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5）

方中通《陪集》，余英時先生亦未得寓目。《方以智晚節考》所刊“重要參考資料”，方中通《題結粵難文至感泣書此》、《論交篇贈侈儼若》兩詩，乃轉引自《清詩紀事初編》。此書錄方中通詩四首，除上述兩詩，另兩首。一即《與湯道未論曆法》，一為《木蘭女廟》。細玩余先生所曾引的兩詩，於方家“粵難”經過，亦大有可以參悟之處。《題結粵難文》云：

“君不見，一門爭死稱孔氏，弟兄子母垂青史。又不見，西川豪傑附黨人，恥不與黨先自陳；彼為友朋尚如此，何況儼然為人子？……回憶難作捐我軀，不料此軀存斯須。”又《論交篇》云：“憶昔患難傾門戶，不肖捐軀系園土。”兩言“捐軀”，又道“恥不與黨先自陳”，似乎“粵難”之作，方中通先不在被收的名單內，乃是挺身自任，思為父代死。方以智三子俱孝悌，何以長幼俱無動作，而獨中通奮身？此或者禍由中通而起，非如此不足以為人子。再進一步推究，方中通的“自陳”，當然先經過“家庭會議”同意，而同意的緣故，可能非方中通自到公堂，不足辨其父之被誣。至於系獄以後，又有不肯出獄的情形，《題結粵難文》有句：“憐我不肯脫羅網，委屈導我真纏綿”；又云：“非是不遵宛轉之深情，乃深痛吾老親之不測”，其情事如見。蓋問官必以案內無方中通之名，宛轉開導，勸其自脫羅網，而方中通堅不出獄。所以然者，方以智自裁於惶恐灘，究系畏罪，還是完節，心事不明，必待昭雪，使方以智的本心大白，始肯出獄。明乎此，始知《論交篇》中“感餘熱血憐余痴”的“痴”字，應作何解。

問題是在這裏，方中通何以必欲“代父直心直如矢”？《論交篇》中又道，“我父生前受名累，身後患難尤難堪”，何以謂之“身後患難”，又何以較之生前尤為“難堪”？惟一的解釋是方以智的被誣，乃是名節被污，其所惡有甚於死者。不願“對簿虜廷”，下拜於異族衣冠之前，惟有一死，可免此厄。而既死則不獨自洗其無端之污。且當時談及方案，如遇猛虎瘟疫，避之惟恐不速不遠，則期望公道自在人心，輿論能為之洗刷，亦不可能。是故方中通“不畏死，血滿紙，痛哭陳情詳院司”。而方中通妻陳舜英，《粵難作夫子被羈》一詩：“便捐男子血，成就老親名。君指天為誓，余懷刃是盟”，亦道出底蘊，方中通“指天為誓”者，必是父誣不白，寧死不出獄。此與季辛吉名譽不能洗刷，便當辭職的堅決表示，意思約略相仿。

於此，可知方氏仇家所構陷方以智的罪名，必然以智九死所不甘誣服者。論案情，則自為牽涉及於可召族誅巨禍的謀反大逆，但以忠於明室的遺民反清，理所當然，即或被誣，於名節何損？而竟非以死相爭不可，則所誣以何案，略知清初史實者，皆可指而出之。留待后論。

我又頗疑，構陷方以智者，為方中通的至交，甚或曾同問學於穆尼閣。《論交篇》起始，以二十餘句強調人情險，決非無因而發，余如次：

“交道誠難論，何況在今日，變幻態無窮，險情不一。張耳、陳餘少相知，安知凶終機在刎頸時？孫臏、龐涓不同學，安有復有鯨刖之慘，馬陵之悲？茫茫天地一開眼，古今人情若印板，愈厚愈密愈益疏，四海九州之人如同產。噫嘻膚上毛，欲割便揮刀；區區膠投漆，何得久堅牢？又如相依復相遷，幸舍代舍遷不倦；今朝武安座上逢，昨晚魏其門下見。較量輕重只爭毫髮間，趨舍何必死生與貴賤？”

此詩引用古人凡五，“今朝武安座上逢，昨夜魏其門下見”，乃指籍福。“幸舍代舍”典出《史記孟嘗君傳》，處賓客的館舍分三等：傳舍、幸舍、代舍。總結此詩所引五古人而欲表達其對交道的看法是：見利忘義。引孫臏、龐涓的故事，則又似同學忌才。總之，整首詩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以證交道難論，決非全然為了反襯下文“忽然一遇侯公子”，而是有本事在內的。

至於當時新舊派曆法之爭，則不僅學術之辨，意氣之爭，更關乎生死禍福，窮通富貴，其事之嚴重，以及爭鬥之烈，遠超過後世的想像。只以在學術上康熙親自主持，且新優於舊，亦成定論，故舊派無法翻案，其爭鬥過程，遂亦漸漸泯滅，蛛絲馬跡，猶可想見彷彿。阮元輯《疇人傳》，楊光先傳後有論。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羅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毀之，蓋深惡之也。光先於步天之學本不甚深，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則固明於推步所不能廢也。元（阮元自稱）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著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歙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為西人毒死。”洋人購楊光先所著《不得已》而毀之，其事不可知。戴東原雖為大儒，於永樂大典中搜得王錫闡、梅文鼎所未及見的算書，能正調補脫，可知其天算之學的造詣，但戴氏著作中，有《氣穴記》一卷、《葬法贅言》四卷，是猶不免將天文地理與堪輿混為一談。則於曆法惡西洋而為楊光先張目，亦無怪其然。至於“西人毒死”楊光先，就情理而言，殊不可能。不過，楊光先一疏，謂選榮親王葬期錯誤，用心實嫌惡毒，湯若望被誣既已大白，楊光先陷諸台官於死而竟不抵罪，自為死者家人親友所不甘，因而採取報復行為，或者有之。

以上假設禍由方中通而起，乃因介入新舊曆法之爭而結怨；或者為人見利忘義而出賣，皆待進一步求證，始可判斷此假設有無成立的可能。但方以智被誣的謀反案，必與吳三桂有關。換言之，即助吳三桂謀反，則筆者自信，此一假設，定必不誤。

吳三桂叛清，事起於康熙十二年冬，但異謀早著，而滿清忌吳，則更早始於吳三桂入緬殺永曆帝以後。劉健述所著《庭聞錄》卷四：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加吳三桂爵平西親王。二年，奏繳大將軍印。有內大臣論三桂子額駙應熊曰：‘往日永曆在緬，邊方多故；故予芳父將印，重事權也。今天下大定矣！據之不還何為者？’三桂不得已具疏上之，怏怏不懌。”

此為忌吳的明證。康熙自言，親政后以三事自矢，必欲底成。其一即為撤藩。自鱉拜伏誅，開始積極着手，而以吳三桂為第一目標。

按：康熙八年五月誅鱉拜后，六月以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九年二月以金光祖為廣東廣西總督，馬雄鎮為廣西巡撫，四年以蔡毓榮為四川湖廣總督，七月以王輔臣為陝西提督，十年五月以朱國治為雲南巡撫，十一月以明珠為兵部尚書。據此人事調動，可以析出其意義如下：

一、康熙自誅鱉拜后，立即開始部署撤藩，而以米思翰調補戶部尚書為其起點。

二、撤藩的第一目標為吳三桂，亦以吳三桂難製為第一顧慮。康熙九年對西南、西北文武大員的調動，完成了對吳三桂包圍的態勢。

三、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對吳三桂態度強硬的表示。而以明珠為兵部尚書，則是決心用兵了。

這三點分析，可從上述諸人的背景、性格求得解釋。茲先述米思翰，此人出身於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富察氏，至乾隆年間極貴，米思翰子李榮保，為高宗孝賢純皇后之父。李榮保子傅恆為大學士，傅恆子福康安“一身被異數十三”，而實為高宗的私生子，筆者別有考證，不贅。《清史稿-米思翰傳》：

“米思翰……授內務府總管，輔政大臣從假尚方器物，力拒之。聖祖親政，知其守正，授禮部侍郎，八年擢戶部尚書，列議政大臣。是時，各直省歲賦，聽有政使存留司庫，蠹弊相仍，米思翰疏請通飭各直省，俸餉諸經費所餘，悉解部。由是勾稽出納權，盡屬戶部。十二年，尚可喜疏請撤藩。吳三桂、耿精忠疏繼入，下戶兵工部，米思翰與兵部尚書明珠議，三藩並撤。有言吳三桂不可撤者，以兩議入奏，米思翰堅持宜並撤，議乃定。”

撤藩原為康熙早己默定於心的決策，但當時滿清親貴大臣中或畏三藩勢力，或受三藩籠絡，反對撤藩者甚多。吳三桂子應熊又尚至為額駙，等於他父親派在京中的坐探，所以康熙對撤藩之意守持甚密，惟與少數近臣密商，米思翰與明珠皆力贊帝意者。其後米思翰一家之貴，固與此不無關係。明珠貪黷弄權，而康熙曲予優容，在撤藩之先，康熙深思熟慮，早已料定，決不能如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之輕易。如最後決裂，不能不用兵，則所持者何？自應有一打算，用米思翰為戶部尚書，並即展開整理財政的工作，即為籌餉的開始。

至於用金光祖、馬鎮雄、蔡毓榮，或因其熟悉地方，或因其忠誠可靠，或因其才具出眾，而目的皆在對付吳三桂。王輔臣之被任為陝西提督，用心更昭然若揭。而康熙之籠絡王輔臣，更出常情之外。劉獻廷《廣陽雜記》有極生動的描寫。記王輔臣與吳三桂之侄應期交惡，以三桂袒侄，致使輔臣寒心，以巨金“遍賄朝廷左右暨用事者”，得補為平涼提督，以後的情事云：

“報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嘆曰：‘小子費亦不賀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汝家貧，人口眾，萬里迢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

吳三桂亦可謂善於補過，輸誠之心，惟恐不至。但手段不及康熙，《廣陽雜記》記召見王輔臣的情況如此：

“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賓屢及；無日不詔人，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主入奏……上謂之曰：‘欲留汝於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汝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定期歲內；上又謂之曰：‘行期近矣！朕不能舍，上天在邇，其陪朕看燈，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擇吉日於上元之後。居期入辭，溫語良久，授以方略，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槍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槍先帝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槍於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兄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槍以賜汝。汝持此往鎮平涼，見此一槍如見朕，朕見此槍如見汝矣！’輔臣拜伏於地，泣不能起。”

雍正以後之籠絡年羹堯，即師父故智，但矯揉造作過甚，令人肉麻。康熙之籠絡王輔臣，則確能使被籠絡者死心塌地。當時康熙所以不惜降尊紆貴如此，正可反證他對吳三桂防範之周之密。至於吳三桂既反，王輔臣竟未能發揮康熙所預期的作用，則又為另一回事，論王輔臣本心，固未負康熙。

康熙十年調朱國治為雲南巡撫，為康熙決意制服吳三桂，不惜決裂的表示。朱國治其人，在康熙初年，為江南士林的公敵。

朱國治不久去官，走得很不光明，無名氏《研堂見聞雜記》云：

“撫臣朱國治既以錢糧興大獄，又殺吳郡諸生一二十人，知外人怨之入骨。適以丁憂罷。故事：隸旗下者例不丁憂，守喪二十七日，即出視事。公守喪畢，具疏請進止。朝議許其終制，另推新撫韓公世琦尚未蒞位，朱恐吳人為變，倉猝離位，輕舟遁去，吳中為幸。朝議以大臣擅離泛地，擬降五級，而嚴旨切責，革職為民。”

按：三年之喪照例守制兩年三個月，亦即二十七個月為服滿。旗下改月為日，父母之喪只“穿孝二十七日”。朱國治具疏請進止，乃自知眾怒難犯，急謀退隱。新任巡撫韓世琦，亦為漢軍。隸正紅旗，原任順天巡撫。順治十八年十月裁順天巡撫一缺，韓世琦即改調江蘇（彼時猶稱江寧巡撫）。順天即瀋陽，赴調需時，而朱國治去職而未離位，形勢益危。其時蘇州民風尚未如後來之柔弱。天啟中，魏忠賢遣東廠緹騎至蘇州逮捕周順昌，白靴校尉為吳人擊殺，前之可鑒，所以朱國治輕舟遁去。至於遭遇“革職為民”的嚴譴，自是朝中因為秦銷案辦得太嚴刻，有意貶抑朱國治，借平民憤。