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們的國家，比我們想像的自由
就在我準備為本書寫一個後記的時候，正好接到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兄的一個約稿。
2010年即將過去，力奮兄希望我能就過去的一年寫一點總結性的文字，尤其需要談談《重新發現社會》一書出版后的一些感想。
回想整個2010年，我關注和談論最多的自然是“重新發現社會”幾個字。
實話實說，儘管我知道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它切中了時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這麼大的反響，卻是我沒有想到的。
不過，仔細想想也不意外。如何開始這本書的寫作，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
當時我剛從法國回來，還在《南風窗》雜誌社工作，寫了一篇關於倡言推進中國社會建設的長文，標題就是《中國，重新發現社會》。
後來越琢磨越覺得這個議題非常重要，便想着將它拓展為一本書，以便將國家與社會等關係做一次較為系統的梳理。
在我看來，社會瓜果凋零，國家概念混亂，既是今日中國之亂象，也是當下許多悲劇與擾亂的根源。
其後幾年間，無論是完成《南風窗》的約稿，還是其他媒體的專欄寫作，我都努力朝着一本書的體例寫。
這是一次很好的協調。
有寫書的計劃，寫作時你必須掌握全局，而寫專欄的好處是它會逼迫你隨時關注這個社會，使文字始終保持時代的熱度。
這也算是我的一種嘗試吧。
我常說自己是“坐得住書齋，下得了田野”，寫專欄也算是我下田野的一種方式，可以讓我不至於因為沉入書齋而遠離現實。
2009年初，當書稿完成，我先後把它給了兩家出版社，但都沒有出成。
第一家出版社在國內有很好的口碑，有位編輯曾經找我約過書稿。
但是，當我將書稿mail過去時，很快收到的答覆是“我需要你最好的那部書稿”。
我想這位編輯是想要我手上正在寫的關於中國鄉村百年沉浮的書稿吧，我曾經和她談起過，她很感興趣。
而眼下這本書算是被婉言謝絕了。
不過再後來，我聽梁文道兄說該出版社的總編輯在找我。
總之，事情就這樣陰差陽錯了。
接下來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朋友需要我的書稿，我立即發給了他。
看完后他和手下的編輯都非常高興，覺得書的質量很好。
誰知辛辛苦苦幾個月，待快要下廠時，編輯的一個念頭讓出版再一次泡了湯。
編輯認為這部書稿實在是太好了，為了儘可能減少錯字，他特別找了社裏的一個老校對多校一遍，以求盡責。
誰知道這位老校對只看了前兩章就崩潰了——“怎麼能這樣寫反右呢？這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有定論了！”後面的事情就是很典型的“中國故事”了。
他跑到出版社的社長那裏告了狀，並直接導致本次出版突然死亡。
一個不思進取的老校對“力挽狂瀾”，幾個滿懷赤誠的年輕人前功盡棄，面對如此荒誕的場面，我真是連一點嘆息的熱情都沒有。
我只能安慰編輯，我不介意，我為此感到很抱歉，同時希望他也不要氣餒。
對於我個人而言，書稿因此延後出版，但也談不上多大損失。
我習慣積極地理解那些散落於生活中的種種挫折，只當是又多了一些時間，可以繼續打磨書稿。
這種積極的態度，同樣體現在我一定是給書稿做加法而不是做減法。
我的做事邏輯是，越是逆境在給你做減法時，越要想着給自己做加法；越是在悲觀的環境裏，越要保持樂觀；越是有消極行為影響你，越要積極生活。
如果別人給你做減法，你自己也給自己做減法，這何異於給自己已然不幸的命運落井下石？而且，我也有這方面的教訓。
幾年前《思想國》書稿從上海轉到廣西，再轉到甘肅，為了讓書能夠順利出版，我一路給書做減法，在甘肅條形碼都下來了，照舊泡了湯。
最後回到北京出了，算是跑完東南西北。
因為《錯過胡適一百年》一文未收進去，為此我一直耿耿於懷，覺得自己沒有儘力，既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
所以，在其後的兩個月裏，我在書里又增加了一些我認為非常有價值的內容。
我不能因為一個老校對的反對、一家出版社老總的擔心而否定書稿的價值，放棄自己的追求。
緊接着是新星出版社的副總編輯劉雁女士找到我，詢問鄉村書稿的進度，在知道我手頭還有《重新發現社會》書稿時，她開始責怪我為什麼沒有第一時間給她。關於這一點，除了陰差陽錯，我實在沒法解釋。
劉雁是我多年的朋友，她不僅是我思考與寫作的見證人，也是重要支持者；而她能從舊體制里解放出來，多少也有我的一點功勞。很快，書出來了，幾乎未動一字。
再後來的事，許多讀者都知道了，該書在2010年1月份上市后，立即銷售一空，年內加印七次，並且陸續獲評2010年深圳讀書月“十大好書獎”、《新周刊》年度圖書獎、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以及新浪“中國好書榜”十大好書獎等等。
儘管生活中難免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但這一年的確是我豐收的一年。
從各路媒體到大學，從黨校到政府官員，許多讀者都表示了對書中觀點的認同。我聽說不少讀者將這本書當成禮物送人。
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長，跑了四家書店買到這本書，而且特別寫了一本書準備出版。
我有機會提前看到了書稿，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自序，大意是說中國要有社會理想，更要有社會批評；而沒有社會批評，中國就不可能實現其社會理想。
過去的一年，我感觸最多的還是大家在推動中國社會成長方面的默契。
這一年，舊的秩序繼續被一點點瓦解，新的事物繼續孕育與誕生，社會以其特有的節奏繼續緩慢生長，網絡科技繼續重構人們的觀念與生活。
這一年中國的脈搏，不是統計報表上的GDP指數，也不是體育盛典上的禮花與焰火，而是互聯網上數以億計的轉帖、140字的微博。
這一年，人們不忘默契與堅守，繼續期待圍觀成就社會，默契改變中國。
事實上，由於中國方向已明，這種默契多年來一直存在。這也是我對未來樂觀的原因之一。
我在書里談到希望找到中國的底線與共識，一年來大家對《重新發現社會》的重視也是這種共識或者底線的一部分吧。
無論是評委們為該書投的贊成票，還是普通讀者的誇讚或者多買幾本送人，這裏面都含着他們對未來的美好社會無限期許。
說實話，有時候一想到中國社會在歷史上所遭遇的無窮挫折，看到封面上“重新發現社會”幾個字，我甚至會熱淚盈眶。
一是走出封閉的年代，我們終於可以重新發現社會了；二是為什麼中國的社會一次次被摧毀，一次次需要重新出發？每有悲劇發生，許多人都在說，啊，我們需要一個真相。其實中國現在最不缺的就是真相。
這麼多年，這麼多的悲劇，這麼多的暴力，這麼多的說不清與道不明，已經支撐起一個足夠大的真相了。
這個真相就是中國社會沒有真正站起來，就是中國人活得還缺少尊嚴，就是中國的改革還需要一個整體性推進。
網上跪求公正的照片，每次都看得我心碎。
今天，我們希望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這個“此”字，既包括空間，也包括時間，包括我們的每一寸土地上的人民，也包括我們所棲身的現在，即所有人都應該從現在開始，從這片土地上站起來。
而非當年一人站立，億萬匍匐。我們這代人的所有努力，就是要讓每個人都活得有尊嚴，讓社會不為權力跪求，只為權利昂揚。
回想這些年因為在出版方面遭受的挫折，以及2010年社會各界對《重新發現社會》的認同，我尤其想說的是，儘管這個國家還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有很多的不自由，但我們還是可以在逆境中懷抱希望，還是可以多做許多事情，而且對於人生而言，這種逆境未嘗不是一種機遇，前提是你願意解救自己，願意有所作為。
所以，在《新周刊》的獲獎感言中，我特彆強調“相信我們的國家，比我們想像的自由”。
讀過我文字的人，常常不解我為什麼會有不可救藥的樂觀。
我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每天都在積極做事，實在沒有時間憂慮。
就在幾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網上和我說：“你總是能找到樂觀的理由。說實話，讀你的文章有時也受鼓舞，一旦面對現實就重新陷入絕望。”我笑着對她說：“你這是把絕望當休息。”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這位朋友一直在積極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時間就會和我這樣嘆氣。
平常，我總是聽到有人說絕望啊絕望，其實沒有多少人是真絕望。
很多時候，絕望只是一種修辭，甚至和幽默一樣，只為給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
我想我還是一個勤奮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這樣度過的：早上六七點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雖已筋疲力盡，卻又不捨得睡，總覺得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終結了。
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夠接連六七個小時，便算是睡得非常豪華了。
可就是這樣，每天還是有做不完的事。
正如此刻，萬籟俱寂，凌晨四點，繼續昨晚沒有寫完的後記。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還因為我的腦子裏總有層出不窮的創意與靈感，而我不可能將這思考與寫作的任務交給他人分擔。
我承認，這是我的煩惱。然而這一切又是那麼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無法讓別人代替我思考與寫作，正如我無法讓別人代替我做愛一樣。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經歷並感受萬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會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親力親為，享受或者承擔，這樣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
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並捍衛自己做愛的權利，不願讓別人給自己戴綠帽子，卻又慷慨地將自己思考的權利拱手讓給他人，一講道理就會給自己戴上幾頂“某某教導我們”“某某說過”的紅帽子。
言歸正傳，談談為什麼會有這本書。最近兩年，由於將主要精力花在了寫中國鄉村的書稿上面，一事一議的時事評論已經寫得很少了。
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寫出的文字，淹沒於時光長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線索，將至今仍有價值的內容整理出來，奉獻給讀者。
而這本書的主要線索，就是生活自由與思想自由，以及個體如何超拔於一個不盡人意的時代之上，收復我們與生俱來的身心自由，盤活我們已經擁有的自由。
相較十六世紀法國早期民主主義思想家拉波哀西抨擊的“自願奴役”而言，在一個正經受着新舊交替的國家，我看到更多的則是一種“習慣奴役”，即這種不自由的狀態並非人們自願，而在於適應與沿襲，得過且過。
至於如何走出這種日常的甚至為許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狀態，既有賴於個人的勇氣，也關係到個人對時代與自由的理解，以及時代本身的演變。
之所以有此補充，也和《重新發現社會》的一點缺憾有關，該書着力釐清社會與國家的關係，而對個人自由涉及較少。
事實上，相較關注國家與社會如何功能正常地運行，我更關心的是人的狀態，這也是我至今對文學保留了些興趣的原因。
更準確地說，我思維的樂趣與激情，更在於對具體的人的命運的關注，對理性與心靈的關注，對人類普遍的不自由狀態的關注，而非直接切入國家與社會等宏大敘事。
但這並不突兀，既符合“個體先於社會，社會先於國家”的邏輯，看來也更有希望。
胡適先生說得好，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來的。
不自由的狀態，並不局限於政治層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願將自己關在屋子裏不出門，甚至躲進地下室里生活，這的確是一個悖論了。
詩人蘭波說，生活在他處。同樣，很多人都認為自由在他處。他們想方設法將自己從一個空間運到另一個空間，包括改變身份。
這不由得讓我想起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職業：記者》（又名《旅客》）。
戴維德?洛克是倫敦一家電視台的記者，奉命在北非採訪。此時，他正面臨一場人生危機，無趣的生活讓他厭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記者這個行當，他要掙脫牢籠。就在這時，他發現有個與他長得很像的人突發心臟病死在了旅館裏。一念之間，他和這個死去的人交換了身份。
他讓戴維德?洛剋死去，並以軍火商羅伯森的身份繼續生活。
然而，即使是改變了身份，他也沒有因此獲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糾纏於新舊兩種身份之間，面臨雙重追捕。既要面臨妻子的尋找，又面臨當地政府的追殺，直到後來倉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館裏。這是一部有關自由與不斷逃離的影片。
身份讓我們不自由，名字讓我們不自由，制度讓我們不自由……但真正讓我們不自由的，是我們的迷失的內心，是我們只知道協調自己與周遭的關係，而忘了更要讓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頂，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監獄的屋頂。
而我在《自由在高處》一書想要着重表達的正是以下諸信念：相信沒有人能剝奪你的自由，相信“Youthe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時代在變，相信中國正在朝着一個自由而開闊的道路上走，沒有誰能改變這個大趨勢。
與此同時，相信人類會有一個好的前途，畢竟，人不只是愛自己，還愛自救，沒有誰不希望過上美好的生活。
這既是一切共識的基礎，也是我信心之來源。
我常在想，自由並不複雜。美好之世界，美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順其性情做好分內之事。
而我之積極做事，也不過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盡責與從容而已。
我一直認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是一句非常有禪機、非常樸素莊嚴的話，即勤勉於當下，努力於今朝，修行於日常。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在民間話語裏，它竟然被曲解為“得過且過、敷衍了事”了。
人生是一個過程。環顧四周，有那麼多人在關心這個社會，為何還要悲觀絕望？只管盡心儘力做吧。
所謂“菩薩畏因，凡夫畏果”，我們每天都在改造這因，自然也會收穫那果。
而今之日我們所不樂見的種種惡果，多不在你我罪錯，而在於上幾代人甚至更遠已經種下惡因。
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個可以期許的美好社會，但今日能種下善因，我們即已修得善果。
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終日歡樂。即使世事無常，我也要在無常中得人生之大圓滿。
悲觀絕望於事無補，如有朋友感慨，這個社會充滿了不耐煩，有些人是連個綠燈都沒有等，就絕望，實在不應該。
就在昨晚，藉著2011年《新京報》的元旦社論，我同樣表達了自己心存希望、積極做事的態度。
蕭伯納說，“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時候，要比我出生的時候好。”雖說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當務之急，但我們所有的努力，不都是為了獲得這樣一份心安么？2010年的最後一天，作家史鐵生離開了我們。
這位“誠心誠意的漂泊者”，一個“職業生病，業餘寫作”的人，帶着他關於生命的追問，走向另一段旅程。
他是那麼堅強，他是那麼自由，以至於在他離去的時候我們竟然沒有理由悲傷。
對於所有認真生活的人，愛惜生命的人，致力於豐富人心、改良社會的人，我們只有誠摯的相惜與敬意。
早安，2011年。雖然今天天寒地凍，陽光依舊照窗檯。
美好年華，送往迎來，每一天都在灰飛煙滅，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
過去的一年，將到的一年，我們所有的努力，都只為自己更自由與幸福，為社會更開放與開闊，為中國離未來更近一點。
回到本書的出版，和以前一樣，仍需要感謝許多時代同路人。
在這裏，尤其感謝新星出版社，感謝新浪網、新周刊、中央電視台、新京報、南方報業等媒體朋友以及南開大學文學院諸多師友所給予的鼓勵與幫助。
這個名單的確很長，我只在心裏默默記下了我的感恩。
除此之外，我還要表達一個特別的心愿，即希望我可愛的孩子將來能夠讀懂我寫在這本書里的自由與自救，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有比我們更多的自由，並懂得珍惜與盤活。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靜靜的新年早晨，想起Beyond的《海闊天空》，想起“海闊天空你與我，誰沒在變”，想就這樣一直寫下去，自由自在。
最後，還是要聽自己的勸，“勤勞的人要節制勤勞”。為了更遙遠的未來與自由，先寫到這，有緣再會。
2011年元旦，作者謹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