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6）

康熙十年朱國治復起，被任為雲南巡撫。惟一的原因，即由於朱國治以漢人而忠於滿洲，為政苛峻。如果對吳三桂採取強硬態度，則用他到雲南去跟平西王周旋，是最理想的人選。康熙十二年冬，吳三桂舉兵，朱國治首先被害，劉健《庭聞錄》記：

“三桂召各官赴王府會議。中丞朱公率眾往，賊黨不候全害之，刃之下乃死，余皆被執。朱中丞……素為賊黨切齒，三桂使其子飛騎傳諭，不得輕殺，至則中丞已身首殊。”《研堂見聞雜記》謂朱國治被“提出開膛梟示”，則惡之甚，言之亦過甚了。

以上所引敘，皆在證明康熙對吳三掛遲早必叛，已經料定。而防範惟恐不周，亦有事實可稽。表面上幾大臣言官有公然奏劾吳三桂者，無不獲譴，乃是故為安撫，以待謀定後動。其實，對吳三桂的動態，無時不在注意之中。內地入滇投靠吳三桂，以及吳三桂所遣親信赴內地活動的情況，皆有密報到京。方以智的被禍，我的假設，即因以訛傳訛，誤認方以智為吳三桂的親信，潛入安徽。可能為方光琛之子方學詩曾回徽州活動，而方孝標曾入滇獻詩吳三桂，故誤方學詩為“方學士”。而方學士與方以智音似，滿文奏摺中漢人名字皆為音譯，更易誤會。

假設雖可大膽立論，但假設之能成立，必須經過邏輯的考驗。逐次排除其不能者，至最後僅剩者，方能作為假設。今按康熙初年屬於“謀反大逆”的案子，不外朱三太子的傳聞，及三藩之亂。干連朱三太子的疑案甚多，且每與和尚有關，似與方以智的情況相近。但果為推戴朱三太子以起事復明，則方以智即或被誣，固與名節無損，方中通不必以死力爭，一通道理已在前面談過，無須多說。其次，謀反決非一人之事，干連必眾，王夫之論族誅曾申明其義。而方以智一案不聞有他人牽連，孟心史先生《明烈皇殉國后紀》篇云：“東華錄自康熙十二年始，屢破獲朱三太子干連犯案，多不勝載。”是則方以智如干連朱三太子案，何以官書獨無記載。凡此皆足證明，方以智與此類案件無關。

至於牽涉及於三藩之亂，如歸罪於謀反大逆，則又分兩種情況，一為事發的按問，一為事前的猜防。方以智案雖發於吳三桂舉事之前，但吳三桂反形早著，康熙防堵甚嚴，已如前述，則誣指方以智為吳三桂親信，潛入安徽等地活動，是很可能發生的事，但事必有因，或者方學詩確曾潛回徽州。行蹤曾經廣西，而又誤傳為“方學士”，於是構陷者有意張冠李戴，指“方學士”為方以智，向廣西巡撫馬雄鎮告密，因而移文安徽，逮捕方以智歸案待質。

據《方以智晚節考》所錄資料及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論交篇》兩詩，案發後的情況如此：

一、發難於廣西。論交篇《粵西題請講再三》可證。

二、移文安徽，至桐城方家逮捕方以智，而方以智由幼子中履陪侍在青原。官疑方家藏匿以智，是故“吏卒操兵圍宅，鈴析達曉”。而“道路洶湧，莫不咋指吐舌。在於人情、賓客、門人、故舊遠害引避，固宜其然”（方中履《宗老臣梅先生七十序》）。則有幾天的搜索，或者直至方以智被逮，方始撤圍，皆可想而知。

三、桐城搜查不獲，移文江西逮捕，此涉及三省的因由，情況非常單純。

四、江西泰和富人蕭孟藏方以智於複壁，其後乃由水路赴廣西報案。此出於方以智自己的主張，或者他人所勸，則不得而知。但可確言者，方以智願就複壁，絕非畏罪，而為不甘致禮於異族衣冠之前。惶恐灘自裁，亦為此意。當初披緇，大致亦為避免作清朝裝束。

如上所述逮捕情況而言，凡稍知清朝司法制度者，皆可想像得到，方以智涉嫌的罪名雖異常嚴重，而案情固甚簡單。因如案內述及方以智如何從事謀反的活動，則本人未獲，家族必定被捕就審，藉以偵訊方以智的一切。今觀資料所載，方氏家族除中通願同父生死，自甘投獄以外，固皆安然無恙。

然則案情簡單到如何？就方中通兩詩篇推斷，不過查證一名字而已，大致廣西原咨是：聞有安徽方學詩或方學士潛回活動，不知是否方以智？當案之初起，不明究竟自易涉張皇，所以“三省羽書急如箭”，但其事本易於辨明，最清楚的是，方以智自順治年間南歸后，足跡即從未再到兩粵滇黔，是故複壁之出，不過到廣西“過堂”即可結無事。而方以智即因不甘生前受辱，故自裁於惶恐灘，以文信國自擬而明志全節。但官方則必報病故，因如報自殺則必欲追究其自殺之因，究系畏罪，或有其他凌虐致死情事，豈非自找麻煩？地方官縱不明此中訣竅，但司刑名的幕友則必如此辦理。

於此可知，方以智自裁，地方官報病故，而案情亦原已明了，方以智與吳三桂無涉，與方學詩或方學士不過音聲近似的誤傳，則此案實已不了而了。但案牘未結，所以方以智的靈柩不能歸葬。因就司法的手續而論，或恐須開棺相驗，以及查察當時的情況，靈柩須留置於原地。

疑問是案牘何以不結？此須就兩個角度來看，在官方，案子已了，形式上的結與不結，無關宏旨，而所以不結者，因別有關礙。在方中通，則案牘不結，無正式官文書宣示方以智被誣，則各節不能昭雪，因而不肯出獄，“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非是不遵宛轉之深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不測者非生死不測，而是名節被污。

然則關礙為何？當康熙十年時，朝廷對吳三桂雖已有作最後制裁的決心，但表面仍作優容之狀。方以智一案原為秘密防範措施中所發生的波瀾，自不便公開其事。否則，便適足資吳三桂以口實，而道路流傳，吳三桂將反，朝廷防制甚力，則影響民心，影響甚巨。至兩年後“題結”，已是康熙十二年七月，吳三桂踵尚可喜之後，自請移藩之時。廷議中康熙諭韋臣：“三桂蓄異志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發，猶可制也。”瀕臨決裂階段，無所顧忌，故方案不妨題結。

最後，要破釋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何以方中通抵死要辨清其父與吳三桂無涉，更不會為吳三桂效任何奔走？此即因永曆帝為吳三桂所殺，昆明五華山平西王府即為永曆故宮。當三桂決意反清時，曾議出師之名，不可假借，劉健《庭聞錄》云：

“三桂集請士議舉兵之名。劉茂遐謂：‘明亡未久，人心思奮，宜立明后，奉以東征，老臣宿將，無不願為前驅矣！’方光琛云：‘出關乞師，力不足也，此可解於明。永曆已竄蠻夷中，必擒而殺之，此不可解矣！’”

由此可知，恢復明室的名義，連吳三桂的謀士亦知不可假借，可以想見明朝遺民對吳三桂的剿絕明后之深惡痛絕。方以智曾為永曆拜為大學士，雖君臣之道不終，但名分既定，舊恩難忘，則與殺永曆的吳三桂，其仇不共戴天。而謂之為竟為吳三桂所用，無異認賊做父，一生名節，盡皆掃地。此所以方中通如有人子之心，必不忍坐受坐視。而方中通所一再強調其父的志節，固不在反清而在存明，表其始終為盡忠明朝的遺臣。必明乎此，始知方以智所保的晚節何在？

方以智三子，皆學行醇謹。尤其難得的是，如鄧石如所云：“方氏閨門所富文采”。《清詩紀事》陳舜英條前記：

“陳舜英字玉佩，溧陽人，名夏第三女，適方中通，在順治八年。撰《文閣詩選》一卷，有中通姊方御序。清言娓娓，如敘家常，不作議論，才女也。舜英詩亦超脫，惟觸事興悲，蓋境遇使然。附其女如環如璧和章，婉約可誦。方氏閨門多富多采。方孟式妹維儀有《清芬閣集》七卷；方孔妻吳令儀有《秋佩居遺稿》一卷，最有名。”

按：朱竹《明詩綜》錄方維儀、方維則詩，記方維儀：“桐城人，大理卿大鎮之女，嫡姚孫，再期而大，遂請大歸守志，有《清芬閣集》。”方維則：“大理卿大鉉之女，嫁生員吳紹忠，有《松茂閣集》。”又記：“方氏三節，一為孟式，字如耀，大理卿大鎮之女，嫁山東布政使張秉文，濟南城潰，同其夫殉節，贈一品夫人，有《紉蘭閣集》；一為維儀，年十七而寡，壽八十有四；一為維則，十六而寡，壽八十有四。”此外《方以智晚節考》曾記中履妻張瑩亦為才女。張瑩即張秉文之侄；亦為康雍年間貴盛無比的張英的堂妹。

張秉文殉難事見明史《忠義傳》，秉文有兄弟二，一名秉彝，即張英的父親；一名秉貞，明朝崇禎四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撫。入清於順治十年由兵部右侍郎調升刑部尚書，不久改兵部，死於順治十二年。其女張瑩即方中履的妻子。

張瑩亦有詩集，而見稱於鄉黨者，德勝於才，《方以智晚節考》引方中履《亡妻行略》述辛亥之禍云：

“君處之坦然不亂。與余書札往還，惟大節是礪。君最孝於母，至是絕不歸寧！曲：‘吾生死方氏，豈跬步離哉！’”所以“坦然不亂”，正因方以智之禍，罪嫌雖重，而情節固一剖即明，無所用其張皇。至於“絕不歸寧”，亦為避免株連及於母家之意。類似案情，最忌不可與言而言，勢必揣測多端，反致紛擾而益難澄清，張瑩跬步不離方氏，確為明哲之計。

方中通的岳父，亦為顯貴，即清初南派的首腦溧陽陳名夏，已見前述。《清詩紀事初編》錄其詩二首，皆為五律，第一首題為《聞亂》：

“烽火傳來急，風生滿目塵。何方為樂土？此地慰慈親。患難尋常事，艱危疾病身。長安消息遠，愁殺未歸人。”

玩味此詩，乃甲申之變時所作。“未歸人”者，其父名夏。陳名夏崇禎進士，官至戶、兵兩科都給事中。李自成破北京，降附，為阮大鋮列入“順案”，以致不能南歸，次年在大名降清。其時輾轉流離，消息不通，家人不卜其存亡，所以舜英有此詩。清初南北兩派，皆倚滿人為重。陳名夏獲罪，出於寧完我所劾，而論死則因“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則究非良心已死者可比。如果阮大鋮不因私嫌有意辦“順案”以排擊東林、復社中人，則陳名夏可能南歸隱居。小人行事，往往逼人為惡，而不能與人為善，類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