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黑色閱讀(6)

革命與改良

——民主化進程中的舊俄、台灣知識分子比較

俄羅斯的現代化進程晚於歐洲諸國，卻早於亞洲諸國。從某些層面看，它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軍事的強大，地理的擴張，以及文學、科學、藝術、音樂、美術領域的星光燦爛，都是其引以為自豪的。然而，不可否認，從最基本的層次，即建立一個健全、整治、民主、蓬勃有生機、能適應現代世界的國家這一點來看，長達兩個世紀的改革卻徹底失敗了。民主遭到踐踏，在大動亂、大革命之後舊俄羅斯變成了新的“古拉格群島”。新引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歷了70年仍不能適應俄羅斯的環境。70年後，俄羅斯又一次忍受整體崩潰的打擊。

我認為，俄羅斯的知識分子堪稱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群人。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珂夫、高爾基等文學大師，赫爾岑、巴枯寧、奧加列夫、列寧等思想大師，是其他任何一個民族也無法提供的。那麼，他們為什麼無法拯救自己的祖國？他們在舊俄的民主化、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他們致命的缺陷究竟在哪裏？

這些問題，在俄裔歷史學家拉伊夫的名著《獨裁下的膻變與危機》一書中有精闢的回答。這本著作中，他首次剖析了幾代知識分子所犯的錯誤，而在以前，人們只是歌頌那些偉大的心靈。

早在18世紀，俄國文化的誕生以普希金為標誌。這是一種態度曖昧的文化、既受歐洲啟蒙主義的影響，又吮吸着東正教——專制君主制精神的毒汁。彼得時代，俄國文學中充滿了揭露暴行、暴力的描寫和宛如脫韁野馬的諷刺小品，但是，新的知識分子人格的產生依然遙遙無期。

葉卡特林娜二世時期，由於控制的加強，知識分子作為上層的先鋒，敏銳地感受到兩個方面的矛盾和衝突：一方面是上層的道德使命和為人民做好事的責任感，另一方面是對國家、對最高權力的化身即獨裁君主所承擔的義務。

兩者之間如何選擇？“不選擇”是不是最好的選擇？不幸的是，“不選擇”是俄羅斯的傳統，它可追溯到普希金的《奧涅金》中——我什麼也不幹，總不至於有罪孽吧？我只救出我自己，算不算一種進步呢？

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是一個醒目的標誌。獨具慧眼的別林斯基稱之為“高聳在當代文學沙漠上榮獨的金字塔”，用意顯然不在於書中對高加索山水的詩意描繪，也不在於作者故事套故事的敘述技巧，而在於“當代英雄”畢巧林本身的哲學內蘊。所謂的“英雄”，卻是一個“心靈的殘廢者”，萊蒙托夫是個嚴肅的作家，他並不把此書當作喜劇。“我的軀體中有兩個並存的人：一個完全體現了‘人’字含意。另一個則是在思考、判斷着的人。”后一個“人”不斷地揭露前一個“人”的卑鄙與無恥、荒淫與無聊。他指責“我的心靈讓上流社會給毀了”，他以被上流社會驅逐來作為唯一的反抗。在那個時代，能夠如此，確實算得上“英雄”了。

“我是為了自己才愛別人，為了滿足自己心靈中的一種怪原的需求。”畢巧林的這種“愛”給他周圍的人帶來災難，他成了人間悲劇的“成全”者。萊蒙托夫不愧為偉大的詩人，他洞見了俄羅斯知識分子心靈的秘密：他們遊離於社會整體之外，是名副其實的“多餘人”。而“多餘人”在俄羅斯文學中是最為光彩照人的人物系列。

為什麼出現畢巧林這樣的“多餘人”？難道僅僅是性格的因素嗎？那又如何理解“多餘人”的普遍性？拉伊夫的發現與萊蒙托夫一樣，他用的是史學家的顯微鏡。他分析19世紀初的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時認為，他們首先領悟了倫理和理智準則，並從這些原則產生他們日後的社會與精神理想。孤立與自我專註是這些年輕人成長的特權環境的不幸產品，圈子裏的人與外界隔斷，和社會上的人形同陌路。他們反對官僚作風，也看不慣國人那樣在乎物質利益。有些人朝內心退縮，沒能發揮在社會進程中起積極和建設作用的能力。在批判現有制度、譴責社會不平等現象時，他們表現出崇高的道德標準，有時還充當社會的榜樣。但他們沒有幾個人能夠順利回到自己所屬的社會中去，而只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封閉世界裏，經受夢想和幻覺的誘惑——也就是說以空談代替現實，對他們來說，那似乎是唯一的現實。到了契珂夫那裏，他們都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赫爾岑是19世紀三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領袖，即使是列寧也把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了看作舊俄的“思想庫”。拉伊夫第一次對赫爾岑及其集團提出異議：這群精英知識分子一方面背叛自己的貴族出身，另一方面又不願與政府或商業社會合作，他們根據“人民”來界定自我——其實，“人民”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作為一小撮，他們在“圈子”里過着孤立的精神生活。“與農民一樣生存”只能在口頭上說說而且。正如拉伊夫不無嘲諷的說法：“除非他們顯示能為遠遠落後於俄國文明進步的農民的前途發揮何種特殊作用，否則這個目標是達不到的。”

知識分子不參加改革，緣於知識分子本身的劣根性。他們太迷戀於真理和“新啟示”，不屑於零星的改革活動。“即使布依份有採取檢查和處罰等愚蠢手段，知識分子骨子裏也不可能在帝國政權的指導與鼓勵下參加創造性活動。於是他們索性對種種改革的努力袖手旁觀。”沒有知識分子參與的改革，結果會是這樣的呢？國家倒是強大起來了，但制度的核心卻是極權主義的。“沙皇”一直是一片撥不去的烏雲，這片烏雲甚至越來越厚，“新沙皇”斯大林的可怕就超過了老沙皇千百倍。暴行無須再描述了，從詩人阿赫瑪托娃的詩句中就能感受到：“恐懼和緩斯輪流／在失寵的詩人家中值日液來了響時黎明它不知。”

暴政是夜，民主是晝。但舊俄知識分子向來不太重視民主的意義，這也跟舊俄的傳統有關。舊俄信仰那些最有終極性的理想，如絕對的善、最後的真理等等。這在陽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因此，中間性的、過渡性的、用以制衡惡的、承認人的局限的“民主”，在舊俄知識分子眼裏變得非常次要了。他們不理解，民主作為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是被現代經濟生產所呼應的，民主雖然僅僅是一種不太壞的生活方式，它本身也有太多的弊端，但與獨裁相比，它畢竟是一大進步。參與民主的進程，比起袖手旁觀來，哪一個是更好的選擇呢？

袖手旁觀一陣就要捲起袖子來放火了。孤芳自賞，和外界隔斷，一心等待通過社會革命來一次劇烈的徹底的大變革的知識分子，逐漸對“守株待兔”感到絕望。為了堅持最終目標，他們反對任何妥協方案和溫和改革，拒絕參加當時正在逐步形成的公民社會。拉爾夫的分析是準確的：“既不能接受任何不按他們條件進行的改革，他們便採取不妥協的反對態度。這是知識分子深刻的本性使然。”

當民主被懸置起來以後，虛無主義和激進主義便泛濫起來，異化的激進知識分子的仇恨強烈而冷酷無情。這種仇恨超過了法國大革命的仇恨。不管社會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除非專制獨裁徹底垮台，他們不會甘心罷休。加級寫過一部重要的劇本《正義》部，主人公正是一群從事暗殺活動的舊俄青年知識分子。悲壯的獻身精神是否能維繫十業的正義性？這是加級所懷疑的。拉伊夫發現了這個懸崖：“從這個方面看來，不是激進知識分子的行動而是他們的思想帶有被權主義色彩。”

1881年3月1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人民意志黨成員暗殺。那聲槍響已然預示着舊俄將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天下，儘管那時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還只是星星之火，列寧主義還未成形。就像君主獨裁由於它在專制政體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改變，激進知識分子的立場也註定一成不變。這樣，一面是獨裁的沙皇，一面是激進知識分子，他們構成俄國社會對立的兩極。這兩極都不接受民主。於是，悲劇便誕生了。

當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給自己套上絞索的時候，再想掙扎已經遲了。革命首先毀滅的便是知識分子。相反，知識分子的生存依賴於民主制的保障。詩人曼德爾塔姆這樣描述當代的生活：“它們宣稱它們的事業與人無關，它們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磚石。水泥一樣地利用人來建設，而不是為著人。社會的建築是以人的規模為度量的。有時，它也會與人相敵對，用人的屈辱和渺小來滋養官的偉大。”斯大林消滅了托爾斯泰，這是俄羅斯最大的災難。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周世紀末，蘇維埃聯盟的解體，也是“兩極對立”的思維的解體。新俄羅斯開始的民主嘗試是艱難的，要把為“真理”而奮鬥的傳統扭轉到為“民主”而奮鬥上來，不是立竿見影就能辦到的節。在新俄羅斯，拉伊夫所讚賞的“有根”的專業知識分子漸成氣候。在“白銀時代”，這類知識分子勢單力薄，未能幫助公民社會產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價值。原則與實踐經驗的完整的意識形態，藉以引導它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發展，而今天，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專業知識分子與民主互為因果。公民社會越成熟，專業知識分子就越活躍。拉伊夫所列舉的“白銀時代”的專業知識分子，如：自由職業者、工程師、化學師、律師、醫生、教師等，還包括1900年前後出現的職業藝術家、作家、“思想家”——他們忠於自己的學術研究與藝術，除了本行之外，在社會上不擔任任何角色，並靠出售作品過活。他們最終未能發揮相應的作用，原因在於：沒有作為目標的民主來讓他們追求，也沒有作為制度的民主來保護他們，只好聽任激進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識分子。可惜，知識分子和君主都對它視而不見。民主，像一塊磁石，能將兩極之物吸到一起來，可惜，舊俄沒有這塊磁鐵。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專制體制，那麼哥德式建築則可看作民主體制了。曼德爾施塔姆的這段話是意味深長的：“使我們迷戀的不是一座新的社會金字塔，而是社會的哥德式建築；重心和力量的自由遊戲，人類社會被想像為一座複雜、濃密的建築森林，在那兒，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個性化的，每一部分都與巨大的整體相呼應。”

台灣是一個特殊的地緣政治概念，這塊土地的美麗與苦難成正比。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地歷史裏，像微量元素一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面抗議、反叛、揭露異族殘酷的統治，一面對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瘤疾痛加針吸；一面從大陸的新文化運動中盜來民主和科學的火種，一面加強保護着遭受摧殘的傳統文化。1949年以後，民族分裂時期，台灣知識分子更是在意識形態的高壓下，自覺地肩負起尚未完成的啟蒙使命，為了自由，像杜鵑啼血般吶喊；為了愛，像耶穌一樣登上十字架。

80年代中後期以來，台灣民主化進程迅速推進。時至今日，一個“開放社會”已初步形成，國民黨的壟斷地位被打破，權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聞出版全面放開，民主觀念深入人心。這種局面的出現，固然與領袖人物的開明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幾代知識分子以身相殞、前仆後繼的奮鬥。他們直接或間接地與現行體制抗衡，從不同的層次、不同的方面積極地、堅韌地反抗極權制度。正如加級所說，“在這不可敬的歷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於人的尊嚴。”民主在台灣的開花結果，當然還有很多因素，如經濟的騰飛、教育的進步、信息的傳播和美國的壓力等等。但我認為，知識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們從50年代初開始播下種子，數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終於誕生了一棵鬱鬱蔥蔥的參天大樹，如果說俄羅斯知識分子“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脫離於現實也脫離於歷史，從而被排斥於風馳電掣的社會進程之外；那麼台灣知識分子則是“腳踏東西文化，手寫家書國事天下長’，敏銳地為時代把脈，當仁不讓地給孤島開出藥方，從而成為歷史進程的有力推動者。

重走幾代台灣知識分子的肉身和精神之旅，尋覓那些傑出的代表人物的足跡和展痕，對我而言，充滿了誘惑力。因為，這是解開我自己心中一團亂麻的最好辦法，也是我從黑暗的迷宮般的隧道里突圍的最佳方式。為何不試一試呢？

1949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以後，頒佈“戒嚴令”，嚴酷控制島內人民，在台形成“大屠殺大恐怖”的局面。尤其注重對輿論的監控，凡是出版物、印刷品，必須送警備司令部備查。在三十多年的“勘亂”時期里，台灣知識分子所受的赤裸裸的迫害、壓制、折磨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許多都有過入獄的經歷，如下表所列：

這僅僅是冰山的一角。被囚禁、被刑罰、被殺戮的知識分子無法計數。從1948年“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的島內精英到80年代中期震驚世界的江南凶殺案，都可窺見蔣氏政權的慘無人道。台灣女作家李昂的小說《迷園》裏，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知識分子“父親”的形象，他既有西方開明的思想，又有着傳統熏陶下的美德，他曾熱情澎湃地迎接光復。但經歷了“二·二八”的災難后，被“戮心”的極權制度變成了“廢物”，困居園中，以攝影消磨時光。《迷園》中的“父親”是悲憤台灣的象徵。《自由中國》雜誌事件是台灣知識分子頭撞石門的第一次嘗試。《自由中國》原為胡適創辦，後由雷震、殷海光接手，到了50年代中期，與當局的矛盾激化。1954年刊載《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揭露當局“假教育之名而行黨化之實”，呼籲“不能讓青年在受教育階段就使他們對於民主制度有了全然歪曲的認識。”蔣介石勃然大怒，親自下令開除雷震國民黨黨籍。1957年，《自由中國》公開反對國民黨“法統”，反對蔣連任第三任總統。1960年春。雷震聯合島內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中小資產者，準備成立新黨。國民黨當局驚恐萬分，以“製造顛覆陰謀”和“知匪不報”的捏造罪名撲滅了襁褓之中的“中國民主黨”。

60年代初，李敖以“20世紀的李卓吾”的形象震驚全島。李敖的思想深受胡適、殷海光、姚從吾等人的影響，針對傳統倫理及以傳統倫理為幌子的國民黨專制統治主動出擊。魯迅筆下的魏連處在傳統的陰影下接受了舊式的葬禮。而李敖在父親的葬禮上用“不磕頭，不燃紙，不流一滴眼淚”來表達他最深的愛，獨自一人在傳統與群眾面前表現“俱往矣”的勇敢。

李敖思想的核心是“全盤西化論”，他是繼魯迅以來對傳統文化及知識分子自身反省最深入的人。他的《計秋評論》達到甚至超越了魯迅的思想。他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五大毛病：拙於謀生、急於用世、昧於盡忠、請於真知、疏於自省，全都是“誅心之論”，鞭打在其七寸之處。

李敖力圖恢復胡適的自由主義者形象，把胡適比作具有遠見的、好唱反調的烏鴉，稱讚胡適是永不停止的追求真理的國中第一人。同時，他又提出要超越胡適前進。他認為胡適的學術是開倒車的學術，“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與其做迂腐不堪的文史之學，不如在台灣這塊文化沙漠上打幾口井。

《故星》雜誌一石激起千層浪。勇敢的李敖不顧中國文壇千百年的禁忌，指名道姓地批評政、學與朝、野的顯貴名流，如：陳立夫、陶希聖、胡秋原、鄭學稼、劉哲、錢穆、唐君毅、薩孟武、謝扶雅等。這張名單還可以像流水一樣開下去。我最佩服李敖的就是這一點：相信真理，不相信權威；崇拜自我，不害怕孤立。李敖雖然被捕，但他驚醒了整整一代台灣青年，把獨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們手中。

如果說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麼陳映真則是文學界的星辰。陳映真由個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內省走向社會文化結構的批判，“異端·烏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運具有“孤獨的義人”的悲劇色彩。在壓抑機制下，“寫作”成為他探討人生、人性、生死。靈肉、個人與社會、理想與現實、奴役與自由等“五四”以來就一直困惑着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的方式，寫作成為他表現苦難、批判現實、追求自由的象徵。

王安憶在《鶴托邦詩篇》中，尊敬地稱陳映真是一個“身在孤島，心驚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灣的憂鬱》中，借用惠特曼的詩將他比作“孤獨的橡樹”。陳映真的創作無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後巨大無比的人間性和人間愛。他的思想和創作一直處在被禁止和被鎮壓的地位。特務機構里有專門搜集、分析他的言論的專業思想偵探。被捕之後，他才發現審訊官前關於他的材料已堆積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權運動席捲世界。在這最黑暗的夜半，知識界並沒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楊主持的《文李》雜誌發表漫畫“大力水手”，辛辣諷刺蔣氏父子的獨裁統治，結果被捕。開始判死刑、無期徒刑，後來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楊在獄中寫出了巨著《伯話資治通鑒》。1971年10月，台灣大學師生召開“言論自由”、“民主生活”座談會，拉開學運序幕。1973年2月17日，學運思想領袖陳鼓應、王曉波被捕。次日，台大學生部譽妥為抗議國民黨的暴行，在校門持刀自刎，血薦軒轅。

70年代初，台灣島內受到一連串政治浪潮的猛烈衝擊。成為那一代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源的，是席捲台港及海外華人世界的保釣運動。經過保釣運動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成熟起來，作為一支生力軍，加入到風雲激蕩的民主化進程中來。

1979年，高雄爆發“美麗島共件”。激進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榜麗島》雜誌為核心，在高雄舉行數萬人的遊行集會，喊出了“打倒特務統治”、“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口號，並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蔣經國下令鎮壓，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無期徒刑，黃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張俊宏等被判12年。這是國民黨當局最後一次大規模鎮壓民主運動。

在數十年的政治高壓下，台灣文學取得了令人仰視的輝煌成就。從日據時代的賴和、楊送、吳濁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鐘理和、陳老潮、李喬，他們的文學儘管有着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卻具有罕見的真誠和正直的質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關注民生的生存，在兩者的張力之間嘔心瀝血。以鍾理和的《笠山農場》為例，堪稱光復前後台灣農村社會的一部史詩。作品筆調雖然凄憫沉悶，但有一股悲天憫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憫人，才不尤人，對自身的反省和對民眾的關懷、濃郁的悲劇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陸文學最為缺乏的。單就侯孝賢的電影和羅大佑的校園民謠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陸電影、音樂不可企及的。我在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顆顆平凡且偉大的“知識分子之心’。

進入80年代以後，台灣當局在島內島外壓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嚴密禁錮的社會政治控制出現鬆動，那些自隙縫裏生長的小草開始成長為參天大樹。80年代初，政治小說在諸多流派中一枝獨秀，為民主鳴鑼開道。施明正以親身經歷寫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說，真實地記錄了暗無天日的台灣監獄對人性的壓抑，以及人性中善與惡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陳映真的《燦路》、林雙不的《大學女生庄南安》。鍾延豪的《概君的日記》等作品，承繼了台灣文學一貫的抗議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索的知識分子形象。這條線索，與俄羅斯文學中最優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贊尼辛的精神之鏈，有着驚人的相似性。

台灣知識分子的“民主主義”，不是大陸知識分子的空洞理念、蒼白教條、華麗詞藻、悠遠玄思，而是踏踏實實的對人的愛、對人的關心、對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尋找、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豐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復。黃春明筆下的農民、楊青矗筆下的工人、白先勇筆下的沒落貴族、黃凡筆下的市民、張系國筆下的留學生、李昂筆下的女性……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學形象，展示了台灣作家啟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強烈。他們與民眾之間是敞開的，而不是封閉的；是雙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視的。所以，他們在整個社會中，雖然是微量元素，卻是“活的資源”，能夠迅速地在各種渠道中，以各種方式得以傳播和轉化。他們是生物學中的“酶”，化學中的“催化劑”。今天台灣的民眾可以毫無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實，因為他們擁有值得驕傲的知識分子。

在寫舊俄知識分子時，我用了較多的理論分析；在寫台灣知識分子時，則更多地對事件進行描述。看似體例不統一，實則是對症下藥，分別使用最能說明各自問題的筆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難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論事，當然也不是“顧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過兩次“X”光的掃描，梳理梳理我混亂的思路。也許還是沒有梳理清。

舊俄知識分子大多出身貴族，後來轉向民粹主義。托爾斯泰放棄奢侈的生活，像農民一樣生活，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們仍然無法得到農民的理解和支持。舊俄流行一句頗為惡毒卻也中肯的玩笑：“老爺造反，為的是想當車夫。”相反，台灣知識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貧民的家庭。如鍾理和就是一個地他道道的、家貧如洗的農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們後來卻轉向了精英的立場。

前者失敗了，後者成功了，問題還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種博大、崇高的舉動，帶着宗教的情懷，獲得自我的拯救和升華；後者是一種務實、平穩的選擇，帶着世俗的考慮，獲得與他人的溝通與了解。從審美的角度上，我當然更欣賞前者，但從制度建構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後者所走的才是一條明智的道路。

“革命”與“改良”都只是一種說法而已。我覺得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徹底地貫徹民主意識。無論是革命還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識來支撐，對知識分子和民眾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麼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識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會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國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後的改良。

對一名現代知識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認為是民主意識、自由意識、獨立意識。舍此三者，縱然為學界泰斗、博學鴻儒，也是不能對社會進步作任何貢獻的廢物。有人說，大陸最缺乏的是知識。我對此不以為然，大陸的知識已經夠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萬名教學科研人員，大陸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識，最缺的是現代知識分子。在大陸，有“知識”的廢物實在是太多了。

望斷天涯路，這種說法太誇張了。天涯在哪裏？天涯在我們的。心中。

玩笑與真理

——讀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猶太作家米蘭·昆德拉對80年代以來的大學生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個陷阱，既可被認為很深，也可被認為很淺。作家余華在某大學演講時曾輕蔑地說：“昆德拉在歐美不過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嗎？昆德拉自從1960年以《玩笑》一舉成名之後，先後獲得六次國際大獎，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不同凡響的震撼。阿拉貢稱之為“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華盛頓郵報》稱之為“歐美最傑出的和最為有趣的小說家之一”。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昆德拉所產生的影響恐怕只有馬爾克斯能夠相比。余華的說法顯然是不負責任的，要麼說明他的無知，要麼說明他的心虛——他的“火種”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創作了長篇小說《玩笑》、《生活在別處》、《為了告別的聚會》、《笑忘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不朽》、《緩慢》；短篇小說集《可笑的愛情》；論文集《小說的藝術》、《被背叛的遺囑》。這些作品打上了鮮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繽紛，變化多端的藝術風格。

“地方”的生存

生活在別處，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這是昆德拉的一個基本思想。蘇軍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監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國，1979年《笑忘錄》發表后，他又被玻奪了捷克公民資格。因此，他作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僅是現實意義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隻蝴蝶在蛹的世界裏是不會被指認為美麗的，因為它找錯了表演的場合。

《生活在別處》的主人公，少年詩人雅羅米爾，就是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永恆的悲劇衝突中走向廣毀滅。真正的生活應當永遠在別處。當生活在彼處時，那是夢，是詩，是藝術，而當彼處一旦變為此處，崇高感隨即變為生活的另一面：殘酷。雅羅米爾在一個只有開會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裏，還想扮演萊蒙托夫、雪萊、蘭波的角色，只能被無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寫“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與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樣清晰。老舍的北京、張愛玲的上海。巴爾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倫敦……偉大的作家能給他們的城市命名。對於昆德拉來說，布拉格是一個沒有帷幕的、充滿麥克風的城市，它強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質上“同一”，結果個人統統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樓和一串串行走的風衣。昆德拉透視布拉格美苦眾生的命運，發現生活不過如此而已：一個人在一個特定的戲劇中扮演他的角色，這時，他不會注意他們已改變了佈景，對在一個全然不同的戲劇中演出毫無知覺。這時，荒謬產生了。

昆德拉是一個抗議者，但他認識到了抗議的局限。戲還得在“他方”演下去。

遺忘與記憶

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笑忘錄》一開頭便是描寫捷共誕生那天的歷史細節：捷共領袖奇特瓦爾德頂着漫天飛雪向數十萬群眾發表演說，他的戰友、善良體貼的克萊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頭上。4年以後，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而送上續刑架。於是，當年的照片全被宣傳部門處理過了：哥氏旁邊只有光光的宮牆。這樣，克氏所遺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頂戴在哥氏頭上的帽子。讀到這段話時，我不禁聯想到中國的“井岡山會師圖”，朱德被換成林彪，連頂帽子也沒留下，我為昆德拉的睿智而驚奇：即使是一個小小的細節，也是對普遍真相的揭示。

從這個角度，昆德拉對樂觀的歷史進步主義給以致命一擊。歷史不過是還未遺忘農物的涓涓細流，被引向已被遺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時間繼續在流逝，新的時代將會產生，這些時代個人有限的記憶將無法理解；數百年，數千年將因此而湮沒。數百年的繪畫和音樂，數百年的發明、戰爭、書籍和結果將使悲慘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歷史將退縮成一堆毫無意義的圖示符號。

昆德拉對歷史的質疑超越了魯迅。魯迅說過，二十四史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對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為工農兵學商的歷史，難道就能迫近真實嗎？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佈說：當歷史控制入的時候，靈魂便喪失了它的無限性，這一結論對於擁有悠長的史家傳統的中國來說，無疑具有相當的啟示。

昆德拉並沒有由懷疑走向虛無，他用小說來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歷史，來實現記憶，催生個人的自由、個人的創造和個人的選擇。我想起一部蘇聯小說《活着，並且記住》，可見文學藝術的價值正在於幫助人類記憶。昆德拉總結說：“一種藝術的歷史，通過其自身的特點是人對於無個性的人類歷史所作的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