心。他不是現役軍人，但沒有一個中國將軍比他更加了解現代戰爭的奧秘。蔣百里的軍事知識，先得之於日本，后得之於德國。當年，在留日的士官生中，蔣百里與蔡鍔一樣學業優異，曾獲得日本天皇賜刀的“榮譽”，讓那些心胸狹窄的日本同學嫉恨不已。
北洋政府時代，蔣百里出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後來在抗戰戰場上縱橫馳騁的中國將軍們，有很多都曾經是他的學生。
其實，早在二十年代初，蔣百里在內戰的狼煙中就已經感受到了日本蠶食中國的野心。他深刻地了解日本，甚至還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更深刻地了解祖國，這是一片既讓他摯愛又讓他傷感的土地。
蔣百里敏銳地指出：戰鬥與生活是一致的。大半個身子還留在農業社會的中國，只能用防守來抵消敵人的進攻。他寫道：“我們對於敵人制勝的唯一辦法就是事事與之相反。就是他利於速戰，我卻用持久之方針來使他疲敝，他的武力中心放在第一線，我們卻放在第二線，而且在腹地深深地藏着；使他一時有力沒用處。”他甚至預測到中日的戰線會在湖南一帶長期膠着不下。
就在蔣百里寫下那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後不久，他應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的邀請，回到祖國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一九三九年，在中日戰爭最為險惡的日子裏，蔣百里病逝在任上。雖然他沒有看到祖國輝煌的勝利，但他卻像先知一樣預見到了此後的一切。
一條吐着毒信子的蟒蛇向一頭衰老的大象發起猛烈的攻擊，一條肥胖的蠶開始狼吞虎咽一片翠綠的桑葉。這是近代以來屢受列強凌辱的中國面臨的最嚴峻挑戰。這場戰鬥決定着中國的生死存亡，決定着一個古老文明的生存與毀滅。以前的戰鬥，中國還可以不斷退縮和妥協，而這一次，中國已經被逼到萬丈懸崖邊上。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說，宣佈中國將不會再退讓，向國內外昭示了抗日的決心。蔣介石在講話中鄭重表示：“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至此，戰鬥還是投降、抗爭還是妥協、沉默還是吶喊，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不再是一個問題。
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的全面戰爭，既有硝煙瀰漫的前線，也有含辛茹苦的後方；既有肩扛槍桿的士兵，也有手拿筆桿的文人。在每一個領域都是短兵相接。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實施“文壇總動員”，絕大多數日本作家積極投身侵華戰爭。有人作為“從軍作家”開往中國前線，為侵華戰爭搖旗吶喊；有人直接應徵入伍，成為殘暴的日軍中的一員；更多的人加入各種各樣的軍國主義文化組織，炮製所謂的“戰爭文學”，為侵華戰爭推波助瀾。他們或煽動國民的戰爭狂熱，把侵略戰爭宣傳為“聖戰”；或把日軍暴行美化和詩化，大書“皇軍”的“可愛”和“勇敢”；或醜化中國人民，渲染中國軍民的“愚昧”和“懦弱”。他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筆部隊”。
大量炮製“戰爭文學”，是日本“筆部隊”的主要業績，也是日本文學家“協力”侵略戰爭的主要手段。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的作品根本不是文學，褻瀆了文學求真、求善、求美的實質；他們的作品只是某種赤裸裸的宣傳，是為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張目的宣傳。
火野葦平是日本侵華文學的代表人物，他兼士兵與作家身份於一身，先後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安慶攻克戰、廣州攻克戰以及海南島作戰等。他創作了《麥與士兵》、《土與士兵》、《花與士兵》等三部長篇小說，站在軍國主義的立場上美化侵華日軍、醜化中國軍民。其作品發行上百萬冊。日本國內評價說：“具有公正而又純正的文學感覺的戰爭文學作品，在日本誕生了。”火野以“士兵三部曲”獲得了朝日新聞文化獎、福岡日日新聞獎，成為天皇最賞識的御用作家。
火野葦平、石川達三、林房雄、佐藤春夫、多田裕計、太宰治等為侵略戰爭搖旗吶喊的日本作家，是日本戰爭文學的主力軍，也是侵略戰爭的煽動者和鼓吹者，是所謂“思想戰”、“宣傳戰”的主體，是日本對中國等被侵略國家進行文化滲透的先鋒，他們起到了“槍部隊”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與日本的文化侵略針鋒相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後來，“文協”隨同國民政府遷移到了重慶。“文協”的四十五位理事，涵蓋了中國大部分的優秀作家，其中有老舍、巴金、郭沫若、茅盾、夏衍、胡風、田漢、朱自清、朱光潛、郁達夫等人。老舍在堅持創作抗戰文學的同時，長期負責“文協”的日常工作。
“文協”在全國各地組織了幾十個分會，出版了會刊《抗戰文藝》，從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創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終刊，先後出版了七十一期，四貫通抗戰的唯一刊物。
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蛻變。他們走出書齋，走向抗戰的廣闊天地。抗戰文藝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個嶄新階段，蕭紅的《呼蘭河傳》、曹禺的《北京人》、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郭沫若的《
屈原》都是其中的優秀之作，它們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意志。“救亡”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主流。當年優雅的“雨巷詩人”戴望舒寫下了像鼓點一樣的詩句：
“祝福！我們的人民
艱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難會帶來自由的解放。”
這是另外一個戰場，一個靜悄悄的戰場。這個戰場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瀰漫的硝煙、呼嘯着炮彈的前線。
中日之戰，表面上看是軍隊之戰、武器之戰、政府之戰、國力之戰，而根子裏則是文化之戰、教育之戰、精神之戰與心靈之戰。因此，註定了這是一場持久的戰爭。落後的中國，用一種堅忍不拔的姿態來捍衛自己的生存；相反，自稱“東亞文明先驅”的日本，在光鮮的現代化外表下面卻是根深蒂固的野蠻與殘忍。
比德國對歐洲的佔領更加惡毒的是，日本人在戰爭中對中國的大學、報館、古迹、學生、文化設施等加以毀滅性的破壞和打擊。南開大學、東方圖書館、商務印書館這些具有象徵性的文化機構，先後都被炸彈炸得片瓦無存。日本侵略者知道，要摧毀中國軍民的意志，首先就要摧毀中國的文化命脈。
在中國的一百零八所高校中，九十一所遭到破壞，十所遭到完全破壞，二十五所陷於停頓。抗戰期間，一百零六所大學內遷，遷徙次數多達三百餘次。
“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紅樓，被日本憲兵隊長期霸佔，成為迫害愛國人士的巢穴。上海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天津耀華學校校長趙君達被日偽特務暗殺；魯迅遺孀許廣平、燕京大學教授張東遜、蘇北教育家宋澤夫等人被日軍逮捕，受盡折磨。
日偽在中國的十九個省關閉了許多報紙、雜誌和電台，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近千家宣傳親日思想、麻醉國人意志的新聞機構。
日軍鐵蹄所到之處，隨即展開所謂的“思想攻勢”。佔領東北之後，日軍迅速收繳焚燒關於中國歷史和地理的教科書，僅從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七月五個月間，焚燒書籍就達六百五十萬冊，九千名教師受到逮捕、槍殺或強迫改行。
偽滿洲國的“國務總理”、著名詩人鄭孝胥親自寫了所謂的“滿洲國國歌”：“天地內有了新滿洲，新滿洲便是新天地。頂天立地無苦無憂，造成我國家自由親愛並無怨愁。人民三千萬，人民三千萬，縱加十倍也得自由。重仁義，講禮讓，使我修身。家已齊，國以治，此外何求。近之則與世界同化，遠之則與天地同流。”日本軍部號召大家都來唱這首“國歌”，以達到他們奴化教育的目的。
然而，就在鄭孝胥宣揚“新滿洲”的“頂天立地”、“無苦無憂”、“自由親愛”的同時，日本軍隊在東北的土地上進行細菌試驗、屠殺無辜百姓，三千萬東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華北日本特務部長喜多誠一郎宣稱：“必須回到孔子的時代去尋找一個真正的令人滿意的制度來統治中國人民。”日軍在華北開辦所謂的“中心小學”，“希望在二十年內造成十六萬模範的小學生，務使在每一個小學生腦筋里只有日本人是他們理想中的朋友”。
日本駐上海市聯絡官村田孜郎也提出長久統治中國的建議：“二十多年前，我在支那內地視察的途中看到，受抗日教育的支那小學生認定日本為侵略國家，並大罵特罵日本。從那時起，過了二十年的今天，這些人已經奮戰在抗日第一線了。目前在和平政權下進行的親日教育也必須等到十年後，或者二十年、三十年後才能作為民族意識發揮作用吧。所以說，有必要和學校教育結合起來，依靠魅力人物和有吸引力的口號逐漸獲得民心。”
日本侵略者深知，僅僅佔領土地和山河，並不能實現對一個民族的征服，更為重要的是征服這個民族的頭腦和心靈。而要征服頭腦的心靈，就必須控制教育和宣傳命脈。於是，日軍所到之處，以極高的效率改造或建立教育和宣傳機構，以此來實現對中國青年一代的奴化教育，實現對中國永遠的佔領和吞併。
王憲堯畢業於偽滿“新京國民高等學校”，裴素雲畢業於偽滿“新京第一女子國民教育高等學校”，對於當年日本在東北的奴化教育，這對夫妻都有深切的體會。後來，裴素雲曾經在偽滿“自強學校”任教，這所學校的校長雖然是中國人，但大小事務都被擔任副校長的日本人齋藤所控制。由於無法忍受日本人的飛揚跋扈，裴素雲後來憤然辭職。
在陪都重慶，在敵機轟炸的警報聲中，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寫下了《炸彈下的中央大學》一文：
“民國二十一年我到中央大學就職的時候，常以十九世紀初葉柏林大學所負的責任來互相砥礪；至今回想，去這理想還不知有多遠。我當時並且以找着對手來抗日的理論，勉勵學生。我認為敵人的稱強，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
這位昔日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認為，在文化教育領域，無論是言傳身教的教師還是求知若渴的學生，都在深刻地影響着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強弱。
“千秋恥，終當雪；
中興業，須人傑。
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
多難殷憂希前哲。
須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抗戰期間，以西南聯合大學為代表的中國高等院校的師生們，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下，讓文化得以薪火相傳，讓學術得以發揚光大。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以教育抗戰和文化抗戰為使命，保存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北大校長蔣夢麟家中山窮水盡，依靠典當衣物維持基本生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和社會學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園去寄賣；學者和詩人聞一多支撐着一個八口之家，他業餘時候在街頭擺個小攤，靠給人篆刻印章賺取家用；古典文學專家蕭滌非任教於多所學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養子女，只好將剛出生的第三個孩子送給別人撫養；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婦家中連蠟燭都買不起，只好等天亮才開始寫作……
當南開大學被敵機連續轟炸而毀於一旦的時候，校長張伯苓斬釘截鐵地高速師生說：“敵人只能毀我南開物質，難毀我南開精神！”而浙江大學校長竺可禎也鼓勵遷徙路上的師生說：“將欲抗頑虜，復興壤，興舊邦，其必由學乎！”
羅家倫認為，正是在這一生死攸關的時刻，我們尤其應當加倍地重視文化教育。文化教育既是抗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偉大文明復興的希望所在。羅家倫指出：“我們抗日不只是我國的兵找着敵國的兵來抗，而且，要我國的農找着敵人的農來抗，工找着敵人的工來抗，商找着敵人的商來抗，學校找着敵人的學校來抗。所以中央大學抗日的對象，就是敵人的東京帝國大學。我們現在不應該問我們英勇的將士，抵抗得過的人殘暴的軍隊與否，我們現在應該問我們的科學和一般學術，抵抗得過敵人的科學和一般學術與否。我們希望我們以科學和一般學術，壓倒敵人，就是我們的空軍強大到轟炸東京的時候，我們也不希望他轟炸東京帝國大學，像他們對付我們一樣。”
這是怎樣的胸襟和氣魄啊！偉大與卑劣、堅韌與邪惡、智慧與愚昧，在此刻顯得如此涇渭分明。
離四川宜賓只有十多公里的李庄，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古村落。半壁河山淪喪之後，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等中國頂極的學術和教育機構都遷移至此。幽靜的河灣旁充滿了琅琅的書聲；曲折的街道上行走着儒雅的學者。建築學家梁思成和林徽音夫婦也來到這裏，繼續主持中國營造學社的研究工作，並在簡陋的房間裏堅持寫作巨著《中國建築史》。
人們曾以無比欽佩的心情，提及梁思成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轟炸所做出的努力。對於一般人來說，這的確是難以想像的舉動。梁思成和中華民族正在遭受日本侵略帶來的痛苦，而林徽音的弟弟作為一名中國空軍的飛行員，更是直接犧牲在對日空戰中。國讎家恨，完全可以讓他對美軍轟炸日本古都感到高興。
然而，梁思成是一位超越仇恨的冷靜的歷史主義者。在隨同父親流亡日本的時候，少年梁思成多次到過奈良，那座由中國唐代高僧鑒真大師親自指導設計的唐招提寺，是他所知道的保存最為完整的唐代木建築。他不能想像炮火頃刻之間使它灰飛煙滅。
於是，在美軍開始猛烈轟炸日本本土的時候，梁思成趕到美軍設在重慶的指揮部，向布朗森上校闡述了保護奈良城的重要性，並遞交了一份關於奈良古建築的圖紙。梁思成對那位有些迷惑不解的美國軍官說：“要是從我個人感情出發，想到國人的苦難，我是恨不得炸日本。然而，一種職業責任感，讓我冷靜下來，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是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人類的結晶。”
理性戰勝了仇恨，文化的永恆性取代了戰爭的瘋狂。梁思成的建議，受到了美軍的高度重視。奈良被從轟炸城市的名單中劃掉了。
戰爭之後，幸免於難的奈良，因為它完好地保存着眾多的古代建築，被宣佈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在這一命名三十周年紀念日，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朝日新聞》特意刊發了一篇題為《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的文章。
日本古建築權威福山敏南博士說過：“梁思成先生是我們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戰中向美國提出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轟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抗戰最為艱巨的時刻，英國著名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李約瑟博士訪問昆明。後來，李約瑟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在這個生氣勃勃的重要的科學研究機構的訪問者留下的主要印象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堅持在他們國家邊遠地區所表現出來的非常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勇氣，和他們身處逆境之中所顯示的非凡的樂觀，甚至是愉悅。”每當警報響起的時候，西南聯大的師生們便迅速跑到郊外，在樹林和墳堆中繼續上課。侵略者的兇殘阻止不了他們對真理的求索和對祖國的摯愛。西南聯大朝氣蓬勃、以苦為樂的學術氛圍，讓每一位來訪的西方學者都深受感染，他們在這些面黃肌瘦的教授和學生身上看到了這個民族不可摧抑的脊樑。
西南聯大擁有五個學院、二十六個系、三百五十多名教師、三千兩百七十七名學生，是抗戰期間中國最大的一所大學。直到今天，西南聯大師生的學術成就，依然像高山般矗立在後人的面前，既讓我們慚愧，又催我們奮進。
內遷高校與中華民族的抗日大業相始終。內遷高校的歷史，是中華民族抗戰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抗戰史中最災難深重但又最光輝難忘的一頁。
真正的愛國者應當是實踐上的愛國者，而不是口頭上的愛國者。喊幾聲愛國和抗日的口號易，而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拿出成就來蔑視敵人難。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直到今天，我們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如果不能在文化建設、教育普及和科學發明方面超過日本，那麼我們永遠也不能消滅日本軍國主義者“蛇吞象”的野心。如果不能虛心地面對人類現代文明的一切成果並“拿來”為我所用，那麼我們只能像其他三大文明古國一樣因抱殘守缺而走向滅亡。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人，而是我們自己。我們應當成為國家命運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應當成為國家未來的奠基者而不是享用者。
羅家倫發現了中日兩國實力消長的根源，因此他大聲疾呼，要求更多的學生和老師堅守崗位、奮發圖強。可惜，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口頭上的“愛國者”多，而實踐上的愛國者少；夸夸其談的“愛國者”很多，而埋頭苦幹的愛國者少。
那場戰爭中國的確勝利了，但六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教育和科研水平、國民修養和民族素質，卻都不容樂觀。中國被作為戰敗國的日本遠遠地拋到了身後，日本的各種工業產品充斥着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能夠無愧於羅家倫、浦江清這些嘔心瀝血、上下求索的先輩們嗎？
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的畫卷上，蔣百里、郁達夫、老舍、羅家倫、梁思成等人只是幾滴小小的水珠，但水珠卻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芒。在他們身後，還屹立着四萬萬堅韌卓絕的同胞。
讓我們與他們站立在一起，站成民族的脊樑，站成民族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