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傾國之痛

六十年之前，美軍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為戰爭劃上了句號。日本國民牢牢記得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修建了原爆資料館，每年都在原爆發生地舉辦隆重的悼念儀式。然而，日本官方和民間致力於搜集和保存每一個日本原爆受難者的詳細資料，卻不願承認日軍在亞洲各國的暴行和屠殺。

日本人經常說：“世界還記得廣島嗎？”這個題目本身就有問題。從問題的本質來說，

應該是“世界還記得南京大屠殺嗎？”“記得成了戰爭犧牲品的幾千萬亞洲人民嗎？”“記得敢死隊、強制入伍的人們以及奴隸勞工們嗎？”

廣島地區的原子彈爆炸可謂“有因必有果”。廣島地區編組的日軍第五師團，從甲午戰爭起，歷經八國聯軍、日俄戰爭到全面侵略華戰爭，參與了全部的侵華戰爭。甲午戰爭時期，廣島是日本的臨時首都，天皇在此親自指揮前線的戰爭。在二戰期間，廣島地區佈滿了海軍基地與軍工企業。也許正是這個原因，美國將原子彈投到了廣島。

那麼，南京呢？南京何辜？南京的三十多萬死難者何辜？戰後不斷發現的史料證明：日本的暴行在時間上貫穿了整個戰爭時期，在空間上則遍及日軍鐵蹄所到之處。因此，我們可以把“南京大屠殺”的概念擴展開去，日軍所實施的乃是“中國大屠殺”和“亞洲大屠殺”。

曾經在戰後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大法官的梅汝璈認為，日軍在南京的大屠殺，比之奧斯威辛大屠殺有過之而無不及。

奧斯威辛大屠殺是根據納粹的種族仇視政策和希特拉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計劃、有系統的屠殺，並且屠殺是用一種方法（毒氣）進行的；而南京大屠殺則是在長官的放縱、縱容下，由日本獸軍不分青紅皂白、隨心所欲地胡干亂乾的。

在奧斯威辛這個遺臭萬年的“殺人工廠”里，把所有屠殺對象分批地、集體地送進毒氣室，用烈火和毒氣在幾分或幾秒內殺死。而南京大屠殺除了集體屠殺之外，大都由日本獸軍個別或成群地隨時進行。在屠殺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搶劫、毆打、玩弄或姦淫。德軍的屠殺是單純的屠殺，而日軍的屠殺則同強姦、搶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結合，其屠殺辦法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其狂暴殘虐程度舉世罕見。

南京大屠殺中三十多萬人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了一些歐洲國家在二戰中平民死亡的總數。在歐洲戰場上，英國失去平民六萬人，法國損失平民十萬人，比利時損失平民十萬人，三個國家平民死亡總數還比不上南京大屠殺。如果讓所有南京大屠殺的死難者手牽着手，長度可以從南京一直到達蘇州，延展的距離是兩百英里長。死難者身上的血重達一千兩百噸，屍體可以裝滿兩千五百節火車車廂。

這是一場突破了所有人類文明規則和國際公約的戰爭。日本大規模地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化學戰和細菌戰，在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絕後。

一九三六年，日本裕仁天皇決定在中國建立一個細菌實驗基地，並在敕建書上加蓋御璽和親筆簽字。這就是日本關東軍“七三一”部隊。“七三一”部隊是日軍在中國設立的規模最大、人員最多的細菌和毒氣試驗基地。僅從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被“七三一”部隊作為試驗對象殘害致死的人就超過三千多名。而由“七三一”等七個日軍基地部隊試驗生產的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使中國軍民受害人數不下於兩百萬人。

“七三一”部隊堪稱是人間地獄。這裏經常進行活體解剖試驗，甚至從懷孕的婦女腹中取出嬰兒作標本。金澤醫大教授石川雄丸一人就解剖了五十七個活人，號稱創造了活體解剖的世界記錄。

在嚴寒的冬天，日軍把囚犯通宵捆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野外，導致其手腳被凍壞，肌肉腐爛，露出森森的白骨。日軍把人送入密封室內進行氣壓試驗，被試驗的人眼球突出，口鼻出血，在極度痛苦中死去。日本軍醫甚至將人的鮮血抽出，再將動物的血液輸入人體內，觀察人死亡的過程。

在“七三一”部隊還有一支一百多人的少年兵隊伍。這些所謂的“見習技術員”都是剛剛中學畢業便被徵召到此。石井四郎親自主導對少年兵的訓練，短短几個星期的時間，這些孩子就蛻變成了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將“七三一”部隊形容為“惡魔的飽食”，他評論說：“‘七三一’部隊本身是在侵略戰爭這塊土壤上瘋狂地開出的不結果的花。它又是以石井四郎這個具有特殊個性的領導人為媒介而合成的一個暴虐的醫學研究機構。”

在二戰期間，日軍總共生產了七百多萬發毒氣彈，七千四百多噸化學武器，這些毒氣彈大部分都在中國戰場上使用。在日本有一個專門生產化學武器的基地，那就是曾經從地圖上消失的“惡魔之島”——大久野島。由於保密的原因，當年的日本地圖上根本沒有標出大久野島的存在。

昔日生產化學武器的大久野島，如今已成為國家級度假勝地。在瀨戶內海燦爛的陽光下，大久野島如同一顆美麗的珍珠。這是一個寧靜的島嶼，一個安詳的島嶼。今天在這裏安享天倫之樂的遊客當中，很少有人知道它那“惡魔之島”的歷史。很少有人知道，天皇的軍隊曾經在這天堂般的地方建造了人間地獄。

一九二九年，日本昭和天皇親自下令在大久野島建設秘密的化學武器生產基地。之所以在這裏選址，因為大久野島離本州島很近，坐船隻需十多分鐘，便於聯繫和運輸。同時，島上原來的居民就很少，便於對他們進行遷移。天皇一點也沒有意識到，他是在用醜惡和骯髒來玷污美麗和善良。

戰爭期間，大久野島擁有龐大的毒氣生產線、發電廠、儲存基地和其他附屬設施。島上

的士兵和工人，在最多的時候達六千七百餘人。這裏的毒氣工廠一共生產了六千六百多噸毒氣，三千六百多噸投入使用，幾乎全部用在中國戰場上。

在一戰中，同盟國和協約國戰爭雙方使用毒氣，導致了慘重的傷亡。此後，各國簽署了日內瓦公約，承諾不再使用毒氣。但在二戰中，唯有日軍在中國及東南亞戰場上大規模使用毒氣。日軍在山西、武漢、南昌、長沙的多次戰役中大規模使用了化學武器。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對中國軍民使用毒氣多達兩千多次，施毒地點波及十八個省區，造成八萬多人死亡。

在大久野島毒氣彈資料館中，有若干當年的生產設備和毒氣彈成品。其中有幾幅照片是日軍在上海和山西等地作戰，士兵都帶着防毒面具。這是日軍使用化學武器的鐵證。然而，某些恬不知恥的日本右傾學者卻污衊說，這是中國軍隊在使用化學武器，日軍才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實際上，當時中國根本沒有研製和生產化學武器的能力。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國民政府代表顧維鈞在國際聯盟第一零一屆大會上，提交了日軍使用毒氣作戰部隊將領的名單，揭露日軍使用毒氣的罪行。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聲明警告說：“如果日本在中國或者其他盟國繼續使用這種非人道的戰爭武器，我國政府將把此行為看作是針對美國的，並給予同樣而且充分的報復。”至此，日軍的毒氣戰才有所收斂。

日本學者江口圭一將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稱為是“日中鴉片戰爭”，他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鴉片毒害中國人民的“國家犯罪”的事實。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僅日本控制的蒙疆政權就生產了足夠八十萬人一年吸食的鴉片，這些毒品大量輸入上海、華北地區。

日本的鴉片政策是由興亞院及其後來的大東亞省掌握、立案、領導，作為國策有計劃地實行的，它違反了國際條約和中國的國內法，也破壞了中國的禁煙努力。這是由日本國家進行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犯罪，是非人道的行為，它表明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是多麼的骯髒。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紐約時報》就國際聯盟討論鴉片問題發表社論說：“在中國的日本佔領區，現在罌粟田裏正鮮花盛開，它表明日本是用武力和麻醉品來進行對華侵略的。這十年間，日本是世界上的主要鴉片配給者，現在它正在中國撒布這種毒物，以使人心墮落。”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駁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東亞新秩序聲明時指出：“中國的老百姓，一提起日本，就會聯想到它的特務機關和為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造白面銷售海洛英，包賭包娼，私販軍械，接濟土匪，豢養流氓，製造漢奸，一切擾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

日軍的慰安婦制度是近代以來歷次戰爭中滅絕人性的制度。所謂慰安婦制度，是日本軍隊將強姦合法化、制度化和正當化的制度，聯合國稱之為“日本戰時性奴隸制度”。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一直不肯正視這段歷史，日本某些政客公然宣稱：“慰安婦是純粹民間商業行為，日本政府並無任何責任。”日本法庭對倖存的慰安婦的訴訟案件的冷漠和拖延，遭到了全球正義人士的譴責。

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慰安婦存世的已經寥寥無幾，尋訪慰安婦並從她們那裏取證已是當務之急。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蘇智良以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和歷史學家的責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嚴謹的治學態度，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國慰安婦的悲慘情景。八年間，蘇智良走遍十幾個省區，花掉數萬元積蓄，調查研究所得，成書兩冊《慰安婦研究》、《日軍性奴隸——中國“慰安婦”真相》。

近年來，韓國和台灣等地已建立了慰安婦紀念館，而中國大陸依然沒有一個固定的慰安婦紀念場所。

上海曾是日軍最早設立慰安所、慰安婦制度實施最完善的城市。上海東寶興路一百二十五弄的“大一沙龍”是日本海軍指定開設最早的特別慰安所。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它不僅是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日軍慰安所。

目前，“大一沙龍”雖被規劃部門列為保留建築，但因所處位置接近軌道交通建設區域，仍有可能被拆除。在城市開發的熱潮中，對於文化遺址尤其是這類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遺址的保護，理應受到政府和公眾的重視。

“慰安婦”其實是一個不準確的名詞。在戰爭期間，有更大數量的女性雖然並未被納入慰安婦體制之中，但仍然受到了日軍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如果用一種更加準確的說法，她們都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日軍鐵蹄所到之處，處處皆有悲慘的性暴力受害者。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和東南亞地區日軍性不暴力受害者人數多達數百萬。

留日學者班忠義無意中接觸到性暴力受害者的史料，從此便將大部分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到對倖存者的援助上。班忠義的足跡踏遍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將募集來的每一筆資金都送到那些依然在凄風冷雨中哭泣的老媽媽們手中。

日軍的暴行、屠殺與掠奪齊頭並進，香港軍票事件就是日軍掠奪中國財富的一個突出表現。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攻佔香港，香港人稱這一天為“黑色聖誕節”。此後

日軍統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這段歷史成為香港最恐怖的浩劫歲月。

日軍在香港實行憲兵政治和人口疏散政策，使人口急遽下降。一九四一年香港人口共一百六十多萬人，到了一九四五年秋下降到不足六十萬。日軍以疏散人口為名，用船隻裝載市民出公海射殺，並強行在街上拉夫前往海南島勞役至死。

日軍在香港使用強迫手段，發行日本貨幣和軍用手票，使之成為唯一法定貨幣。即使到了敗局已定的戰爭末期，為了用軍票籌集更多的戰爭物資，日本佔領當局依然濫發軍票。一九四五年秋，日軍撤出香港“一走了之”，至今沒有向香港市民道歉，也沒有兌現當年的軍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一部分香港市民在香港行政官廳進行了團體登記，正式成立“香港索賠協會”。從一九七二年起，根據登記的軍票面額合計為五億一千六百八十萬日元。這僅僅是當年日軍在香港發行的軍票總額的滄海一粟。

從中國國民政府的政府財產到淪陷區每一個普通居民的家庭財產，從地上看得見的鐵路、糧食、木材到地下看不見的煤、鐵、黃金等各種礦產資源，從政府機關的檔案文獻到北京周口店古猿人的頭蓋骨，從被看作“活的財富”的強制勞工到被當作“性奴隸”的慰安婦，日本佔領軍全面染指、瘋狂掠奪。

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製的《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和《文物損失數量估價表》統計，戰時中國被掠奪和被摧毀的文物，查明有據的計有書籍、字畫、碑帖、古物、儀器、標本、地圖、藝術品、雜件等共三百六十萬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處。

南京淪陷之後，日軍設立專門的指揮部門，組織三百三十名特工、四百多名士兵和八百三十名苦力，動用十輛卡車，對南京地區的圖書和文物進行了三個多月有計劃、大規模的掠奪。日軍搶奪了從故宮南遷到上海的尚未轉移的三千多箱珍貴文物，掠奪了中央研究院的圖書資料和標本一千零五十二箱，還從金陵女子大學搶走古籍和珍貴文獻等一千七百餘冊。

日軍還大肆掠奪南京民間所收藏的文物和文獻資料。其中，南京大石壩街五十號著名中醫兼詞學家石雲軒家，被劫珍貴書籍四大箱，古玩字畫兩千多件。全國聞名的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樓，也幾乎被洗劫一空。

二戰結束之後，德國陸續歸還了納粹在歐洲各國搶奪的各種珍貴藝術品。但是，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拒絕歸還許多在中國搶奪的藝術品和文物。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被日軍征擄的勞工總數超過一千萬人，僅在東北被虐待致死者就達兩百多萬人。日本歷史學家上葉在《聖戰墓碑》中指出，這是“日本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東條英機內閣為解決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出了《關於中國勞工輸入日本國內的決定》。隨着戰局的失利，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再次作出了《促進中國勞工輸入日本國內的決定》。據《關於劫掠中國人事件報告書》記載，僅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從中國各地擄掠勞工共一百六十九批，共四萬一千七百六十二人。由於飢餓、疾病和虐待，乘船前就死亡兩千八百二十三人。

經過將近半個多世紀的抗爭，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花岡事件”訴訟終於落下了幃幕。這起索賠案，是中國及亞洲受害國在戰後對日本的訴訟第一案。

二戰時期，侵華日軍強擄中國人到日本充當勞工，其中九百八十六人被抓到日本秋田縣花岡中山寮集中營，為“鹿島組”做苦工。由於日本當局的殘酷虐待，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這批勞工就死亡了四百一十八人，平均不到兩天時間就有一人被奪去生命。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面臨死亡的數百名中國勞工舉行暴動。他們遭到了當地憲兵、警察、鄉軍人會等兩萬多名劊子手的血腥圍捕和鎮壓。被抓回來的勞工被迫跪在碎石子上三天三夜，沒吃沒喝，許多人當場死去。暴動之後兩個月，日本戰敗投降，但秋田縣地方法院仍然按照戰前法律判處參加暴動的勞工死刑。

日本著名人士內山完造在《花岡慘案》一書的前言《懺悔的鐵證》中寫道：“只要一聽到花岡慘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說它是殘暴呢，說它是無恥呢？縱令是戰爭時期，這樣的事人世間就該有嗎？而且一想到這是由我的同胞動手干出來的事，那就不止慚愧和悔恨，還要泣不成聲了。”

一八九五年，滿清政府被迫將寶島台灣割讓給日本，此後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近代以來，台灣問題成為中國最大的國殤、最大的鄉愁。

日本佔領台灣之後，建立警察政治，配合保甲制度的實施，達到了所謂“治安平定”的目的。日軍還以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對原住民進行征伐，並實行殘酷的屠殺。日本佔領當局將原住民居住區以流電鐵絲網封閉為特殊的禁區，將原住民當作囚籠中的動物。日本學者鹽見俊二在《日據時代台灣之警察與經濟》一書中指出，由理蕃警察主宰一切的原住民居住區堪稱“中世紀的獨裁王國”。

日本在台灣大力推進大米和砂糖的生產以及各種現代工業，但其目的都是服務於日本軍部的軍事戰略。據一九二八年統計，台灣的十一家新式製糖公司中，全部資本的百分之九十四，隸屬於三井、三菱、藤山、松方四家財閥的子公司所有。一九三一年，台灣對日本的貿易額為百分之八十六。台灣成為日本獨佔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供給地。

日本當局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其皇民化運動、皇民文學及志願兵運動，在台灣人民心靈

中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

日本對中國的瘋狂掠奪並非始於“七·七事變”，這種掠奪早在“七·七事變”前就已持續了六十多年。

日本向中國所作的第一筆具有戰費賠償性質的賠款，是一八七四年的琉球事件賠款。當時，日本借口琉球漁民被台灣高山族人誤殺事件，出兵三千侵犯寶島台灣。一八七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滿清總理衙門與日本全權辦理大臣簽訂《北京專約》，以“撫恤”之名賠償日本銀兩五十萬兩，摺合銀元六十五萬元。

然而，所謂“撫恤”只是滿清王朝自欺欺人、保存顏面的小把戲而已。連李鴻章也悲哀地嘆息說，這不過是“以撫恤代兵費”而已。雖然這次賠款的數額不太大，卻開了日本對華索賠的先例。

中國對日本的第二次戰爭賠款是甲午戰後賠款。根據《馬關條約》的規定，中國賠償日本軍費白銀兩億兩，限七年內分八次還清，其中第一次五千萬兩不計利息，其餘一億五千萬兩按每兩年加百分之五的利息。此外，日本為了壓迫滿清在規定年限內交清賠款，還派駐軍隊駐紮在威海衛，並由中國每年供其軍費白銀五十萬兩。為儘快還清對日賠償，滿清政府在一八九五年、一八九六年和一八九八年先後向俄國、英國、法國、德國舉三筆巨額外債，並為此而支付更高利息。

這樣，中國在甲午戰後對日賠償有：軍費兩億兩，威海衛駐軍費一百五十萬兩，中國為此多支付利息兩億八千零一十七萬兩，加上贖買遼東半島費用三千萬兩，總計白銀五億一千一百六十七萬兩。

中國對日本的第三次戰爭賠款是庚子賠款。日軍積极參与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在佔領北京期間掠奪戶部銀庫中的白銀，為掩蓋罪行還放火焚燒了戶部。根據《辛丑和約》的規定，日本從中國的賠償總額中獲得賠款額三千四百七十九萬兩，利息四千一百一十五萬兩，本利合計七千五百九十四萬兩。

中國對日本的庚子賠款一直支付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宣佈中日之間所有條約、協定、合同等一律廢止。

以上三筆對日賠款，是日本帝國主義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極其沉重的負擔，極大地阻礙了中國近代化的過程。同時，這筆巨款也是日本近代以來經濟騰飛的重要資源，是日本迅速軍國主義化、武裝到牙齒的基本財源。

與日本的貪得無厭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對日本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則過於寬宏大量。在日軍佔領大半個中國的時候，法國大使諾齊亞在曾經預言說：“現在日本在亞洲大陸得勢，但戰爭結果，日本必歸失敗，將來仍須退回島上。”幾年之後，諾齊亞大使的預言終於成了事實。

然而，對於中國來說，抗戰是一次“慘勝”。僅以中國軍隊的傷亡而論，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八年中，先後進行大會戰二十二次，小戰鬥近五萬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者達三百二十萬之多，空軍消耗飛機兩千四百六十八架，海軍幾乎全軍覆沒。而中國平民的傷亡更是高達兩千萬以上。

戰後，中國人看着美軍進佔日本本土，對日本實行改造；中國人看着蘇聯拆走日本在東北的殖民工廠，將數十萬關東軍遷移到西伯利亞充當苦役；中國人還看到了亞洲許多受害國家先後以多種形式獲得了戰爭賠償。

中國國民政府卻宣佈“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此後，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先由五十年代在台灣的國民政府，後由七十年代的中華人民會給政府，締結對日和約，放棄了數千億的戰爭賠款。其實，這筆天經地義的賠款可以給戰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注入活力和生機，可以讓中國在新一輪的經濟騰飛中獲得巨大的助力。

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政府的這種善意和寬大，並沒有獲得大部分日本民眾的理解和感激，反倒成為日本保守勢力抹殺戰爭罪行的口實。這是一個東郭先生和狼的故事的現代翻版。受惠者對恩人的怨恨和敵視，是人性中最為邪惡的一面。

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每當有機會都會表達下面這段話：“假使中國要日本拿出五百億美元的賠款，按當時的日本經濟能力來說，也需要用五十年才能支付清，那肯定會阻礙日本經濟的成長發展，結果也不會有今天的日本，這一點是不應該忘記的。”

日本社會心理學家、東海大學教授入谷敏男在《日本人的集團心理》一書中也指出：“從明治維新直到戰敗投降，日本對於當時的中國國民所施加的屈辱是難以形容的，給中國造成的物質損失是當時日本無法賠償的。如果當時讓日本承擔戰爭責任而付給中國巨額賠償，則可以斷言，無論如何也不會達到今日日本之迅速復興，這一歷史必須承認。”

友好，不是單方面的善意就可以完成的；友好，需要的是雙方的互動和交流。曾經瘋狂掠奪中國人民的寶貴財富的日本，曾經獲得中國政府寬宥並免除賠償責任的日本，應當如何處理歷史的遺留問題和未來的中日關係呢？

日本對歷史問題的遮掩與對自身現實地位的評估緊密相連。美國戰略專家布熱津斯基在《大棋盤》一書中告誡說：“日本的中心角色不應該扮演美國在遠東不沉的航空母艦，也不

應該是美國在亞洲的主要軍事夥伴，更不宜有心在亞洲區域爭雄。”但是，基於日本民族的歷史、社會道德、個人價值等特徵來看，恐怕日本很難接受這樣的建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實就是歷史的延伸。暴行與血淚，都是我們歷史與我們生命的一部分。近年來，在中國各地相繼發現了許多抗戰期間沒有爆炸的日軍炮彈。戰後日軍在中國的土地上遺留下了二百多萬發炸彈。戰後六十年以來，已經有兩千多名中國人因為在無意中觸動這些戰爭遺留武器而傷亡。

一位詩人為這些炸彈、也為那段歷史寫下了一首名叫《啞彈》的詩歌：

“誰能辨認啞彈的歸屬呢？

是侵略者，還是受害者？

啞彈無言，怎麼訴說正義和邪惡？

啞彈被拆卸或引爆，

每一次啞彈的發現都是一次提醒：

哪怕死了的啞彈，

也要提防復活。

還有更多的啞彈，

仍埋在地下，仍沒有被人們發現。”

讓我們記住日軍的暴行，讓我們也記住同胞的血淚。

我們生活在一個佈滿啞彈的世界上，每個啞彈都讓我們無法迴避、無法躲閃。

每一次土地深處的啞彈的發現，帶給我們的是關於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慘痛記憶；每一次心靈深處的啞彈的發現，帶給我們的是關於人類良知與正義的深沉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