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黑色閱讀(7)
災難中的知識分子
昆德拉是寫知識分子的高手，是寫災難中的知識分子的優點和缺點的高手。蘇軍入侵，民族文化遭到摧殘，在這特定的環境中，知識分子何為？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主人公托馬斯是頗有名氣的外科醫生，因發表抗議文章而被秘密警察訊問。警方強迫他簽署一鍋親蘇、許願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的聲明，但托馬斯拒絕了，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第二天，他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一樣，“自願”地降到社會的最低層，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後來，托馬斯在正在擦窗戶的時候，發表他文章的編輯找他參加簽名，呼籲官方停止虐待政治犯。托馬斯對簽名行動本身提出廠質疑：簽名唯一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
螂方卻說：“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辨清楚。”
托馬斯意識到：思想並不能拯救性命。當初自己的文章也許救了人，也許沒有。但是作為一個醫生，托馬斯知道自己救過幾條命。
對方指責他“騎牆”，強調說：“這是你的責任。”
“把一隻半死的烏鴉從地里挖出來，比交給主席的請願書重要得多。”托馬斯最後拒絕了簽名。
昆德拉凸現清醒者的困境。在歐洲文化中，困惑始於浪漫的騎士堂·古柯德。當堂·吉河德騎着瘦馬沖向風車的時候，塞萬提斯便理解廠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模糊的，人面臨的不是一個絕對真理，而是一堆相對的互相對立的真理。奮卡爾“我思故我在”的英勇態度已變得不可靠，知識分子唯一具備的把握便是無把握的智慧。這樣，命題便被偷換成：‘哦思故我不在。”思想是知識分子軟弱的根源，越有知識的人越沒有力量，這個發現是令人沮喪，同時也必須面對的。
你會笑嗎？“笑”是昆德拉對人類存在本質的又一發現。“笑”與現代如影隨形，在古代和近代，大畫家和大雕塑家都避免表現笑，他們認為美麗的面孔只有在凝然不動時才可以想像。
而在現代社會裏，笑成為臉部特別受到喜愛的表情，這意味着缺乏意志和理智成為人的理想狀態。昆德拉沒有選擇地選擇了對“笑”的嘲笑。當然，他從不以“上帝”自居，他自己在被嘲諷之列。
《玩笑》的情節很簡單，青年知識分子路德維克因為與女友開了個玩笑，被朋友澤馬內免陷害，送入苦役營。歸來后他為廠報復澤馬內克，設計勾引其妻海倫娜。計劃成功后，他才發現：澤馬內克早想拋棄妻子，他的報復成了一個毫無作用的“玩笑”。昆德拉說：“受到烏托邦聲音的迷惑，他們拚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當大門在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己是在地獄裏。這樣的時刻使我感到，歷史總是喜歡開懷大笑的。”
“笑”的最高境界是幽默。什麼是幽默？幽默不是情侶在草坪上的放聲大笑，也不是喜劇演員在舞台上的表演，真正的幽默根植於生活本身提供的更為深刻的對照：我們的希望與實際成就之間奇特的不對稱；從今天的急切、坐立不安淡化到明天的一場空；凄厲的痛苦和酸切的悲哀被柔和的時光所削弱。個過境遷，我們看到生活的全景，方能產生偉大的幽默。昆德拉小說中的幽默令人傷感，正如果戈里所說：“如果人們認真地久久地注視一件有趣的故事，那故事便越來越發愁。”喜劇的實質往往是悲劇。
昆德拉對幽默的定義是：“幽默：天神之光，把世界揭示在它的道德的模稜兩可中，將人暴露在判斷他人時深深的無能為力中；幽默為人間豬一書的相對性陶然而醉，肯定世間無肯定而享奇樂。”這種悲天憫人的幽默，將淚水與笑聲渾然一體，而這正是人類的命運。
小說內外
昆德拉不僅是小說家，也是造詣精深的爵士音樂家和卓有成就的電影藝術家。他在多個藝術領域內長袖善舞，遊刃有餘。他的電影、音樂創作與小說創作之間互相影響、水乳交融。
昆德拉的小說常常“離題”。他更重視“主題”，而不是“故步”，這與有着悠久的“講故化’傳統的中國小說迥然不同。因此，閱讀昆德拉，中國讀者起初都會經歷一次“期待視野”嚴重受挫的過程。怎麼故壯剛講了一半，主人公剛剛出場，又筆鋒一轉，從容不迫地講起另一個人物的故事來？其實，這種表面的鬆散，卻是骨子裏的緻密。昆德拉認為，什麼地方小說放棄了它的主題並滿足於講述故事，它就在什麼地方變得平淡。反之，一個主題卻可以在故大之外獨自得到發展。所以，離題並不削弱小說的結構秩序，而是使其更為強有力。
由於昆德拉深味音樂與電影兩種藝術形式的精髓，所以他將防思妥耶夫斯基開創的“復調小說”推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陽氏對音樂的研究遠不如昆德拉深入，而陀氏的時代，電影還沒有產生。昆德拉用寫樂章的方式寫小說，例如《生活在別處》的七章，分別是：中速、小快板、快板、極快、中速、柔板、急板，構思一部小說跟譜寫一曲樂章、拍攝一部電影一樣，“就是把不同的情感空間並列在一起。”
小說技巧，並非許多中國當代作家所理解的那樣，僅僅是技巧。高超的技巧，是以深厚的人文底蘊和美學修養為底子的，而這正是中國作家所缺乏、也最難於彌補的。他們在編故書的本領上，可能比昆德拉高明；但在整合藝術與思想時，則顯得力不從心。他們只能入乎其內，而不能出乎其外，他們的小說至多也就是“故事”而已。昆德拉卻把主題隱藏在高妙的技巧之中，《生活在別處》是關於“媚俗”的主題，《不朽》是關於“歷史”的主題，而《緩慢》則是關於“速度”的主題，像萬花筒一樣令人眼花繚亂。
理解80年代中國的思想和文化，昆德拉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能對異國他鄉產生如許的影響力，充分說明了昆德拉的價值。
的確，小說如世人，正如麵包一樣不可或缺。
“勇敢者”遊戲
——與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
1998年6月29日上午，美國總統克林頓來到剛剛結束百年校慶的北京大學。
克林頓首先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發表長篇演講。演講以後，有七名北大學生對克林頓總統提問。早在6月25日，北大副校長遲惠生先生就對中外新聞界說，北大將採用抽籤的辦法決定參加聆聽克林頓總統講演的學生名單。然而，許多北大學生並沒有獲得參加抽籤的機會，他們紛紛表示根本就不知入場券分配的內情。
據1998年8月號的《華聲》月刊報道說，四百多張“珍貴”的學生入場券，以三種方式發放下去：一是直接進入班級，由學生民主抽籤，運氣好的自然“登堂有門”；二是流入學生團體，由平時就喜好參加此類活動的積極分子獲得；三是系裏支配，主要“照顧”對象是那些口才好、思維敏捷的“優秀學生”。通過第一種途徑分發的票數量最少。後來，進人禮堂的學生大部分是學生黨員、學生幹部和ā有向這兩方面發展的“積極分子”。這些學生能夠代表北大嗎？尤其是那七名學生所提的問題，真的就是北大學生的水準嗎？當時在會場外面，就有一家香港電視台採訪場外的北大學生。有幾名學生就很不客氣地說：“他們不配！真正的北大人不在裏面。”裏面與外面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分野。那天北大學生所提的問題，大多數確實非常尖銳，有的甚至有挑釁的味道。事實上，北大校方在提問還沒有開始之前，就已經暗示學生：要注意友好氣氛，畢竟克林頓是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和訪問北大的美國總統。但是，提問的學生依然要表示他們的勇敢和愛國，他們的“勇敢”使整個提問過程充滿了火藥味。他們的情緒普遍都激動，彷彿美國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似的，彷彿被壓迫已久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出氣筒。克林頓在會後坦率地表示，“當天批評的成分多了一些”。這些學生也許因此而滿意了——他們在提問中表現出了自己以及自己所代表的國家的“勇氣”和“信念”。
在蘇聯斯大林時代，有一個笑話說一個美國人和一個蘇聯人見面了，兩人談論誰的國家更民主，美國人說：“當然是我們美國了，我們能夠到白宮門口去張着標語罵羅斯福。”而蘇聯人說：“那算什麼，你們充其量只能到白宮外面，而我們卻能夠到克里姆林宮裏面去，當著斯大林的面大罵羅斯福。”相同的道理，在北大的禮堂里，無論怎樣尖刻地質問克林頓都是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相反還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這樣有利可圖的遊戲，誰不願意玩呢？今天，一本萬利的好事也許就只剩下這麼一樁了。
持續半個多小時的“辯論”，由CNN向全球直播。世界各國的觀眾，很大程度上從這七個學生的身上捕捉北大的形象。這所大學，是中國最進步的力量的集結地。這所大學，是世界關注中國的一扇窗口。然而，這次大的形象卻在克林頓訪問的過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人們由此對北大產生了徹頭徹尾的失望。北大不僅沒有把握住一次站起來的機會，反而再次重重地跌了下去。
那麼，讓我們再一次走進“勇敢者”們的遊戲，讓我們靜下心來思考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了，我們無能為力、但是我們所能夠做的就是：尋找一條條的線索，那讓我們羞愧的一切之所以發生的線索。找到了這些線索，複雜的疑團也許就迎刃而解了。這次北大學生的表現，是若干年以來北大疾病的一次大發作，是一次原形畢露——醜陋雖然醜陋，但醜陋明明白白地昭示於天下，對北大自身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了，瘡長到了臉上，怎麼辦呢？
從《華聲》雜誌上，我們發現了提問的學生的名字，以及他們各自在會後的想法。於是，結合會場一問一答，讓我們返過頭去，對這一特殊的、意味深長的事件作一次有趣的解讀。
克林頓的演講十分精彩。鑒於今年正值北大百年校慶，演講中，克林頓以中文“恭喜，北大”開始，引起全場長時間的掌聲。在演講中，他從歷史和思想層面展開，着重談了中國的轉型、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人權問題。克林頓強調人天生的基本權利的普遍性，認為個人自由是人類創造性的來源，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他說：“我們相信，並且我們的親身經歷也證實了，自由可以加強國家的穩定並推動它的變革。”他也反覆恭維北大，大概他的智囊班子深知北大人愛聽恭維話的習慣。他說：“北大正領導着中國邁向未來。”“我們來這裏是想同你們——中國的下一代領導者們——交流一下有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美中關係的極端重要性。”
第一個提問的是北大藝術系學生梁山鷹。他的問題是：“總統先生，很榮幸第一個提問。一如您在演講中提到的，中美兩國人民應向前邁進，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我們應增加交流。我個人認為，自從中國開放改革以來，我們對美國的文化、歷史、文學已有很多了解，對美國總統也知道得很多。我們還看了電影《鐵達尼號》。但美國人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卻似乎沒有那麼多。也許他們只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所以我的問題是，身為十年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閣下計劃怎樣加強我們兩國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有趣的是，這個學生後來表示，當時所提的問題只是大家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卻並非自己認為最感興趣的問題。他坦白說，自己是一個音樂愛好者，熟悉美國許多搖滾樂隊，如同熟悉他的廣告專業術語。“如果有時間，我倒希望像朋友一樣，問問克林頓，他最喜歡的搖滾樂隊是哪一支？”
這是一種深刻的人格的分裂。你自己心裏想問什麼就問什麼，為什麼要言不由衷呢？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在於，說自己想說的話。如果在外部的壓力之下不能說自己想說的話，這樣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如果自己主動放棄說自己心裏話的自由，這樣的人是最可恥的人。
梁山鷹同學有什麼樣的理由認為他在大會上所提的問題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呢？他經過怎樣的統計和分析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即使大家都關心這個問題，但是自己並不關心，為什麼就不能問自己的問題呢？老想充當大眾的代表和代言人，這樣的思路是有問題的。一個連自己也代表不了的人，又能夠代表誰呢？這種“代表”是虛幻的代表。
接着我們來分析梁山鷹所提問題本身的矛盾和混亂。首先，中國是否很深入地了解了美國的文化、歷史和文學？西學東漸以來，西方的文化在中國社會一直僅僅是遊離體，像油浮在水面一樣，並沒有被中國真正地吸收。對於美國的清教主義、對於美國的人權理念、對於美國的法律制度，即使是自稱精英的北大學生和教授，又有多少的了解？梁山鷹同學用《鐵達尼號》來作為自己了解美國的例子，顯得十分荒唐。這部電影能夠代表美國文化的精華嗎？這樣的自信還是少一點的好。在這樣自以為是地發言之前，應該好好泡在圖書館裏，讀讀傑斐遜、富蘭克林、愛默生等美國第一流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了解究竟什麼是美國和美國的精神。憑空而來的自信是空中樓閣。作為北大學生，舉一部娛樂電影來證明自己了解美國的文化，未免有點太掉價了。為什麼不說惠特曼、梭羅、馬克·吐溫、福克納呢？克林頓總統在演講中頻頻引用胡適的名言，與對方相比，倒是顯出自己不了解美國了。
其次，強迫別人了解自己本身就是一種可笑的行為。我們需要了解美國，是因為美國已經民主、富強到了非讓我們了解不可的地步。美國對我們的了解，確實遠遠沒有我們對美國的了解那麼多，這隻能說明我們還沒有民主、富強到讓美國必須深刻了解我們的程度。關鍵在於，我們得從自己做起，一步一步地做起，推動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中國強大了，人家自然就會來了解你的，那時候，用鞭子抽他們也抽不走。而現在呢？還是埋頭苦幹吧，埋怨別人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世界本來就是這樣，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從來就沒有真正平等過。美國人即使一點也不了解中國，他們也沒有必要內疚。梁的理直氣壯實際上最沒有理由。
第三，梁山鷹很輕率地說美國人不了解中國，“也許他們只是通過一些描寫文化大革命或農村生活的電影來看中國”。了解中國，當然要了解改革開放以來對年的中國，但是就能夠忘卻文革的中國嗎？了解中國，當然要了解大城市的中國，但更加廣表的農村就能夠抹掉嗎？
梁同學很輕鬆地談到文革。對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梁本人能有多少呢？作為文革以後出生的一代人，對文革已經極其陌生了。第一流的文革研究的著作是美國人寫出來的，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恥辱嗎？我們還有什麼臉去質問別人？作為一個中國的青年，梁同學自己倒是需要讀一些有關文革的歷史書籍，包括就在北大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甚至就在這個辦公樓禮堂里所發生的慘絕人寰的批鬥會。你知道這裏曾經染過多少人的鮮血嗎？你知道北大有多少位教授在文革中自殺身亡嗎？好像文革成了中國人的一個傷疤，自己不說，也不讓別人說。
再就是關於農村的問題，張藝謀等導演所拍攝的農村題材的電影在海外獲獎，國內就有人表示譴責，譴責西方世界的獵奇心理，譴責他們希望看到我們的落後和愚昧。然而，譴責是無濟於事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農村是不是這樣落後和愚昧？稍微對中國農村有所了解的中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的農村比電影裏所表現的還要落後與愚昧。農村的苦難不是梁同學這樣整天喝着可口可樂的孩子所能了解的。農村是中國的大多數，為什麼我們要迴避農村呢？在梁同學的敘述語氣里，彷彿農村與中國無關，這是他的表述里最要命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談一個具體的問題——台灣問題。問問題的方式是咄咄逼人的，克林頓收起了臉上的笑容。
第三個問題是所有問題中最糟糕的一個問題。這是地質系學生段玉棋提的：“據我們所知，你來中國之前，在國內表示，之所以去中國，是因為它太重要了，接觸是最好的壓制方式，你這句話是否是為了使這次訪華成行而向反對派作出的承諾？此時你站在講台上，帶着偽善的微笑，這微笑背後是否還藏着真正的、壓制的初衷呢？請總統先生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克林頓總統聽到這樣的問題后，面露驚訝之色。他沒有想到北大學生會這樣對待一位客人。他把北大學生當作中國未來的領導人來看待，沒有想到他們連起碼的待客之道都不具有。受到中國最好的高等教育的北大學生，居然缺乏基本的外交禮貌，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呢？難怪總統先生要神色大變了。而許多北大人則以此為榮：克林頓為難了、克林頓尷尬了、我們難倒了克林頓！我們多麼偉大啊！殊不知，想侮辱別人，首先侮辱的是自己。全世界都發現，這所中國的最高學府的學生怎麼這樣沒有禮貌？連幼兒園的孩子也比不上？
這時，克林頓表現出大國領袖的風範來，他從容地回答說：“要是我有遏制中國的意思的話，我不會把它藏在笑臉後面。但我沒有，那就是說，我講的是肺腑之言。我們必須做決定，我們大家都得做決定，特別是生活在一個擁有重大影響力的大國的人，更得決定如何界定他們何以是大國。”他談到俄羅斯的選擇，俄羅斯選擇了向前看，他希望中國也如此。而美國的政策是：“我想要有夥伴關係，我沒有笑裏藏刀，這是我真正的信念。”
相比之下，段玉棋同學的說話的方式讓人極其不舒服。這種敘述，讓人聯想起文革中的大字報來。斬釘截鐵、不容對方有迴旋的餘地。將對方逼進死胡同，自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位年輕的學生，是怎樣沾染上文革的氣味的？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應該避免粗暴和專橫。這兩種性格，是文化的對立面。段同學兩者兼而有之，並且很是為此驕傲。念了十幾年的書，連粗暴和專橫都沒有磨洗掉，這書是怎麼念的？一向自稱最有禮節的中國人，卻表現得最沒有禮節，讓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機前面搖頭。
第四個問題是問高等教育對未來的意義以及克林頓對中美兩國青年的期望。
第五個問題的惡劣程度直追第三個問題。提問的是經濟學院的學生劉麗娜。她的問題使會場的氣氛再次變熱：“老實說，中美兩國對民主、自由、人權這些議題確有歧見。您非常驕傲地回顧了美國貫徹民主、自由的歷史，同時也為中國提出一些建議。我們當然歡迎發乎至誠的建言。可是，我記得有人說過，我們應該在虛心接受批評之餘，勇於自我檢討。您認為時下的美國社會裏，民主。自由、人權等方面是否同樣存在問題？”
這位女同學的言談是激情澎湃的，每個字的發音都抑揚頓挫，好像在演出一場話劇。她的爐火純青的演技可以跟人藝的著名演員們相比美。她的觀點與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一模一樣，她說的話，發言人們已經說了無數遍，她再來重複，有點畫蛇添足了。
其實，克林頓在演講中已經檢討了美國的民主歷程：“當我們由於種族、宗教、價值觀等問題而剝奪人民的自由，或限制新移民的自由，美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便出現了。但當我們致力落實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對持不同政見人士的自由提供保護、並把自由交還給以往曾遭受剝奪之人時，美國的歷史便進入最輝煌的時期。”
克林頓回答劉麗娜的問題時繼續說：“我從未在其他國家——當然不只是中國——訪問的時候，自欺欺人地不承認我國也有類似嚴重的問題。…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自稱住在應該凡事十全十美的國家。為了創造並享受更好的生活，我們不斷向理想邁進。”
女發言人不是在問問題，而是在闡述自己的觀點，也不是在闡述自己的觀點，而是在闡述官方的觀點。她不知道什麼是提問。不知道怎麼提問。這就是北大學生的素質，能不讓人失望嗎？
緊接着，另一位女發言人發言了。這是中文系學生馬桶。她反駁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相互抵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抵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諦。”這同樣是闡發中國政治書本的上教條。
這是一個認真讀書的女學生，她背下來了那麼多條條框框。後來，馬桶與第一個提問的梁山鷹一樣，也透露說，這不是她所想問的問題，她與克林頓一家一樣，是素食主義者，她想與總統交流一下對“健康、綠色的食品”的看法。那麼，又是什麼原因，使她不問自己內心深處想問的問題呢？連自己的心靈也不自由的人。連心口都不能保持同一的人，還有什麼資格來談論自由兩個字？絡克說過：“最低級的自由是大聲說出自己心裏話的自由。”
蔡元培先生的話，前提是“偉大的道德精神”，然而，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並不偉大的道德精神，還有一些甚至是邪惡的價值觀的存在。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既有融合的時候，也有衝突的時候，不然，人類社會就沒有矛盾了。納粹的集體與個人的自由有沒有矛盾呢？在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說里，有消極的自由和積極的自由兩種自由，消極自由不是積極自由的反面，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哪能分開它們呢？這名學生對自由理念的內涵與外延都缺乏起碼的釐定，卻輕率地、滔滔不絕地發表似乎是“自己”個人的見解，真讓人啼笑皆非。
馬捕當然是在一個優越的家庭里長大的，所以她覺得在中國沒有什麼不自由的——一切都在蓬勃發展嘛！一切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嘛！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林黛玉的感受與焦大的感受絕不會一樣，雖然他們同樣都生活在賈府里。這名清秀的短髮的中文系女生，應該在學習之餘到學校外面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人們的生活，看看失業工人的生活，看看山區農民的生活。那時，再來談論“自由”兩個字，才不會如此輕率。
最後一個學生問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美國經濟的，一個是如果有人在外面示威，總統會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克林頓對此作了很好的發揮。
這次對話，顯示出北大學生似乎都有很強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似乎很堅持自己的理念。但在後來的採訪中，他們統統露出了“原形”。《華聲》雜誌披露說，七名北大學生在談到對美國的看法時，都一致“叫好”。他們喜歡美國的理由五花八門，藝術系的學生說，“美國人自由奔放的民族個性非常吸引人。”經濟系的學生則表示，“尖端的科技研究環境，有利於個人成就的誕生。”中文系的女生理由很別緻：“因為美國吸引走了我的一個親密朋友。”
學生們對美國其實早有了共識：美國是一個文化包容性極強的國家，不同膚色、不同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生存的土壤。身處美國，也就身處了世界。
目前，北大每年有將近百分之四十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赴美留學成功的人數佔了全校學生總數的近百分之二十。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託（GRE和toFEL）的一代”。在提問的七名學生中，有五人明確表示，他們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去美國。
那麼，他們在會場上的言行就成了他地道道的表演了。他們把提問當作體現自己“勇敢”的好機會。這是對“辯論”精神的巨大的侮辱。他們的表演卻給世界一個錯誤的認識：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中國成了民族主義的重災區。
據了解，北大學生與克林頓“交鋒”的一幕，在美國一些人物的心目中，已經產生了另外的看法，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陸士達，於當天給出的反應信息是：在中國這一代青年人身上，有一種正在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反映出一種真實的趨勢，未來我們必須對此加以處理。而中國學者大部分對北大學生的表現給予喝彩。美國人的誤解和中國學者的不理智，在同一個層面上相會了。他們都不了解這最年輕的一代精英分子。這些年輕人與他們所想像的相差很遠很遠。
這是怎樣的一代精英呢？這是喪失了自身價值觀的精英們，他們所保留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表演沒有其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獲取利益。在北大平時的學生社團活動中，他們的表演就已經內在化了，他們連意識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沒有了。“我口說我心’，對他們來說，早就是一個比盤古開天地還要古老的神話。他們只知道：說那些對自己有好處的話。久而久之，他們把表演當作了本色。平時，他們還“養在深閨人未識”，現在，在一個特殊的時刻、特殊的場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這些“精英們”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頓的對立面，在此一特定時空中能夠讓自己獲得利益。所以，儘管他們心裏深愛美國，他們也要故意與美國總統過不去——因為這樣做有好處。康德所說的“內心的絕對的道德律令”對他們來說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並不利於獲取現實利益，所以乾脆拋棄掉。這是人格極度扭曲的、卻自己以為最健康不過的一代人。這將是可怕的一代人。這是可怕的教育所釀造出來的可怕的一代人。到了這樣的時刻，還能夠不反思我們的教育嗎？
孤獨的蔡元培
在北大未名湖畔一個幽暗的角落裏，有一尊半身的銅像屹立在青松之間。
這裏是北大的一方凈土。他守護着這方凈土，一如他生前。他注視着這些孩子，一如他生前。他勉勵着這群老師，一如他生前。
而他孤獨的身影，在歷史發黃的書頁里，拖得很長很長。
他就是北大的老校長蔡元培。
在他之前之後，北大的校長走馬燈似地輪轉了多少人，個個是英才俊傑，但是只要一提起北大校長，讓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蔡元培校長，也只有蔡元培校長。正如編輯《追憶蔡元培》一書的北大學子鄭勇所說：“本名湖畔叢樹幽林間，蔡元培塑像謙和地獨守一片凈土，引領着每次瞻拜每次肅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歷史傳統和今日的格局氣象中，蔡元培更內化為一種象徵與啟示。無論歲月的塵埃如何起落飛揚，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無論時間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動搖了多少權威的根基，既非權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卻不減風神依舊，因為有後來者‘以口為碑，以心為碑，以文為碑’（林語堂《想念蔡元培先生》）。”
耐人尋味的是，北大校慶期間，幾乎所有的紀念蔡元培的活動都由民間發起：北大紐約校友會鄭重通過決議，建議將蔡元培先生暫居香港的陵墓遷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議將北大紅樓的了民紀念館定為國家文物重點保護；有北大畢業生創辦的北京國林風圖書中心舉辦蔡元培專題講座……而最隆重的則是北大師生自編自演的話劇《蔡元培》。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活動。由幾位退休的老教授發起，無數的同學匯聚起來。從一年以前他們就開始了艱辛的奔波，幾經周折，終於上演了。最後一場表演，由於種種原因，禮堂的燈光道具都被迫撤除，本來演出就此終止，但是同學們還是堅持着演完了最後一場。那一場是所有演出中最成功的一場。而話劇中有一幕打動無數人的心弦，那一幕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在那最艱難的時刻，蔡元培先生身心交瘁，獨自坐在黑暗中，自言自語說道：“誰又理解我呢？”
是的，誰理解他呢？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黃沙撲面。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徐徐穿過校園內的馬路。這裏，早有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為北大校長的傳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長緩緩地走下馬車，摘下他的禮帽，向這些雜工們鞠躬回禮。在場的許多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從未有過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級森嚴的官辦大學，校長是內閣大臣的待遇，從來就不把工友放在眼裏。今天的新校長怎麼了？
像蔡元培這樣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禮，在當時的北大乃至中國都是罕見的現象。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由此細節開始。蔡元培希望通過這一行為開風氣之先，使得這所聲名狼藉的國立大學煥發生機。此後，他每天進學校時，都要向站在大門旁邊的工友們鞠躬致敬。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習慣。他的這一行為，是對北大官氣的一個反撥，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幟。他首先從自己做起。
蔡元培辦北大，將北大作為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北大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北大是他的一個輝煌的文化理想。從此，北大與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聯繫在一起。
1917年12月17日，北大慶祝20周年校慶的時候，一位音樂家在校慶大會上唱出了一首熱情洋溢的歌曲：“春明起講台，春風盡異才，滄海動風雷，弦誦無妨礙。到如今費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時幸遇先生蔡，從頭細算，匆匆歲月，已是甘年來。”上任不到一年的蔡元培，就已經將自己融化到了北大裏面。他的繼任者們，有許多人在追隨他，但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則是把辦學校當作陞官的一個途徑，不僅不是獻身於北大，而且成為北大的吸血鬼，把北大當作工具來供自己驅使。
蔡元培之前的北大，可以說是一片烏煙瘴氣，“學生對於專任教員，不甚歡迎，較為認真的，且被反對；對於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別歡迎。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也不討厭。因有師生關係，畢業時仍可為奧援。所以學生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術並沒有何等興會。”針對這樣的情況，蔡元培首先確立北大的辦學方針：究竟什麼是“大學”？大學培養的是什麼樣的人才？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細枝末節的問題就無從談起。
什麼是大學？蔡元培理想的大學是他在德國觀察到的大學，即擁有獨立地位的、追求純粹學問的一個思想與知識的生產、交流和傳播的機構。早在一百年以前，德國著名教育家洪堡就提出：“學術應該是自由的、純粹的，是不應該包含任何功利主義思想的。”洪堡尤其反對大學教育的功能只是為了就業，他認為大學是“對各學科進行研究的機構”。蔡元培力圖引進德國的教育理念，糾正中國自古以來就根深蒂固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教育模式，他就像與風車作戰的堂·吉河德，懷着單純的理想、無私的心靈和堅貞的信念出發了。他的夢想在北大隻是得到了部分的實現，但一所真正意義的現代大學，在他捧起的雙手中慢慢成形了。
大學的靈魂是“兼容並包”。蔡元培執掌北大的時代，差不多實現了“和而不同”。
蔣夢魁先生在枯難與風流沖寫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裏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談。”
新潮社的骨幹楊振聲回憶說：“可能有一些學生正埋頭閱讀《文選》中李善那些字體極小的評註，而窗外另一些學生卻在大聲地朗讀拜倫的詩歌。在房間的某個角落，一些學生可能會因古典桐城學派的優美散文而不住點頭稱道，而在另一個角落，其他幾個學生可能正討論娜拉離家後會怎樣生活。”這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風格在同一個地方交錯重疊的現象，在北大的歷史上、甚至在中國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絕後的。
當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學術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只是不主張，而且反對。”他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強調說：“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政黨或各黨派教會的影響。’他堅持認為，只有教育從各黨派的紛爭中獨立出來，才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的交替而屢屢變遷，這樣的教育才可能有實效，學術才可能有發展，學者才可能成為獨立的“知識分子”。
“兼容並包”的前提是自身的獨立，而獨立的支撐點則是人格的完整。所以，蔡元培特別關注大學教育對人格的培養。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的就職演說中談到：“諸君為大學生，地位甚高，肩負重任，責無旁貸，故諸君不唯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勵人。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為人輕辱，更何足以感人。”大學是精英的聖地，是孜孜不倦地探求真理的人們的一個棲居所。當時還是一名普通學生的羅家倫，後來回憶聽到蔡元培先生講話時的感覺說：“那深民無畏而又強烈震撼人們心靈深處的聲音驅散了北京上空密佈的烏雲，它不僅賦予了北京大學一個新的靈魂，而且激勵了全國的青年。”
把人格的培養作為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在當時的中國看起來有些迂闊，但這恰恰是大學的真義所在。蔡元培多次說：“人言有良社會斯有良大學，吾謂有良大學斯有良社會。”他把因果關係顛倒過來。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社會道德的淪喪，是人心的死滅，所以大學有責任去扭轉這種趨向。培養健全的人格，甚至比第一流的研究成果還要重要。
在蔡元培先生看來，道德教育是國民教育之根本，一個民族的道德水平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內容。他指出：公民道德為中堅，舊世界觀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軍國民教育及實利主義，則必以道德為根本。”他呼喚一代新型的知識分子的誕生，這將是具備了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純潔的道德情操、具備了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及敏銳的審美能力的一代人，他們就是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遺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這一教育理想，在他之後成了空谷回首。
蔡元培是一個理想主義氣質很濃重的人，又是一個實幹家。他採取了種種措施，讓自己的理念在北大得以貫徹下去。美國學者魏定熙特別注意到蔡元培支持創辦《北京大學日刊》的意義。《北京大學日刊》定期報道關於評議會和教職工會議的情況，使校方負責的內部事務公開化，從而取得了學生的信任。顧頡剛回憶說：“如果學生們的建議有助於學校的進步，而且這些建議又是可行的話，那麼它們將登載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將是促成校方把這些建議付諸於實施。這樣，學生與學校之間就不再有距離感，而且，長期以來他們所深惡痛絕的校方的官僚習氣將不復存在。”這是一個利用輿論的力量進行監督的典型例子。這樣的做法，對於一般的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自掘墳墓。而對於蔡元培先生而言，則是“泰山不讓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作為，真正能夠領會其實質的，罕有人在。即使是陳獨秀、胡適、沈兼士這些他的親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學理念。他是孤獨的，他的思想與時代相差太遠，時代所給予他施展的餘地只有方寸之大。他執掌北大期間，北大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這只是曇花一現，隨着他的離去，北大很快沉寂下來，正如魯迅先生嘆惜的那樣，20年代中期以後的北大，“射一支響箭也沒有一點迴音”。這在中國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運。
說蔡先生幸運，是因為他在新！日政權交接的空當里出任北大校長，可謂把握了千載難逢的時機。蔡元培先生沒能夠建構起一整套制度平台，僅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撐北大的發展，這同樣是一種“中國特色”。他憑藉的是自己的聲望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南方軍事力量對北洋政府的牽制。陳平原教授指出，“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實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檢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發發可危。不識時務的胡適之，繼續‘妄談人權’、‘批評黨國’，受到了政府的嚴重警告，險些兒‘肉體解決’。蔡元培名氣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樣無法挽狂瀾於既倒。”於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個永恆的神話。被一代一代表達人追憶和講述。
說蔡先生不幸，是因為輝煌的北大隻有他執掌的時候存在。校以人名，這本身並非正常的情況。正常的情況是應當創設一套完整的制度，讓它在創始人離開之後依然能夠按部就班地運轉。但是，中國的環境沒有為蔡元培提供這麼一個條件。北大離不開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驕傲，也是北大的悲哀。環顧世界各大名校，沒有哪位校長對他所供職的大學產生如此深刻的影響，也沒有哪所大學像北大一樣如此深刻地依賴一位校長。
1949年以後的北大，能夠架構人格平台的校長恐怕只有馬寅初一人——而馬寅初的人格已經不再受到官方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夠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在後半個世紀裏，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沒有制度平台來保障，其狀況就可想而知了。到了世紀之交，我們才發現我們最需要的還是蔡元培。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憐的北大，就像瘸子離不開拐杖一樣，只能說明北大仍然沒有制度來保障。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資源可以吸取，北大沒有創造更豐富更充足的資源供給中國社會，這難道不是一種恥辱嗎？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期間，北大學生運動開始萌芽。他與學生運動的關係，一直被後人所誤解。許多人把他描述成學生運動的積極支持者，這是對歷史的改寫。蔡元培本人並不支持學生運動，從“五四”運動一開始，他就對群眾運動的負面作用有清醒的認識，對過度參與政治活動傷害學術研究和大學獨立有清醒的認識。
當時的一名北大學生曹建對“五四”時蔡元培先生的言行有生動的回憶：學生被捕之後，大家聚集在三院禮堂里，束手無策。忽然聽見腳步聲從外面傳來，眾人仰首張望，原來是蔡元培校長。一群學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責，另一些學生則歡呼，有的甚至放聲大哭。先生從客走上講台，恰言溫詞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還沒有說完，全場呼聲雷動。先生接著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這句話是什麼呢？就是“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而蔡元培先生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文中也寫到：“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面，應以求學為第一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20歲以上者，對於組織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遊行，向總統府請願。當北大學生出發時，我曾阻止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在蔡元培的辭職信中，他批評了北京的政治文化，認為它是一種毒素，會傷害接觸它的每一個人。北大在這種毒素的包圍之下，生存是困難的。
同樣，蔣夢鱗先生在《灑潮》裏也詳細寫到蔡元培校長的態度：“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遊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於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然而，兩者之間存在着一定的裂隙，這一裂隙有時小、有時大，隨着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變化，而並非先生所想像中的理想狀態。兩者孰重孰輕呢？
學生運動與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以及為學術而學術的理念之間有相當的矛盾之處。蔡元培先生自己也並沒有完全找到一條真正的中庸之道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學生中掀起了反對日本軍閥侵略的怒潮。當國民黨中央正在南京開會時，學生涌到中央黨部前面。蔡元培先生挺身而出，向群眾宣講讀書與救國兩不忘的道理，首先得使自己成為抗日建國的有用人才。不料因人聲嘈雜，先生的聲音又不很宏大，再加上許多學生並不認識先生，先生差點被莽撞的學生毆打。先生因此深感學生運動領導權的失墮，為之極其惋惜。
其實，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的內在衝突：大學處在社會當中，怎樣做到既獨立於社會，又影響和引導社會？大學不是一個挑花源，大學與社會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尤其在近現代中國社會裏，現實環境相當惡劣，空談學術中立無異於緣木求魚。蔡元培提倡的是一種超功利的關懷，這種關懷超乎於任何黨派、團體的利益之上，具有形而上的味道，是由人的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渴望驅動的。這種關懷的實施卻是相當困難的，像蔡元培先生這樣崇高人格的人才可能實踐它，因此，它的操作性就停留在一個很低的層面上。其他的大學中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把介入現實與個我利益結合起來，使大學參與社會這一行為本身趨向於功利化。
蔡元培的心目中考慮的問題是：學生怎樣擔當公民義務？不是應不應該參加學生運動，而是以怎樣的心態參加學生運動。
1918年，蔡元培為學生刊物《國民雜誌》撰稿時寫道：“讓學生們承擔國民的義務是《國民雜誌》漁揚的觀點。但是如果學生的職責僅僅是讀書的話，他們又怎能犧牲用於學習的時間和精力去承擔平民百姓應有的義務呢？答案是：學生是被他們自己拳拳的愛國熱忱所驅動。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民眾對國家的命運漠不關心，似乎國家的前途與他們毫無關係，但還是有一部分社會中堅把為國家服務視為己任。理解這種愛國情操並真誠地為國家強大而努力奮鬥的人畢竟只佔少數。如果學生不能幫助這少數愛國志士去喚醒麻木的民眾，那又有誰能行呢？學生們寧願犧牲自己的學習時間和精力來辦好這個志在救國的雜誌，他們的誠摯不能不令人欽佩。”顯然，他肯定了學生的參與精神，並意識到在現代中國這一特定時空中，再來當隱士是不可能的了。他看到了學生身上的朝氣和活力，而且被其深深地感動。
在1920年所作的一次題為（學生的責任和快樂）的演講中，蔡元培則從另一個角度闡明自己的觀點：“我再回溯到‘五四’運動以後，我們一般學子受了這種感觸，其中由自覺到覺人的很不少，至若學生去歲干預政治問題，本是不對的事情，不過當此一髮千鈞的時候，我們一般有知識的人，如果不肯犧牲自己的光陰，去喚醒一般民眾，那麼，中國更無振興的希望了。但是現在各位的犧牲，是偶然的，不得已的。若是習以為常，永荒學業，那就錯了。還有一層，現在各位為社會服務，這也算分內的事情，不一定要人家知道，只要求其如何能盡自己的責任，並且不要以此為出風頭，沽名譽的器具。……對於讀書和做事，都要有一種誠心，凡事只要求其盡責在我，不可過於責人。”企圖通過學生運動獲取名利的人，先生是不以為然的。而20年代以後的學生運動，正朝着這個方向行進，最後到了用別人的鮮血來染紅自己的頂子的程度。先生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可是很少有人能夠靜下心來咀嚼先生話里的深刻含意。
20年代以後，中國政局風雲變幻，蔡元培先生永遠地離開了北大，他知道自己已經無能為力。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故於香港九龍，那是抗戰最艱苦的歲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的孤島上，千名北大弟子為老校長執郭。
死後的世界，更不是先生所能左右的。1949年之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束之高閣。五六十年代對教育領域的若干次批判，均對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所衝擊。直到1989年，北大有關方面還將蔡元培教育思想看作煽動學潮的罪魁禍首，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重要表現，一時之間，在蔡元培為之耗盡心血的北京大學裏，居然人人談“蔡”色變。有人企圖創造出一個徹底清除了蔡元培及其精神的“新北大”。這種螞蟻撼樹的“努力”，當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而蔡元培仍然安息在遙遠的南國，在香港仔的“華人永遠墳場”。先生的墓依山而建，山青而水秀。
但是，學子們還是忘不了老校長。近年來，一直有將蔡元培墓遷回北大，讓老校長安息在未名湖畔的建議。而北大校長辦公室給一位居香港的校友複信稱，學校領導對建議進行了研究，答覆如下：“北大現在的校園為原燕京大學舊址，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后，北京大學由沙灘遷到這裏。校園的重要部分已於1994年3月，由北京市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區，該文物保護區必須保存現有格局，一切翻修和興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護法的有關規定，經批准以後，才得執行，學校方面無權動土。沒有列入文物保護區的校園，如學生宿舍、食堂、文體活動中心等，樓間距離甚窄，聲鬧喧雜，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的適當場所。”理由倒是冠冕堂皇。然而，校慶期間，北大在未名湖畔新建了好幾個不倫不類的現代雕塑、樹起了大量的廣告牌，甚至還建造了巨大的、粉刷着寶潔公司廣告的。供體育鍛煉用的人工攀登岩。這一切行為做起來又那麼順理成章，似乎沒有經過太多的手續，也沒有受到文物部門的干涉。
偌大一個校園，偏偏容不下蔡元培先生的墓。這說明，北大已經離“北大”很遠了。這也從反面襯託了先生的偉大——在他逝世半個多世紀以後，還有那麼多人不敢直面他。文質彬彬的他依然令那麼多有愧於北大、有愧於中國教育的人心驚膽戰。
先生不回來也好，省得他回來看到那麼多讓他傷心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依然是孤獨的——什麼時候他不孤獨了，什麼時候北大就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