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主義(胡適)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WeDeadAwaken)一本戲裏面有一段話，狠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

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的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着一毫人世的經驗，乎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足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狠複雜的。……我眼裏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裏，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臟官、污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凈。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且看易卜生寫近世的社會，說的是一些什麼樣的老實話。

第一，先說家庭。

易卜生所寫的家庭，是極不堪的。家庭裏面，有四種大惡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賴性、奴隸性；三是假道德，裝腔做戲；四是懦怯沒有膽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他要快樂，要安逸，還要體面。所以他要娶一個妻子。正如《娜拉》戲中的赦爾茂，他覺得同他妻子有愛情是狠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寶貝”、“小鳥兒”、“小松鼠兒”、“我的最親愛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給他妻子一點錢去買糖吃，買粉搽，買好衣服穿。他要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標緻，做妻子的完全是一個奴隸。他丈夫喜歡什麼，他也該喜歡什麼，他自己是不許有什麼選擇的。他的責任在於使丈夫歡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會替他思想。他自己不過是他丈夫的玩意兒，狠像叫化子的猴子，專替他變把戲，引人開心的(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節，妻子卻不能要丈夫守節。正奶《群鬼》(Ghosts)戲裏的阿爾文夫人受不過丈夫的氣，跑到一個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個牧師，狠教訓了他一頓，說他不守婦道。但是阿爾文夫人的丈夫專在外面偷婦人，甚至淫亂他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師朋友也覺得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為奇!妻子對丈夫，什麼都可以犧牲；丈夫對妻子，是不犯着犧牲什麼的。《娜拉》戲內的娜拉，因為要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親的名字，簽了借據去借錢。後來事體鬧穿了，他丈夫不但不肯替娜拉分擔冒名的干係，還要痛罵他帶累他自己的名譽。後來和平了結了，沒有危險了，他丈夫又裝出大度的樣子，說不追究他的錯處了。他得意揚揚的說道：“一個男人赦了他妻子的過犯是狠暢快的事!”(《娜拉》三幕)

這種極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為人都要顧面子，不得不裝腔做戲，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是沒有膽子的懦夫。因為要顧面子，故不肯鬧翻。因為沒有膽子，故不敢鬧翻。那《娜拉》戲裏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戲的戲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膽子，又不肯再裝假面子，所以告別了掌班的，跳下了戲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

那《群鬼》戲裏的阿爾文夫人沒有娜拉的膽子，又要顧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師朋友一勸，就勸回頭了，還是回家，去盡他的“天職”，守他的“婦道”。他丈夫仍舊做那種淫蕩的行為，阿爾文夫人只好犧牲自己的人格，儘力把他羈縻在家。後來生下一個兒子，他母親恐怕他在家，學了他父親的壞榜樣，所以到了七歲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又要哄他丈夫在家，一面要在外邊替他丈夫修名譽，一面要騙他兒子說他父親是怎樣一個正人君子。這種情形，過了十九個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後，他妻子還要替他裝面子，花了許多錢，造了一所孤兒院，作他亡夫的遺愛。孤兒院造成了，他把兒子喚回來參預孤兒院落成的慶典。誰知他兒子從胎里就得了他父親的花柳病的遺毒，變成一種腦腐症。到家沒幾天，那孤兒院也被火燒了，他兒子的遺傳病發作，腦子壞了，就成了瘋人了。這是沒有膽子、又要顧面子的結局，這就是腐敗家庭的下場!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論社會的三種大勢力。那三種大勢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德。

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於除暴去惡，禁民為非。但是法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法律是無有偏私的，犯了什麼法，就該得什麼罪。壞處也在於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條文，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樣的罪名，卻有幾等、幾樣的居心，有幾等、幾樣的境遇情形；同犯一罪的人卻有幾等、幾樣的知識程度。法律只說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節，該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識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戲裏有兩件冒名簽字的事：—件是一個律師做的，一件是一個不懂法律的婦人做的。那律師犯這罪全由於自私自利，那婦人犯這罪全因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問這些區別。請看看這兩個“罪人”討論這個問題：

（律師）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麼罪。我老實對你說，我犯的那樁使我一生聲名掃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難道你居然也敢冒險去救你妻子的命嗎？

（律師）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說來，這種法律是笨極了。

（律師）不問他笨不笨，你總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難道法律不許做女兒的想個法子，免得他臨死的父親煩惱嗎?難道法律不許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傘嗎?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總該有這種法律承認這些事的。你是一個律師，你難道不知道有這樣的法律嗎?柯先生，你真是一個不中用的律師了(一幕)。

最可憐的是世上真少這種人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裏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種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變成毫無生氣的儀節、信條，只配口頭念得爛熟，卻不配使人奮發鼓舞了，《娜拉》戲裏說：

（郝爾茂）你難道沒有宗教嗎?

（娜拉）我不狠懂得究竟宗教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我進教時那位牧師告訴我的一些話。他對我說宗教是這個、是那個，是這樣、是那樣。(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問他信什麼教，他就把他的牧師或是他的先生告訴他的話背給你聽。他會背耶穌的《祈禱》文，他會念阿彌陀佛，他會背一部《聖諭廣訓》。這就是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為人而作的。正如耶穌說的：“禮拜是為人造的，不是人為禮拜造的。”不料後世的宗教，處處與人類的天性相反，處處反乎人情，如《群鬼》戲中的牧師，逼着阿爾文夫人回家去受那淫蕩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極不堪的慘痛。那牧師說，宗教不許人求快樂，求快樂便是受了惡魔的魔力了。他說宗教不許做妻子的批評他丈夫的行為；他說宗教教人無論如伺總要守婦道，總須盡責任，那牧師口口聲聲所說是“是”的，阿爾文夫人心中總覺得都是“不是”的。後來阿爾文夫人仔細去研究那牧師的宗教，忽然大悟：原來那些教條都是假的，都是“機器造的!”(《群鬼》二幕)

但是這種機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這樣興旺呢?原來，現在的宗教雖沒有精神上的價值，卻極有物質上的用場。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發財得意的。那《群鬼》戲裏的木匠，本是一個極下流的酒鬼，賣妻賣女都肯於的。但是他見了那位道學的牧師，立刻就裝出宗教家的樣子，說宗教家的話，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禱，把這位蠢牧師哄得滴溜溜的轉(二幕)。那《羅斯馬庄》(Rosmersholm)戲裏面的主人翁羅斯馬本是一個牧師，他的思想改變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時想加人本地的自由黨，不料黨中的領袖卻不許羅斯馬宣告他脫離教會的事。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黨里狠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羅斯馬的名譽來號召那些信教的人家。可見宗教的興旺，並不是因為宗教真有興旺的價值，不過是因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處罷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會”竟開明的用種種物質上的便利來做招攬會員的釣餌，所以有些人住青年會的洋房，洗青年會的雨浴，到了晚上仍舊去“白相堂子”，仍舊去“逛衚衕”，仍舊去打麻雀、撲克。這也是宗教興旺的一種原因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沒有裁製社會的本領，我們且看“道德”可有這種本事?據易卜生看來，社會上所謂“道德”不過是許多陳腐的舊習慣。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道德；不合於社會習慣的，便是不道德。我且舉中國風俗為例：我們中國的老輩人看見少年男女實行自由結婚，便說是“不道德。”為什麼呢?因為這事不合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會習慣。但是這班老輩人自己討許多小老婆，卻以為是狠平常的事，沒有什麼不道德。為什麼呢?因為習慣如此。又如中國人死了父母，發出訃書，人人都說“泣血稽顙”、“苫塊昏迷”。其實他們何嘗泣血?又何嘗“寢苫枕塊”?這種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為是“道德”，人人都不以為羞恥?為什麼呢?因為社會的習慣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覺得道德了。

這種不道德的道德，在社會上造出一種詐偽不自然的偽君子。面子上都是仁義道德，骨子裏都是男盜女娼。易卜生最恨這種人。他有一本戲，叫做《社會的棟樑》(PillarsofSociety)，戲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個極壞的偽君子。他犯了一樁姦情，卻讓他兄弟受這惡名，還要誣賴他兄弟偷了錢跑脫了。不但如此，他還雇了一隻爛脫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滅口。這樣一個大奸，面子上卻做得十分道德，社會上都尊敬他，稱他做“全市第一個公民”、“公民的模範”，“社會的棟樑”!他謀害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幾千人，排起隊來，打着旗，奏着軍樂，上他的門來表示社會的敬意，高聲喊道：“褒匿萬歲!社會的棟樑褒匿萬歲!”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們且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社會裏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口向。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上文所院的褒匿少年時代也曾想和社會反抗。但是社會的權力狠大，網羅狠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幾時的維新志士，不久也漸漸的受社會同化，仍舊回到舊社會去做“社會的棟樑”了。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Wild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上半閣里，每天給他一桶水，讓他在水裏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半閣里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他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個人在社會裏，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遂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陞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遂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藉著“公益”的名譽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五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Gabriel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他們錢賺得夠了，然後掏出幾個小錢來，開一個學堂，造一所孤兒院，立一個公共遊戲場，“捐二十磅金去買麵包給貧人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