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貞慧（4）
下片專敘陳其年應徵來赴博學鴻詞之試。其時孫枝蔚雖亦同在被征之列，卻似乎有把握可稱病不與試，所以是局外人的口吻：
看從此宮禁聞名，新成樂府，便付神仙行綴。紅雲捧處，紫袖垂時，召賦蓬萊祥瑞；天上聞歌歸來，舊日秦娥，巧相嘲戲：道先生遇似青蓮；妄與屯田無異？（自註：柳耆卿進《醉蓬萊》詞，仁宗讀至“太液波翻”二字，憤然擲之地。）
詞只十一句，卻從應試一直寫到被黜還鄉。其時尚未召試，故知此十一句皆為想像中的情況。不預賀其年春風得意，扶搖直上；而預料其將如柳永之見惡於宋仁宗。自來贈人之作，無此寫法，可知必有深意在內，試為釋之。
過片三句，謂其年應詞科，必獲高第。“行綴”即“綴行”，此二字不可忽！《唐撫言》：“唐太宗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謂康熙特舉詞科，意在牢籠士林。而規箴的主旨，即在提醒陳其年，勿受牢籠。而用柳永的故事作暗喻，以為警惕。
柳永與宋仁宗的故事，據宋人筆記所載如此：
“仁宗留意儒雅，務本向道，深斥浮艷虛華之文。初，進士柳三變，好為淫冶謳歌之曲，傳播四方，嘗有《鶴衝天》詞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能改齋漫錄》）
“永為屯田員外郎，會太史奏：老人星現。時秋霽，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詞臣為樂章；內侍屬柳應制。柳方冀進用，作此詞進（指《醉蓬萊》詞）。上見首有‘漸’字，色若不憚。讀至‘宸游鳳輦何處？’乃與御制真宗輓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於地。自此不復擢用。”（黃花庵）
按：真宗崩時，仁宗方在沖齡，何得有“御制輓詞”？果有其事，柳永不當存稿，至少亦應刪改。今《樂章集》所收《醉蓬萊》一詞，系題：“廢老人呈現”，依然是“漸”字領起，依然是“此際宸游，鳳輦何處？”及“太液波翻”的字樣。孫枝蔚不應不明此典不實，而仍引用，預料陳其年將來會“召賦蓬萊祥端”，會被黜，會被“舊日秦娥”相嘲。“先生遇似青蓮，妄與屯田無異！”豈非過於武斷無禮？
其實，這是孫枝蔚心所謂危的激切忠告。他要為陳其年提醒者有二：第一，康熙與順治不同，並不好“浮艷虛華之文”。在宋仁宗時，“填詞柳三變”，早達宸聽。而陳其年當時，雖詞名滿天下，康熙並不知其人。此由“看從此宮禁聞名”一語可知。“從此”者，指應試之後，其前固不曾名傳宮禁。既然如此，其年如希冀以詞臣進用，誠為大謬。
而最主要的是，滿清入關，忌諱甚多。不識忌諱，則“妄與屯田無異！”孫枝蔚特作小註：“柳耆卿進醉蓬萊詞”云云，自有深意。假使柳永生於康熙，而“太液波翻”被認為四海不寧之喻，則震怒之下，禍且不免，絕非“憤然擲之地”而已。
孫枝蔚作此忠告，自是有見而發，不同危言聳聽。稽諸清初文錄，誠為信而有徵。施愚山本取在上上卷中，因詩句中有“清彝”字樣，讀卷四大臣，除李慰以外，皆主摒斥。因為“清彝”典“清夷”同音。忌諱之深、之可笑如此！
至於康熙並不喜詞臣，則朱竹的故事，最可說明一切。當時鴻博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史館中尤負盛名者為“三布衣”。
“三布衣”除朱彝尊以外，另二人為無錫嚴繩孫、吳江潘耒。嚴繩孫被征時，年已五十七，不願出山而不可。應試之日，託辭目疾，“省耕詩二十韻”只賦八韻，希望以不完卷而被黜。結果因為“史局不可無此人”而仍被授為檢討。《明史遣逸傳》即出此公手筆。
潘耒字稼堂，吳江人。顧炎武的入室弟子。生有奇慧，於書無所不談，音韻之道，能傳師學。對明史的纂修，頗有貢獻。
三布衣中的朱、潘二人，在京中很出風頭。但到康熙二十三年，同嘆嗟跌。潘耒以“浮躁輕率”為翰院掌院學士牛鈕所劾，奉旨降調，於是辭官而歸。朱彝尊則以私帶書手到史館，抄錄各方所進之書，亦為牛鈕所劾，降級逐出內廷。
潘朱被黜，均因得罪權貴之故。潘耒應詔陳言，以為“建言古無專責，人人得上書言事”，主張大開言路，正觸權臣李額圖、明珠之忌，所謂“浮躁輕率”，如此而已。
朱彝尊的被逐，是“文字之禍”。先引孟心史先生《己未詞科錄外錄》：
“竹以《詠史》二絕，為人所嫉，此自是當時事實，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詩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與勵杜訥，先以善書直南齋。鴻博試后，明年，高、勵俱以同博學鴻儒試，士奇由中書超授翰林侍講，杜訥由州同超授編修。杜訥不以著作名，得此殊遇，蓋非竹所指及。竹詩自謂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詩言：‘漢室將將出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降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謂鴻博之外，復有同鴻博。學問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
“又云：‘片石韓陵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征。’此尤可知其為士奇發矣。以士奇之人品……空疏寡學，實不是四大雅之林。”
據周棄子先生見告，孟引朱詩有誤，“漢室將將出群雄”應作“屈群雄”，“片石韓陵”應作“海內文章”。第一首詠漢初大封功臣事，品后定十八侯位次，蕭何為首，降及丁復、蟲逢之流，竟不知功勛何在。“絳”者絳侯周勃，“灌”者，潁陰侯灌嬰，皆為從高祖定天下的大功臣。“後來不分”，無名小卒亦在“十八元功”之列，此所以謂之“屈群雄”，亦是朱彝尊為其“同年”叫屈。
這首譏刺鴻博冒濫的詩，凡未應十八年三月初一之試，而賜鴻博出身者，多在被罵之列。至於第二首則專罵高士奇，擬之為祖孝征，后先繼步，奇切無比，難怪高士奇恨之刺骨。
按：孝征為祖之字，北齊范陽人，後主時官至尚書左僕射，豪縱淫逸。本傳說他“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納，豐於財產”，此與高士奇的情況，大致相同。尤為巧合的是，祖孝征有《修文殿御覽》一書，而高士奇恰好亦有《天祿識余》一書，皆為士林笑談。
《修文殿御覽》是一部類書，共三百六十卷，據說是《太平御覽》的祖本。《己未詞科錄外錄》引《文獻通考》云：
“通考經籍考‘御覽’下云：‘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編集獨至今傳世。當盜《編略》論眾，今書毋乃盜以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權所為也。”
《天祿識余》是一部讀書筆記。高士奇自以為獲讀禁中秘笈，心得殊多，其資了無足觀。孟心史先生指出：“稍閱歲時，遂為藝林笑柄，發之者杭堇浦，述之者《四庫提要》，而士奇著書之聲價定矣！”
按：紀曉嵐所作《四庫提要》，述《天祿識余》；“是書雜采宋、明人說部，綴緝成篇，輾轉裨販，了無新解，舛誤之處尤多。”以下全錄杭堇浦所作此書的跋語，“糾繆多處，如不觀《地理通釋》，妄分兩函谷關為秦、漢”；如“銀八兩為‘流’本《漢書食貨志》，乃引《集韻》以為創穫”；如“‘青雲’二字有四解，乃遽以隱逸當之”，以為“採擷若此，可以征其造詣”。提要則作評斷：“取此書復勘之，竟不能謂世駿（杭堇浦）輕詆。”
高士奇的其他著作，如《左傳紀事本末》，“因襲前人成書，稍稍變其面目，為盡人所能為”，“春秋地名考略，乃倩秀水徐勝代作”等等，經孟先生所指出者，亦即為當時士林的公評。其行徑與“小人之尤”的祖孝征何異？不過他人知不言，朱彝尊以精警之語，標而出之，使士奇之學，不待蓋棺，便可論定，其為致憾於朱，必欲去之而後快，是可以想像得之的。
朱、潘之被黜，以及同一年亦為朱、潘一榜的無錫秦松齡，因順天鄉試磨勘而革職，都是高士奇搗的鬼。但如康熙好文愛才，重視詞臣，必不因小故作重譴，亦必不使朱、潘、秦等，受辱於牛鈕、高士奇之流。則陳其年果真持着柳屯田的那種想法，希冀以詞臣進用，實為大謬。康熙朝自亦有詞臣而得重用者，但於其學問才氣無關，如李光地、徐乾學、高士奇等輩。無非布耳目、驅鷹犬，是一種政治技巧上的高度運用。
當朱、潘被黜時，陳其年已下世兩年。自鴻博試后，他在史館兩年有餘，看花、飲酒、填詞，依然度其名士生涯。其年早歲頗得龔芝麓的照應，所以與龔一輩的高年大臣如李慰、馮溥等，亦都另眼相看。李、馮又為鴻博的讀卷官，於陳新結師生之誼，情分更覺不同。史館的俸給無幾，陳其年常得這兩位老師的接濟，可想而知。至如高士奇者，有心結納，而其年意思落落，並無往還。《湖海樓》詞中有《賀新郎》一首，題作“贈高內翰澹人”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