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黑色閱讀(5)

領袖的真面目

最近讀到兩本蘇俄作者寫的好書。一本是弗拉基莫夫的中篇小說《忠心耿耿的魯斯蘭——一隻警犬的故事》，另一本謝夫成柯的自傳構莫斯科決裂久前一本書的主人公是一條忠誠的狗，后一本書的主人公則是一名叛逃的外交官。忠誠的狗眼裏的蘇俄與叛逃的外交官眼裏的蘇俄互相重疊，共同構成一個“帝國”——即詩人布羅茨基所說的“與詩對立帝國。”現在，令人恐懼得不知道什麼是恐懼的帝國消失了，詩卻存留下來。

上篇：狗眼看人世

60年代蘇聯民間曾流傳過這樣一個故書：某地的集中營被撤銷后，計劃在原址上建設一個聯合企業。來自各地的年輕建設者們下車后，在車站廣場開完動員大會，便整隊向目的地進發。原來在集中營里押送勞改犯隊伍，如今流落街頭的警犬們聞訊趕來，誤認為這是新來的勞改犯，於是它們主動地擔負起押送任務，結果造成一場人與狗之間的衝突。弗拉基莫夫根據這則傳聞創作了《忠心耿耿的魯斯蘭人也許魯斯蘭是世界文學史中最出色的一條狗的形象；而魯斯蘭眼裏的人世，雖然與索贊尼辛的枯拉格群島》相比只能算滄海一粟，但已足以讓人驚心動魄了。

魯斯蘭是一條優秀的警犬，早在認練場裏就已顯示出不凡的天賦。被分配到集中營后，它跟着主人勤勤懇懇地站崗放哨，忠於職守。主人經常向它發出“撲上去”的命令，它立即帶着服從命令的欣喜，急速地衝出去，做出從一邊跳到另一邊的假動作。於是敵人就慌作一團，不知道是逃走好還是自衛好。最後它一下子跳過去，爪子撲到敵人的胸脯上，設法把地撲倒。它和敵人一起翻倒在地，望着嚇變了樣的臉發狂地吼叫起來，但只咬他的手，不理他的喊叫和掙扎，嘴裏灌滿了稠稠的溫熱的又腥又臊的液體——直到主人用力扯住頸圈拉開為止。那時魯斯蘭才感覺到自己挨了打和受了傷。主人賞給它一塊肉或麵包干，它接受這些東西主要是出於禮貌，因為當時它根本吃不下去。後來，在陰沉沉犯人的隊列前，選它去咬一下那個被抓住的人，這也不是獎勵，因為那個人已不反抗了，只是可憐地喊叫着，於是魯斯蘭更多地撕他的衣服而不是在咬他的肉體。“奇怪的是，主人們雖然都很聰明，卻不懂得這一點。”克斯蘭是一條良心未況的狗，它哪裏知道，兩腳動物殘忍起來不知比它要厲害多少倍！

體制能扭曲人，這一點已為無數的作家所發現和書寫；體制還能扭曲狗，這一點卻是弗拉基莫夫的新發現。這種新發現令人毛骨悚然，“我們可憐的小星球被一道道的邊界線和國境線，被一層層的高牆和鐵絲網劃得遍體鱗傷，它在冰冷的遠方旋轉着，衝著這些星星飛去，在它的表面L，沒有一寸不是看守着人的土地。總有一些囚徒藉助於另一些囚徒小心地守衛着其他的囚徒以及他們自己，以防人們多呼吸一口有致命危險的美好的自由空氣。魯斯蘭進從這一條除了萬有引力定律外最重要的定律，仍願充當一個日夜不撤的守衛。”魯斯蘭的忠誠使它成為警犬的模範，在一個人性消亡的時代，連動物的天性也不存在了。福柯所說的“訓誡制度”居然連狗都不放過——狗的視角是天真的，這種天真卻讓人窒息。

魯斯蘭不再是“狗”而成了“警犬”。當集中營撤消后，它的“警犬”的身份也被取消了。然而，它只能做“警犬”，而拒絕當“狗”。當它昔日的同伴紛紛自謀出路，到各家各戶投案時，它“沒有接受過任何人施捨，沒有執行過任何人的命令，沒有對任何人搖尾乞憐”，一心一意地等待着，希望主人能把它召喚回去重新執行“公務”。它天天呆在站台上，眺望着鐵軌的盡頭，等待着運送犯人的車廂的到來。

車廂終於到來了，忠誠的魯斯蘭撲了上去，沒有主人，也要執行公務呀！它與那群眼中的犯人一直戰鬥到最後，直到致命的鐵鍬揚起來。魯斯蘭命中注定在它生命的最後時刻也沒有脫離公務。公務在它已要渡過彼岸去的時候召喚它。“當最最忠實的，曾經發誓要為執行公務毫無保留地獻出生命的人紛紛背叛的時候，當旗手們本身把執行公務的那面受到污辱的大旗扔到爛泥地里的時候，在這個時刻公務尋找支柱，向尚存一點忠心者大聲疾呼——於是魯斯蘭這個瀕臨死亡的士兵聽到了戰鬥的號角”。

是魯斯蘭錯誤地理解了時代，還是時代扭曲了魯斯蘭？忠誠恰恰成為悲劇的核心。魯斯蘭把整個星球都看作集中營，把所有的兩腳動物都看作可鄙而不可憐的犯人，狗眼裏閃爍着“真理”的火花。魯斯蘭與卡夫卡一樣聰明，卡夫卡眼裏的是一個服從。機械、抽象的世界，是一個不為人所知的神話中一眼望不盡的迷宮，身份已經在從一個辦公室到另一個辦公室的途中失去了，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在官員和官僚的社會中，首先，沒有主動性、創造和行動自由；只有秩序與規則：這是服從的世界。其次，官員只執行龐大的行政活動中的一小部分活動，其目標與遠景他卻看不到；在這個世界裏一切動作都變成機械動作，人們不知道他們所做合情的意義。第三，官員只忙於匿名和卡片：這是抽象的世界”。極權制度的國家不過是一個龐大的行政機關：一切工作都在那裏被國家化，各行各業的人都成了職員。一個工人，不再是工人，一個法官不再是法官，一個商人不再是商人，一個教士不再是教士，甚至一條狗也不再是狗。

如果說普·斯蘭因不清醒而喪命，那麼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則因清醒而喪命。曼德爾斯塔姆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感受到了當代生活中人道主義受到的無情摧殘：“眾人皆能感覺到向前移動的社會建築之形式的宏大，尚不見高山，高山已將它的陰影拋向我們，我們不習慣社會生活之形式的宏大，而習慣於19世紀的國家與法的平面，我們懷着恐怖和猶豫在這陰影中前行，不知道這就是即將來臨的、黑夜的翅膀或是我們應當步入的故鄉城的陰影。”他最終被陰影所淹沒了：1938年他於肅反中被捕，不久死於遠東的流放地，屍骨無存。阿赫瑪托娃的日記中曾記載，帕斯捷爾納克曾為曼德爾施塔姆而奔走。斯大林親自接見帕氏，問道：“他是您的朋友嗎？”帕氏不知道詩友已被定為何罪，不敢答話，斯大林繼續問：“他是大師吧？是大師吧？”帕氏回答說：“這無濟於升”。是的，狗難道因為你是大師就不咬你嗎，笑話！魯斯蘭眼中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有逃跑念頭的犯人。

狗眼看世界，只是角度變了而已，並不會將世界的本質看走眼。赫肯黎說，新世界並不美麗，我相信。

有的時候，人咬起人來，能夠讓狗都望塵莫及。我想起7一個名叫江青的中國女人。關於江青獄中生活的傳聞很多，據說她看到“紅色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氣得渾身發抖。我想，她的感覺比魯斯蘭好不到哪裏去。失去了集中營的魯斯蘭，處境悲慘，“它習慣於在乾淨的墊子上暖暖和和地睡覺，習慣於有人給它洗澡，梳理毛髮、剪指甲、裹傷抹葯，在失去這一切之後，很快一落千丈，落到了就是喪家野狗也不如的地步。”野狗避免在火車頭的爐渣堆上取暖，魯斯蘭一時糊塗這樣做了，結果幾天內它最可靠的防寒物——又厚又密的毛弄亂了，開始脫落，爪上佈滿了騷破和割破的傷口。它一天天地變得邀遍遍遏，越來越瘦，自己對自己也感到厭惡。但眼睛卻越來越亮——閃爍着永不熄滅的狂怒的黃光。每天早晨檢查完站台上的崗哨后，它便跑到廢棄的集中營去。

《忠心耿耿的魯斯蘭》顯然不是一篇童話式的動物小說。這本書不會給人以任何的閱讀愉悅。面對魯斯蘭的炯炯有神的狗眼，有誰能無動於衷呢？

下篇：領袖的真面目

謝夫成柯，莫斯科國際關係大學博士，曾任蘇聯派駐聯合國代表團政治部門首腦、外長葛羅米柯的私人顧問、聯合國副秘書長，1973年投奔美國。我一向喜歡看“叛徒”寫的書，謝夫成柯的《與莫斯科決裂》一下子便吸引住了我。

謝夫成柯出身特權階級，因此一直受着蘇聯的精英教育。“典型的蘇聯教育方法所主張的獨立思考及行為，事實上就是指盡染了解現則的意義，然後全力以赴地去執行命令，任何試圖超越規則的衝動是危險的，必須加以鎮壓。這套理論有效地製造廠許多蘇聯的現代農奴。”然而，謝夫成柯逐漸發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蘇聯現實不盡相符，只是不敢表達出來，他有同學因此而被開除。大學生必須通過考試，不能向任何理論挑戰、質疑或尋求答案。教科書的理論不斷遭到修改，因為斯大林常突發奇想，政策一變，昨日的寵臣很可能隔夜之間就變成階下之囚，顛撲不破的信條轉眼就成為異端邪說。“在那個年頭，一個人要是錯過一場演出，沒有把當日修改的‘真理’記下來，很可能就會釀成一場大禍”。教授們苦口婆心要學生都相信蘇聯是由工人階級統治，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理想中由資本主義變成共產義天堂的轉化時期。然而事實上，除了少數指定的“工人英雄”用作宣傳樣板之外，無產階級根本為統治階層所鄙視。像其他人一樣，謝夫成柯眼中的蘇聯社會一點也不像教科書上說的、電影上演的、報上寫的那樣，是工農平民的樂園。

謝夫成柯30出頭就成為葛羅米柯大使級的顧問，可謂少年得志。他得以了解最高權力機構的運作，也看到了那些“偉大人物”面具後面的醜態。高級官員中最正直的是葛羅米柯，他對蘇聯體制的忠心完完全全毫無保留，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這個體制的基本要素，是推動力也是結晶品。一次新聞記者問及他個人的心路歷程，他的回答是：“我對我的個性不感興趣。”赫魯曉夫說過，如果他命令葛氏“脫掉褲子在冰上坐一個月，他也會—一照辦”。勃列日涅夫上台後，葛氏又拜倒在這名昔日的下屬的腳下，勃氏喜歡打獵，葛氏雖無此愛好，但立即將打獵作為政治副業，成了勃氏最好的陪伴。葛羅米柯的政治生涯中，看不到平任的存在。他早上10點乘高級轎車到外交部，再坐專用電梯直升到七樓辦公室，直到晚上8點回家。他的女兒形容他說：“已經20年沒有踏上過莫斯科的街道。’”葛氏是外交天才，他是天生的演員，慣於隱藏自己的情緒意欲，平常舉止嚴肅沉着，必要時，無論是真是假，也能咆哮如雷。有時他還會裝聾作啞，或者擺出高深莫測的姿態，此外地居然還能戲濾一番，只是玩笑都開得不太高明罷了。他知道何時該硬何時該軟，當西方人士向他提起蘇聯違反人權的暴行時，他立刻暴跳如雷。他感興趣的是意念，而不是個人，是政治觀點，而不是個人悲劇。

赫魯曉夫是一個“複雜而自相矛盾”的領袖。謝夫成何欣賞赫氏的活力、通俗的幽默以及開放，希望其能廢除斯大林的陋規，使蘇聯走向自由開放的道路。赫氏雖然將權力集中於一身，他也試圖改革，至少為蕭條的社會注入一點光和生命氣息。他是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而且工於心計，重實際，卻又有賭徒的缺乏理性和冒險精神。他懂得虛張聲勢，自吹自擂，威脅利誘的伎倆。他明白核戰爭的可怕，卻又忍不住要擴張侵略。他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但措施卻一無是處，赫魯曉夫有農人的智慧及靈巧，教育程度不高，卻有窮根究底的精神。他太容易衝動，容易受旁人的左右。謝夫成柯認為，赫氏的悲劇在於，他無法徹底地了解蘇聯體制的缺陷以及自己的所作所為可能導致的後果。於是，他被戴上“冒險主義”的帽子趕下了台。

如果說謝夫成柯對赫魯曉夫還褒貶參半，那麼他所看到的勃列日涅夫則是一個十足的小丑。‘激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的強烈對比相當令我震撼。”勃氏的衣服剪裁合身，一件法國袖的襯衫使他顯得甚為高雅，他的神態也頗為矯揉造作。這一切與赫氏極為不同，後者總一身寬鬆的衣服，待人真心誠意，動氏一派驕矜自持，觀點陳腐，好似不太清楚自己在說些什麼。莫斯科流行着許多勃氏的笑話：有個青年在克里姆林宮外大叫：“勃列日涅夫是個白痴！”他立刻被捕，判刑15天——因為侮辱國家元首，附加15年——因為泄露了國家特級機密。另一個笑話是：勃列日涅夫死去好一段時間了，可是契爾年科還沒有把這件事告訴勃氏自己。

謝夫成柯最後一次見到勤列日涅夫，是在1977年陪同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訪蘇期間。“從那張碩大的沉重的桌子後頭略略站起來歡迎我們的人，很顯然地病勢不輕。甚至在握手時，都可以感覺到他的僵硬和痙攣。這位當代共產主義世界最有聲望的政治人物，雙眼遲滯，顯示他正在接受嚴密的醫療看護。刀歲生日的前夕，勃氏一手扶拐杖，耳戴助聽器，臉上佈滿了風霜歲月的痕迹。”勃氏開始誦念準備好的草稿，全都是千錘百鍊的陳辭濫調，聲音就像機械人一樣。討論到防核擴散條約時，勃氏居然回頭低聲問道：“條約是否已生效？”謝夫成柯想不到勃氏的記憶衰退到這樣的程度，當場怔住了。幸虧瓦爾德海姆不通俄語。葛羅米柯趕緊解釋說，條約早在7年前就通過生效了。會談結束告辭時，瓦氏贈予勃氏一枚聯合國和平獎章，在50分鐘的會談中，勃氏第一次露出生氣活潑的模樣，盯着金光閃閃的紀念章像小孩一樣咯咯地笑成一團。長久以來，勃氏就喜歡各種各樣的勳章，從陸軍元帥的大勳章到列寧文學獎獎章，他都一概包攬，掛在身上，琳琅滿目。百姓中傳為笑談：克里姆林宮的外科醫生可得給領袖多裝一根肋骨，才撐得住他上百枚獎章的家當。安德羅波夫繼位的時；司很短。謝夫成柯認為，安氏是政治局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手腕既溫厚，又讓人無從捉摸。與別的首腦不同，他不下命令，只是提建議，從不用斷然的口吻說話。這種溫和的表面只是誤導，正如他的助手所說，他看上去像一張柔軟的羽毛床，等到你跳上去，才發現底墊塞滿了磚塊。在文雅的外表之內，隱藏着冷酷無情的真面目。安氏從不贊成任何自由化政策，或者支持實質的經濟改革。他殘酷地壓抑異己分子，甚至連勃列日涅夫也搞不清楚，這名克格勃頭子把多少政治犯關進了監獄。人們都被他表面上那種喜愛藝術的文明知識分子的形象瞞過了。

之後的契爾年科，以72歲的高齡登基。人不是絕頂聰明，可是做事很實際，契氏一向的態度相當苛求、粗魯、獨裁、傲慢，而又無比的自大。剛入政治局時，他常與勃列日涅夫一起縱酒狂歡，令那些不喝酒的元老頗為不滿。平常他不太說話，卻常會冒出一些尖銳的句子，干擾他人。他的部屬不僅是在他面前，甚至在電話中和他交談，都會整個都像矮了一截似的。契氏終其一生，主要的努力都是在黨部工作時建立的，他一向堅決主張蘇聯全體上下都要納入黨的控制之中。他對中央委員會的動作了如指掌，堪稱“意識形態的的傳聲筒”。契氏自認為是勃列日涅夫理所當然的接班人，誰知“蝗螂捕蟬，黃雀在後”，到頭來仍然栽在安德羅波夫手上。安氏掌權后，他很長時間沒有露面，健康狀況也急劇惡化。幸運的是，安氏死在他的前面，他終於坐上了總書記的位於，儘管他也同安氏一樣，位子沒坐熱便一命嗚呼了。

“大人物”原來都是這樣一群卑鄙無恥之徒。謝夫成何與他們同桌而坐，眼見“偉大領袖”輕率地論斷是非，眨眼間又可以顛倒黑白；眼見他們虛偽腐敗，無所不為；更眼見他們完全隔絕群眾，不顧民心。在克里姆林宮金碧輝煌、古老沉靜的迴廊里暗藏着一座博物館，架上儘是主義教條，雖然清楚可見，早就變成化石了，就像嵌在玻田裏的蒼蠅一般。“克里姆林宮是全世界最缺乏正直、誠實、開放的地方。從領導人私人生活，直到他們堂皇的政治計劃，到處充滿了虛偽作態。”這裏，真正受到頂禮膜拜的只有權力，權力帶來永無止境的需求，小至進口汽車，大到吞併別的國家。

於是，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犬儒社會。人們為了各種理由在雙重生活的夾縫中匍伏前進：怕傷害到家庭、全然地依賴國家。以及懷疑是否有更好的選擇——思考者只能變成瘋子或酒鬼，要不就自殺身死。要想保持上層階級的身分地位，不能光靠做作撒謊，一個人不是設法打倒別人以求自保，就是教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這正是克格勃大逞威風的根本原因。”整個蘇聯社會，從最低階層到最高職位，從出生到死亡，大家都有共同的最大特點，就是“猜忌”。每個領導人只要一步步往上爬。他的顧慮就隨之更加嚴重。新獲的權力越大，相對損失也就越多。即使是最親密的朋友，他們也無法信任，深恐有一天會被人給賣了。出賣別人是一種正常現象，勾心鬥角，懷疑的算計已經變成一種高級藝術。“即使馬基維亞利再世，活在當代莫斯科，他也必定嘆為觀止，自嘆弗如。”

謝夫成柯的理想破滅了。儘管他功成名就，是蘇聯最年輕的大使級官員，並且將是副外長的人選，享受着豐裕的物質生活，但他對這一切喪失了興趣。“一切的努力都無濟於事，我終於放棄還有可為的指望了，雖然我正步步高升，可是想到自己一方面在心理上秉持異議，實際上都又得扮演官僚主義的應聲蟲，這種日子未免太可怕了。想到時時要勾心鬥角，爭權奪利，處處要面對克格勃的陰影，還有黨的疲勞轟炸，簡直無法忍受。如果繼續下去，我就得一直支持我痛恨的一切事物。等我登上極峰，才發現那兒不過是一片沙漠。”

最後，他選擇了美國。在聯合國工作期間，謝夫成柯有數年的時間詳細比較兩種不同的體制及生活方式。“許多美國人視為天經地義的書物強烈地吸引了我。我羨慕他們能自由自在地說話行女，工作著作。我也想隨心所欲地過日子，可是在祖國我絕對沒有這麼做的機會。”決定投奔美國是艱難的：他不得不放棄已有的地位、特權、財富、前程、家庭，到一個新的國度開始一個普通人的新的生活。然而，自由是無價的，僅僅為了自由，謝夫成柯也願意放棄已經擁有的一切。做專制國度的大人物，還不如做民主國度的一介平民，這就是謝夫成柯的信念。他背叛的是一個行將消亡的組織體系，而不是自己的祖國和同胞——二十年後，歷史證明，謝夫成柯的選擇是正確的。他是一個高尚的叛徒，因為在人類社會的進程里，自由是一切理念中的最高理念。

天朝的崩潰與草莽中國

回憶是無可指責的，

只要它服務於某種目的；

正是由於銀鼠的懶惰，

造成了它自身的退化。

—一尤金尼奧·蒙塔萊《大鴿的叫聲》

最近讀到三本好書：黃仁宇所著的《萬曆十五年》、茅海建所著的長朝的崩潰》、葉曙明所著的彈莽中國人這三本書巧妙地形成了一個系列：它們分別勾勒出明、清和民國三個時代中國的混亂景象，以及分別屬於這三個時代的關鍵人物們的悲喜劇。

作為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提出所謂“大歷史的觀點”，即“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像歷代歷史家那樣以道德判斷為準繩。明朝是一個最道德的朝代，同時又是最殘忍最無恥的朝代。根本弊端在於，“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我在定陵參觀時，見到諸多介紹文字，涉及萬曆帝時皆咬牙切齒，憤激之辭溢於言表，好像大明帝國毀在他的手裏似的。黃仁宇卻認為，這名“每餐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殺人”的萬曆皇帝，“即使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的產物。”對於一種中毒甚深的文化與制度來說，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都無補亦無害。萬曆並非天生就是虐待狂、分裂人格，他的種種乖張行徑，完全是燦爛的文明所賦予的。他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這種文明的精髓，他就像一隻不安分的蛹，被精美的絲一圈圈地纏住。張居正不讓他習字，申時行不讓他練兵，那麼年紀輕輕地充當“活死人”的皇帝還能幹什麼呢？朱詡鉤是歷史漩渦里的悲劇人物。這使我想起羅伯——一格利耶在《幢現的鏡子》中所說的一段頗有深意的話：“希特拉和斯大林的出現並非歷史的偶然；即使從醫學的角度上看他們都是瘋子，但他們身上卻的確反映出他們所體現的那種制度的必然結果。”

《萬曆十五年》還詳細敘述了幾名這個時代的傑出人物的作為：剛愎自用的張居正、首鼠兩端的申時行、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自相衝突的哲學家李蟄、以及孤獨的將領戚繼光。我最感興趣的是作者筆下的戚繼光。作為一名優秀的軍事家，他要完成功業，就不得不找張居正做他的後台，不得不向後台老闆送銀錢美女。他看到了軍務體制的致命弱點，但帝國不允許也沒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戚繼光的成功便在於他的妥協之道，讓先進的部門後退，使之與落後的部門不至相距過遠。在組織制度上沒有辦法，就在私人關係上尋找出路。戚繼光的不幸在於他的妥協，《明史》說他的“操行”不怎麼樣，而他亦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緊接着《萬曆十五年》，《天朝的崩潰》則展現出一幅更為悲慘的畫面。在一切都上軌道的社會中，“垂拱而治”是中國傳統政治學的最高境界，無所作為的萬曆帝幸運地成為明代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而清代的皇帝道光卻沒這麼幸運了，他在一個中國面臨西方威逼的環境中，無論無為還是無不為，都挽救不了天朝的崩潰，他把自己的陵墓的規格降得比歷代皇帝都低，除了他儉樸的性格外，還有向列祖列宗謝罪的意思。

《天朝的崩潰》以嶄新的歷史觀看待鴉片戰爭這一中國近代化理應發生的起點，專門分析中國人，尤其是決策者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以及如何犯錯誤的。作者第一次打破了“忠好不兩立”的思維模式，以詳實可靠的歷史材料為依據，還原當事人的心路歷程及行為方式。道光帝、林則徐、價善、奕山、伊裡布。牛鑒……作者並不着力於對他們的功過是非作一個一錘定音的評價，而是研究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他們受到哪些有形無形的歷史條件的約束。

鴉片戰爭之敗，並不敗在區區幾個“賣國賊”身上。運轉不靈的體制早已決定了戰爭的必敗：法律過於簡單，稅收過於短少，政府無操縱經濟的能力，以均一雷同的方式統治全國，老牛本已拉不動破車，更那堪旁邊又鑽出幾隻老虎來？然而，沒有誰意識到制度本身“氣數已盡”，更沒有誰窺透老虎們的野心，即使是後來成為一個神話的林則徐。他在給道光的奏摺中稱：“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婦，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力，是其強非不可制也。”

一部鴉片戰爭的歷史，也是一部謊報軍情的歷史。前線敗績連連，官員們仍然凱歌高奏，他們的精力不是用在對付英軍上，而是用在如何欺騙皇上上。但這並不全是臣下之過，因為皇上是一位乖戾的皇上—一道光在上諭中經常問及臣子們是否具有“天良”，彷彿“激發天良”便可治社會百病，以道德的責難掩蓋機制的沉價。他總以為自己的每次決策都是最佳方案，儘管後來一變再變。而一旦出現問題，他便把責任推倭於臣下對他的欺騙。於是，臣下只好欺騙他，他也樂於被臣下所欺騙。因為他們賴以生存的文化，便是瞞與騙的文化。

清朝滅亡了，但維繫清朝的文化卻沒有滅亡。所謂民國，不過是草莽中國。葉曙明的《草莽中國》着重分析地緣、文化與人三者的關係。例如，革命先行者孫中山，雖然深味西方政治體制的優點，但要在中國掀起革命，他也不得不加入幫會，以幫會頭子的身份周旋—一而幫會，恰恰是中國封建文化中最陰暗的一面。這樣的舉措，對理想主義氣質的孫中山來說，無疑是極其痛苦的。

土壤已經鹽鹼化，再好的樹苗也養不活。總統內閣制在西方運轉自如，在中國卻是社會上的游體，所頒佈的法律與社會實際情況風馬牛不相及。私人的軍事力殺就是一切，孫中山崇高的道德感只會被軍閥們恥笑。於是，“孫大炮”的外號傳開了。而軍閥們，不過是劉邦、朱元津那樣的流氓們的翻版：無論是以沒有信念為信念、憑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和投機成為軍閥中的強者的馮玉祥，還是西北文化的化身，以土財主的思想方式解釋儒家典籍，穩做山西王的閻錫山；無論是馬匪出身、殺人如麻、滿口髒話的大帥張作霖，還是上海灘流氓出身代表東部財團利益，最有“領袖”氣質的蔣介石，他們之所以擁有腳下的土地，是因為他們首先向土地及土地代表的文化俯首稱臣。這個時代的強者只有一種人：《手捧說語》，心想《厚黑學》；外表是聖人，骨子裏是草莽。

其實，過去的中國大地便是一個京劇的大舞台。想上舞台當主角，你就得抹上花花綠綠的油彩，穿上奇奇怪怪的服裝，做出扭扭捏捏的動作，或男人扮女人，或少年扮老人。在這個舞台上，只有高度扭曲的人，沒有絲毫的真實與美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國的歷史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都只是一場“亂鬨哄我方唱罷你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的戲劇而已。沒有一個演員演的是自己喜歡的劇目與角色。正如李敖所說，“中華民族太古老了，古老得一舉手一投足，就可能踉過去搭上線。你以為你舉的是你的手，投的是你的足，它們全被線上的老相好操縱，這老相好，就是歷史。”

草莽時代，意味着舊秩序的失控與新秩序的空缺。草莽英雄們，顯然不可能有追求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意向。草莽們曾經一無所有，甚至於餓肚子，所以他們的理想便是天天“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而在肉和酒都少得可憐的中國，要想“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就得有權力。文化的缺陷與人性的弱點相結合，使這個民族只剩下對權力無休止的渴望。還要記住一點，在這個國度，權力是沒有制約的。這樣的權力誰不愛呢？霍布斯這樣分析草莽們孜孜不倦追求權力的心態：“這樣不僅是在現狀之外，一定要找到更高度的愉快，或是中庸之度的權力不能滿足。而是一個人除非抓扯着更多，他不能相信，現有豐衣足食的條件與能力，已確切在自己掌握中。”

一位西方著名的觀察家認為，20世紀“理解中國”的只有三個中國人，即：魯迅、蔣介石、毛澤東。我認為，魯迅是唯一有免疫力的人。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中記載，毛自詡自己頗有“山野之氣”，田家英則私下裏批評毛“古書讀得太多，深味權謀之術”。

在魯迅看來，歷史是鬼們的庇護所，而福柯則說，深藏在歷史背後的是“存在的話語”，這種話語在某一瞬間抓住某一個人。不管這個人如何了不起，他也像齊天大聖一樣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時間久了，被害人與作案人，吃人者與被吃者的界限模糊了，歷史成為牛鬼蛇神們一起加入的一次狂歡節。

這是一種非常悲觀的看法。在我讀完像三部曲一樣的三本書的時候，我不得不接受悲觀的擺佈。那麼多美麗的謊言像秋天金黃的銀杏葉一樣隨風而逝，那麼多巨大的青銅像被拖到煉獄裏五馬分屍。

雅斯貝爾斯低沉的聲音自迴音壁的那一端傳過來：“難以最大的悲觀態度看待人的將來，誰倒是真正把改善人類前途的關鍵掌握在手裏了。”

生活在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們只能這樣。

從唯美到極極主義

——讀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研放社會及其敵人》是波普爾的代表作之一。可惜的是，中譯本只有上卷，在中國，腰斬是譯著經常遭遇的悲慘命運。不過，波普爾的思想實在太精彩了，半部書也足以解救被縛的普羅米修斯。

這部書是對政治哲學和歷史哲學的批判性導論，是對一些社會改造原則的審評。波普爾的靶心是歷史決定論及其所支撐的極權主義，他採取的是一條上溯的思路：由斯大林到列寧，到馬克思到黑格爾，最後揪住了柏拉圖的尾巴。他發現了柏拉圖的正義學說與現代極權主義之間驚人的相似性，“權權主義屬於一種恰恰與我們文明同樣古老或同樣年輕的傳統”。極權主義所構建的“封閉社會”乃是“開放社會”的死敵，是人道和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覆滅力量。

我最感興趣的是波普爾對柏拉圖唯美主義的透視。在此之前，唯美主義與極權主義的關係一直是思想界的一個盲點。儘管我隱約感到，許多有唯美傾向的文學家、藝術家都有或多或少的極權主義思想，如王爾德、龐德，甚至中國當代的天才詩人海子，但我未能弄清兩個環節究竟是怎樣套起來的。

現在，波普爾作出了他的回答。他指出，柏拉圖的激進烏托邦思想與唯美主義一脈相承。柏拉圖是一位藝術家，他和許多偉大藝術家一樣，試圖看見一個模型，看見他作品的神聖本源。柏拉圖把政治也看作藝術，而且是最高的藝術。柏拉圖式的政治家是為了美而創作城邦的。他不是僅僅希望建立一個好一些的和合理一些的世界，而是希望建立一個完全沒有污點的世界：不是一張用碎布拼成的被面，不是一件有補丁的舊衣服，而是全新的大衣，是真正美好的新世界。這種想法是善良的，但卻不能實踐。這種審美的熱情，只有受到理性的約束，受到責任感和援助他人的人道主義緊迫感的約束，才是有價值的，否則，這是一種危險的熱情，容易發展為某種神經官能症或歇斯底里。

用以說明這一理論的典範便是希特拉。歷史學家們面對希特拉時，總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究竟是惡魔、是撒旦，還是瘋子。陰陽人？這些解釋都是沒有意義的、不負責任的。希特拉確乎是個“卡里斯瑪”，雖然相貌不威武英俊，但頗有領袖的扭力。《第三帝國的興亡》的作者、美國記者威廉·席勒曾在德國呆了10年，親眼目睹希特拉青雲直上。他是個堅定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但他不得不承認希特拉講演時的魅力，眼睛像寶石一樣純潔，奪人魂魄。因為希特拉沉醉在唯美主義的狂想中。

希特拉有很高的審美能力，美學是法西斯主義的重要部分。希特拉欣賞安格爾畫的美女，欣賞瓦格納的音樂，欣賞凱旋門一類的建築。他對名畫、音樂和建築的欣賞，是跟奧斯維辛的暴行同時進行的。兩者其實是相通的。柏拉圖在《政治篇》中就曾寫道：“他們為了國家的利益，可以按法律程序或不按法律程序，來處死或放逐一些公民，以清洗這個國家，使它比以前為好。這是按科學和正義行事”。一個畫家只能清洗畫布，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畫家則會連根拔起現存的各種建構和傳統。他必須凈化、清洗、驅逐和殺人。這些行為都是創作。據說，希特拉當年讓設計師為黨衛軍衝鋒隊設計軍服時，下過特別命令：德國士兵穿戴的必須是世界各國軍服中最漂亮、威風的那種。結果正如元首所望：像戈培爾製造的美妙口號一樣，美麗的軍服，讓不知多少德國男孩雄赳赳氣昂昂地拋屍疆場。美與極權主義結合之後，就不單單是美了。

審美衝動是動人的，波普爾自己也說，他非常同情審美的衝動。但他提出如下的條件：每一個人，如果他願意，必須有權利塑造他自己的生活，只要不過分干涉別人。一個人盡可在唯美中生活，但不能強迫別人也接受這種方式。換言之，人們的生活不能成為滿足藝術家自我表現的願望和手段。否則，唯美便走向了極權。

經歷了文革及“前文革”數十年痛苦的中國人，卻仍然不能作這樣的反思。這究竟是思維的局限還是言說的禁忌？喜歡領袖詩詞的人依然不少。領袖天安門城樓的揮手和橫渡？長江的壯舉，曾令舉國上下心醉神迷。領袖是詩人、是藝術家，是浪漫主義者。領袖說的話與柏拉圖有驚人的相似：“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可現實並不是一張白紙，那就把一切都抹去吧！這是極端的浪漫主義，它可以在過去或者在未來中尋找它的天堂城邦；它可以教導我們“回到自然”或“走向愛和美的世界”；但它總是訴諸我們的感情而不是訴諸我們的理性

糾纏於“出發點是好的”，沒有解決任何問題。關鍵在於：為什麼由天堂墮落成地獄？這一轉變是如何發生的？不理解這一點，反思文革無從談起。當只有一隻夜營在歌唱，別的夜營都被割掉舌尖的時候，這隻夜駕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當只有一個詩人在寫詩，別的詩人都被捆住雙手的時候，這個詩人的詩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詩篇再把問題追問一步，也就是：美何以為美？如何保證唯美主義與極權主義絕緣？波普爾的藥方是：政治必須堅持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原則；美的夢想必須從屬於援助在苦難中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這個必要性；從屬於為這些目的而設立各種建構的必然性。波普爾不認為美是唯一的，恰恰相反，美之為美，還有正義在支撐着它。墨索里尼不會理會平等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所以他由人變成了狼。儘管他的女兒在傳記中把他描繪成一個在壁爐旁邊溫柔地彈奏鋼琴的音樂家、一位在草坪上和孩子們親昵地嬉戲的父親。我絲毫不懷疑這些迷人的敘述，但對那些在監獄中呻吟，在刑場和戰場上喪生的人們來說，這些敘述的能指與所指脫鉤了。對於領袖而言，個人品德、藝術趣味、感情趨向無足輕重。我們分辨民主領袖與暴君的依據只有一個：他是否破壞美的界限對文革的研究剛剛起步。但這種研究在我看來是先天不足的：親身經歷的一代人，往往被苦難所淹沒，痛苦的記憶阻止了理性思考的深入。記謝冕教授在一次會議上說，很不願談文革，談起來只覺得噁心。那代人善於修補他們破碎的經驗世界。在“封建法西斯專政”的奇特命名之下，他們並不怎麼心安理得地逃逸了。而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青年一代，由於與文革距離遠了，時時不由自主地用一種審美的眼光來看待這段“頗為有趣”的歷史。不少青年學者津津有味地評說《樣板戲》藝術精美，領袖的思想具有“後現代”色彩。這些奇談怪論令我渾身起雞皮疙瘩。假如兩代人都不能成其為阻止由唯美走向極權的中堅力量，那麼悲劇的重演便指日可待了。

波普爾眼裏，沒有完美無缺的黃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開放社會。“開放”是一個被我們用濫的詞，實際上，真正的開放尚未開始。

反叛的詩人

——追求真理的布羅茨基

1996年1月28日，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公寓。一間到處放滿書籍的房間裏，布羅茨基因心臟病發作，在睡眼裏逝世。詩人沒有經歷任何的痛苦，死亡是在瞬間之內降臨的。詩人唇邊的一抹微笑，依舊如許溫柔，好像在說，我寫完最後一行詩，我累了，我走了。55歲的俄羅斯詩人結束了與帝國的對立。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裏，他目睹了放逐他的帝國像紙房子般地倒塌。紅色政權回歸歷史河灣，而他的詩句在他深愛的土地上口耳相傳。

約瑟夫·布羅茨基，1940年生於列寧格勒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他的童年時代，戰爭剛剛結束，灰色和淺綠色的建築物立面上彈痕累累，無盡頭的、空曠的街道上很少行人和車輛。父母是高雅的知識分子，從小給他以良好的藝術熏陶，但也賦予他抹不去的猶太血統——在蘇聯，“猶太人”一詞的處境有些像一個髒字或某種性病的名稱。7歲的時候，小男孩在學校撒謊說，不知道自己的民族是什麼。然而很快全班都知道他是猶太人，他為此吃盡苦頭。

卑微者最先醒來。“從前，有一個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一個最不公正的國家裏。其統治者，從人類的各種觀念來看都可以被稱為墮落者。但是沒有人這樣稱呼過。”領袖的肖像就掛在小男孩床鋪上方的牆上，每天兩雙眸子都是經歷若干次艱難的對峙。小男孩想：是烏鴉重要還是太陽重要？是烏鴉的翅膀遮住了太陽，還是太陽把烏鴉變成一個小黑點？他把自己所在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看作一個倖存者，而倖存者是不能用列寧來命名的。他意識到自己生活在停止了的文明裡，生活在卡夫卡的世界裏。

小男孩15歲時退了學，這與其說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不如說是一次勇敢的反抗。在一個冬天的早晨，並無明顯的原因，他在一節課的中間站起身來，走出學校的大門。在老師與同學驚詫的目光里，向灑滿陽光的一眼望不到頭的大街奔跑而去。那時，布羅茨基一家一貧如洗，父親因為是猶太人，被趕出軍隊，失去收入。小男孩決心獨立生活，開始在龐大的帝國的角落裏漂泊，好似艾蕪《南行記》中的主人公。不過，布羅茨基沒有那麼濃的書生氣，他什麼粗活都幹得了，先後做過火車司爐、地質勘探隊員、水手、車工等十多種工作。在他看來，這些工作與寫詩沒有什麼差別。掄起斧頭來的時候，那麼重，又那麼輕，提起筆桿時的感覺也一樣。

“今日我們就要永遠分手，朋友。／在紙上畫一個普通的圓圈好了。／這就是我：內心空空如也。／將來只須看上一眼，隨後你就擦掉。”哀歌里並不出現“悲哀”這個詞，這是布羅茨基的風格；在最輕鬆的敘述方式中藏着最深廣的憂憤。他的詩句像是一條道路，當你走上去的時候，才發現是一根絆腳索。讀者不得不與作者一起感受跌倒時的劇痛。“一所學校就是一座工廠、一首詩、一家監獄、一門學問、一種無聊，並伴有恐懼的閃回。”應當更多地關注謊言，因為謊言比真理更能指認這個時代，詩人是漁夫，不網魚，卻撈起河口的水。

一切創造自身的詩人都否定主人與奴隸的世界。生活在一個自稱“革命”的政權下，詩人的反叛卻受到了可恥的鎮壓。1964年，布羅茨基受到蘇聯官方的審訊，罪名是“社會寄生蟲”。這名從事的強度體力勞動遠遠超過他的前輩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詩人，居然成了“寄生蟲”，這一審判暴露了帝國全部的非正義性。按照加級的說法，革命就是把思想灌輸到歷史經驗中去，而反叛只不過是從個人經驗走向思想的運動，反叛者發現了革命的蛻變，革命立即把反叛者關進監獄。布羅茨基和他的同伴們“衣衫破舊，不知為何卻仍有幾分優雅；被他們頂頭上司無聲的手招來揮去，兔子般地逃避國家豢養的為數甚多的獵狗和數目更多的狐狸。窮困潦倒，日益衰老，但他們依然對那些不存在的、被稱之為‘文明”的東西痴情不改。”

詩人被判入獄5年，後來減至一年半。1972年布羅茨基被驅逐出境。這固然是一種灼人的痛苦，但比起斯大林時代的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等人來，則要幸運得多。“還不知道要走多少個千里／尤其是每一次都得從零算起。”1977年，布羅茨基加入了美國國籍，但他聲稱：“我的心靈永遠為俄羅斯歌唱。”沒有人比他更懂得文學和歷史，沒有人比他更能自如地運用俄語，沒有人比他更徹底地蔑視覆蓋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大帝國。他用詩歌為自己重建一個世界。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他出版了41本著作，絕大部分是詩歌。因為他相信，對於靈魂來說，沒有比詩歌更好的居所了。1987年，布羅茨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稱他“具有偉大的歷史眼光”，他的詩歌“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當時，布羅茨基年僅47歲，是迄今為止最年輕的獲諾貝爾獎的作家。

卡夫卡說過：“生活叫作：置身於生活之中，用我們在其中創造了生活的眼光看生活。”市羅茨基嘗試着這樣做了——他雖然沒有顛覆大帝國，卻成功地證明了一首詩可以比一個帝國重。“在茫茫的宇宙間。／地球就這樣運轉，／我們時而熱，時而冷，／時而在光明的白天，時而在晦暗的夜間。”暴君和殺人者並不可怕，在這晦明未定的時刻，誰是法官誰是罪人，且聽下回分解。

帝國先於詩人隱匿在黑皮的史書里。疲憊的詩人也該休息了、記得里戈有句名言：“你們都是詩人，而站在死亡一邊。”布羅茨基則說，“死”即便是作為一個詞，也和詩人自己的作品，即一首詩那樣是確定的。一首詩主要的特徵在於其最後一行。“當我們閱讀一位詩人時，我們是在參與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他對死亡早有預料，像朋友一樣，等待死亡的到來。

那天夜晚，他擰滅枱燈，拉上窗帘，紐約的萬家燈火被他隔在外面。他想起了憂鬱的母親，以及母親教他朗誦的普希金的詩篇。他躺在床上，眸子盯着天花板，盯着俄羅斯，市滿森林和監獄的俄羅斯。他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