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生當作自己的遠大前程——給朋友的信

尊敬的M兄：

謝謝你的長信，我讀了好幾遍，卻苦於沒能抽出整塊並且寧靜的時間來回復。雖然立即讓J兄轉達了謝意，但是幾天來我心裏一直惴惴不安。最近一直在忙一本思想史的譯稿，由於作者催得十分緊，近一個星期我一直在沒日沒夜地補譯註釋。好在今天上午一切終於忙完，發給了作者，算是鬆了一口氣。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文，記述自己若干年來的心路歷程。題記為“上帝熱愛人類，讓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所以，當我讀到你數千字的長信時，心中充滿了感恩之情，直至現在，仍無法平靜。我之所以心懷感恩，不只是因為你的誇讚與鼓勵，更是因為在J兄的幫助下，我們這些有理想的人、這些在這個糟糕或偉大的時代同路的人、這些曾經孤軍奮戰的人能夠無處不相逢，讓人生這原本平凡而孤寂的程旅，頃刻間變得如此賞心悅目、光彩照人。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上次我和J兄說，我能給自己最好的箴言，莫過於“愛我一生一事”。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應該為自己生活；這“一事”，對於我來說，就是獻身於思想與文字。我從不諱言，對於文字我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誠。唯有自由思想，才能讓我們可以不依仗或畏懼權勢。我相信我的文字及文字裏所承載的思想是我所有力量與希望的源泉，是我現在也將是最後的安身之所。

謝謝兄在來信中着重談到了“幸福與自由”，這是我所有文章里的靈魂字眼。我知道你是讀懂了我的每一個字的人。

關於“什麼是幸福”，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曾經有過極其完美的闡述。和他一樣，我相信，幸福只是我們在追求自我實現時的一個副產品。自由也是一樣。那些以自由為人生終極目的的人是不會真正擁有自由的，因為他們時常為自由所奴役。相反，我認為人生才是自由的目的。換言之，我們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因此，對於帕特里克·亨利所說的“不自由，毋寧死”，我是不能完全贊成的。因為人生先於自由，必將遠遠超過了自由這個價值。所以，我時常提點自己“不自由，仍可活”，提點自己不要過於在意人生的境遇和條件、苦悶於一個時代的“籠恩”。十幾年來，我從鄉村到城市，從城市到西洋，日日辛勤於生計與思想。我相信，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機會都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可嘆許多人，從來不曾給自己這樣寶貴的機會，只顧人云亦云，唉聲嘆氣，全然忘記自己積極行事的意義，忘了自己是環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國正在一點一滴地進步。所以在這裏我願意重複我時常說的兩句話，“你多一份悲觀，環境就多一份悲觀”，“你默許自己一份自由，中國就前進一步”。

我們該用一種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周遭的一切？對於個體的人，自然要堅持人道主義底線。如多恩詩云，“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我們都是大陸的一部分”。然而，對於社會關係、契約等元素，採取一種“工具主義”的原則卻是極為重要的。如你所知，人與動物的一個根本區別就在於人會製造和使用工具。換句話說，任何人際關係、社會契約，都是人類所製造的工具的一部分。然而，為什麼有許多人會陷於工具之中，最後完全迷失了自己呢？為什麼他們會把工具當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呢？譬如說，有些人為了謀得一個職位，拋棄自己生命里最真實需要的東西；有些人會因為在社會中無以生存，而最終走上自殺或自暴自棄的道路。然而，假如一個農民買了一把鋤頭回家，當他發現這把鋤頭並不如其所願，不但不能鋤草，反而砸腫了自己的腳背，在他備受挫折之時，他會不會因為這把鋤頭而否定自己人生的意義呢？如果不是這樣，為什麼同樣是面對工具，會有那麼多人陷於社會關係、契約之中，最終否定自己的價值與人生呢？因此我說，人可以製造和使用工具，也可以更換工具，這是我們可以擁有積極人生的一個大前提。

如果說當下的我還有些超脫，我倒是傾向於認為這是因為我有另一個自己，他獨坐雲端，觀照着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時刻提點我不要因為和其他孩子搶糧食或炫耀搶來很多糧食而浪費自己的時間。所以我說，即使在今天，當人們慨嘆上帝已死、世道崩潰，並且紛紛自況“萬念俱灰”時，我卻看到時間沒有崩潰，並相信生命是靠得住的。我們仍然可以因為擁有自己的這一份獨一無二的時間而擁有神明。事實上，這也是我在文字之外能夠獲取無窮力量的另一個源泉。當然，我這裏講的神明，並不是中國人講的“舉頭三尺有神明”；而我之所謂“放棄”也並不是那些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智者們所說的“捨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生命的本質是時間，生命的意義在於創造，我珍愛時間不過是想藉此獲得更多機會去創造罷了。同樣，遁世的觀念是於世無補的，更不值得讚美，這個世界並不會因為有人簡單地放棄自己的權利而變得美好。若沒有《論公民之不服從》，梭羅的瓦爾登湖及其湖畔木屋也會頓失光彩。

我常在想，生活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是何其幸運！今日中國上下，承千百年來之沉鬱與坎坷，正在積極轉型。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代，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一個大有可為的時代。很慶幸我們的社會承認了作為個體的人的慾望，並且着手在此基礎上重建一種關乎人而非神鬼的傳統。我們因此有了許多機會滿足自己的慾望，或者說實現自己的理想。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思想國，既擁有關乎自己的全部主權，又能夠開放心靈的邊界。如你所知，只有個體的慾望被承認，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為“有尊嚴地活着”同樣是我們的慾望的一部分。沒有真實的個體的慾望，我們也不可能訂立持之有效的真實的契約。

在歐洲讀書、寫作的這幾年，同樣是我的心靈與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幾年。我對自己充滿了感恩之情，是我給了自己機會，走出原來生活的磕絆，開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個民族要想獲得持久的創造力與生命力，就要不斷地有人從舊有的生活方式與儀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憂，人生可能毫無意義，但是，倘使我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義非凡。所以我希望，我們每個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貴之心靈者，要積極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當作事業來做，把一生當作自己真正的遠大前程。

然而，我並不認為，自我實現需要有一種與現實或過去決裂的姿態。我的心地平常而寧靜，是因為我有一個信念，21世紀將是一個和解的世紀。

當然，和解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沒有自由前提的合作，只可能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吞併。在此基礎上，人必須有自己“合法的偏見”（伽達默爾語）或“合法的隔閡”。人有隔閡未必全然是壞事情，因為它有利於我們保持某種獨立的情懷，正因為如此，我們要尊重異己的自由。從政治傳播學的角度上說，世界歷史上所有大一統政治與思想灌輸，都具有某種“傳播烏托邦”的性質。

在《源泉》一書中，作者安·蘭德借主人公愛德華·洛克之口辯護說，一個人赤裸裸地來到這個世界，並沒有尖牙和利爪，也沒有犄角觸鬚和強健的肌肉，大腦就是他唯一的武器。所以，洛克說，“人世間首要的權利便是自我的權利。人類首要的使命就是對自己盡職盡責。”“我們可以將一頓飯分給許多人來吃，我們卻無法在一個集體的胃裏去消化這頓飯。沒有一個人能用自己的肺來代替別人呼吸。沒有哪個人能用自己的大腦代替別人去思考。”所以說，我們使人類社會長久不衰的唯一法寶，就是我們能夠獨立思想。

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一個人，既要守住自己心靈的邊界，同時又要有開放的思想。以獨立為唯一目的而不談合作的人類是沒有前途的。眾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擁有一個開放的系統，任何拒絕食物的人、自我封閉的國家都會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們讚美的瓦爾登湖邊的梭羅，也要回到社會與人交往。

如果我們願意以更宏大的眼光來回顧歷史，不難發現：無論是個性解放，還是民族獨立，我們都可以把它視作個人或者群體對自由與獨立的爭取。但是，僅僅爭取自由、獨立是不夠的，因為獨立與自由都不是我們人生的目的。古往今來，人們爭取遷徙自由，但遷徙自由並非是我們人生的目的。我們之所以要爭取這個自由，是為了更好地成就我們自己，更好地交往，藉此獲得一種持久的創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義，它應該在平等基礎上走向一種合作或者和解。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象徵孤立主義的柏林圍牆的倒掉，看到20世紀戰火連天的歐洲與東亞國家，在國家紛紛獨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談判桌上，謀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榮。從世界大政治來說，如果說20世紀我們着重解決主權自由問題，那麼21世紀則要着重解決主權合作（讓渡）問題，使世界獲得可期的成長。全球化、歐洲國家邊界開放、全球治理等觀念的流行，無一不在昭示：從個體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發潛能、有所創造；從群體而言，唯有走向合作與和解，人類才可能真正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尊敬的M兄，我在這裏給你寫這封信，更願意把它當作《思想國》一書的後記。我願意借這一角書頁，表達我對你，對J兄以及許多默默支持我的親人與師友們的謝意。

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妻子和女兒，是她們不辭辛苦，陪我在蒼茫暮色中尋訪羅曼·羅蘭的故里與墓園。

感謝我的中學班主任金程鵬先生與南開大學的劉澤華先生，他們給了我慈父嚴師般的教誨，鼓勵我竭盡所能、辛勤思想；感謝我在巴黎大學的兩位導師LucienSfez和PierreMusso先生，我在傳播學研究上的一些領悟與方法，很多都是受益於他們的啟迪；感謝巴黎的陳彥先生，他為我在巴黎的生活與思考提供了熱忱無私的幫助。

感謝本書特約編輯、曾經為《山坳上的中國》熬了九天九夜的許醫農先生。自嘆“出入百家之門，自己無家可歸”的許老今已七旬，她為本書的編輯提出了無比寶貴的意見。許老之於生命與思想的激情，之於工作的細緻與嚴謹，足以讓我仰望。

感謝秦朔先生為《思想國》作序，感謝我在《南風窗》工作的師友，是他們在我遊學為難之際，伸出了援助之手；感謝南方報業和新京報社的朋友，相信未來中國將會記住他們在推動中國社會建設與公共空間轉型過程中的種種挫折與努力。

感謝這些與我盛開在同一時代的花朵，感謝所有與我共此征程的時代同路人，之於你們，我將始終如一地，心懷溫情與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